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百余年前诞生在四川的郭沫若，在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风云动荡中走出夔门，留日治学，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参加北伐，投身抗日战争，随后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他的人生伴随着中国由封建王朝走向现代独立国家的整个过程，他的足迹涉及诸多领域，在文学与学术方面也做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杰出贡献。

诗歌创作形式与内涵的突破

在文学领域，郭沫若的新诗登上中国现代文坛已将近一个世纪，以《女神》为代表的初期诗歌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底。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为了强盛祖国纷纷走向海外，吸收西方的新思想新文艺，鲁迅撰写《摩罗诗力说》是在日本，胡适尝试新诗是在美国，郭沫若的《女神》则诞生于日本，他们无一不置身遥远的异国他乡，在生疏风土的边缘开始向新文学迈出第一步。五四时期，郭沫若虽身在日本，但仍然极度关心着祖国的动向，隔着大海，遥望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此时他不仅远离中国文化的中心，甚至在日本也远离了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现代文化最绚烂的东京，蹩居在偏远的九州。这种地政上空间上的文化边缘性深层性地潜藏在《女神》的源流中。

可以说郭沫若在诗歌创作上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形式的突破，二是对诗歌本质内涵的突破。二者在他的诗里都呈现着“记号论布置的颠倒”，他认为“艺术是从内部发生”“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又提出“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他把直觉比作“细胞核”，把情绪比作“原形质”，把形式比作“细胞膜”，“细胞膜”从“原形质”中分泌出来。他反对在形式上因袭既成的形成，主张形式上“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在《三叶集》中给宗白华的信中指出：“诗的生成，如象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新诗的生命便在这里。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示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新诗写作的动机在这里阐述得很清楚，就是意图从踏袭古典、重视既成概念与形式转向于直接表现个人内心的声音，追求主体、语言、感情紧密合体的状态。

这个时期，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现代新诗的探索与尝试，以历史的观点解释诗歌的发生，以心理学的方法解析诗歌的本质，这样的理论性研究较胡适的新诗论更深一步，而在后来的朱光潜诗论中亦可找到相近的论述。诗集《女神》的现代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发出了现代人内心的声音，声音争得了优位，如《笔立山头展望》《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就是一首表示“力的节奏”的诗。郭沫若在《论节奏》中对这首诗作了说明：“没有看过海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大海的人，读了我这首诗的，或许会嫌它过于狂暴。但是与我有同样经验的人，立在那样的海边上的时候，恐怕都要和我这样的狂叫吧。这是海涛的节奏鼓舞了我，不能不这样叫的。”也就是说，这不是诗人“做”出来的，而是风景的发现激发诗人“写”出来的，诗的生命要在切实表现内心的声音。

《女神》的现代意义之一，就在于它发出了现代人内心的“音”，“声音”争得了优位。在口语诗歌已获得存在权的今天，我们读《女神》或许会感到它太狂暴、太粗糙、太口号，不够完美，但这正是《女神》的边缘性、非古典性、非正统性的浪漫精神所致。在1920年代新诗摸索的阶段，这样的尝试是很大胆的。它之所以能激起青年们的狂热激情，就因为它由边缘向中心大胆地发出了现代人内心的“声音”，这“声音”从传统的文学观来看是偏激的、非主流的，但它却吐出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被压抑的心声，鼓起了青年们的激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对《女神》在白话新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做出客观、切实的肯定。

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

郭沫若的另一个贡献是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他的研究始于1928年日本流亡期间。他的流亡生活持续了10年，在日期间他一直受着日本警察的监视，失去言论及作品发表的自由，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大胆地开始了新的工作。

郭沫若在赴日之前就设定了一个学术研究的计划。他从少年时代比较熟悉的《易经》开始研究，1928年7月写就了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继《易经》之后又着手研究《诗经》《书经》。这时他产生了一个疑念：“我们纵使可以相信《易》《书》《诗》是先秦典籍但它们已经失真，那是可以断言的。因此要论中国的古代，单根据它们来作为研究资料，那在出发点上便已经有了问题。”也就是说，郭沫若对前述典籍作为史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开始追求“第一手的资料，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删改，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他第一次开始意识到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以及其与考古的关系。

郭沫若在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里找到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前编》，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看到了殷代的甲骨文。这本书除了罗振玉写的一篇序文外，收入的都是1899年以后出土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代甲骨拓片。但这些拓片还未被解读。于是他又到处寻找解读这些甲骨文的方法。他在中文书店“文求堂”发现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翻开看时，书中研究项目秩序整齐，还附有字汇考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需要马上买下这本书，但看看书价是12元，这个价格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的口袋里只有6块钱，书是买不起的了，但他竟大胆地向店主提出用这6块钱借这本书看两天。店主田中庆太郎对他的要求很吃惊，自然是拒绝了。但田中庆太郎看出客人的眼界不凡，便告诉郭沫若到“东洋文库”去，那里收藏着他所需要的书籍，并将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介绍给他。

经田中庆太郎的周旋，郭沫若借用山上正义的中国名字林守仁去找石田干之助，由石田引荐进入东洋文库。因为有这段经历，郭沫若在流亡期间一直与田中庆太郎保持着深厚的友情。东洋文库建于1924年，当时日本三菱财团第三代总帅岩崎久弥买下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毛力斯所藏的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献，即毛力斯文库，加之他自己也拥有庞大的日本古典书籍及汉文书籍。东洋文库就是为了收藏这一大批文献所建，其中还收藏了很多甲骨文拓片，这些拓片都还没有被解读。当时东洋文库是以东京帝国大学白鸟库吉博士为代表的东京文献学派的一个研究基地。郭沫若在传记《我是中国人》中回忆白鸟库吉、饭田忠夫等当时的东京派学者们的中国古代文化观时，曾写道：“他（白鸟库吉）下边的一群学者，大多是受了法兰西学派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古典没有什么坚实的根底，而好作放诞不经的怪论。”这里郭沫若所提东京学派的中国古代文化观，指的是派生于所谓“中国文明西源论”的学术观点。

法国的中国学家拉克伯里于1894年出版《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主张中国人的祖先及古代文明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进而打出“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一学说在亚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东京学派多受拉克伯里学说的影响，特别是白鸟库吉积极继承，并以此为基点展开他自己的中国史论。这个时期，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之间还展开了“尧舜禹抹杀争论”，成为日本中国史学界的一大事件。拉克伯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也波及了中国史学界，这种文化史观在当时占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郭沫若的这段话道破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史学界对中国文化史的错误认识。

总之，当时东京史学派对甲骨文研究并不重视，而郭沫若却偏偏兢兢业业地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他对史学的切入口恰恰是日本主流学派最轻视的地方。在东洋文库，郭沫若读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仅仅两个月他就读解了甲骨文字的秘密。1929年9月，他完成了论文《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后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该书于1930年3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是他第一本史学论著。这部专著的出版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年之间就增印了三版。接着他又撰写了《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分别于1931年5月和6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首先打出他的历史观：“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在史学研究中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轴，主张克服以往的考据学，重视甲骨文和金文的整理与系统考释。提倡“人的观点”，这便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史观。这本书给日本史学界也带来了一些影响，出版后第二年就出现了日文版，译者是日本评论家藤枝丈夫，日本版题目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此书在日本的版本有三种，分别是1931年东京内外社版、1933年成光馆版和1935年东学社版。本书对日本史学界的影响首先可举登载在白扬社杂志上的几篇评论，其中，史学家早川二郎的书评《郭沫若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可为谓最早，文章很短，仅仅3页纸面，而且文中多见被删除的文字，很难准确了解他的论旨。仅可指出的是围绕“中国古代（周代前期）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这一点，早川并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他凭据当时苏联支那问题研究所的见解，质疑依靠古典记载（《诗经》《左传》《史记》等）分析古代社会生产结构的方法论，进而否定郭沫若的古代史——周代为奴隶制社会——的见解。当时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周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通论一般定义为封建社会，20世纪30年代，日本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问题开始大规模的学术性争论，因此郭沫若的研究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强烈反响。这证明当时日本史学界围绕封建制社会与奴隶制社会问题的讨论，已出现了对主流性定义的质疑。在当时的日本史学界，早川所提倡的史学方法论可以算是崭新的，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见解仍偏重于主流性定义。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他起到了刺激作用，从时代的角度看，他的评论充分佐证了郭沫若古代史研究的先驱性。

几年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又引起了日本普罗评论家、社会运动家佐野袈裟美的关注，他在《支那封建制成立过程及其特殊性》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问题在国际史学界正处于混乱不定的状态。作为反通论的学术见解，佐野首先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并声明他自己的专著《支那历史读本》亦将西周、东周到春秋前期界定为奴隶制社会。他在《支那封建制成立过程及其特殊性》中简介了他的《支那历史读本》，通过《诗经》《春秋左氏传》《史记》《孟子》《国语》等，分析论证了从周代到春秋时代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程，虽然具体方法和过程有待别论，但从这篇文章可推测佐野袈裟美的古代史观大致与郭沫若相近。

佐野袈裟美的《支那历史读本》于1937年1月由白扬社出版，该书的参考文献一览中所见郭沫若的书籍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青铜器研究要纂》《卜辞通纂》《天的思想》《两周金文辞大系》《屈原时代》。佐野主要在本书前半部分“殷周氏族制与奴隶制问题”中多次引用这些著作，次数在24次以上。在殷周是封建制社会抑或是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上，佐野通过史料分析得到了与早川二郎以及史学界通论不同的结论，他在“支那在亚洲生产模式中的具体形态”一节中指出：“我认为支那周代奴隶劳动的比例在生产领域中所占的比例是值得重视的，对于支那在亚洲生产模式中的形态，我与早川氏持不同看法，我认为将它划类为一种奴隶所有者的生产模式是较为妥当的。”很明显，在殷周社会结构的问题上，佐野的结论与郭沫若相同，他在撰写时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这点是无可怀疑的。

20世纪30年代，许多杂志上出现的有关郭沫若史学研究的评论，实际上都源于他的治学态度、方法论及资料使用的崭新特质，他的史学研究无疑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为解释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1932年以后，《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陆续出版，这些重要的研究论著都是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写就，由文求堂书店影印出版的。

不论《女神》还是史学研究、古文字研究都是在日本完成的，《女神》诞生于日本留学时期，史学研究完成于流亡时期。这两个时期对中国来说正是内忧外患、社会动乱且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时代。对郭沫若来说也是极度艰难的时期，但在这样的时代状况中他的爱国忧国之心从未动摇过，他利用日本当时的文化环境，孜孜不倦地汲取西方的现代思想与艺术，打下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基础，以科学的态度及方法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的一生伴随了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也为我们提示了丰富的人生经验。

（本文作者系郭沫若先生外孙女，现为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