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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列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几位诗人，无论标准如何，杜甫（712—770年）无疑都会入选。因为他是“诗圣”，他的人文情怀与悲悯之心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那么，杜甫是如何成为杜甫的？对于杜甫的前半生，我们似乎还比较陌生。

这或许是在今天，王炳文还要写《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这样一本“杜甫传”的原因。

正如张国刚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作者下笔的重点不是杜甫的游历，而是杜甫的时代；不是杜甫的生活，而是为什么会出现杜甫，杜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轨迹。”本文摘自《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有删节。

辨认“旧乡”成为一种困扰

关于杜甫的家世，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旧唐书·文苑传》里的说法：“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此论影响至深。不过，当我们将杜家代际变迁放置于长时段历史中进行观察，会发现这个说法其实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北周时的杜叔毗生有五子，杜甫这一支，是杜叔毗的第四子杜鱼石之后，世系传承为“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杜甫”。

从隋末（7世纪10年代）杜鱼石任职河内郡，到武周中期（7世纪90年代）杜审言的子女全部出生，杜家已在东都附近繁衍生息近一个世纪。在圣历元年（698年）杜审言贬谪吉州之前，杜家在东都有着稳定的生活。这个时候，杜闲等年纪稍长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十多岁的少年，他们心中深深种下了对于东都故乡的认同。《旧唐书》“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的说法，其实就是对杜家7世纪居住状态的一种局部描述。随着入唐第四、第五代人物杜闲及杜甫长大成人，这种说法成为杜家的常识，却也逐步与现实情形背离，因为从武周末年开始，杜家已经不断向京师发展，在长安营田置宅。到了8世纪中叶，杜家恐怕已经很难被视为洛阳人了。

因此，如果以6—8世纪近三百年的长时段来观察，会发现杜家的祖居地，或说“旧乡”，其实一直在缓慢变迁。其中公元6世纪的北周和隋代，是杜家从襄阳向北迁移的过渡期，杜叔毗及其长子杜廉卿等人还可以说是襄阳人。从隋朝末年到武周中后期的整个7世纪，杜家的家族主体已经转移到了黄河两岸的怀州和洛阳，并在洛阳生根发芽。对于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先后四代人来说，他们已经是地道的洛阳人氏了。而从武周后期开始，杜家逐步向长安迁徙，在万年县的杜陵站稳脚跟。

对于杜甫而言，辨认“旧乡”成为一件让他略感困扰的事。一方面，他的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都葬在洛阳以东的杜氏大茔，他也在服完父丧后重整偃师祖宅，按说这里才是他的祖居地。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杜审言以降三代人在京师的经营，杜家依托宗族关系，在杜陵建立起全新的居住区域。相较于襄阳，京兆本就是杜氏更为古老的郡望。职此之故，杜甫心中的故乡颇为含混。在他的诗中，我们能看到“春风回首仲宣楼”（《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样对襄阳和洛阳的感怀，但更多时候，却是“西归到咸阳”（《壮游》）、“故国平居有所思”（《秋兴八首·其四》）这样对长安生活的认可。在给玄宗的《进封西岳赋表》中，他明确自称“臣本杜陵诸生”，这也最清楚地诠释了他所谓的“中岁贡旧乡”（《壮游》）其实是指由京兆府擢选为乡贡进士。

从家庭关系审视中古士族

杜甫出自京兆杜氏，他的身上具有中古士族的普遍特征。杜甫与李义、狄博济诸人叙旧，在盛赞“神尧十八子”（《别李义》）及“狄公执政在末年”（《寄狄明府》）的同时，每每不忘以“子建文笔壮”或“在汝更用文章为”诸语称道其学术，充分体现出家学礼法在士族中的崇高地位。他用“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夸奖李氏一门，以“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梳理与王砅一家的亲缘关系，足见中古士族对于谱系传承与郡望姻亲的矜耀重视。至于他早年“立登要路津”的自我期许，“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献赋获得出身后“家声庶已存”（《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如释重负，以及困居夔州仍然看重的“画省香炉违伏枕”（《秋兴八首·其二》），则是其仕宦追求的真实写照。凡此种种，反映了杜甫身上的士族属性，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

不过，无论是整体探讨还是个案分析，对中古士族的研究大体不出家族范畴。但社会终归是由一个个细致而微的家庭构成。

诚然，士族推崇郡望，重视姻亲，但这些伦理与亲缘因素，其实是建立在家庭经济之上的。历史学者们借鉴了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从中古士族社会中析出了身份、财富、权力三种要素，在陈寅恪归纳的士族属性中引入了经济维度，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重视，只不过这种心态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可以说，士家大族的情况总体类似，具体的家庭却各自不同。因此，当我们摆脱郡望等士族研究的束缚，将杜家的百年变迁析分为一个接一个的核心家庭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浮现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可能性。杜家的代际传递、家产析分、内部张力、女性形象，都在这种视角转换中变得清晰而立体。这些问题不能说迎刃而解，但至少不再遮遮掩掩。

“诗史”为“历史记录者”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特点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目前存世的杜诗大约有一千五百首，这些诗作在年代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指数增长特征。如果再将诗作的字数考虑进来，则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杜诗，其实是中年以后杜甫的人生记录，以及集中于夔州等地的暮年回忆。在天宝后期进呈玄宗的奏表中，杜甫自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雕赋表》），而现存杜甫此前的诗作不过百余首。换句话说，仅天宝以前杜甫散佚的诗作便有上千篇，对探求早年杜甫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缺憾。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1833—1911年）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

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