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程永新，高级编审，《收获》主编。担任责编的贾平凹的《秦腔》、苏童的《黄雀记》、李洱的《应物兄》获茅盾文学奖；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著有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气味》，小说集《到处都在下雪》《若只初见》，随笔集《一个人的文学史》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收获》杂志。图片由朵云书院提供

1957年，由巴金、靳以主编的《收获》创刊号在上海出版。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它依托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生机勃发的现代都市，延续五四新文化血脉，坚守文学独立品格，“把心交给读者”。

2022年，65岁的《收获》早已有“中国最好的文学期刊”之称。9月8日，《收获》65周年庆典的第一场大型活动开启，由微信视频号直播的“无界文学夜”，是《收获》第一次通过竖屏方式、以视频号为载体，走向读者与青年。

程永新，《收获》现任主编。1982年，他从复旦大学走进巨鹿路上海作协的爱神花园，至今恰好40年。“在他漫长的编辑生涯里，每天面对着《收获》这块金黄色的文学殿堂的牌匾。他春耕，别人秋收。”用作家苏童的话来说，数十年来潮起潮落的文学现场，程永新在前沿听浪观涛，经年累月地审视他人，同时也更加敏捷地发现自己。

传统·传承

解放周末：在爱神花园这40年来，回想起来，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画面会是什么？

程永新：第一个画面，是给巴金先生过生日。

对《收获》而言，巴老是创办者，也就是“种树”的人。我们这些后来者都是在大树下纳凉、被庇荫的人。每年秋天11月，编辑部总会买好蛋糕、带着鲜花，一起去巴老家祝寿。

去巴老家，一方面是喜悦，另一方面是很庄严的心情。那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在一篇篇重读《随想录》。这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作品，巴老在其中对中国现实思考所达到的高度，至今都是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巴老在我心目中是“神”一样的存在。

第二个画面，是在这个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作家。

说起来，这一点也和巴老有关系。巴金和刘白羽、曹禺、冰心等作家的关系都很好。他善于团结作家，作为朋友，用心相处，以诚相待。这个传统保持到了今天。我一直说，《收获》愿意是大海，融汇、吸纳从各座山峰上流淌下来的泉水，尽我们所能地团结绝大多数作家。

“50后”“60后”的作家，王安忆、莫言、余华、阿来、苏童、毕飞宇、格非、迟子建、叶兆言、阎连科、孙甘露……都是《收获》的亲密朋友。只要是《收获》的事情，哪怕再有困难，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参与。

“60后”“70后”的作家，须一瓜、路内、小白、钟求是、张楚、弋舟……再到“80后”这一代：笛安、张悦然、周嘉宁、双雪涛、孙频、董夏青青等等，也都是我们的基本作者队伍。

今年《收获》长篇专号夏季卷发表的《火车驶向落日》，是“95后”作家武桐在《收获》的处女作，一部16万字的小长篇。武桐是一位年轻编剧，责任编辑和副主编一直与她保持联系，修改了半年多，才拿出了这部作品。

解放周末：巴金先生对《收获》定下的宗旨，就是要“出人出作品”，这也是《收获》多年来一直坚持的。

程永新：任何事情，只要大方向对，持之以恒就会产生影响。比如《收获》每年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从这里走出了一代代青年作家。再比如诗歌专栏“明亮的星”。读者有个印象，以为《收获》不登诗歌。其实《收获》过去也刊登诗歌。我们用特殊的方法恢复了这个传统，每期推荐一位诗人，请评论家写文章。《收获》在诗歌方面的努力慢慢得到了文学界的瞩目。

解放周末：我注意到，您的办公室里，还有两位“95后”编辑的办公桌。这个安排是有意为之吗？

程永新：这两年，《收获》编辑部陆续进了几位年轻人。我们的确非常重视对这批年轻人的培养，经常和他们开会、聊天，即便是今年上半年居家办公的特殊时期，我也鼓励他们不要懈怠。

文学事业需要传承，文学编辑也不能后继乏人。拿我自己来说，受前辈知识分子的影响就比较大，无论是在做人方面，还是在对文学的理解方面，都有很深的影响。编辑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要以诚待人。作家信任你的人品，才会信任你的眼光和审美，听从你的意见。新入行的编辑，判断作品的眼光可能还不够坚决，稳定性也有待加强，这方面需要资深编辑传帮带。

我希望编辑部可以形成一种交流机制。我们严格健全“三审制”，每篇稿件要有两位编辑看过才送到主编手里。这不只是规范程序，也可以让年轻编辑与资深编辑有所交流、有所碰撞，互相学习、互相影响。

视野·学养

解放周末：编辑与作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需要“掰手腕”？

程永新：编辑常常被比作“作嫁衣的人”。如果作品像作家的女儿，女儿“出嫁”，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首饰，会征询别人的意见。编辑就是那个被问到的人。

编辑和作家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然，也有你说的“掰手腕”的部分。假使编辑说服不了写作者，他就不会按照你的意思去修改。合格的编辑要让写作者信服你是他最贴心的人，所有的建议都是为了把作品“打扮”得更漂亮。

解放周末：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学编辑有哪些新的要求？

程永新：社会的变化和文学的更替，要求编辑的视野更加开阔。年轻编辑尤其需要培养一种素质，能用敏锐的眼睛捕捉和发现有潜力的写作者。除了传统的“纯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都要有所关注。

今年初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我要求年轻编辑都去看，专门讨论这部电视剧为什么能火。《人世间》原著是茅奖作品。从文本角度来看，当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的，可从小说到电视剧，导演，特别是编剧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电视剧呈现了几十年间老百姓的生活、中国社会的变化。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能打动人？是如何点中中国人的“穴位”的？需要大家聚在一块儿讨论。

编辑不光是做案头工作，不光是看书、看稿，更要关心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当下走红的文艺作品，要有研究和思考。这也是《收获》编辑部的一个传统——营造民主、平等、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下，每个人兢兢业业地做文学的“守护者”。

解放周末：要成为一名好编辑，靠天赋更多还是靠经验更多？

程永新：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当然得靠学识靠修养。

作为编辑，要非常熟悉中国文化的历史，比如从《红楼梦》到鲁迅、沈从文、汪曾祺、莫言、余华的作品，实际上有一种继承关系；对西方文学史，从19世纪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最好都要系统地读过，只有这样，才能判断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向谁学的，学得好不好，有没有融入本土经验，有没有创新的东西……只有对外面世界有足够的了解，对中国悠久的文化有相当的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发现当代的好作品。整体的知识储备可以帮助你经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做出相对精准到位的判断。

除了学识修养之外，还的确需要那么一点点天赋。罗兰·巴特曾经概括艺术家的三种美德：警觉、智慧以及最为诡谲的不稳定性。文学和艺术是相通的，所以，需要编辑有一点天赋、一点直觉，能对艺术家的不稳定性作出正确的判断，发现文本的意义。当然也不能走极端，过于强调天赋，更多的还是依靠学习依靠经验。遇到的事情多了，自然就能积累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如何与写作者沟通。

解放周末：所以说，好编辑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程永新：是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或者说可以通过不断学习获得。学习全面了，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上。

其实，作家们就是非常善于学习的一群人，他们研究的就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讲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编辑的学习不能落后于作家。

弯路·直行

解放周末：在爱神花园的这些年，《收获》有没有经历过艰难的岁月？

程永新：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阵，纸张价格和印刷工费上涨得厉害，《收获》的确有过一段艰难的日子。

前一阵，我去长沙，见到湖南作家水运宪。他的小说《祸起萧墙》1981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一举成名，这篇作品就是我们的自由来稿。当地人管水运宪叫水哥，到长沙见到水哥，我感觉特别亲切，有一种亲人的感觉。《收获》最难的日子里，正是水运宪等一批作家带头捐款，可以说是患难朋友。

解放周末：据说，那段时间，您也想过转行？

程永新：那段时间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我的大学同学在做房地产，怂恿我辞职，让我管理一家文化公司。我从小跟母亲、姐姐住在一起，那时就是想要一套独立的带煤卫的住房，因此心思有些浮躁，经不起诱惑。

我一冲动也跟编辑部谈起过，主编李小林不同意。她说，以后《收获》总是要交给年轻人的。

当时尽管还有点不情愿，回过头看，没有离开《收获》，日子过得平静、平淡，更加适合我的秉性。

做生意要跟人谈判，要狠得下心来。我根本适应不了商人这样一个角色。而做编辑，一是喜欢，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中，我都乐意与热爱文学艺术的人交流、交往。二是做这份工作比较得心应手，可以尽可能地凭自己的能力做得更好一些。这也是我后来再也没想过离开《收获》的原因。

解放周末：虽然您说自己不善经商，但在我的感受里，您带领的《收获》，身段是灵巧的。这些年，无论是收获文学排行榜、收获故事工场、收获App，还是今年发行数字藏品、举办里程文学院开放课堂，在开拓新的领域、拓展新的形式方面，《收获》不断有新的举措。

程永新：社会和时代在发展，从《收获》的角度而言，我希望它是不守旧的，能够努力跟上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我不适合从事商业活动，羞于拉下面子，但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一点不保守。《收获》可以利用它的资源和影响力，做一些事，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扩大文学的影响力。只要是对文学、对社会有利的，为什么不去尝试？

解放周末：尝试未必都能成功，但一直往一个方向努力，没有半途而废，就一直在接近想要达成的目标。

程永新：也有人觉得，办好刊物就够了，何必去做这些事？但我觉得，文学的边缘化是事实，包括传统的文学期刊和阅读方式，的确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比如这次上海疫情期间，实体刊物难以正常刊印、发行，电子阅读的需求量变得很大。通过《收获》公众号、《收获》App、收获文学榜等平台和内容的尝试，《收获》创造了一个更新的接地气的形象。比如《收获》App，就要与纸刊形成错位与互补，推荐更多年轻作者和适合电子阅读的作品。我们的思维一定不能保守。当然，前提还是坚持内容为王。

我们不敢说自己是“中国第一文学刊物”，但要以文学刊物“天花板”为志向。《收获》在文学界的声誉不错，我们要维护好这种声誉。在上海办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这也是我们和兄弟刊物《萌芽》《上海文学》《上海文化》等同仁们要共同努力的。

说句玩笑话：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上海文化的优良传统，要是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失了，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

青年·无界

解放周末：1987年，《收获》推出“先锋作家专号”，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如今，在《收获》亮相的青年作家和当年的青年、当年的先锋相比，有什么不同？

程永新：文学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初期，从那个特殊的年代走来的人们，对历史的反省、对现实的思考，大多是通过小说付诸实现的。在文学阅读中，人们寄托了自己的愿景和情感。同时，文学成为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或者说消遣方式。

因此，文学在变化。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代表了作家们在寻求突破。包括后来的先锋小说，向世界经典学习，甚至带着一点模仿。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通过一次次摸索和实验，中国作家寻找到一条相对宽阔的路。一些标志性的作品都出现在那个时期，比如《长恨歌》《活着》《生死疲劳》、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苏童的一系列作品等等。

当时，这批年轻作家冒出来，带着虎虎生气和激情，有着冲破“禁区”的热量和能量。这是文学转型的时期，带着时代的印记和强大的生命力。

解放周末：它们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天的年轻写作者没有经历过那个特殊的时期。

程永新：确实没有经历过，但我还是要说，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它的大作品。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境遇不同，但他们同样代表着明天、代表着希望，洋溢着青春的创造力。

今天所处的当下，文学的发展相对趋于平稳。越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更加考验对世界、对生活、对人性的体察，更加考验作家的能力。我比较乐观：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人所创造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大作品，或许暂时还没有出现，但一定会出现。

解放周末：这种信心从何而来？

程永新：年轻一代的作家，信息来源很多，又经过系统学习，知识结构完备。知识结构和学养与过去完全不同，他们对生活的思考、写作的切入点就会与他们的前辈非常不同。比如最近我让年轻编辑关注的一位“80后”科幻作家刘洋。他是凝聚态物理学博士，他的作品涉及的是当代科技发展最前沿的知识。

近年来，像孙频、双雪涛、班宇……这些年轻作家的作品频频登上各类年榜，很有实力。很难预见，他们未来还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能写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我相信，属于这个时代的大作品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也极可能是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和形态。我鼓励我们的年轻编辑要与年轻的写作者交朋友。作为编辑的职责，就是跟踪最有才华的人，守候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解放周末：去年，《收获》办过一场“无界对话：文学辽阔的天空”论坛，参与者有网文“大神”，有茅奖获得者，有编剧，有公号创始人。主持论坛的评论家何平说，一场活动包容这么多不同“部落”“圈层”的写作者很少见。而“无界”后来也成了《收获》很多活动的主题。

程永新：就像我一直强调的，《收获》要成为大海，大海是“无界”的。我们要传承，也要突破。“无界”表明了我们的一种期许，一种追求——让文学走出书房，走向广袤的田野大地，为人们的生活、为丰富读者的精神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收获》65周年，我们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上海的“最高”书店办展览；前不久去了湘西，和当地企业发起“酒鬼酒·无界文学奖”；还要设立创作基地、举办无界文艺青年节。无界文学奖和其他文学奖项有些不一样。从它的奖项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包括演绎小说奖、入画散文奖、传唱诗歌奖，所重视的是跨界。小说与影视，散文与绘画，诗歌与音乐，都可以发生各种跨界的可能。

目前，收获App已经有一些收入，正在慢慢培育收费阅读。未来，《收获》要继续坚守阵地，要让我们的后来者能够继续优雅地、纯粹地办“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为社会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这是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