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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一个风格卓异的小说家
来源:文学报 | 梅杰  2024年07月12日08:40

文学评论家冯健男在《梦中彩笔创新奇》一文中说:“废名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独创性最为人所称道。这不但表现在他的创作一无依傍,独立走自己的路,开辟自己的艺术境界,而且表现在他总是不断地突破和刷新自己,追求和实现新的创造。”正唯其如此,在所有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位更像废名引我好奇,把我引来观察他的蜕变的。然而在这蜕变当中,废名始终保持自己卓异的风格。

废名早期的短篇小说

20世纪20年代,鲁迅将冯文炳(废名)、鲁彦、许饮文、黎锦明、彭家煌、罗黑芷等人划为乡土小说作家,因为他们的小说多以家乡人和事为题材,来表现各自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其中冯文炳的小说有其独特的一面。他的小说立足于乡土,所描写的并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农村平淡的生活并富于田园之静美。这是其它乡土作家所做不到的。他们更倾向于以小说来表现农村的破败而愤怒于黑暗政治,这又是冯文炳做不到的。他的小说朴素得如淡墨画,像田园诗,又是一曲牧歌,赞美农村健康的人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浣衣母》《竹林的故事》。

《浣衣母》作于1923年,小说写寡妇李妈一生的慈爱与辛酸,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刻画农村妇女形象的小说之一(鲁迅刻画的祥林嫂的形象产生于1924年)。李妈的丈夫一去杳无音讯,留下二男一女,死的死,走的走,但李妈对儿女的爱广施于人,成了这里“公共的母亲”,歌颂了李妈的勤劳与善良。尽管小说写到最后,“来了一个单身汉,年纪三十岁上下”,在门口搭茶铺,李妈帮他过日子,于是招来非议,而这并不是小说所要刻意强调的。小说文笔冲淡质朴,醇厚深沉,具有田园风味。

《竹林的故事》作于1924年,小说以自然古朴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刻画一个美丽、善良、勤劳的农村少女三姑娘的形象。她和父母以种菜捕鱼为生,过着质朴、恬静的田园生活,父亲老程死后,她与寡母相依为命,勤俭劳作,诚实待人。小说展示了劳动人民美好的心灵,洋溢着田园牧歌般的气息。

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出版于1925年10月,是冯文炳的早期作品,《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是其中的力作。其它诸如《柚子》《我的邻舍》《阿妹》《鹧鸪》《河上柳》等表现的也是黄梅农村的和平、静穆,小说的人物语言则完全采用方言。可以说,《竹林的故事》是反映当时黄梅农村的一部活的历史,一切建筑在农村平静的生活上,没有绚烂动人的描写,也没有悬疑和冲突的情节,却实在有无法抗拒的美。

废名的《桥》

冯文炳徘徊于记忆的王国,废名则隐遁入《桥》。1925年11月,废名开始转入《桥》的创作,1930年3月完成上部。《桥》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作品。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的独创。按惯例它是长篇小说,读小说常要找故事,《桥》却几乎没有故事。它像长篇散文诗,一章一书就是一篇一篇美文。它突破了小说的传统观念,弱化了故事情节,重点不在讲故事,而以描写田园风光与人物心理、感觉、情状为着笔点,景物、意境与难以琢磨的潜意识成了小说的中心和主人公。

这样一部“文体怪胎”的作品,其特点也最为引人注目。凌宇在向沈从文提问时说:“您曾说您的创作受过废名的影响,一般认为废名的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唐诗一般的意境,一是文字的简约含蓄。”拿这一般人总结的两个特点来评说《桥》,并不很完整。《桥》有四大卓异特点,一是废名不惜笔墨细致描写平凡生活的情趣,从普通生活中寻找有意义的发现(闪光点)。以上篇18章为典型代表。二是用高华美妙的文字描写田园诗的意境,生动而含蓄,景、情、境似均源于古典诗词。三是采用意识流手法。废名极善于捕捉瞬间感觉,包括视觉、触觉、幻觉乃至种种知觉的交合状态。通过拍摄生活与思想的慢镜头,习惯动作、联想、想象,幻觉、知觉转化等,尽泻笔下,成了艺术创作。这颇似西方意识流小说家普鲁斯持、乔伊斯、伍尔夫等。他们撇开表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由于民族性对于动静的偏向,意识流小说家观人事,废名观物理,这正应“万物静观皆自得”。然而这些西方意识流小说家对于废名还是陌生的。所以这是废名独有的意识流,也是废名独创的中国民族特色的意识流(令人奇怪的是废名的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产生的时间差不多)。尽管这一点尚未引起世人多大关注,并未在中国现代小说产生影响而被冷漠遗忘,但朱光潜评论《桥》时有一点点触及。可以说,《桥》是中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它的价值还有待文学研究者去挖掘。四是文字流于晦涩。这样迫使读者必须反复阅读与揣摩才能体会到作者一番描摩的用意、文字的妙处。这种入口微涩而余味无穷的语言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正因为《桥》有许多独特方面,读懂《桥》不是容易的事,它需要我们沉浸于书中世界,充分运用形象思维去征服它。结合《桥》的独特价值,它适宜于用美学、心理学去解读,需要“请朱光潜、弗洛伊德等人来帮忙”。总之,读《桥》是很好的文学与美学训练。

《桥》似乎与法国象征主义(包括其支派唯美主义、超现实主义),也是通消息的。法国象征主义先驱者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诗意幽深,表现力、感染力极强,善于运用暗示、烘托、联想等手法表现个人内心感受和具有物质感的形象,喜欢捕捉人在一瞬间的模糊感觉,表现不可知的彼岸世界的奥秘,表现作者隐蔽的思绪和他所悟出的人生哲理。他善于运用象征性、暗示性的具体形象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的通感理论认为:事物与人的心灵互相感应(色、香、嗅、视、听觉互相交错、呼应、转化)。可以说这些与《桥》同出一辙。废名的《桥》突破传统小说的藩篱,别自开放奇花异朵。

《桥》的内容也处处闪光,且与外面的“星光”遥相呼应,一个冷清,一个热闹,令人不可思议。这真是“文怪”的奇特杰作。然而李健吾说:“我,一个《桥》的喜爱者,明明不愿作者忍心和达观,怕它终将属于一部‘未完成的杰作’。”李健吾担心的事发生了。《桥》的上部上、下篇共43章,出版于1932年,废名说大概只占全书的一半,下部至1937年才写几章,在朱光潜的邀请下本打算从1937年开始花一年时间写完下部,只是七七事变炸了卢沟桥,也毁了废名的《桥》。结果我们看到的只是“断桥”,或许也是一种必然。“桥”很美,却有悲观色彩,“断桥”这种感觉的融合,更符合废名的心境。正如朱光潜所说:“《桥》的基本情调虽不是厌世,却是很悲观的……也许正因为作者内心悲观,需要以这种美丽来掩饰。”

《桥》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体小说。有利于小说的散文化、诗化,有利于中国现代小说向世界靠近。继之而起的还有沈从文的《边城》《长河》,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荷花淀》,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等。这一条新路,由废名开辟前行。此外,《桥》的影响还及于何其芳的《画梦录》、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鱼目集》。所有这一切与废名的独创精神密不可分。

废名在《桥》自序中说:“这其间虽然还作了一些别的文章,而大部分时光是写我的这个《桥》。”这五年间废名所作的别的文章,主要指两本短篇小说集,其中佳作有《桃园》《菱荡》等。它们各自体现了《桥》的一些特点。《桃园》里阿毛的心理感受,为小说中心着笔点,用语简约含蓄。《菱荡》则“真有唐人写绝句”的特点。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系列

与《桥》同时引人注目的是《莫须有先生传》,它与《桥》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同样是那样奇僻简洁的文体,晦涩的语言,然而给读者的感觉也实不一样。《莫须有先生传》的奇僻、简洁令人难以接受,晦涩更是令人避而远之,甚至一味追求趣味,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的情形,也是一部“怪胎小说”。不过,它也确实体现了废名的风格卓异,并且莫须有先生似乎是中国的堂吉诃德先生,同样古怪、滑稽、幽默。

《莫须有先生传》是难以产生影响的,它是废名的思想转入神秘不可解一路的产物,它只是废名的产儿,为废名博得一个“莫须有先生”的称谓,同时也体现了独创精神不利的一面——唯异是尚只会把文学创作的道路越走越窄,最终使莫须有先生及其自传,伴随着参禅悟道陷入莫名世界,而被世人抛弃与不解,真的莫须有了。《莫须有先生传》1932年出版,直至1947年废名才开始写自传体纪实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整整十五年里,《桥》的下部未写完,《芭蕉梦》一百回流产,废名折断手中文学创作的彩笔而著《阿赖耶识论》,使他的小说创作由盛期突然转入衰落,这即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废名思想转入参禅悟道的结果,它使得废名的艺术个性强烈得令人不敢接近。在我看来,这是极为可惜的事情,它是现代文艺创作的一个教训。

废名自称从1935年以来习静坐,从此一天天懂得道理,并对写小说产生怀疑,以至不写小说了,只是潜心学佛。到了1947年《文学杂志》复刊,朱光潜请废名写小说,他还能写小说吗?这时废名写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不像小说,是生活的记录,行文如流水,恰印证废名在《莫须有先生传》中说:“我走进这个树林以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都是文章。”然而像这样重在记录而没有进行艺术剪裁的作品,不是好小说,只让人觉得“另类”——唯异是尚到了无视一切小说作法的程度,甚至让人认为他不会写小说,谈不上创作。《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并没有多大影响,废名的小说创作道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唐弢却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可以和《围城》相媲美。”现在试看钱锺书及《围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即可知实际如何。

当然,《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自有其存在的价值。第一,它可以作为一种史料,它“记录了战时的社会风尚,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也和老百姓的情绪有关”,也是一部活的历史。第二,它可以用来研究废名的思想、信仰、创作主张、家乡环境等。第三,部分章节写得实好,把知识分子的生活写得绕有兴趣,一扫《莫须有先生传》与《枣》中几个短篇写知识分子的生涩与讽刺。散文中有所谓“学者散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讲述知识分子自己的生活,堪称“学者小说”。

废名的文学道路真是一条寂寞的路,每一个脚印总是那么与众不同。在这呼唤个性的时代,他的独创精神值得学习,这有利于文学的繁荣发展,然而他又充当了一个反面角色,提供良好教训。他的文学生涯是一个双面镜,他走了一条完整的道路,处处给我们以启示,而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努力与贡献,是应该受到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