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江苏吴江人，“应省试，及一应京兆试，辄不遇；三十后，遂绝意举业，专力于诗古文词”。其诗词备受时贤称誉，在今人所著各类专题文学史中也均占有一席之地。对于自己的古文，郭麐自视甚高，曾有“然不能守一先生之说以自附于作者。何也？亦曰杂而已矣” 的夫子自道，体现出摆脱前贤时哲藩篱的宏大抱负。然而，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其古文的实际反响和地位均下于诗词远甚。个中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但应当与他跟时风众势特别是桐城派的分合存在很大程度的关联。作为姚鼐的及门弟子，郭麐虽熟谙桐城家法，却并不盲目追随或一味附和，在姚氏弟子群体中具有鲜明的另类色彩。在勾稽其成学渊源的基础上，梳理郭麐文法理论与文章写作对桐城派的继承与背离，既有益于全面认识其文章学的特色和成就，也可据此蠡测嘉道文坛的多元流风和复杂面相。

一、郭麐的家教与师承

郭麐少小时接受乃父指导，弱冠之后则先后聆听袁枚和姚鼐的教诲。在家教和师承等多重力量的熏陶下，他不但确立了偏好词章的为学取向，而且逐步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学思想。

众所周知，在重视科举的文化氛围中，无论是书院教学还是家庭内部长辈对子弟的诲导，均以时文写作为主导，甚或完全排斥近于纯文学的诗歌与古文。郭麐之父郭元灏则较为开明，在讲授时文之外，又不忘对儿子进行文学启蒙。关于父子授读的场景，郭麐在诗中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忆年七岁时，吾父课吾读。古诗十九首，首首俱手录。傍及《文选》中，鲍谢潘张陆。深夜一灯红，上口喜辄熟。吾父谓娘言，此岂宿根耶？何以五经文，日诵犹聱牙？”由此可见，《文选》既是郭麐初步领悟文学之美的载体，也先入为主地影响了其审美情趣；而在父亲的引领下，郭麐卓荦的文学天赋也得以逐渐显现。当然，郭元灏并未因此而降低要求，“所课读不足程，所为诗文谬误，辄令跪，不听入内，或终日不与食”。在他的严苛管教下，郭麐在少年时不但能“略诵五经文字，下笔能为今所谓时文者”，而且文学素养也超越同辈：“与之言汉魏以下古今诗人姓名，告之且不信，见病如怪民异物。”这种被众人孤立的情形，恰恰折射出郭麐知识结构的多元尤其是文学素养的日趋深厚。

郭麐的文学才华离不开其父亲的发现与培养，其思想学术倾向也为后者所潜移默化。郭元灏为学旁涉多门，又坚守“以宋儒为宗”的立场；当汉宋之争甚嚣尘上且汉学占据上风之际，他旗帜鲜明地维护宋学，并且告诫郭麐：“学以为己也，不求之身心性命之间，而以博涉相尚，言词相取胜，以为异于俗学，则亦汉唐之俗学而已。”郭麐后来屡屡指斥汉学，原因固然多端，但乃父无疑扮演了领路人角色。乾隆五十一年（1786）郭元灏去世，照料家庭的重担落到长子郭麐身上。郭氏自“十七八以谋食出游”，栖栖风尘，备受奔波之苦，亦得以追随前辈，聆听教诲，从而开阔眼界，增益见闻。

郭麐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和乾隆五十四年（1789）先后问学于袁枚和姚鼐，受二者浸润匪浅。在清代诗歌史和诗学批评史中，郭麐一般被视为性灵诗学的后劲。实际上，郭麐对袁枚的文章学也深表俯首。初次拜见袁枚时，他就获赠袁氏全集，在阅读后极表叹服：“昨得先生全集读，后朝至夜眼昏花。非仙非鬼竟何物，不古不今成一家。漫道文章元小伎，可知歧路有三叉。瓣香合下涪翁拜，如许斜阳好暮霞。”欲罢难能之状与景仰之情跃然纸上，体现出对袁氏诗文“不古不今”特色的由衷仰慕和殷殷趋从之意。在与袁枚过从期间，郭麐目睹了袁氏的读书之勤：“插架之书无不丹黄一过。”而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袁枚对《文选》和《唐文粹》的精心研读：“《文选》《唐文粹》尤所服习，朱墨围无虑数十遍，其用心如此。”袁枚对两书的推重，与其标举六朝骈文和唐文的典范观念互为表里，又不期然而与郭麐早年所受教导相通，应当进一步提升并巩固了后者对《文选》的好尚。需要指出，当袁枚去世后，其弟子中不乏翻脸相向者；面对这样的舆论氛围，郭氏明确以“随园先生以诗古文雄一代”作为其盖棺定论，并对抨击袁氏的风气示以不屑：“身后群儿争撼树，当年老笔自生花。”由此可见，郭麐对袁枚的敬重始终如一，二者文章之学的承传，于此亦水到渠成。

在袁枚之外，郭麐又亲承姚鼐音旨，而且颇受乃师器重。郭麐在袁枚居所与姚鼐不期而遇后，旋即作诗以呈对方，诗中有曰：“以身坐庸流，临老翻悲伤。呜呼岂无成，初愿本未尝。……嵇首欧冶子，成就百炼钢。”具道个人志向以及盼望得到诲导的热切。最终他如愿以偿，拜入姚氏门下。姚鼐对郭麐竭尽心力，栽培化育，同时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照拂。在郭氏科考失利后，姚鼐推荐他进入友人汪志伊幕府，称道其“文艺、诗篇、书法皆佳”，赏爱之意不难想见。应当说，姚、郭师生相处融洽，感情深厚。姚鼐对弟子期待匪浅，这从郭氏“传衣往事明明在，筑室私心耿耿孤”的转述中足见一斑；而郭麐对乃师亦有发自肺腑的感激，对于跟随姚氏受学的经历，他时有饱蘸深情的追忆。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怀惜抱夫子》有云：“最忆姚夫子，寥寥千载心。文章当代少，风雪一灯深。”嘉庆二十年（1815），当闻说姚氏去世的消息后，郭麐不禁“涕下沾襟”。以师生间的深厚交谊为基础，郭麐得以深刻体悟并把握姚鼐辞章之学的精髓。在跟随姚鼐受学期间，郭麐亲切地感受到乃师论文衡艺的眼光之高与去取之严：“桐城惜抱翁，持论少许可。不独诗古文，书画不少假。”与此同时，姚氏还以“文章之事，后出者胜”之语勖勉包括郭麐在内的诸弟子，其中也蕴含了对于独创性的强调和欣赏，自当鼓舞后者冥心探索，也为其摆脱桐城家法的束缚埋下了伏笔。

通过转益多师，郭麐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学术倾向、审美情趣和文章创作观念。袁枚与姚鼐均对蔚然流行的汉学风气持有讥议，又都重视辞章之学的独立性；前者对汉学与宋学俱有不满，论文则心仪魏晋六朝文和唐文；后者奉程朱理学为圭臬，对宋文最为倾慕。对于这些异同，郭麐应当有深入感知。当其接受二者启牖之际，也逐渐明确了不为门户之见所拘的根本立场。乾隆六十年（1795），接近而立的郭氏掷地有声地发出豪言：“诗文在人心，彼我各一是。……今人所驰骛，我或不屑意。或为我所欣，与世不相类。以识坚此心，以学壮其气。此时即未然，安见不可至？”对自己的文学前景做了乐观展望，并规划了达成目标的具体路径，显现出戛戛独造的创新精神。在为一己文集定名时，他果断摒弃了“集”“文稿”与“文集”等通行称呼，而径直以“杂著”名之，展现出不为惯例与习见所牢笼的意趣，也与上文所引其“杂而已矣”的自述若合符契。

二、郭麐文法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尚“杂”倾向

郭麐抨击考据学风及其对辞章的轻视立场，大力掘发“文”的自足性和崇高地位。在师法典范的选取上，他既标举《文选》，又推崇唐文特别是柳宗元和晚唐诸家之作，对宋文则时有非议。其自作出入《骚》《选》，怨怒不平之气充溢笔端，造就了沉郁奇肆的文风。

乾嘉时代，在江南和京师地区尤为流行的考据学风，给辞章之学带来了极大冲击，正如凌廷堪所谓：“近日学者风尚，多留心经学，于辞章则卑视之。”而袁枚和姚鼐等人则起而争辩，以为近于纯文学的诗文谋取生存和发展空间。受个人天赋、家教和师承的熏陶，郭麐内心的天平偏向于辞章，屡屡流露出对考据学风的不满：“世儒竞汉学，马郑可接席。诂训文字间，于治有何益？”“通经固足用，曲学良可叹。谅哉班生语，利禄之路然。”或讥讽汉学无补于世，或视其为阿世“曲学”，并沿袭班固抨击经生之语，将其兴盛原因归结为士人对“利禄”的贪婪，不免尖刻。其实，郭麐并非完全排斥汉学，而且对考据手段也不陌生，他所针砭的主要是汉学家菲薄辞章的学术倾向。嘉庆三年（1798），他与臧庸相识，而且对其《汉书音义》表现出“颇珍惜之”的态度，“复手自缮录，为校勘一二”，得到了对方的首肯与重视。在送别臧庸之际，他以汉代的贾谊、董仲舒、刘向与扬雄“皆深明于经术，而发作于文章”为例，阐明考据和词章异流同源，完全可以兼于一身。同文中，他遵循姚鼐以义理统合考据和词章的立场，指出“文章、考证皆必本于义理，之二者或各有所主，要以相济，而不可以相伤”。考虑到臧氏的汉学根柢，郭氏此论貌似不偏不倚，但旨趣所在，还是矫正考据家对辞章之士的蔑视。在郭麐看来，辞章之学不但关乎思想学术的传承，而且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所谓“诗文道所载，亦系时盛衰”；如就文章写作与儒家经典的关系而论，他倡言“士必通经，其精为文；安有马、郑，蔑弃渊、云”。既然“文”是主体经学素养的升华，则辞章之士的层级亦当在汉学家之上。

郭麐承认文章的载道功能和社会效应，但又强调它们的发挥和实现离不开对文学特质的充分尊重。易言之，“文”的独立自足地位在其文法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充分保障。他说：“唐人因文见道，元结、皮日休、罗隐之流，各自为书而务文之工。宋之儒者，又专谈性道，号为语录，辞之不修，则言之不立，使人厌倦而不欲终卷。”通过揭示唐宋文不同的审美效果，强调修辞才是立言的首要因素。上述观念，从袁枚和姚鼐的文法理论中都可以找到源头。不过，比袁枚和姚鼐更进一步，郭麐继承并发挥了《文选》的文学观念，断定“为文之体，当自汉始”；由此，关于师法典范的选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必探源于六经，又必纵横出入于诸子百家”的陈说：

辟之宫室，上古穴居野处，犹之结绳也；后世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犹之典谟风雅也；黄帝蒿宫、尧舜茅茨土阶，后之帝王无论矣；庶民少能润屋者，其能依而为之欤？然则营宫殿者，必以未央、建章为凖，而不必求工倕之遗矩；奠居室者，必以新丰、长安为式，而不必溯营窟橧樔之旧俗。世相近，则法制可得而推也。

以日常生活中房屋建筑样式的翻新为喻，说明取法六经和诸子百家流于浮泛而难切实用。为了纠正这一偏颇，他主张“当自《文选》以下，从源寻流，由近及远”，试图为融合骈散确立理论前提。

嘉道年间，宗尚散体者如桐城派，推崇唐宋文，奉韩、欧为圭臬；力主骈体者如阮元等，则标举魏晋六朝文，以《文选》作为准绳。两者几于水火难容。按照姚椿的观察，阮元“与惜翁论学与文不相得，迨晚年颇知非谬，稍欲调和两家说，然其意护前，终不能自克”。而郭麐则对二者皆有去取，力图破除门户之见。

桐城派特别是方苞和姚鼐对骈文持有抵拒心态，方苞秉承雅洁原则，认为古文应当摒弃“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采择魏晋六朝文10篇，较方氏为开放，但对于凌廷堪“以《文选》为文家之正派”的观点，仍目为“可笑如此”。与方、姚截然不同，郭麐对《文选》极为推崇，已见上述。此外，他还通过对古文概念的创造性阐释以打破骈散壁垒：“天下有文，而无所谓古文。凡言之属，出于心而书于手者，皆文也。古者，对今而言，必是乎古则非乎今乎？唐虞三代，古矣；汉魏亦古，六朝亦古，唐宋元明亦皆古。”通过拓展“文”的内涵和外延，以泯灭文章体式与朝代的差异，进而达到兼容骈散的目的。郭麐还专门剖析唐代文人对六朝文的借鉴说：“深厚莫如昌黎，沉挚莫如子厚，奇崛莫如持正，……时时犹用六朝人文法词句。”试图进一步消除古文阵营对骈文的偏见。

与桐城派针锋相对，汉学家如阮元对“文”之概念的由来做了细致考辨。阮氏《文言说》虽未指名道姓，但暗自将前者当作靶心，认为其“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强调唯有讲究“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者，方可称文，而近世流行的古文之说根本不足为训。郭麐的文章观念与阮元虽有近似之处，但他最心仪唐文，既重视其与骈体相通的一面，又不脱散体本位，对后者的极端倾向同样构成反拨。

在对唐宋文的衡量中，郭麐扬唐绌宋，又对柳宗元和晚唐诸家最为倾慕。自明代中后期以迄清代中期，唐宋八家文的地位整体上呈现出走高态势。就桐城派而论，方苞和姚鼐等人虽倡扬韩、欧，但实则远效欧、曾，近法归有光，引导了一时风气。郭麐对其缺陷不无微词：“尝病近人之文，太流平易，思以唐人矫之。”为了从源头上矫正“平易”之弊，他屡次褒扬唐文而贬低宋文：

三唐犹见旧规模，树骨仍先丽藻铺。文柄若同持国例，须知变法是欧苏。

唐人之文类皆深博无涯涘，或为琐悉细碎之文，颇极其古；……宋人之诗乃如唐人之文；至为文，则又立间架以自尊，删驳杂以取洁，去唐人醇古之气远矣。

以“丽藻”为基干、“驳杂”为特质的唐文，被他当成富有“醇古之气”的标杆；而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文，虽能树立“间架”，却与唐人成法渐行渐远，不足以成为师法典范。而具体到唐代不同时段的文人和文章，郭麐亦自有取舍。

韩柳虽然并称，但就对清代文章的影响而论，柳宗元下于韩愈远甚，甚至不及宋代诸人。早在清初，田雯就洞察到时人“然于八家中，断不学柳，直学欧、曾”的现象，盖从欧、曾文中可以揣摩出固定套路，“以前后照映为篇法，以简少妥帖为尽美尽善”，有利于时文写作，而柳宗元文则缺乏此类功效。降至清代中期，这一情形并未改观。方苞极端排斥柳宗元文，在他看来，柳文“根源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取法对象杂乱无章，导致了其文章体式和词句的严重缺陷：“所作效古而自汩其体者，引喻凡猥者，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记、序、书、说、杂文皆有之，不独碑、志仍六朝、初唐余习也。”与方苞相比，姚鼐对柳文的态度较为开放，但仍有限度。他在《古文辞类纂》中选入韩文128篇，而柳文仅有36篇，二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这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到桐城后学对柳文的看法。与方、姚的取向迥然不同，郭麐对“论者多申韩而绌柳”的风气表现出逆反心态。首先，他强调柳文法度井然，适合作为初学者的阶梯：“早识为文之门户者，柳子也。……其少时所作，具著于篇，有六朝唐初风格；遵此以入，无浮易、浅弱、迂缪、冗长之病。其碑版最为近古。”这与方苞所论，恰如针尖之与麦芒。其次，身为寒士阶层的郭麐，对柳氏抑郁不平的文心深抱知音之感。比如针对宋人叶梦得之于柳氏《骂尸虫文》的非议，他不但积极为之开脱，而且借机再度申述唐文胜于宋文：“古人托物寓意，以吐其胸中所欲言，初不瞻前顾后，虑人以常理绳其后，而必择于粹然之正也。……观此亦足以知唐贤之去宋远绝。”综合上引可见，郭麐对柳文的推举涵盖了其形式与内容，可谓面面俱到。

除了对柳文极表俯首外，郭麐对于历来少为人重的晚唐文亦有佳评。作为衰世文人人格和情感世界的呈现，晚唐文与姚鼐所提倡的平淡文风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罕为桐城诸老齿及。然而，长期游走四方且又备受寄人篱下之苦的郭麐，出于心境的相似，对晚唐诸家文屡有表彰。嘉庆十七年（1812），他在舟中阅读《唐文粹》后感而作诗，其中涉及晚唐文人及文风：“悲凉噍杀异前闻，罗（隐）陆（龟蒙）司空（图）殿一军。解识《离骚》争日月，固应不废晚唐文。”指出晚唐文中的“悲凉噍杀”之音源于创作主体光明俊伟的人格，与《离骚》一脉相承，因而不容否定。在他看来，孙樵、刘轲、陆龟蒙与罗隐等人，“皆一时豪杰之士”，因而不可“以小家轻之”；对诸人在文中所寄寓的悲愤情感及慷慨豪放的文风，郭麐深表同情之理解：“其悯时愤世，勃郁奋怒，发而为奇怪瑰環、偏宕傲僻之辞，乃亦其时使然。”他又称誉刘蜕和孙樵所作：“戛戛独造，其宏阔深远，汪洋涵渟，后人万万不及。即其奇谲怪伟，亦皆自胸臆间喷薄而发，何尝搜求隐僻，剥割字面，如瘦词隐语之为耶？”

郭麐超越骈散之争的文法理论，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个人创作实践中。他曾揭示柳宗元文的渊源：“子厚以妃青俪白为耻，而《晋问》《天对》，出入《骚》《选》未可疑。”其中的“出入《骚》《选》”之语，也可以移作自评。郭麐将“《骚》”心与“《选》”词融为一体，造就了独特的文风。如前文所述，郭氏本为寒士，日常生活时常处于困乏状态，他曾以“后世嗟风流，及身足寒饿”概括友人彭兆荪的遭际，这何尝不是他自身的写照呢？同时，郭麐豪宕不羁的个性以及“入世太崖岸”的处世方式，虽然得到了一二挚友的理解与认肯，却不容于世俗，正如其自谓：“妄誉有之，丛谤亦集加，以口有冰稜，身无规检，自一二相知外，鲜不以为怪民异物者。”这与其科考失意的阴影叠加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使其心境时常处于低沉状态。这一心理全面地反映在其各体文学创作中。阮元曾以“自抒其情与事，……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深于《骚》者乎”来论定郭氏诗作，实则其文章也不例外。其序文如《送霁青吉士入都序》《郑瘦山诗序》，祭文如《祭袁徵君文》《祭陈曼生文》《祭尤二娱文》等，感喟友人沉沦不遇的遭际，也寄寓了自己的一腔侘傺，凄凉怨慕，亦可谓“深于《骚》者”。

与对《文选》的心仪互为表里，郭麐在文章写作中时时夹杂骈体，力图将骈散熔为一炉，如《江亭录别图后序》《江听香诗引》《复屠孟昭书》等文均为显证。今举《复屠孟昭书》为例：“所自讼者，豪气未除，绮席弗避；假粉黛以销忧，托狭斜而自污。良以要无半通，命蹇一第；赋性牢愁，沉疴结塞。往往千里舂粮，只身孤寄；诗酒之外，无以自娱。假又以礼法相绳，瞀淫为戒；必发为狂疾，甚则夭其天年。人各有心，未易相讥议也。”骈散句式交替运用，而且分布错落有致，活灵活现地描摹出主体傲兀不群的性情。另外，郭麐遣词用字不避诘屈，读来不免艰涩。郭麐曾称道皇甫湜和尹洙：“韩称持正欧师鲁，奇肆矜严各一家。”而他的文章则更接近于“奇肆”。关于这一点，其挚友朱春生曾有中肯的概括：“力避凡近，独追古初，……甚而或诘屈如《盘诰》，艰涩如刘复愚、樊绍述之作。”虽然朱氏意在提醒时人，郭氏集中“亦时有平易近人，情深文明之作”，但事实却是“特世所推服频伽者，则在彼不在此耳”，从反面折射出其文风的主导。

三、郭麐对桐城流风的抵拒及其被边缘化的结局

当嘉道年间桐城流风逐步扩散之际，作为姚鼐的入室弟子，郭麐不仅缺席了一众同门鼓吹桐城文章的大合唱，还公开对“义法”说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又表彰那些自出机杼的文家如张惠言和汪中等人。与此相应，他在文坛特别是姚氏弟子群体中颇为孤立，也直接导致了自身文章学在当时隐而不彰的结局。

师生纽带是士人社交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借助乃师的揄扬和照拂，学生可以收近水楼台之便；反过来，当后者功成名就，往往也会积极塑造乃师的光环。姚鼐与其弟子堪称相互成就的典范，他对门下诸生多有品题和延誉，而后者则在姚氏生前，就迈出了为桐城文章特别是乃师加冕的步伐。早在《刘大櫆先生八十寿序》等文中，姚鼐即有意将桐城文章树立为当代正统，并在《古文辞类纂》中将方苞、刘大櫆与唐宋八家和归有光相勾连，建构古今文章的谱系。然而，对于自己在谱系中的地位，姚氏却未便明言。可以想象，如果出自本人之口，难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也有损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改变这一“犹抱琵琶半遮面”状态的，是其弟子特别是陈用光与鲍桂星等人。嘉庆五年（1800）十二月，当姚鼐七十寿辰之际，弟子陈用光作寿序以贺；文中历数“足当不朽之目”的明清文家，在归有光之后，“方望溪、刘海峰接踵而兴”，继起的姚鼐则包罗众美，且后来居上：“望溪理胜于辞，海峰辞胜于理，若先生理与辞兼胜，以视震川，犹有过焉。”十年之后，鲍桂星在祝贺姚氏八十寿辰的诗中，比较姚氏与方、刘造诣的高低说：“浮山四面环大江，七十二峰奇少双。猗姚先生禀灵秀，健笔遂使方（自注：望溪先生）刘（自注：海峰先生）降。”既从整体上称颂桐城文人，又格外突出姚鼐的不世成就。嘉庆二十年（1815）姚鼐去世后，陈用光连同姚莹、管同等人，联袂掀起了为桐城文章造势的高潮。陈氏《姚先生行状》有云：“自康熙年间方侍郎以经学古文名天下，同邑刘海峰继之，天下言古文者咸称桐城矣。”文中对姚鼐地位的界定尤为浓墨重彩：“咸以为词迈于望溪，而理深于海峰。盖天下之公言，非从游者阿好之私言也。”这番论定，在姚莹的《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与管同的《公祭姚姬传先生文》《重刻古文辞类纂序》等文中得到了全面呼应。

然而，对于同门的这些言论及其所表现出的立场，郭麐却明显表露出疏离之态。道光二年（1822），受姚鼐之子姚景衡的请托，郭麐为乃师写作墓志铭。根据文末“但以私所识者著于篇，亦盍各之义云尔”的自道，在动笔之前，郭麐已闻晓陈用光等人文章的内容。对比双方所作，其间存在明显张力。首先，与陈用光等人对姚鼐思想学术和文学批评及创作成就的渲染有异，郭麐绝口不提桐城派文章的造诣，而着重表彰姚鼐“一以朱子为指归”的学术蕲向，强调“其于斯文世道维持之功，不可谓不伟矣”，对其诗论和文论一概付诸阙如。其次，不同于陈用光等对师生亲密关系的描摹，在墓志铭的后半部分，郭麐对自己与姚鼐关系的交待颇为保守：“麐读书金陵，侍函丈者一年，时方应试，不暇及学问之事。先生顾以隽才见目，属望有异于凡。及麐少知自奋，去先生已远，微言奥义，莫得窥寻，此则终身之恨已。”暗示自己受姚鼐熏染颇浅。

郭麐追随姚鼐的时间诚然有限，然而，两人此后不但数度见面，而且还有书牍往来，郭氏曾向陈用光道及自己藏有姚氏信件十余封，其中应当有不少关乎学术与辞章的内容，足见师生互动的频繁。另外，郭麐对姚鼐的古文造诣称道不已。嘉庆二十三年（1817），他在为王芑孙所作挽诗中，首先论及姚鼐在文坛的崇高地位：“文章道弊久，后来日莽鹵。海内古文词，寥寥指可数。吾师惜抱翁，独立相扶树。”道光四年（1824）其连续作《舟中读惜抱轩集》《寄春木宝应》两诗，后诗有云：“前辈典型殊未沫，后来沧海恐横流。欲从姚合论斯事，怊怅江淮不系舟。”面对“沧海欲横流”的现状，期待与对方联袂发扬乃师之学，足见郭氏对姚鼐的崇敬与感念。再结合其“吾师姚姬传先生以古文擅海内，诗亦兼备众长”一类赞词来看，郭麐说自己未能领悟到姚鼐学问的精微之处，似与事实不尽相符。就在同年，郭麐专门将所作乃师墓志铭寄与陈用光，而且说：“知执事已有撰述，重违其意，作一首存稿中。古人多有此例，今录本奉正，希有以教之。”公开表明了与对方立场的分歧。由此来看，他在文中的某些表述，似乎是针对同门过度张扬姚氏与桐城文章之举而有意做出的回应。

陈用光等人对桐城派文章热情洋溢的推举，体现出唯我独尊的倾向，而郭麐则积极破除门户之见，其所批驳的对象甚至包括了桐城派的首脑人物。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与骈文名家彭兆荪的唱酬中，他以“徒见蛮触场，日作邹鲁哄”的形象比喻，表达出反对骈散之争的基本立场。道光三年（1823），郭麐直言不讳地指责方苞的“义法”说：“自桐城方氏创之，后之为文者以为金科玉条，而古人淳古之意微矣。”对方、姚的追随者而言，此论几乎等同于釜底抽薪。同时，对于“以汉儒为宗主，诂训为博雅”的风气，郭麐亦有指摘：“特古今言语既有不同，文字训诂亦各有宜适。所贵文章之士者，在通其变而当其可，发皇开辟，以明理道而已。纷纭门户，不足置论也。”而对于那些不拘泥于门户的文家，郭麐往往不吝赞词，比如论及跟桐城派关系甚深的张惠言，他虽不满其对韩愈文的摹拟，但仍然夸奖“其人能自树立之人，其文能自树立之文也”；再如对于骈文健将汪中，他也有“深博雅健，无训故窒塞、流俗拘墟之陋”的好评。其对地域文化传统的比较和揄扬，也同样以此为基本立足点：“越州前辈文章学术，与武林诸君子时有异同，然其能自见者，必特立独行者也。”

在嘉道年间文坛门户已然成型的背景下，郭麐却标举“能自树立”和“特立独行”的学风与文风，无疑体现出纠偏姿态，注定了他难以得到双方的真心认可与接纳。姚鼐生前已注意到郭麐文章旁逸斜出的倾向，对时人“频伽古文不及雒君（注：胡虔）体正”的看法，他目为“不谬”，郭氏与桐城家法之分疆即此可见。不过，郭麐对中晚唐文的高度推崇，仍体现出崇尚散体的审美趣味，自然得不到骈文圈子的认同。阮元对郭麐古文有“雅洁奥丽，有古人法度”的概括，语气颇为冷淡。就与同门的关系而论，除了陈用光、鲍桂星和姚椿等寥寥数人外，郭麐与他人罕有往来。而即便是同门对他的评价，字里行间也颇有保留。比如陈用光曾应邀为郭麐文集作序，文章开篇叙述他们共同从姚鼐和袁枚受业的渊源，继之不动声色地点明郭麐古文成就不及诗歌的事实：“然余于诗文皆无所成就，其有愧于频伽负诗名，而能自成其体于简斋之外者多矣。”论及郭氏文章，陈氏将其与并时名家作比较说：“近人言古文者，秦小岘、王惕甫、恽子居、张皋闻、吴山子诸君，皆各成专集。频伽读书多，取材博，造意遣词，蔚然成采。其派别虽殊于秦、王诸君子，而其集固可与俱传，盖正集、续集皆足以供学士大夫之采择也。余与之同愧为未能副姬传先生之期望者。”陈文所开列诸人，秦瀛和王芑孙都对方、姚深致仰慕，而恽敬和张惠言与刘大櫆亦渊源颇深；这里陈氏刻意拈出郭氏古文“派别”与诸人有异，似为春秋笔法。将此论与他对管同、刘开和梅曾亮等人的赞誉相比较，更能看出其中隐隐折射出对郭麐的不满，俨然已将其排除于桐城派谱系之外。所以如此，既与郭麐文法理论和创作偏离了桐城家法有关，也与郭麐对其时形塑姚鼐高潮表现出的冷淡姿态有关。

当诸多同门齐心凝练桐城文章及其文章批评的特质，合力宣扬桐城文人尤其是乃师的不世造诣之时，郭麐对这些扬旌树帜之举却不无淡漠，甚至唱起了反调。当然，他也并未倒向对立的骈文阵营。由此，其文章学的成就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双方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乃至贬抑。但对今人而言，发掘并揭示像郭麐那样散布于门户之外的文人群体及其文章学的意涵，倾听那些在历史时空中沦落已久的低音，进而为之做出恰如其分的定位，不但是全面梳理桐城文法理论与文章创作演变的应有之义，也是深度还原清代中后期文坛复杂面相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