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生写过万首诗的人，我所知者有三位。

第一位是大诗人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我对他很熟。他的“观”应读去声（音同“罐”），一般人很少知道。我曾撰文谈过此问题，仿佛掌握了他一个小秘密，暗怀着欣喜。他留给后世的诗，有九千多首，加上删削或散佚者，总数应在万首以上。中国诗歌史上为数不多的质、量并优者，他是其中之一，且可排第一。他所有的诗，我基本读过一遍以上，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内容就是围绕他的。我还精选过他的诗，出版了一部评注读本。他的万首诗中好作品太多，我最爱的还是那两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但我总觉得他有点可惜，在宋代活了86岁，绝对高寿，身体那么健康，精力旺盛得用不掉，只用来写诗是否有点浪费？他的诗里充满真知灼见，关于政治、历史、人生、天理，都有很深入的思考。可惜，这一切精彩只自足于诗里。他自己也不满于做诗人，可偏偏还要写那么多！他终究未能成为哲人或政治家。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兑换成句子，写成了万首诗，也为万首诗所累。

第二位诗人，我跟他不熟，也不想跟他熟。他叫爱新觉罗·弘历，一般人都叫他乾隆。

关于他的点滴，基本上是被动获知，我从不曾主动去了解他的过往。我平日也爱读读帖，二王的，苏黄的，文衡山的……一读帖，就往往遇到他，避都避不开。他是属于敢“下狠手”的那类人，古人墨迹不论真假，他都喜欢鼓捣一番：题一些粗浅的诗句，盖几个硕大的图章。他的字不很差，但离好十万八千里。我最佩服他的一点是：擅长找位置！古人墨迹上的“C位”几乎都被他占了，你感觉绕不开他，借用一句“肥陈”（Eason Chan）的歌词：往街里绕过一周/他还是没化乌有。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而且据说可以写出“无穷大”数量的诗。《四库全书·御制诗集提要》有他诗歌数量的初步统计：260卷，24240首。这只是臣子们校刊过的，还有“未经剞劂宣布者，尚不知其数”。毋庸置疑，他自然是有才华、能力强的人，但似乎要得太多，什么地方都想“插一手”。他自号“十全老人”，想必也在数字里沉沦了。他的几万首诗，被后人称道、记忆的，恕我寡闻，似乎一句也没有。而他的“前辈”刘邦，一生大约只作了两首，“大风起兮云飞扬”却一直被文学史提及，他不知对此作何感想。他写了万首诗这一事实，不禁让我想起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的一句话：“别试图获取不属于你、不为你准备的力量，上天让你免于此累。”钱锺书评价乾隆的诗“兼酸与腐，极以文为诗之丑态”，我虽未读过他的集子，但还是相信的。

第三位诗人，我庆幸与他有一面之缘。遗憾的是，我不能再次拜见他。

他叫张健，1939年出生于浙江嘉善，2018年逝世于台湾。我最近才痛闻其噩耗，并为许久未打听他的消息而自咎，写此小文，也是想略抒怀念。

结识这位长辈，起因也是“万首诗”。十多年前，我去台湾一所大学交流。在台湾查阅文献的时候，读到一则材料，说是南宋人周必大写过两万首诗。我当时正在写宋诗的博士论文，见此甚感惊讶，因为据我所知，宋代除陆游外应没有第二人写诗过万。文献材料的编者正是张健，我应该是通过台湾大学的网站，获得他的电邮地址，于是鼓足勇气，给他发了一封求教的email。张健先生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他的导师是台静农，硕士论文是《沧浪诗话研究》。他的治学领域，涵盖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勤于研究与创作，著述极丰。我记得，我当时把台大网站介绍他的页面，下载到电脑里以勉励自己，页面上罗列了他近百部著作。他很快给我回信了，语气谦和，告知我“万首诗”的说法，似乎来自一则清人笔记，真实性应不太可靠。

不久，我就与几位同学去台北旅游，拜见了他。他的家很大，客厅里都是书，光线有些暗，书架上灰尘略厚。过客厅，进书房，就见一面窄墙，红红绿绿的，原来架上都插满了日记本。他指着满墙日记对我们说：“你们随便翻看好了。”见其他同学都抽出日记，我觉得我不抽似不好，遂也抽了一本。我刻意不去看文字内容，只观察日记本的形制，品味他硬笔书写的风格。他用的日记本，我至今印象深刻，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精装、锁线、竖排，扉页印着一张中国大地图。我也喜欢竖着写字，后来买过两册同款日记本，但发现其用纸已是近来的轻型纸，质地松，不适合钢笔书写，也就作罢了。

聊天的时候，我想更多听他谈诗，但他只谈人生往事，多谈与女性的交往，包括与女学生的恋爱。同行女同学听得有滋有味，我则有些坐不住，暗怨自己拙于言辞，不能将话题转移到诗上去。很多年以后，我才醒悟自己的拘执。那天晚上，他请我们吃了饭，我请他在他的大作《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学生书局1985年版）上签了名。

道别之后，我们同行的几位便略抒感慨，大家有两点共鸣：一、他是性情中人，丝毫没有大教授、大诗人的架子，随和且坦诚，几十册日记任人取阅，能毫无保留把恋爱经历告诉初次见面的晚辈；二、他家的卫生间，散发着一股异味，似乎长时间没有打扫，我们都闻到了。他那时已70岁，家中不见女人。他告诉我们，他的婚姻似乎出了点状况，我们自不便多问。我想，一个写了一百部书、万首诗的人，也许只适合恋爱，而不适合婚姻的。陆游的万首诗中，也没有一首写他的妻子王氏。王氏陪伴陆游五十载，生了七个儿子，71岁去世。

他自195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秋千上的假期》（蓝星诗社）以来，诗歌创作总量，据说有一万多首（台大中文系撰《张健先生事略》）。他的诗，我读得不多，风格也不合我口味，但我相信他的水平。我藏有一册洪范书店1989年版的《现代中国诗选》，从沈尹默、胡适选起，选到1965年以前出生的诗人，共97家，张健先生也在其中，且入选3首，数量不算少，可知他在台湾诗坛的地位。最近出版的郑慧如《台湾现代诗史》（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版），评价他说：“在1950─1969的台湾现代诗史中，张健是最待发掘的矿藏。”“矿藏”是很高的评价，但“待发掘”三个字，又不免让我心生苍凉。原来万首诗，并不能驱散他的身后寂寞。

我与张健先生的邮件往来，已了无痕迹，当年注册的电子邮箱已停运。人生有些事情，该记住的总会记住，哪怕没有实物留存，哪怕没有一字节数据。邮箱的停运，虽说客观上造成我们无法继续联络，但并不能减轻我的自咎。十多年来，我没有想过去打听他的近况。我总一厢情愿，想他应该还在这个世上，不用急，将来总有机会再去台湾见他。

一生写万首诗，很难；写出了万首诗，一生又有多少不尽如人意。写过万首诗的人，世上也许有不少，而我所知、所不能忘怀的，似只有三位。

2022年9月1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