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国文先生突然走了，我很难过。

三天前，我还给他打电话，说在《文汇报》上看到他为汤世杰散文集写的序，文采斐然，思想深邃，干净利落，毫无老态，根本不像出自九十有二的老人之手，令人感佩。他说我已经九十三了，身体尚可，只是眼睛白内障手术后效果不好，看东西费劲。遇到报刊上熟人的文章，很想看，但又看不了，心里干着急。他问我“你怎么样”，我说还行，每天看点书，散散步，偶尔写点小文章，自得其乐。他说，你的那些回忆文章，我也爱看。不少老人都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你在他们身边工作过，给他们当过翻译，有些事，你不写，别人不知道。能写，就多写些，有用。他问我同住一楼的老朋友的境况，我说有的走了，有的搬了，所剩无几。他感叹唏嘘，让我代他向老朋友问好……

我已经好久未给国文打电话了，发现他听力很好，思维清晰，对答如流，心里很高兴，马上给汤世杰兄发了条微信，他当即在朋友圈转发，与大家共享。当时我还想，他如此硬朗，如此矍铄，是何等造化！但万万没想到，说走就走了，而且是默默的，没有任何征兆！生命如此脆弱，如此神奇，如此决绝，呜呼哀哉，悲兮痛兮。

屈指算来，与国文相识已经三四十年，但我从未去过他府上拜访，他也没来过我家，偶尔在一些场合相遇，也只是握握手点点头而已。我们之间的联系渠道是电话和信。有事则长，无事则短。过去逢年过节还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十几年连问候也免了，觉得无声无息就是平安。我虽然知道他的手机号，但不知为什么，从未用过，一直用他家的那台座机。就这样，若有若无地、云淡风轻地、藕断丝连地保持着联系。

国文的头很大，圆圆的，脸也很大，也是圆圆的。有人说这是福相，有人说这是佛相。还有人说，他就是当代文坛普度众生的活佛。理由是，他悲天悯人，慈悲为怀，乐善好施，不管是向他讨教文学创作方面的长短得失、经验教训，还是人生路上遇到了什么坎，判断是非曲直、进退去留，他总是以自己的创作、人生、满腹诗书典籍为鉴，开诚布公，鼎力相助，帮你做出选择。

我已经忘记与国文第一次见面的事由、时间和地点，但有一点没有忘，那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知他是像我在敦煌、洛阳或云冈石窟中，看到的额头宽阔、慈眉善目、庄严自如的大佛，还是像在古寺名刹中见过的高僧大德？反正不陌生。更奇怪的是，没说几句话，只是在旁边看了几眼，就出于生物的本能，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但又是切切实实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有些人共事半生，永远是路人，而他，只是一面，就走进了我的心里。

他才华横溢，出手不凡，先以小说名扬天下，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短篇《月食》《危楼记事》分别获1980、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专事历史随笔，独辟蹊径，《大雅村言》，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尤其是在他由小说家变为随笔家之后，神游千古，针砭时弊，谈古论今，涉笔成趣，进入一个更广阔、更神奇，更有魅力的天地。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挖苦、鞭笞中国古代和现代文人的丑陋，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常使我想起：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窃以为，在当代作家中，参透人生、历史、现实、文人卑劣根性的，很少有出其右者。

他德高望重，睿智渊博，沉稳于书海学林。我虽敬慕有加，但从不敢与他称兄道弟，妄称朋友，自认为，只是他的一个读者而已。与他的交往，也淡如空气，无色无味透明，把对他的敬重，深深地埋在心底。

1998年初春，他给我来了一封信，附一张《读书人报》（1998年2月18日）剪报，上面有篇题目为《作家写作应有多少良心——山崎丰子名作〈大地之子〉被控剽窃始末》的文章。

他为什么寄我这篇文章呢？说来话长。

山崎丰子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她直面日本社会的敏感领域的矛盾冲突，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勇敢揭露日本政界、财界、医务界、企业界既相互勾结利用，又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丑恶黑幕，入木三分地描绘岀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贪婪、腐朽、堕落，深刻地反映了日本经济从高速腾飞转入稳定发展这一时期社会的畸形和黑暗，人、家庭和社会的腐化堕落。评论家说，她的创作实践，积极严肃地回答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日本神话般变为经济大国，成为亚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暴发户的历史进程，为日本战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标志性的作品。

她的小说，冲突激烈，情节曲折，悬念丛生，人物个性鲜明，本本好看，部部畅销，动辄发行几百万部。每年年初，不少就业的大学生，把她的作品当成社会教科书，念医科的读《白色巨塔》，念金融的读《浮华世家》，念商科的读《不毛地带》，而且她的大部分作品被反复多次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在日本不断播映。

山崎丰子在中国，也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她的《浮华世家》《白色巨塔》《女人勋章》《命运之人》《不毛地带》等多部作品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就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女作家之一。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闪烁着强烈的批判光芒的作家，在日本文坛却声名狼藉。有的说她出尔反尔，言不守信；有的说她妄自尊大，目中无人；有的说她品行不端，抄袭成性；有的说她性格古怪，喜怒无常；有的说她唇枪舌剑，恶语伤人；有的说她狂傲狷介，我行我素。总之，她是日本文坛的一个怪物，一个异类，一个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丧门星，一匹独来独往的狼。

在她的种种“劣迹”中，最要命的是剽窃，而且每次都闹得沸沸扬扬，鸡飞狗跳，满城风雨。1968年，她的小说《春宴》被指控剽窃，说其中部分情节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名著《凯旋门》和芹泽光治良的《巴黎夫人》相似，于是舆论大哗，闹腾了好一阵子，她因此沉默了好久。1973年，她的《不毛地带》又被指控为抄袭，刹那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她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最后诉诸法律，不了了之。1983年9月，她的新作《两个祖国》刚刚出版，《舆论评论》就带头发难，说她盗用了别人的资料，《周刊产经》《周刊朝日》《图书新闻》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一时间风起云涌……

1983年秋，山崎丰子到中国访问，我陪她访问了北京、西安、杭州、上海，会见了巴老。后来，她为写日本残留孤儿，曾先后三次自费来中国采风，我也曾多次抽空陪她访问有关地区和人士。她前后用了八年，写成了一部洋洋近百万言的长篇小说《大地之子》，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在中国生活、读书、工作，后来为中国钢铁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日本残留孤儿的形象。甫一出版，风靡日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一册难求，前后发行四百多万部（分上中下三卷）。日本广播协会为纪念建台七十周年，投资二十五亿日元，邀请中国演员朱旭、吕中、蒋雯丽，与日本著名影星一起拍成同名电视剧，不仅在日本反响热烈，而且在1996年蒙特卡洛国际电视节荣获最佳电视作品大奖。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这本书也惹上了官司，筑波大学教授远藤誉控告她剽窃，要求她公开道歉并付律师费150万日元。日本各大报文化版均以较大版面报道此事，将两人文章中相似之处列表刊登，让读者比较判断。

我感到蹊跷的是，为什么山崎丰子剽窃事件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发生，而又每次都不了了之？莫非是资本在背后操纵作祟，花小钱办大事，目的是吸引读者的眼球？若果真如此，也太卑鄙无耻了！

我写过两篇关于山崎的文章，可能国文看到了，知道我关心这个问题，所以特意剪下这篇文章寄我。收到剪报，我顿时明白，他在默默地注视着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还有一封信用的是毛笔宣纸，是国文给我的所有信件中最漂亮最讲究的，可当墨宝珍藏。

喜儒兄：

你好！寄去的票两纸，请予报销。何时得便，聊聊日式料理，诸如味噌汤之类，向兄请教，该多好！顺此祝笔健。

李国文 九月十日

票两纸，是出租车收据。当时请作家参加研讨会或外事活动，无车接送，更无红包或车马费等任何变相报酬。家远者，可以打车，之后再把车票寄给我，我到计财处报销后再寄还，所谓实报实销，倘若十个人参加，就要分别报销十次，这个制度不知是哪位官老爷决定的，执行多年，极为麻烦，但即便如此，我每次请他，都是有求必应。这是我请他参加日本作家入江曜子作品研讨会的来往车票，我在信封后面还记下了车费总共50.4元。

1989年春天，我到日本访问时，日本作家春名彻、入江曜子夫妇计划到中国采访，来饭店与我面谈。入江曜子送我她以伪满洲国“皇后”婉容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我的名字叫伊丽莎白——（伪）满洲国皇帝之妻的生涯》。当年初冬，春名彻夫妇来中国访问，我在欢迎宴会上说，入江塑造了一个在中国舞台和屏幕中还没有的婉容：她从小在法租界长大，学英语，弹钢琴，打网球，热爱自由，追求幸福，一心想到英国留学，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现代女性，但却成为封建小朝廷的至尊至贵的“皇后”，在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遭受灵与肉的折磨，使她由黑发如云、仪表非凡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只能在鸦片的麻醉中，寻找刺激和安慰的行尸走肉……

在座的邓友梅、李国文、雷达、霍达等作家、评论家都认为有新意，建议我翻译，入江曜子也喜出望外，希望这本书能尽早与中国读者见面。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开始翻译该书，并于1991年夏天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不使读者误以为是有关英国皇室的读物，我把书名改为《皇后泪——婉容自白》。当年9月，入江专程自费来中国，请邓友梅、李国文、李玲修、李炳银、李文达等作家、评论家，在北京长富宫座谈。国文以小说家、编辑家的双重身份，讲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入江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很感动，她说：“在日本，根本没有机会与作家、评论家面对面地坦率地交换意见，这种体验，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我做了详细记录，以便修改时参考，我相信在日中两国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婉容的形象会更加丰满生动真实。感谢诸位在百忙中提出宝贵意见，感谢陈喜儒先生的精心安排……”

这封信就是国文参加那次座谈会后写给我的，同时邀我方便时聊聊日本料理、味噌（大酱汤），其实我早就知道他对日本的茶道、花道，乃至文化、文学，都有兴趣，本想找机会亲自陪他去日本转转，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至今想起来，仍深感遗憾。

有一次，他打电话说，你在忙什么，好久没看到你的文章了，在搞翻译吗？我说：“没有。您知道，我也写了好多年了，但写来写去，都是些没咸没淡，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什么长进，不写也罢。”但他说：“你是遇到瓶颈了，坚持下去，就会柳暗花明。如果你现在扔下笔，再捡起来可就难了！而且我也不同意你的妄自菲薄。你的文字干净利索，老实厚道，有情有义，没有一点花里胡哨的东西，挺好的，应该多写才是。”

在国文的鼓励下，我没有扔下手中的笔，磕磕绊绊地，一直写到今天。

如今，他走了，我很想念。

2022年12月27日在新冠感染的煎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