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章锡琛的交往始末
作为20世纪著名作家和文化名人，鲁迅和同时代的人有着广泛的交往。据包子衍先生统计，仅在《鲁迅日记》中记载着与鲁迅交往过的人物约有一千九百五十人[1]。彭定安、马蹄疾编著的《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一书，筛选出包括其家人、保姆在内的180人，梳理了他们与鲁迅的交往情况。“所有这些人，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生活中，生活和活动，他们构成一个整体，反映一个时代。从他们的经历和思想、生活、活动中，我们窥见了时代的面貌。这个时代，便是鲁迅曾经在其中生活和战斗过的时代。由此，我们也就具体地感受到鲁迅所处的时代和鲁迅的思想发展状况了。在这些方面来进行对鲁迅的研究，可以说是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对鲁迅研究的扩大和深化。”[2]但是，由于“资料缺乏，或因对其人的评述的意见尚未考虑成熟”，许多人物只好被“割爱”[3]。章锡琛，这位《东方杂志》的编辑、《妇女杂志》《新女性》的主编、开明书店的创始人，出版总署调查研究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辑、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就是被“割舍”的一个。实际上，章锡琛不仅与周氏三兄弟均有密切的来往，而且还以编辑和出版人的身份，介入到鲁迅的文学活动中。有人统计，单是《鲁迅日记》中提及章锡琛（有的也称章雪村、雪村或章锡箴）的就有47处[4]，鲁迅和他之间的直接书函往来也有数十次之多。章锡琛先后赠送鲁迅《妇女问题十讲》《新文学概论》及倍倍尔的《妇人论》等著作，鲁迅也回赠以译著《苦闷之象征》《思想·山水·人物》、论著《中国小说史略》、编辑的《海上述林》（上）以及创作的木刻等。因此，考察鲁迅与章锡琛之间的交往，对于拓展和丰富鲁迅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致说来，鲁迅与章锡琛的交往表现为三个阶段：最初因《妇女杂志》而结缘、鲁迅对章锡琛的强力支持和章锡琛对鲁迅的拥护和纪念。
一、鲁迅、章锡琛因《妇女杂志》而结缘
鲁迅与章锡琛同为绍兴人，而且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同在故乡从事教育活动。1910年8月，鲁迅离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回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并兼任监学一职，历经辞职、复职等波折，曾被越社邀请参加庆祝杭州光复的群众集会并公推为主席，后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直到1912年2月卸任赴南京教育部任职，一年半的时间内一直活跃于绍兴教育界。此时的章锡琛同样服务于家乡的教育事业——1909年在绍兴新设立的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附小教师，不久担任绍兴县小学联合会书记，1911年主持小学教师训练班，兼任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912年离开绍兴赴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因此，不能排除二人存在相互认识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和章锡琛在这一时期相交甚笃，也有可能成为鲁章二人相识的桥梁[5]。但无论是鲁迅还是章锡琛，均未留下这一时段与对方有过接触的文字记录，而且周建人也未提及当时三人交往的情形。因此，鲁迅与章锡琛在绍兴时是否已经相识，也就无法成为定论。
章锡琛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在1921年7月23日：“下午……寄章锡琛信,代二弟发。”[6]当时周作人因患肋膜炎，正在香山碧云寺养病，他与外地朋友的书函往来，大都是通过鲁迅来完成的。在这前一天即22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下午寄章雪村君函”[7]。23日经由鲁迅转寄给章锡琛的信函中，包括了周作人于7月21日完成的论文《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后来发表在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1921年10月第7卷第1号上。当然，这并非周作人与章锡琛首次发生交集，早在后者编辑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时，就发表过周作人的文章——《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一九二○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师范学校及协和医学校所讲)》（1920 年12月10日《东方杂志》第17卷第23期），只不过当时报刊登载尤其是转载演讲稿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多数情况下不必征得作者的授权，而且也没有留下二人交往的记录。1921年8月2日，周作人再次寄信给章锡琛，同时还有寄给鲁迅的信[8]。这一次鲁迅日记中并没有转寄章锡琛信的记录，但他对章锡琛向周作人约稿的事情是清楚的。鲁迅在8月6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对于バンダン滑倒公（即章锡琛）不知拟用何文，我以为《无画之画帖》便佳，此后再添童话若干，便可出单行本矣。”[9]可见，周作人对于章锡琛的征稿，应该是征求过鲁迅的意见。尽管周作人最终没有听从兄长的建议，把《无画之画帖》寄给章锡琛，但后者已经开始引起鲁迅的关注。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此时的鲁迅本人并没有和章锡琛进行直接的交流，而更多地是以旁观者，至多也不过是建议者的身份间接与之接触的。
1920年，章锡琛开始接手《妇女杂志》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围绕着塑造“新女性”的主题，杂志在办刊宗旨、栏目设置、内容革新、语言形式等方面均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这使得杂志的销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暴增到一万余份，从而坐稳了当时女性杂志的“第一把椅子”[10]，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向周作人等名家约稿，就是《妇女杂志》改革成功的策略之一。
章锡琛能向周作人约稿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和周建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在章编辑《东方杂志》之时，周建人就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善种学与其建立者》（《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8期）等文章。1919年冬，周建人跟随鲁迅搬到了北京，和两位兄长同住八道湾宅。他与章锡琛此前的交谊，也就为此后章锡琛与鲁迅、周作人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章锡琛革新《妇女杂志》时常常邀约周建人、周作人兄弟为其撰稿，并在1921年5月第7卷第5号杂志上为周作人做了预告，说是他已经“允许常常为本志作文”，但由于身体原因，《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只有延期了。这一方面是对于杂志的宣传，另一方面也暗含着该杂志已经预定了周氏这篇文章的用意。杂志还说，周建人也已经答应了成为杂志的撰稿人，同时对其《家庭生活的进化》一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但学理圆澈，即行文上也很有文学的趣味，真是极有价值的文字”[11]。此后，周建人便常常有文章在《妇女杂志》上发表。据章锡琛回忆：“当时在北京的友人周乔峰（建人），常常应我的要求寄来不少稿件，有些是他自撰，有些托人撰写。”[12]对于章锡琛而言，成功地邀请周作人、周建人加入《妇女杂志》撰稿人队伍，既解决了部分稿源问题，同时也为今后与鲁迅的密切交往搭建起人脉的桥梁。这也正是其作为杂志主编的精明之处。因为就当时的杂志而言，与能够获得周作人、周建人的稿件相比，从鲁迅那里获取一手稿件的难度更大，即使是《新青年》《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赫赫有名的报刊编辑，也不断地通过周作人向鲁迅约稿，但也并非每次都能如愿。
把周作人、周建人吸纳为《妇女杂志》的撰稿人之后，章锡琛还成功地赢得了鲁迅的稿件支持。这其中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契机和前提，那就是周建人到《妇女杂志》编辑部任职。不同于鲁迅、周作人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而且从事的是影响颇大的新文学创作和思想启蒙运动，周建人主要通过自学，致力于生物学、女性解放等方面的研究；另外，和两位哥哥已经获得新文化运动主将的盛名也无法相提并论，周建人则显得默默无闻了许多。两位兄长为赴京后的周建人操费了不少心思。鲁迅曾在1920年8月16日、21日两次写信给蔡元培，请其推荐周建人赴中法大学以继续从事研究[13]。与此同时，周作人也请托胡适等社会名流为弟弟谋职。后来，周建人进入商务印书馆，协助章锡琛编辑《妇女杂志》。章锡琛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他（指周建人）当时没有工作，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向总编辑室请求，聘他帮同编辑，得到许可。他到上海和我住在一起，彼此共同商讨改进的方针，方向逐渐明确，来稿也逐渐增多。”[14]章锡琛在这里交代了周建人入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杂志的编辑人手不够：“商务对这杂志一向并不重视，只求换一个人，把提倡三从四德、专讲烹饪缝纫的老调变换一下就成，所以只让我一人单干。我接手后，只得一面整理积稿，把勉强可用的略加修改充数，一面四处拉稿，又在杂志上出题征文，再不够自己也写一些，只求能尽快编好。过了三个月，总算把积压的各期赶出。”[15]在这一前提下，他向商务印书馆的老板要求增加人手也在情理之中。这也体现出章锡琛对周建人的重视。
尽管商务印书馆提供的薪水微薄，但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基于家庭方面的原因，周建人于1921年9月2日离京赴沪，入职《妇女杂志》。为此，章锡琛在杂志上进行了专文宣传：“我们今年第一件可以报告读者的事，就是素来承读者欢迎的周建人先生，已经聘请来社，担任社务”；除了表达对周建人的隆重推荐之外，他还宣布：“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先生，文学家鲁迅先生，及妇女问题研究者YD先生、李光业先生等，都允常常替本志撰译文字。这真是本社极大的荣幸”[16]。邀请周建人加入《妇女杂志》，也就能够很自然地把鲁迅这位文坛巨擘同时吸引过来。这一点，章锡琛不仅心里清楚，而且也成功地做到了。鲁迅继周作人之后也成为《妇女杂志》的撰稿人，他与章锡琛的交往也就密切起来。
此后，鲁迅在《妇女杂志》上发表小说《鸭的喜剧》《幸福的家庭》、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以及译文《小鸡的悲剧及译后附记》《一篇很短的传奇及译后附记》等作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章锡琛及其主编的《妇女杂志》的支持。周作人也有论文《圣书与中国文学》《妇女运动与常识》、译作《现代戏剧上的离婚问题》《穿靴子的猫》《爱昆虫的小孩》以及演讲《女子与文学》等刊登在《妇女杂志》上。这些作品一方面与《妇女杂志》的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相契合，另一方面则是作者对女性解放、婚姻、家庭等问题做出的深入思考和精辟表达。就鲁迅而言，从杂志的旁观者到积极地撰稿支持，直接动力源于周建人的加盟，同时也是对章锡琛及《妇女杂志》办刊宗旨与思想立场的认同和支持。另外，章锡琛在创办《新女性》杂志后，还托周建人通过鲁迅向许广平约稿[17]。可见章锡琛对编辑杂志、对经营周氏兄弟这条人脉关系的用心良苦。从章锡琛及《妇女杂志》来看，这不仅进一步充实和壮大了杂志的作者队伍，同时也对杂志本身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因而也就在无形之中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对于鲁迅、周作人而言，也不仅仅是多了一份能发表作品、表达观念的刊物，同时也拓展了其关注对象的范围和深度，丰富了作品的类型与思想内涵。由此也可以说，这对于编者与创作者双方开创了一种互利双赢的局面。
二、鲁迅对章锡琛的强力支持
在获得周建人的加盟，以及鲁迅、周作人的支持助力后，章锡琛对《妇女杂志》的改革更为卖力。他在《漫谈商务印书馆》一文中说道：“周建人能翻译英文，我也学过一点日文，曾经在《东方》帮助翻译，两人就从图书馆借来几种有关妇女问题的英日文书，共同选译，自己也东拼西凑写些提倡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一类时髦的短文，销数竟逐渐增加。尤其是这年秋季出了一期《离婚问题专号》，破例重版两次。”[18]当然，杂志在商业上的成功主要与内容上的大胆革新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密不可分的。1925年1月，《妇女杂志》围绕着“新性道德问题”推出了专号，集中发表了《新性道德是什么》（章锡琛）、《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现代性道德的倾向》（周建人）、《性道德的唯物史观》（沈雁冰）、《爱伦凯的<恋爱与道德>》（沈泽民）、《近代文学上的新性道德》（默盦）、《离婚防止与新性道德的建设》（美国哈脱著、文宙译）等重磅文章，大力倡导以新的性道德代替旧的性道德。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卫道士”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撰文予以攻击。其中，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在1925年3月14日《现代评论》第1卷第14期发表了《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批评章锡琛、周建人的文章成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在本质上是鼓励纵欲的。对此，章、周二人分别撰写《新性道德与多妻——答陈百年先生》和《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答陈百年先生》予以反驳，同样也寄给了《现代评论》杂志。但是这两篇文章不仅被拖延发表，而且内容也遭到了删节。鲁迅对此极为不满，就把周建人的《答<一夫一妻的新护符>》和章锡琛的《驳陈百年教授<一夫一妻的新护符>》两篇文章在自己主编的《莽原》杂志上全文登载出来。他在《编完写起》一文中说道：“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连成一气”，“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而不像论是非，莫名其妙”。“章先生的驳文似乎激昂些，因为他觉得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者便源源而来，就疑心到‘教授’的头衔上去。那么，继起者就有‘拍马屁’的嫌疑了，我想未必。但教授和学者的话，比起一个小编辑来，容易得社会信任，却也许是实情。因此从论敌看来，这些名称也就有了流弊了，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19]不难看出，鲁迅对章锡琛、周建人所倡导新性道德是鼎力支持的，尽管他对章锡琛的激烈言辞在态度上有所保留。
当然，这是在公共舆论领域，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章锡琛及新思想的立场上。而在熟人的私密空间，章锡琛的性格和特点却成为鲁迅的有趣谈资。1921年8月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鲁迅称章锡琛为“バンダン滑倒公”，虽带有戏谑的成分，但决非讽刺和挖苦；9月17日，鲁迅又谈到对章锡琛的印象：“但宫小姐（即宫竹心之妹，鲁迅曾为其推荐稿件给《妇女杂志》）之作，则据老三云：因有‘日货’字样，故章公颇为踌躇。此公常因女人而バンダン，则神经过敏亦固其所，拟令还我，转与孙公耳”[20]。这里流露出对章锡琛犹豫不决性格的些许微词。到了1925年和许广平热恋期间，章锡琛又成为他们的话题之一。首先是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说，鲁迅对她的人生指导太过含混，希望他“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妇女杂志》中答话的那样模胡，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21]鲁迅则在复信中回应道：“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胡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22]前者认为章锡琛的表达态度和方式不够明确，而后者则指出了章锡琛同样有苦闷的经历，其实暗含了一定的幽默成分，同时也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于解决人生与思想苦闷的问题，自己和章一样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只能“模胡”。这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章锡琛“模胡态度”的理解和同情。
《妇女杂志》革新成功以后，章锡琛引起了其他报刊的关注，被邀请编辑《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等。但是，社会上对“新性道德”的攻击，再加上“学者们的喉舌”——《现代评论》杂志的煽风点火，给商务印书馆的高层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章锡琛、周建人被调离《妇女杂志》。章锡琛后来辞职离开商务印书馆。1926年，在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人的帮助之下，另办《新女性》杂志，并逐渐扩展成为开明书店。有一种说法，“开明”是鲁迅给取的名字。作为开明书店创办人之一的吴觉农曾回忆说：“关于用‘开明’二字作为书店的名称，一说是孙伏园起的名，据我记忆，章锡琛曾同我说，是鲁迅先生给取的名，有待再考证”[23]。章锡琛的侄子章士宋也提出：“开明书店的名称由来，有不同的说法，据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史料记载，是鲁迅取的名”[24]。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鲁迅对开明书店的支持与鼓励。
尽管周建人没有跟随章锡琛一起离开商务印书馆，但二人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周建人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好朋友。1926年8月29日，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时途经上海，抵沪的当天晚上就由周建人陪同，“至开明书店访章锡箴”[25]。有人说：“鲁迅此行，是在周建人的要求下，为新开张不到一个月的开明书店捧场来了”[26]。由此可见鲁迅对周建人及其好友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周建人在鲁迅和章锡琛的交往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天晚上，郑振铎为鲁迅设宴，章锡琛不仅在座，而且饭后还到鲁迅的寓所继续交谈。第三天，章锡琛再次拜访鲁迅。即是说，鲁迅在上海短暂停留的三天时间里，章锡琛每天都和他见面、交流，而且时间还很长。这在鲁迅的日记中都留下了记录。尽管双方交流的内容不得而知，但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鲁迅的《呐喊》自费出版后，社会影响很大，于是在孙伏园的介绍下，版权交给了孙伏园的北大同学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中国小说史略》《热风》等也由其出版。但是在1926年鲁迅离京南下之后，北新书局或者拖欠版税，或者不足额支付，使鲁迅产生了与其脱离关系的念头，甚至闹到差点对簿公堂的地步。据曾经在北新书局和开明书店工作过的王燕棠回忆，鲁迅曾产生过将著作权收回并转交给开明书店的想法，而且还就此和章锡琛进行了洽谈[27]。尽管此事最终未能如愿，但在当时众多出版商对鲁迅著作一稿难求的情况下，章锡琛及其开明书店显然是得到鲁迅的信赖和支持的。因为出版鲁迅著作，为出版商赢得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而且还有重要的社会声誉。这对于一般的书店而言是求之不得的。
尽管如此，鲁迅对于章锡琛及开明书店还是保持了更警醒的认识和更高的期待。首先，鲁迅指出：“《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28]这是鲁迅在1935年回忆当年章锡琛被商务印书馆解聘事件的附记，既包含了对章被迫离开商务印书馆所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同情，同时也对其身份转变后做派也随之而变的警惕。这其中包含着鲁迅对一切凌驾于他人之上，特别是具有“予夺别人椅子的威权”者的不满，也是他对盛气凌人、以强凌弱者所一贯持有的警惕和批判态度。其次，鲁迅对开明书店的商业化经营模式也有着清醒的评价。1935年，他在写给郑振铎的信中指出：“书店股东若是商人，其弊在胡涂，若是智识者，又苦于太精明，这两者都于进行有损。我看开明书店即太精明的标本，也许可以保守，但很难有大发展。”[29]这是他对1927年招股改组后的开明书店的评价。看起来，此后的开明书店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收益，而且在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在1930年代中期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鼎足而立，并称“商中世大开”书业五巨头[30]，但实际上，鲁迅更希望书店和出版商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能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即立足于思想启蒙事业，为宣传新文学、新文化和改造国民思想付出更多的努力。正如他在谈到自己对早期对李小峰及北新书局的态度时所说的那样：“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绍介，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31]可以说，鲁迅更欣赏李小峰最初牺牲经济效益而致力于文化宣传的“傻气”，因而也忧虑于开明书店借文化之名而达盈利之目的的“精明”。这也是作为文化启蒙者、思想批判者的鲁迅，和作为书店经营者的章锡琛在观念上的不同之处。
三、章锡琛对鲁迅的拥护和纪念
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他和章锡琛之间主要通过频繁的书函往来保持着沟通与交流。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回到上海定居，一直到逝世的这九年间，他和章锡琛又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鲁迅在1928年3月10日日记中写道：“章雪村赠倍倍尔《妇人论》一本,转送广平。”[32]他也回赠给章锡琛自己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等作品。当然，这些都是些日常的交往。二人不同寻常的关系还可以从几个重要事件中得到体现。
其一，鲁迅在上海定居期间，国民党文禁森严，经常检查或限制报刊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尽管他经常变换笔名，采用“曲笔”等艺术手法进行杂文创作，但仍然难以幸免。1933年12月，开明书店再版了台静农编的《鲁迅先生及其著作》一书。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研究鲁迅生活、思想和著作的集子，该作曾于1926年7月由未名社出版。此次开明书店的再版，显然也包含了对鲁迅坚定支持的态度。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把149种图书列为反动书籍，并下令查禁，包括鲁迅在内的28位进步作家的著作均在此列。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章锡琛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以开明书店名义，主动联合了二十几家书店，两次向国民党“请愿”抗议。与此同时，他和夏丏尊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人士蔡元培、邵力子等人，要求解除禁令。这既体现了章锡琛不畏强权、勇于追求进步的胆识和魄力，同时表明在立场上和鲁迅等作家保持一致，更是对后者的有力声援和坚决拥护。
其二，是对鲁迅搜集出版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的帮助。瞿秋白是和鲁迅关系非常密切乃至可以引为知己的共产党人之一。1931-1934年间，他在上海秘密养病，得到了鲁迅无私的指导和帮助，二人结下了肝胆相照的情谊。1933年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就是由瞿秋白编选，并撰写了17000余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因身份暴露，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为了怀念这位难得的挚友，也为了表达向国民党政府的抗议，身患重病的鲁迅毅然决定收集整理并出版瞿秋白翻译的文章。他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33]从1935年10月22日开始，鲁迅亲力亲为，收集原稿，过录复本，分类编排，标明式样，校对订正，设计装帧，生病期间也从未停歇。经过努力，1936年3月上旬编成上卷《辨林》（主要收集瞿秋白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艺论文，以及高尔基的论文选集和拾补）。在辞句方面，编者仅改正明显的笔误和脱字，人地名的音译字等尽可能地“存其真”，以示对好友的尊重。他还亲自为《辨林》撰写广告语，给予瞿秋白极高的评价：“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34]。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编成下卷《藻林》（主要收集瞿秋白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包括《高尔基创作集》、高尔基的诗歌《市侩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别德讷依的长诗《没有功夫唾骂》、帕甫伦珂的《第十三篇》等）。两册计近80万字。鲁迅将出版社的名字命名为“诸夏怀霜社”，表达对译者的“悬剑空垅”之意。但是，在当时出版这样的著作，不仅要受到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封锁，甚至还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冒如此大的风险，一般的出版商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另一方面，鲁迅也因为出版商的言而无信和屡遭盗版书的伤害而对许多书店印象不佳：“一切书店，纵使口甜如蜜，但无不惟利是图”[35]。但在他看来，章锡琛及其开明书店仍然是值得托付的。的确，章锡琛也不辜负鲁迅的厚望，毅然应承下该著的印刷出版任务：先是在他经营的美成印刷厂秘密排字制版（由章锡琛的儿子章士敏亲手排版而不让其他任何人参与），然后再转送到日本印刷。为了解决购买铅材的资金问题，章锡琛发动开明书店编译所同人捐助，许诺出版后赠书一套。于是，“叶圣陶、徐调孚、章锡琛、宋云彬、夏丏尊，为出版《海上述林》各认捐十元；王伯祥、丁尧先各认捐五元”[36]。正是凭着章锡琛聪明的经营之道，妥善解决了出版的资金问题。这种筹集资金的方式也得到了鲁迅的认可，“关于搜罗文稿和校印事务种种，曾得许多友人的协助，在此一并志谢”[37]。10月2日，也就是在鲁迅逝世前的17天，《海上述林》的上卷被送到了他的手上。鲁迅对守在身边的许广平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的出过，虽然是纪念‘何苦’（瞿秋白的笔名——笔者注），其实也是纪念我。”[38]而且，他还专门致信章锡琛，委托其对当初捐助该著出版的开明同人赠送书籍[39]。而《海上述林》的下卷，直到1936年年底才在日本印刷完成，此时鲁迅已经辞世一个多月了。据说，在1936年6月，当《海上述林》下卷排版工作进展缓慢时，鲁迅直接写信给章锡琛：“翻译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候着读者的死亡的吗！”[40]这一方面体现出晚年鲁迅对出版瞿秋白遗作的心急如焚，另一方面也间接反映出他和章锡琛关系的不同寻常，正所谓“爱之深所以责之切”。尽管如此，章锡琛为满足鲁迅实现的夙愿所做出的努力是不可抹杀的。
其三，章锡琛及其麾下杂志对鲁迅逝世的纪念。鲁迅去世之后，章锡琛不仅参加了送葬活动，而且还在开明书店主办、已经发排了的《新少年》和《中学生》杂志上，临时撤换稿子，增加悼念鲁迅的文章和照片以示纪念。
《新少年》第二卷第八期（1936年10月25日）《编者的话》中说道：
正当本期付印的时候，我们接到鲁迅先生的哀讯，他是十月十九日晨五时逝世的，对于我们这位时代的斗士，举起他辛辣的如刀的笔，战斗了一生的斗士，他的处世态度是那样认真和严肃，感动了成千累万的年青人，大家在廿、廿一两天成群结队的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瞻仰遗容。住在外埠的新少年诸君当然无法亲来凭吊，所以我们特地在万分困难中急忙收集了他的遗像，特摄了这次大众瞻仰遗容的照片，并写了一篇纪念的文字，以尽少年刊物中最先报道的任务[41]。
该期杂志的封面和卷首的插图部分，临时安排了几幅以鲁迅逝世为主题的照片（包括鲁迅遗容、许广平与周海婴、青年群众哀悼场景等），加急发表了狄福的《鲁迅先生之死》一文；第九期登载了张天翼的《鲁迅先生是怎样的人》、张杰的《送葬的行列》、瞿粲《鲁迅先生死了》以及张庚作歌、吕骥作曲《鲁迅先生挽歌》等纪念性文字。
1936年11月号的《中学生》第69期《编辑后记》也同样表达了对鲁迅逝世所紧急采取的纪念措施：
本志这一期编辑将完毕的时候，忽然接到鲁迅先生的噩耗。这位思想家、文学家不仅受国人的推崇，就是别国人士也钦敬着他。他的逝世激动了世界各地人的心，将同高尔基逝世当时一个样子。本志特在《卷头言》栏内刊载一篇文字，表示敬意。另外又有一篇文字，记述他逝世的前后，并由社员照了一些相片作为插图，下一期我们再请宋云彬先生做一篇解释他思想的长文，使哀悼鲁迅先生的读者诸君可得深切的印象[42]。
自此开始，《中学生》先后有9期登载了纪念鲁迅的文章15篇，内容涉及对鲁迅的哀悼（纳芣《悼鲁迅先生》）、传记（欧阳凡海《少年鲁迅》）、思想研究（宋云彬《鲁迅所见的辛亥革命》）、作品研究（何鹏《鲁迅论写作》、佩韦《怎样读鲁迅遗著》、云彬《鲁迅杂文研究提纲》）、回忆性散文（欧阳凡海《少年鲁迅》、萧红《记我们的导师》）等诸多方面，成为当时纪念鲁迅活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实际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基于《新少年》《中学生》的主编叶圣陶、丰子恺、夏丏尊等人与之间的深厚友谊，而且是作为开明书店老板的章锡琛本人深切哀悼鲁迅的间接表达。
因此，作为现代著名编辑家、出版家和学者的章锡琛，一方面“非常佩服鲁迅先生的文章和为人”[43]，另一方面也以自己所从事的编辑、出版事业为鲁迅的文学活动尽其所能地予以拥护和援助。
鲁迅与章锡琛的交往，不仅成就了20世纪中国出版史、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也揭示了20、30年代作家与编辑、出版商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对于透视当时的文学生态，同样具有重要的标本作用。
注释：
[1]包子衍：《<鲁迅日记>中记有哪些人物？》，《鲁迅研究百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页。
[2]彭定安、马蹄疾编著：《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代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3]彭定安、马蹄疾编著：《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后记》，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5页。
[4]宋志坚：《鲁迅根脉》（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5]有人认为，章锡琛与周建人的交好是在明道女校同事时开始的。但此说也值得商榷。周建人1906年在绍兴僧立小学任教，1908年起担任校长，至1911年1月该学校停办后转入绍兴小学养成所任教员。他和章锡琛之间的友谊应该是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因为1913年（一说为1915年）周建人进入明道女校时章锡琛已经离开一年多了。（谢德铣：《周建人年谱简编》，《周建人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359页。）
[6]《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7]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8]有人认为，章锡琛与周建人的交好是在明道女校同事时开始的。但此说也值得商榷。周建人1906年在绍兴僧立小学任教，1908年起担任校长，至1911年1月该学校停办后转入绍兴小学养成所任教员。他和章锡琛之间的友谊应该是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因为1913年（一说为1915年）周建人进入明道女校时章锡琛已经离开一年多了。（谢德铣：《周建人年谱简编》，《周建人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357-359页。）
[9]《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10]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中）影印本》，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11]《编辑余录》，《妇女杂志》1921年5月第7卷第5期。
[12]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6页。
[13]鲁迅致蔡元培信，《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385页。
[14]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6页。
[15]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6页。
[16]《编辑余录》，《妇女杂志》1922年2月8卷2期。
[17]鲁迅、许广平：《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18]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6-117页。
[19]鲁迅：《集外集•编完写起》，《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80页。
[20]鲁迅致周作人信，《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21]鲁迅、许广平：《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2]鲁迅、许广平：《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23]吴觉农：《怀念老友章锡琛》，《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24]章士宋：《章锡琛和开明书店》，《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25]《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页。
[26]章雪峰：《中国出版家•章锡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27]王燕棠：《怀念章锡琛先生》，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991年，第86页。
[28]鲁迅：《集外集•编完写起》，《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9]鲁迅致郑振铎信，《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
[30]朱联保：《漫谈旧上海图书出版业》，《出版与发行》1986年第5期。
[31]鲁迅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32]《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33]转引自史莽：《鲁迅的最后一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34]鲁迅：《集外集拾遗·绍介<海上述林>上卷》，《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35]鲁迅致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36]周国伟：《略述鲁迅与书局（店）的关系》，《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转引自章雪峰：《中国出版家•章锡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37]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海上述林>上卷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3页。
[38]转引自章雪峰：《中国出版家•章锡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39]鲁迅致章锡琛信，《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40]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现代文选》1936年第1辑第1集。
[41]《编者的话》，《新少年》1936年10月25日第2卷第8期。
[42]《编辑后记》，《中学生》1936年11月号第69期。
[43]吴觉农：《怀念老友章锡琛》，《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