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钟敬文的学术生涯始于民间文艺学又终于民间文艺学，毕生投身于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恰如万建中的评价，钟老“不仅构筑起民间文艺学学科的理论大厦，而且不遗余力地添砖加瓦”，既吸收了中国旧有学问之优良素养，又推陈出新，表现出精妙、现代、历久弥新的一面。事实上，钟敬文取得的成就与他的国际视野密不可分：青年时代延续终生的对国外学问的求索、与各国各领域学者的信件往来和学术交流，以及在构建学科体系时的吐故纳新……如此种种早就了钟敬文的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

多元深厚的学术根底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如一声惊雷激励了钟敬文等一众青年，百家齐放的国外思潮使他们对新知识充满了渴望。也是此时，身处广州的钟敬文感受到世界知识版图的广阔，开始接触民俗文化活动，用心搜集与研究民间文学。后来他写道：“这种初期的学术活动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基础”（《“五四”——我的启蒙老师》）。离职前往杭州后，钟敬文和同仁好友娄子匡、钱南扬等共同成立了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并创办诸多期刊。这些期刊在出版国内学者著作的同时，还在钟敬文的推动下翻译引介国外理论，如当时学会刊物《民间月刊》“学界出版消息”栏目中会介绍日本最新的民俗研究动态。钟敬文也与松村武雄、佐佐木喜善等日本学者联系密切，多次翻译、刊登他们的作品。这些文章的发表使钟敬文愈来愈感受到“如果要进而推动全国这方面（民间文学）的学术运动，就更没有多大把握了。因此，必须有个机会，让自己去打好学业基础才行。”（《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这便是钟敬文后来赴日留学的起因。

在东京的两年多时间，钟敬文师从西村真次，广泛接触西方的学说、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及文化史等的观点。这段时期的学习充实了钟敬文早期的学术知识结构，使得他初具国际化的视野，这在他当时的行文写作和学术讲座中都可见一斑。1982年出版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自序中，他提及自己的民间文艺思想底色大抵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马列主义被应用到对中国历史和文艺的剖析和批判……作为一种新因素存在于我的思考和写作里”；二是法国涂尔干、让－马利·居友等的社会学宗教论、艺术论的影响，“有利于我摆脱那些不正确的文艺思想”；三是英国人类学派的巨匠弗雷泽等的理论，这一点尤其见于其师西村神话文化思想中常常应用的“文化传播论”（《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自序）。1979年，钟敬文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谈论民俗学的定义与任务，讲话内容旁征博引、全面翔实，就“民俗学”的定义而言，便列举出英国弗雷泽，日本柳田国男、西村真次，法国山狄夫，德国黎尔等学者的不同看法，在谈及民俗学的方法时，也谈到芬兰历史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地理研究法、德国赫尔德发起的诗歌搜集运动对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求知若渴而博采众长，钟敬文在各家理论思潮中积淀了深厚的学术根底，并逐渐建构了中国独特的民间文艺学学科理想：重视中国文学的考据传统，不仅学习法国社会学派在形式上以自然科学为模板，客观地收集、比较、分析对象，研究普遍的规律，也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积累出发，在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之外，提出历史民俗学研究，旨在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

热切活跃的中外交流往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空前紧张，为抗日的目的，这期间中国的“日语学习热”和“日本研究热”也日渐兴盛。1932年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主动与日本学界进行双向的学术交流，钟敬文便是主力军之一。在与日本民俗学者书信往来的同时，钟敬文明确了自己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志向，也为自己赴日留学铺平了道路，1933年日本期刊《日本民俗学》第11期发表了钟敬文的《中国民谭の形式》（中译《中国民谭型式》），在小序中，他回顾了近年来受邻国此学问之先进者如南方熊楠、高木敏雄、松村武雄诸先生影响的民间故事研究经历。而这一文章也极大地触动了日本学界，尤其是当时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关敬吾先生，在其编写的《民俗学》一书译入中国后，他在序文里写道：“钟教授在日本民俗学会会刊上发表的《中国民谭型式》，使我不禁对中国民间故事第一次打开了眼界……钟教授的论文，是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口承文艺的契机之一。”也是基于此，关先生称钟敬文为“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前辈”。

除了与日本学者热火朝天的书信往来，德国学者艾伯华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和钟敬文展开了通讯交流并互相寄赠书刊，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动物与人”大类中就参考了钟先生在《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所写作的“老虎外婆（老虎和孩子们）”这一类型，艾伯华在为德国编纂《民间故事百科全书》撰写“钟敬文”条目时，也郑重介绍过他的《中国民谭型式》一文。钟敬文与众多国外学者既严谨务实地讨论学术，又充满了关切和热爱。20世纪50年代中期，钟敬文主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务时，曾接到过苏联李福清博士捎来的论文抽印本，当时两人只有信件往来，无缘会面，直到很久以后两人才见面。钟敬文在《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序言中回忆：“（初次见面）他一面紧握着我的手，一面用熟练的中国话说（带着感情地）：我来中国三次，这一次才算见到您”，“那天下午，我们在对外友协的客厅里连续畅谈了两三个小时，分手时已经近黄昏了。临别时在庭园中拍的那张照片，虽然部分景象有些模糊，却仍然使我宝爱它。”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也曾与钟敬文学术对话多次，1978年《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译本出版后，钟敬文“满心欢喜”地应邀为丁乃通作序，提起丁教授曾寄赠过译本的英文原著，丁乃通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时也特别提到“中国民间故事的采访、搜集和研究，起步较迟，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当时许多前辈，如钟敬文、赵景深等诸位先生，已经注意到中国故事和印欧故事有许多相似处，初步作了一些分类”，借此略表饮水思源之意。不仅是信件往来中的学术对话，钟敬文晚年仍热切属意于相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芬兰民间文艺界在广西三江地区联合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民间文艺实地考察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第一次与外国联合举办民间文艺考察活动。钟敬文时年已高，虽未参与实地考察，但在联合调查前召开的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中，他委派了刘锡诚宣读他对本次活动的贺信。1994年，中日韩三国部分研究民间故事的教授提议成立亚细亚民间叙事学会，该学会以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核心任务，每年对民间文学的各种文类进行探讨和交流，还特别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叙事文学，以起到世界民间叙事研究的桥梁作用。当时的钟敬文已入耄耋之年，依旧密切关注学会动向，大力支持学会工作，并欣然答应担任顾问。他说：“中日韩三国的民间故事的亲缘关系的确是很客观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却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这既说明这个跨国界的学术组织今后任务的沉重，同时也说明它的创立和活动是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次年在北京召开的理事会上，钟敬文发表了《对民间故事探究的一些认识和意见》的讲话。2000年，在钟敬文、启功、王宁等学者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后，钟敬文便邀请日本著名学者稻田浩二前来中国召开“中日民间叙事文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其对国际间学术对话交流的热情如斯。

为民族、为世界的学科建设

钟敬文是一位求知若渴的学者，更是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奠基人，他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特殊的学科加以理论设计和学术实践，把它的各种意义与价值融合在统一的范畴里，对其定位不仅仅是一国之学科，更是为民族、为世界的学科，“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钟敬文的国际化雄心体现在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上。对于国外理论动向，钟敬文自年轻时，便有敏锐前瞻的学术眼光，既虚心引荐，又辩证思考，为民间文艺学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石。钟先生是类型研究方法最早的引入者，并身体力行地对其实践。在杭州时，钟敬文写的《中国的太阳神话研究》《中日共同的民间物语》《中鲜民谭的比较》等论文草稿，以及1935年发表的《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都致力于从同类故事中寻找发源地及其传播途径，是在中日韩三国的民间故事类型比较上的研究成果。为了让国内的学者更多地了解到类型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刘魁立等学者的共同带动下，钟敬文对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翻译和出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后者的序言中他提到：“有些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民间故事是自成体系的东西，它跟国际的民间故事类型很少相同。这种论调，在没有得到有力的事实反驳之前，是颇容易被人相信的。”钟敬文一再强调学习他国理论的重要性，提醒国内民俗学研究者不要故步自封，进行井底之蛙的研究。

关于国外民俗学、民间文学作品的译介，钟先生也颇费苦心。在日学习手不释卷时，他依旧不忘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并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表《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50年代，钟敬文所在的民研会为了帮助青年学习民间文学理论，曾编辑过《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70年代末他意识到苏联学界近年来有新的发展，而我国的社会情况和学界情形跟过去也大有不同，于是“痛感到有再编一部苏联民间文学新论集的必要”（《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序）。为了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资料，钟敬文多次向李福清请教。2004年《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的出版了却了他一直以来的心愿，该丛书出齐了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钟敬文就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后，于1953年率先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不仅为国内新一代民俗学者提供了学习机会，还格外关怀前往中国学习的海外留学生。现任印度尼赫鲁大学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的莫普德教授在钟敬文120周年诞辰上怀念钟老时提到：“1987年，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往事历历在心头，我在北师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受到钟敬文教授的亲切接见，他为人谦虚、心胸开阔。”钟敬文不仅在学术上给予留学生以教诲，赠予诸多书籍，还细心关照其生活，为异国他乡的学子庆祝生日。除此之外，韩国学者郑然鹤、日本学者广田律子都受到过钟老无微不至的关照，钟敬文对待学术的严谨、对待学生的宽和，使如今闻名遐迩的民俗学者们仍念念不忘。

在上世纪末谈及当代民俗学的定位时，钟敬文曾言：我们的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的一部分，但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别的国家民俗学的附庸或“派出所”。诚如斯言，钟老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热情足以用一生写就，其跨文化的学术根底和国际视野造就了他对民俗学学科构成的战略性思考，如此的坚定与雄心，使得一代代海内外民俗学界同仁深受其影响，也逐渐为中国民俗学在世界民俗学中找到立足之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