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民族性”一直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讨论重点，诸多研究者已对“民族性”进行了概念界定和理论推进，但随着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及文化语境的流动，这一概念具有重新阐释的必要。石一宁新著《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构建了具有个人特质的文学批评观。该著从地域性分析、历史叙事反思以及“诗意”的审美取向三个维度，显示了著者重构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批评体系的愿景。

关键词：民族性；地域；历史；审美

中国文学对“民族性”的探索在1930、40年代之交就曾以“民族形式”问题提出，并在当时的文艺界掀起了一场论争，直到今日仍是中国文艺界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不停游弋的‘民族性’，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出发，文学的“民族性”研究更是蕴含了复杂多义的阐释空间。现下，文学的“民族性”又展示了何种面貌？该去向何处？始终站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一线的《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以其专著《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下文简称《现场与思考》）展示了其对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批评观的重构意愿。在这部评论集中，石一宁虽然并未对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概念做系统性的论述，但其对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探讨论述又随处可见：“民族性并不抽象，它既存在于民族生活中，也存在于民族文化中。文学作品既是民族生活的镜像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同时作为一种文本，它又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否出于作家的自觉，它都必然地呈现作家的文化身份所指向的民族性。”

通过该论著对文本类型选择、作家作品的侧重以及对其批评话语内涵的进一步分析，可以从其对地域、历史、审美三方面的取向中显示其对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新的构建意图。正是在文学“民族性”的批评观构建过程中，显示了石一宁用文学凝聚和团结少数民族作家，搭建“多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宏愿，这也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文学话语的遥相呼应。

一、民族地域的观照和突破

任何一个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中，其身处的地域风俗、文化、信仰区分了他们的文学风格。“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和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这是很可宝贵、很可珍视的文化多样性。”在越来越趋同的文化环境中，许多少数民族仍然聚居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势必要因其地理特质沾染一定的地域文化，也因此保留了一定民族原生的生活、文化习惯，显现了与其他地域民族完全不同的精神色彩，也区分了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学风格。“从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实际状况看，有相当的民族作家都在尽力追求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真实，在他们的笔下都十分强调本民族在时间上的古老和空间上的当地。这两种性质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民族在该地域自古以来的文化独特性。”对民族文学的地域书写的关注，是《现场与思考》批评观的起点。石一宁试图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地域性书写中，剥离民族地域间性，从中探寻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地理区域内各种要素的总称，地域环境又可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指的是天然的生态地景；而人文环境则包含着地方的文化景观。地域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能对该民族文学作品的整体风格产生影响，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往往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特征，这是不同民族文学个性的基础来源。

石一宁的地域性批评观照，首先表现在对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天然地理景观书写的关注。因为地域性的基础建立在最基础的地理景观之上，而越是聚居于封闭单一地理环境中的民族，就越容易形成鲜明独特的文化风俗。反之民族文化色彩就会较为驳杂和淡薄。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独特地理景观的描绘，常常通过区别于现代性、都市与平原生活的少数民族地域生存图景刻画，刺激和重新调动读者的审美热情，带来浪漫和诗意。这构成了地域性书写的文化功用之一。

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地域人口集群中的一分子，他们的创作时常以共同的地域性特质书写受到关注，进一步形成了地域性的民族文学创作力量。《现场与思考》中不乏对以“文学川军”“康巴作家群”“文学桂军”“山地文学”等地域作家群的关注和支持，且作为《民族文学》的主编，石一宁更是在办刊过程中积极组织整合形成地域性作家专号，以扩大地域性民族文学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强调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

石一宁尤为注重川渝地区的民族书写。他在《民族文化与文学性》中尤为推崇五位来自重庆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的创作，他赞赏川渝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坚持和守护，认为这些创作者具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正是因为他们在对作品人物的塑造、物件的隐喻、民族习俗的描绘上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弘扬了当地的民族文化。

在本土内部少数民族的观照外，石一宁还特别关注这种反映“民族性”的地域文化书写如何能突破族群内部或者国土疆域的界限，这侧面表现了其超越地域边界的批评追求。石一宁对吉狄马加《我，雪豹……》的诗评中就可见他对民族文化中超越民族性的世界性的思考，在这个全球性后工业化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性使命不只是局限在民族内部，文学创作应该内蕴一种使命，用以警示后人始终牢记要延续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此之外更有责任去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在对“丝路文学”的关注上更可见石一宁承担超越本土民族范畴的，具有全球性视野的文化历史推动责任。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发出后，“丝绸之路”再度成为全球热词，“丝路文学”也相应受到了关注。古代丝绸之路国境内部分聚居了众多少数民族，具有地缘文化上的“民族性”，此外还曾与外域民族经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石一宁认为“丝路文学”的复兴，将会“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石一宁为“丝路文学”做出了明确的定义：“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这一概念界定看似消磨了“丝路文学”的地域性特质，让地域为题材让路，但他进一步补充：“丝路文学交流不仅是丝路题材文学的交流，也泛指丝绸之路地域的文学的交流，是从文学的维度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辐射和延伸，并为文学创作树起新的标高。”让这一概念本源再度回到民族性的地域框架中来。为何石一宁如此重视“丝路文学”这一地域性文学发展方向？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自古代开始架起的与世界其他民族经济文化沟通交流，如今对丝路文化和丝路文学的重提和发展，标示着丝路地域语境中少数民族当下文学书写的追求：“以充满个性化和民族性的思考和写作，关切全人类普遍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展开与世界的对话。”这种对话在古代时通过地域的突破和探索去进行，今日，我们仍能沿着这条古路的精神印记，阐扬中华民族的当代精神，并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在文学和文化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建立与世界文化的新的精神联系。

总的来说，《现场与思考》对民族文学地域性的强调，即是指，在尽可能阐扬本民族地域文化和地域色彩的基础上，突出体现各民族的“民族性”，“对一方土地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能状其貌，又能传其神，并让读者从中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振奋于民族前进的步履，即为文章的功德，亦是文章的魅力”。在此基础上，保持开放的地域文化心态，积极向其他地域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并在交流中促成新的地域民族性特质的生成，更是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地域文化书写的增长。让“地域”这一看似固定的现实存在，通过文学书写的关注和阐扬，进一步刺激各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迸发新的活力，使得通过“地域性”的观照促进“民族性”的动态发展，以保持地域文化的活力和地域文学色彩的生命长度。在这个意义上，石一宁文学批评观对文学地域中“民族性”的审视和追求，超越了学界过去对“地域性”的审视广度。

二、民族历史的真实及其文学超越

对民族地域文化叙述的积淀，往往会促进该地域历史叙事的天然生成，这同样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化和全球化日益成为主流的今天，少数民族过去聚居的封闭地域日渐被打开，随之而来的就是传统生活方式、习俗信仰、精神思维的渐渐消弭，无根的迷茫让他们不得不回到过去的历史中重寻失落的族群记忆，对本族历史进行文化“寻根”，通过文学“重述历史”，逐渐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股主潮，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刘大先认为，重述历史是“争夺发言权和话语权的一种尝试”，它通过地方性、族群性话语对国家话语进行了补充，“但往往也存在着陷入到孤立与封闭之中的问题”。李长中则认为“重述历史”一方面是“在对民族历史的反复追寻与书写过程中，确立当前的精神原则和民族立场”；另一方面，重述可能会“逐渐演化成一种对抗性的书写姿态，成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政治，甚至出现以‘怀旧’性心态虚构和幻化本民族传奇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现象”。可以发现，“重述历史”无疑是从多民族的角度保护和阐扬了其自身的“民族性”，但这种创作趋势很可能会导致民族叙事的自我封闭。过去的历史已化为尘烟，始终沉湎往日雄奇，难免会让民族文化有走向衰微的风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某种文明处在‘黄昏’阶段时，虽然面临着‘解体’，但这种‘解体’并非是消亡，而是存在着‘再生’的可能性，也即文明的‘生机’”。这引出了少数民族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少数民族应该保持何种心态和何种方式去书写历史，观照“黄昏”，才能让其民族性在历史追忆中重燃“生机”？

《现场与思考》第二辑精心选取了多个涉及“重述历史”的小说文本，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理论查探和方法构想。《思虑深广的地域史叙述》中，石一宁以川籍作家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为例，指出少数民族作者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担任着历史学家的角色，“历史叙述需要历史主义的态度，也需要一种超越历史的当代意识和当代立场”。因此需要作家拥有相当的“历史理性”，就是尽可能忠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全面地展现它。“现实题材的作品应有历史感，历史题材的作品应有现实感。只有对现实与历史都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一个作家的创作才有可能是成熟的、根基厚实的。”因此阿来在创作《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时返回康巴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史学精神”十分重要，正是这种精神让瞻对那片土地上两百年间的地域历史过往得以被全面地、深刻地展现。此外，还应不仅限于“历史”而要试图去超越它，在历史的基础上保持文学性，提供“生动的人物形象、符合情理和逻辑的历史想象以及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的民族风情描写”，只有“作家视点的放平，对历史和人去神秘化和去等级化的解构，视野里必然会出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事理”。

有时候历史不仅仅停留在外部的描绘，而同样应该深入内部，以“心史”的角度打开民族历史的真实。石一宁尤为欣赏四川作家在书写民族历史上的天分，他在评价四川羌族诗人羊子的长篇史诗《汶川羌》时，就认为羊子用主观的、内在的抒情史诗写法，真正深入到了羌族的心灵深处，全诗用虚化的象征手法和民族历史生活的元素，呈现羌族人心灵的历史遭遇和感受，从民族心史的角度表现了民族的历史命运，这种直击民族心灵内部的历史叙事对创作者来说，同样重要。

在此基础上的历史叙事，基本达到了文史平衡，但我们仍然需要去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如何通过历史叙事保持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石一宁认为这构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分享。因为有时候“习俗往往只是一种对传统不加思考和扬弃的照单全收”，这将会导致个人和民族“在一种天然的死亡里消灭”，因此文学要在历史中反思，继而去反思文化、反思人性，以生成“新的原则”和“新的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历史的叙事不仅仅只停留在反思这种内部情绪之上，而应该真正地去打开格局和心胸，积极“分享”，所谓分享即为始终对本民族的文化保持开放的心态，不可敝帚自珍而失去与其他族群分享民族文化沟通的机会，“‘分享’也许最终会成为‘绝响’，也许会变成价值乌托邦，但是对‘分享’的境界的向往和追求，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式；而描写这种向往和追求，也是某些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之所以卓越的内在要素”。可以看出，石一宁对文学历史的批评立场怀持着严谨但不失胸襟的文化开放主义，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丝路文学”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鼓与呼了。丝绸之路原本就是一条承载了中华民族与外界搭建起来的两千多年厚重历史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其丰富的历史底蕴，足以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文化富矿，且它还将会在“一带一路”的新时代倡议中不断积淀新的民族历史文化，“选择经过古今中外艺术经验的洗礼而成熟的现代性的风格手法，追求既贴近又引领当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从而使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体上超越历史的成就而成为代表中国文学当代水准的重要元素”。

三、民族审美的“诗意表达

“一般来说，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判断，离不开几个基本要素：少数民族作家，少数民族题材(生活内容、文化现象、风俗习惯)，少数民族文学体现的方式，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集中地体现了少数民族独特的审美文化。”相对主流文化而言，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由于其小众和独特，构成了其在文学上的审美特质，而被标识出鲜明的“民族性”，也因此成为了相互区别的存在，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形式和内涵。“美学精神来自对美学事象的审视、研究和提炼，是美学事象的抽象结晶。从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美学事象即自古迄今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来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绝不是中华美学的点缀和附庸，而是中华美学的有机和重要的构成。”正是这种审美上的多样化“民族性”，让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确立了自身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各民族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标识往往会伴随作家对所属少数民族的认同，自觉进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形成独具“民族性”的文化审美风格。目前少数民族审美“民族性”的相关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何去剥离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的这种审美的“民族性”，并大力推动其发展，延续其生命力，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之一。

创作者如何实现审美自觉？在石一宁看来，作家应该思考如何更多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如何使得作品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更鲜明的问题。创作者必须有一种身为民族代言人的自觉，积极为民族的文化发声：“叙事主人公或说抒情主人公往往和民族的代言人合为一体。诗人对自己的写作具有一种严肃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勇于承当本民族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的代言人，承当民族的歌者。”创作者对民族身份的自觉和敏感，并积极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到创作中，这是审美“民族性”的开端。

《现场与思考》中对审美的“民族性”取向，主要提炼为“诗意”，所谓“诗意”：“是一种审美境界，‘诗意表达’即意味着一种诗性美学风格的追求。”而所谓的“诗意”则包括了三个方面：形式、语言和人物。

首先，少数民族文学的形式审美，需要“作家具有积极的审美主体的自我意识，并且充分地发挥审美主体的积极性，认识到自己既在创造故事，也在构建作品的伦理意义，最终才能实现诗意的表达”。这就强调了作家在创作时对自己民族身份的主观能动性，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族别特质。其次，少数民族作家还应尽可能广泛地涉猎新的创作领域和体裁，除去如史诗、民族戏剧、民间故事等传统民族形式外，还应积极地探索新的题材和类型，如文艺理论、小说、散文、诗歌、影视、戏剧等。《现场与思考》的章节按照不同评论对象体裁的单独编排，正体现了石一宁对扩大少数民族文学体裁形式审美版图的意图和匠心，体裁的多样化“对内可以交流多民族经验，构建多民族国家认同，对外可以展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让世界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其次，在对许多少数民族文本进行分析时，石一宁往往会十分注意他们对语言的使用是否“诗意”，以及语言是否贴合本民族的文化色彩。在语言的诗意审美建构上，无论何种文体，都应该“像诗歌一样发现和提炼语言”。石一宁在进行民族文学批评时，往往会特别注重作家的语言风格，因为“各民族文学都在语言层面上构筑了独特的美的风范，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在评价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时，他就认为这位四川彝族诗人对汉语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使诗歌的艺术创作达到了深湛的境界。另一位四川羌族诗人羊子的长诗《汶川羌》用史诗和抒情诗的语言表现手法，在语言中呈现了羌族的特性，描绘了羌族抒情的、浪漫的民族华彩。此外，在评价《哈斯乌拉文集》时石一宁也认为大草原的美丽景色为蒙古族赋予了诗意，这使得蒙古族是一个具有诗意的民族，所以哈斯乌拉的语言风格也受到了这一民族性的影响，具备了诗意的特质。“当小说的内容充满诗意时，这样的语言是和谐的；即使小说的内容乃悲苦和惨烈，诗意的语言亦能起到调节之功用。”此外，许多少数民族还拥有自己的本民族语言文字，每种语言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和美感，这也构成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审美多样性。更何况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本就是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石一宁主编的《民族文学》在汉语版本之外，开辟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的少数民族文字版。除此之外，《民族文学》极力培养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留存做出贡献，也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审美的多样性的延续打下了坚实的地基，可见石一宁在保持少数民族文化审美多样性上的良苦用心。

最后，《现场与思考》还强调人物的诗意之美，应把人物塑造摆到正确位置：“只有心灵美和性格美的人物才能创造美。”“性格各异的底层人物形象，与作者笔下的风情展现一样，不仅具有个性的意义，同时也蕴含着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特质。”当一个作家创作的体裁和人物都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展现了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传统，塑造了民族习气和具有民族品格的理想人物时，人物的塑造就会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审美与认识价值。石一宁积极赞扬了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理想人物的塑造，人物的塑造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紧紧抓住能够充分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语言行为、故事或情节。因此他认为亮炯·朗萨的《寻找康巴汉子》、玛拉沁夫的《爱在夏夜里燃烧》等作品塑造出的裹挟在少数民族乡村的泥土气息与质朴品格的理想人物，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审美与认识价值。

结语

文学“民族性”的生成、发展和影响十分动态复杂，很难以一文全面论证。从1940年代的“民族形式”大论争到1980年代兴起的“民族性”争鸣，可见这一术语繁复汰变的演化进程。且不同研究者对文学的“民族性”存在着差异化的认知，很多创作者和评论者也曾在书写少数民族生活、文化传统张扬“民族性”的过程中表达了对“民族性”存续的隐忧。民族文学的话语场域从来就金鼓喧阗，有发展的期许也有前行的焦虑，但石一宁身在此中依然能抱定初心，在少数民族文学这片沃土中勤恳深耕，用笔触去突破文学“民族性”的边界，用思想结出了属于自己的理论果实。更重要的是，他多年来一直坚守《民族文学》的编辑阵地，身体力行保护和推动着民族文学在创作上的多样性发展，而这正是文学“民族性”存续的根基。《现场与思考》虽由石一宁过往的文艺评论集合而成，并非系统的理论性学术论著，但著中每篇文章都闪耀着思辨的光芒，显示着著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扎实深厚的理论素养。该著从地域、历史、审美三个维度，多点多层次剥离出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特质，呈现了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呼应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作家论述和文本研究的过程中，石一宁逐渐构建了极具个人特质的批评体系；在“新丝绸之路”以及多民族文学话语集群力量越发崛起的时代语境中，更新了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理论框架；为当下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