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丰碑之间
每当我们怀念导师王瑶先生的时候，我总想起那个创造力勃发的神奇的时辰。几乎同时，王瑶先生竖立起了两座不同的学术丰碑。一座是1951年问世的《中古文学史论》，一座是1953年出版的上下两卷《中国新文学史稿》。
重大学术转向本身就令人敬畏，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刚从沸腾转为历史，要想开拓处女地，这需要把握多少第一手资料、多么新锐的眼光和原创性框架呀！ 但统而观之，两座学术丰碑又有一脉相承之处，这就是王瑶先生一以贯之的历史感与时代感。他在《中古文学史论》自序中坦言：不同时代的文学盛衰，“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
《中古文学史论》一书的研究重心正在于：“时代的差异多于作者的差异。”无论玄学与清谈、隐逸与避祸，或是品藻标准由人物向文辞的转变、言与笔分家等，魏晋时代的每一种文学潮流，无不源于门阀世族社会上层文士的决定性影响。该书最令人着迷的是魏晋笔法，其史论结合的通透，收放自如的洒脱，穿针引线的绵密，信手拈来的灵动，最能体现王瑶先生的思想、才华、性情和学养。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写作风格则为之一变，其中和晓畅，更像是在为时代存照和归档。著者多收录，少发挥，多引述，少论争，章节分明，观点简明，阶段划分与政治分期趋同，语言风格符合雅俗共赏。这或许是因为：当代人写当代史，难以远观静思，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在当下，生活繁复如草蛇灰线，谁知哪些终会伏脉千里？ 新的时代概貌尚未定型，剥茧抽丝，茧又何在？ 再加上种种现实政治约束，要想平地起高楼，尽量保存中国新文学原生态，已属奇迹。但真正的奇迹是，《中国新文学史稿》既是开山之作，又长久地难以逾越，不仅在内容上、体例上，也在气度上、总体评判上，至今未见公认的能够整体替代或另辟蹊径之作。特别是表面平实之下，其在时间长河中独树一帜、蔚为大观之劲力，令人深思！
徘徊在两座丰碑之间，人们不禁会问：当年新文学研究显然不如古典文学厚重、安稳，王瑶先生为何愿意跨入激流呢？也许，其《念朱自清先生》一文正透露出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和人生选择。王瑶先生说，导师朱自清先生作为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倡导者，他明明知道“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语言”，为何仍热情推动呢？ 朱自清先生道：“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路不可。”这口气不像在论诗，更像在谈家国情怀。不错，当时的一切都系于救亡图存，朱自清讲“爱国诗”，也是“着重于将新诗人（如闻一多）与传统爱国诗人（如陆游）在国家观念上的不同揭示出来”，强调新文学“超越了社稷和民族”，追求的“是一个现代化的‘理想的完美的中国’”。为此，五四一代学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不惜与传统决裂。
但西方人认为这并非是壮士断腕，而仍是合乎逻辑的历史演进。他们一向对中国独一无二的持久生存能力感兴趣，因为古罗马分裂就永远分裂了，而同一时期中国分裂了却又统一了。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伊佩霞研究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资源而非桎梏”，具有部分“变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古老国家延续下去。而回应今天的挑战，又将变成明天的传统。只是这次危机太深重了，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历史性打击。而五四树立的新理想，按照黄仁宇大历史观的表述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就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事实上，世界已在适应中国发生的巨大转变，过去周而复始的千年封闭轨道已经一变而为“直线进展”的理想式追求。如今中国歌曲的结尾往往是企盼“明天会更好”，甚至连小学生写作文也是类似的思路，而这种展望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根本见不到。
作为朱自清、闻一多先生的学生，王瑶先生同样饱经忧患，同样拍案而起，让时代雷鸣在他的书房里回响，是再自然不过了，这也是其学术丰碑的真正基石和内在凛然之处！ 正如王瑶先生在1980年《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后记中重申的：“从文学作品中来理解中国人民今天所已经得到的胜利和正在从事的伟大建设事业，是很容易理解其正义性及胜利的必然性的。那些作品将真实地、形象地告诉人们：中国人民蕴有无限的伟大的战斗精神创造力量。”并强调：“今值本书重版之际，我对本国读者想说的仍然是这些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