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艾伟凭借中篇小说《过往》获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镜中》在上市后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艾伟现任浙江作家协会主席，为中国60后代表作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该剧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等台联播时，一度达全国卫视黄金时段收视第一。

一直以来，艾伟被誉为作家中的“人性勘探者”，他的作品如何聚焦现实生活，深入勘探人性的幽微处？在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及新书《盛夏》出版之际，艾伟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从《过往》到《镜中》：

寻找心中的光芒，真诚面对自我

广州日报：中篇《过往》获颁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谢有顺评论指出：“《过往》以其独有的故事张力诠释了人性的美德和宽恕的力量。”这部作品在广州各大书店成为热卖图书，能否给广州的读者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缘起及获奖感悟？

艾伟：《过往》是十多年前从一位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是以她母亲为原型，其中一些细节得自她的讲述，但小说的故事是另起炉灶，完全虚构了。朋友讲述的这位母亲令我十多年来难以忘记。这个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部关于家庭伦理的小说，其中的情感完全是中国式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血缘亲情是人世间最为深刻的关系。《过往》写到了母亲与三个孩子之间的亲情羁绊，还写到兄弟姐妹之间复杂甚至是粗暴的关系，他们内心深藏的爱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喜欢中国人这种缘于血缘的曲折的表达方式，粗暴里深藏着爱。在中国，血缘亲情是谁也逃不走的，某种程度上是具有永恒性的一个命题。中国人的血缘亲情，沉默如海，很像我们小说创作中的“冰山理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轻易表达情感，内心深藏着认同感、归宿感以及饱满的温情，我们性格中这种委婉曲折的情感表达方式是非常迷人的。

广州日报：你的最新长篇《镜中》，同样引发热议。评论认为这是艾伟创作成熟时期的转型力作，《镜中》比之过往作品的自我突破之处，您怎么看这部长篇？

艾伟：写作《镜中》时，我以前写作中所涉及的元素都弃之不用，我在这部小说里设置了镜子和迷宫两个元素，同时以建筑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世界，好像音乐在一幢迷宫船的建筑里回旋，同时我在这部小说里是有所依凭的，其一是建筑所带来的天生的类似一种仪式感，另外试图探询东方文化在我们心灵里起到了的作用，正是有了这种依凭，使得我能够打开和书写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的一些朋友读完《镜中》后，私下发短信我，对这部作品给予慷慨赞美，我非常开心。

广州日报：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很少有中短篇获奖，这是因为中短篇小说是“刀尖上跳舞”的艺术,中短篇与长篇的创作比较而言，二者您认为谁的难度更大？

艾伟：我个人认为要写好，都不容易。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特点。短篇小说我觉得是天赐之物，好的短篇就像一枚闪闪发亮的宝物，在暗中等待一位作家把它捡走。中篇小说是一种极有力量的文本，鲁迅的《阿Q正传》、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加缪的《局外》人都是中篇小说，都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令人难忘的小说，也成了三位大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需要更宏大的精神重量，它不光是字数的问题，有些长篇字数很多，可精神含量也许比不上一个中篇和短篇。长篇小说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故事，还需要作家对人间有整体性洞察和发现，需要作家强大的思想能力，广博的知识储备，丰富的人生阅历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认为长篇的难度肯定更大一些。

关于“人性勘探者”：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广州日报：您被誉为当代文坛“人性勘探者”，以对于人性幽暗的挖掘之深刻著称。阿来说：一部作品如果连续再版，就应该说获得了“永生证”，能否谈谈关于“人性”方面的创作经验？

艾伟：我们常说“人性”具有恒常性，似乎是千年不变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性中有一个善恶结构，这个大的结构不会改变。但是人性不是那么僵化的，人性是有时代性的，是和时代意志紧密相关的。所以，我经常说，人是被时代劫持的。正因为如此每一代作家的写作才有意义。我们观察这个时代下的人性状况，就可能抵达这个时代的真实现状。人的内部永远和外部相关。

广州日报：您创作颇丰，据悉中短篇集《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也即将出版。作为有“先锋”标签的著名作家，您觉得在每年出版的数十万本文学作品中想要得到读者的认可，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艾伟：每一个作家都希望找到他的读者，毕竟一部小说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有价值，一部作品实际上是被阅读时才被激活。作家给了作品一次生命，但读者可以给作品第二次生命。因为每一个读者的阅读一定和他的人生经验、阅历、生命感觉息息相关，他们读出来的感悟有时候可能是超出作家的想象的。因为我相信小说是一种极具智慧的文本，好的小说它的智慧会超出作家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做的是诚实地面对现实、历史和生活，尊重小说里的人物、器具、季节以及一草一木。“准确”对我来说永远是第一标准。

广州日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部文学作品，读者的评价往往见仁见智。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您看中与读者的交流吗？如何看待读者对您的评价？

艾伟：我会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表达他们的阅读感想。当一位读者愿意写信或者想见作者时，那一定是他喜欢作者的某一部作品。就像前面说的，读者有权对作品做出任何他认为的判断和看法。一部作品应该经得起阐释和批评。但有一点，我觉得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时期，现在的读者太喜欢带着观念阅读了，我认为任何艺术包括小说首先是用来感受的，然后才是其它。观念过强的阅读和观念过强的写作一样，都是不好的。

关于南方文学与“新南方写作”：

续接“南方写作”余韵，捕捉“南方以南”的气息

广州日报：今年即将迎来《花城》杂志社的文学大奖的颁奖典礼，我们注意到您的处女作1996年发布于广州《花城》杂志，你是否有过非常高的文学“野心”或者梦想，能否给读者谈谈这些年你的创作生涯及故事？

艾伟：是的，我的处女作《少年杨淇佩着刀》以及长篇处女作《越野赛跑》都首发于《花城》杂志，可以说《花城》是我的福地，是我文学生涯的起始点，我因此对《花城》特别有情感。我开始写作时，几乎没有文学界的朋友，我当时在宁波孤独写作，写作的学徒阶段也是漫长的，我不停地投稿，1990年代已是电脑打印稿，杂志社也不退稿了。我也不敢一稿多投，往往在投稿三个月没有得到任何音讯，再投寄到另一家杂志。1996年以《花城》发表的短篇实际上1994年已经完成了，1997年在《收获》发表的短篇《敞开的门》则完成于1992年。所以《花城》对我接纳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日后的人生。关于“野心”，开始写作时会有的，但那是不确定的，甚至是随时变化的，始终交织着骄傲和自我怀疑。我觉得“野心”是不可靠的，是一步一步的写作实践才通向某个写作目标。

广州日报：《盛夏》与《南方》相呼应，是关于艾伟“南方文学”代表作，能否给读者谈谈“南方文学”这个概念？

艾伟：南方文学传统在我看来就是这种植物般生长的丰富性和混杂性，其特点是非凡的现实性与跨越所有真实性规则的无羁想象相联系。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与南方文学紧密相关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魔幻现实主义的前世今生》，以一孔之见理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谱系，这一谱系已然成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并且肯定是南方文学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广州日报：浙江是一个文学强省，在你掌舵的这一片文学热土，一直是文坛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广东大湾区陆续出现陈培浩等提出的“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您怎么看大湾区“新南方写作”？

艾伟：我最近刚参加广西民族大学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论坛。我注意到广东、广西的作家们在用他们的小说实践回应着这个概念。生活在江南一地的我们也以南方人自居。我注意到广东人认为除了广东，其它地方似乎都是北方。我想“新南方写作”大概有这么一个地理概念在。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南方写作”还是“新南方写作”，首先肯定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这个地理环境和热带、丰沛的雨水、繁茂的植物以及由此形成的世俗风貌相关。我去过墨西哥，我觉得那儿的植物也有某种超现实性，因此南美大陆的文学和艺术的超现实性是根植于他们的地理环境的。只要是自然生发的生长于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文学，无论如何命名，都是好的，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