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爱尔兰裔英国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1933年2月访问上海，在鲁迅《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里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投影。这个投影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和社会新闻，促成了鲁迅1933年初围绕萧伯纳到访而写的一组记述和论争；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参照点，一个“平面镜”，一个争议性话题，把作为杂文生产条件和方法的“伪自由”概念，放置在一个国际化的、比较分析的视野之中。

鲁迅杂文从“内在性”和“表现主义”阶段（1924—1927）向外在干预、赋形的纪实性与政治性“再现主义”转化，是鲁迅文学发展最后阶段即“上海时期”的决定性事件，也是鲁迅整个文学生涯的高峰和终曲。这个转变的外部条件包括鲁迅个人生活空间的转场和经验总结；包括上海大都会现代性所带来的经验、信息与感官形式上的新刺激与新自由；也包括1928—1932年长达四年的学习、研究和翻译苏俄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和唯物史观基本知识的“潜伏期”。1933年则是文学鲁迅和作者鲁迅的回归，其标志包括年初开始的《申报·自由谈》上高密度的专栏文章，也被二月所作《为了忘却的记念》、八月所作《上海的少女》《小品文的危机》等具有高度文学性和批评价值的文章所进一步证明。

《伪自由书》的编订及《前记》早于《南腔北调集》，因此在理解鲁迅“上海杂文”风格发展的意义上，可视为文学鲁迅和作者鲁迅回归的有意识的标记；至少可以说，作为风格标签，“伪自由书”更具有写作方法论价值，而“南腔北调”则更多指向“上海时期”转场、转向和准备期现象材料上的杂多以及作者叙事口吻内部的多样化及多重性。但从《伪自由书》开始，鲁迅杂文写作机器开启了一种系统而持久的辨析活动，在真／伪、虚／实、表／里、自由／伪自由／不自由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当中，打开了一个极为个性化但又极具公共性的叙事方式，开辟了一条现实、真实、真理自我展开的路径，打开了杂文风格空间同社会空间、历史空间和思想空间的全新的关系。这种全新的写作模式使得此后一直到“且介亭杂文系列”的鲁迅杂文作品集合超越了新文学所有其他文学体裁与文类，包括超越了“正装散文”（所谓the formal essay，如道德文章、宣传文字、论说文、历史写作和思想理论性论述），而作为现实之“立此存照”、历史行动之不朽摹仿，落座于“诗史”的至尊地位上。

在萧伯纳1933年“环球旅行”行程和他漫长一生的文学与社会政治生涯中，中国之行只是一个短暂的、多少有些偶然的（甚至不情愿的）停留。而在鲁迅整个人生和文学历程中，萧伯纳同样是一次偶然的、交臂而过的相遇。但两人在一个特定历史文化场中，在各种外因和内因的作用下，又的确构成了一种超越个人习惯与偏好的感应和互动，甚至构成了一种文学和思想的情势、关系和结构。在这个动态中，萧伯纳客观上成为一种世界文学和世界政治语境的提示，更不用说他作为一种相对确立的、恒定的话语场和风格形象，为鲁迅和整个1930年代中国文坛及舆论界提供了一次对外与对内的火力测验机会。而从鲁迅这一方面看，1933年标志着以杂文为本质和总体的鲁迅文学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创造高峰期，展示出空前的风格自信、写作主动性以及方法上的多样性；同时表现出此前“杂文的自觉”时期所没有的历史叙事能力和现实表现能力。在1933年初这个当口，鲁迅杂文同萧伯纳语言场的相遇和叠加，为“伪自由”“准风月”（以及同期的“南腔北调”）的杂文风格和杂文方法，带来一种局部的催化和砥砺作用，因此不妨视为鲁迅杂文风格运动的一次适时的操练。

谁害怕萧伯纳？

彼时，年近八十的萧伯纳早已是整个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作家、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其剧作享誉世界，成就开始被认为在英语戏剧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他于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个奖项远不足以概括他的国际性声望，也不足以圈定他思维与写作的范围与影响，更无法将他言论与写作的尖锐性置于种种争议之上。他是著名的反战和平主义者（“欧战”期间同时谴责交战双方）、社会主义者（“渐进社会主义”费边社最知名的人物）、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但终其一生一直保留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公民身份，只是于1934年同时加入爱尔兰国籍）。萧伯纳欣赏斯大林，对苏联抱有好感，于1930年前往访问，但他也一度对墨索里尼刮目相看。在作品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萧伯纳几乎走遍世界。1933年来华前，他在做一次全球旅行，行程包括南非、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和美国。

来中国前，萧伯纳的新旧剧作已在欧美各地持续上演了半个世纪之久；年过七十的萧伯纳主要精力不再投入剧作或小说，而是用于经营个人形象和话语品牌，将自己打造为集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世界旅行家和社会名流于一身的超级文化偶像，同时又以讽刺挖苦上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国作为和整个西方社会的虚伪颓废，而为这种明星效应打上一种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激进性和颠覆性标签。他的政见和评论通过新兴大众印刷传媒迅速成为国际性公众焦点之一。萧伯纳不是一个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作家，而是一贯善于利用大众媒体不断制造争议性话题，不断创造新的戏剧性表演性人格和话语风格。他也不是一个“有话好好说”的作家，而是集幽默、讽刺、诡辩、刻薄、抬杠、一针见血、自相矛盾于一体，常给人带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快乐、错愕和震撼。但萧伯纳从来不是一个逢场作戏、哗众取宠的文人，而是始终将自己的语言天才、文学创造性和社会关怀对准了各种主流社会的伪善、矫饰、非正义和压迫，去做无情的讽刺与挑衅，但又通过这种紧张关系不断得到来自包括主流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承认，收获名声、影响力乃至经济利益。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萧伯纳不遗余力地鼓吹社会主义、民族自决，坚持反战立场；始终关心各种社会问题，揭露强者的虚伪与蛮横，捍卫弱者的尊严。他巨大的名声，他在写作与言论上的自由或自主性，连同他针对以文明自居的西方各国及其主流价值与趣味的批判性、对抗性和颠覆性，一道赋予“乔治·伯纳·萧”这个名字以某种良知、良心和见证者的世界性象征意义。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早在1912年于剑桥念书时就听过萧伯纳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多年来一直以其追随者自居，称萧伯纳“不仅是他自己时代里的佼佼者，而且在为数巨大的人类成员中间影响了整整两代人”[1]。萧伯纳活着的时候，曾被丘吉尔称为“英语世界里健在的最了不起的语言大师”，尽管丘吉尔绝不认同萧伯纳的政治立场，且对自己的文笔高度自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萧伯纳死后，托马斯·曼在悼词里的第一句话是“诸神离去”（Les dieux s'en vont）。[2]近年来更有论者把萧伯纳比作现代世界的伏尔泰，因为他“把怀疑主义平民化了”，“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组观点，而是一种思维方式”。[3]

所有这一切，当时中国文艺界多少是有所耳闻的，对萧的来访自然抱有好奇心和很高的期待，尽管当时萧的文学作品翻译还寥寥无几。郁达夫就在自己文章中引用同时代一位英国作家麦克开勃（Joseph McCabe, 1867-1955）对萧的评语，认为“很适当”：

他并不说警句奇语，但他本身却是一句警句。是最有道德的不道德家，最不利己的为我主义的说教者，最洁己的十诫否定人，最严肃的幽默利世德（the gravest Humorist）。[4]

郁达夫也提到萧伯纳访问苏联时，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生小子”，因为萧“研究马克斯，是远在列宁之前”；而当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宣传苏联“强制作工违反人道”时，“萧却对俄国人说：‘我愿意欧美都有这种非人道的现象发生，否则那些成千成万的失业工人，那里会有出路呢？’”[5]

洪深的说法更有代表性。在谈到当时的情形时他写道：“在中国的民众中，也有一部分人，想领受他一点指导，想听他几句公平的诚实的批评与证言，或者还能和他共鸣呢？”洪深的记录也简单勾勒了萧的“诚实的批评与证言”及其可能在中国读者听众中引起的“共鸣”与热情的内容清单：

萧先生是当代的一个重要作家，从他幼年时，站在十字街头当众演说，直到现在，不断的小册子，写戏剧批评攻击现社会的种种不善，无时无刻不在为“社会主义”作宣传，用他的生花妙笔为武器。虽然在他写“每一个人应知的社会主义”那部书的时候，还有些偏于空想，见解不大正确，但是自从他到了俄国一次，长进很多，居然科学化了。在种种意义上，都有一欢迎的价值。所以我很高兴的做了中国戏剧及电影文化团体的代表，去请他吃饭演说，同时又答应替《时事新报》做一次临时访员，写一篇谈话。十六这一晚时整晚的没有睡觉。[6]

但洪深直到当日下午三点在孙中山故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充作临时翻译时才见到萧，原因是萧乘的大船不进黄浦江，且“老先生怕人家把他当作新鲜物事看，如五腿马三脚蛇之类”[7]，所以轮船公司工作人员不允许岸上各界欢迎人士登小火轮前去大船欢迎。

萧伯纳到访中国成为一个新闻事件，本身不值得奇怪。在其文名之外，他对西方强权在世界上的种种霸行大力谴责，对苏联则善意友好，访问后回国照实讲出自己的观感，都给普通中国读者留下好印象，觉得这是一位真诚率性、有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的老人。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步步紧逼，列强在自身利益主导下进行的国联调停对日一味迁就姑息的情形下，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或许都抱有一种心理，期待萧伯纳这样在西方有声望和影响的人能为中国主持公道。比如郁达夫，就直言“我们对于萧的希望，就想他能以幽默的口吻去向世界各国说出我们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侵后的幽默，与国联对于此事的幽默，另外倒也没有什么”[8]。废名说得则更直白而沉痛：

中国是一向在侵略的强盗们的肆意侮辱诬谤中过日子的一个可怜民族。“野蛮民族”，“未开化的国家”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加给我们的恶名。现在我们的大文豪也要不顾一切地来访问一下中国，看看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民族，看看所谓“文明人”在中国干的一些什么勾当。[9]

所谓“也要不顾一切”，是指废名在文章前面提到萧伯纳“为了要猜一猜社会主义的神秘之谜，曾经不顾一切访问苏联”，并“将在苏联所得的印象照实写出来了”。[10]

然而，萧伯纳此行目的并非来中国实地考察、发表意见。事实上远东只是他偕夫人参加一个大型旅游团“环球旅行”中的一站。离开上海后，萧伯纳还将经秦皇岛转赴北平游览几日，然后乘“不列颠女皇号”（Empress of Britain）横渡太平洋造访旧金山、纽约；然后跨过大西洋，于4月20日返回英国南安普敦。在中国香港期间，他第一天待在“不列颠女皇号”大船上不冷不热地接受当地英文新闻记者采访，随后下榻位于港岛南端的浅水湾酒店（Repulse Bay Hotel）。第二天乘缆车游览太平山，观维多利亚港景色；下午则在香港大学英文系系主任禅臣教授（Prof. R.K.M.Simpson）等陪同下坐汽车沿薄扶林道在港岛兜风。第三天前往香港大学演讲。第四天萧拜会了日后成为好友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首席买办（Head Compradore），以及有“香港大佬”（the Grand Old Man of Hong Kong）之称的何东爵士（Sir Robert Ho Tung），参观了他位于半山的私宅红行（Idlewild，这个宅邸后来作为背景出现在萧伯纳剧作Bill Buoyant中；事实上这部剧作的主人公一定程度上也以何东的人生经历为蓝本）。何东也是香港大学校董，多次为大学发展慷慨解囊。萧伯纳打破自己在环球旅行期间不做公开演讲的戒律，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并做演说，应同何东的努力不无关系。萧此行在香港待了五日四夜（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但在上海过访停留的时间则前后不足二十四小时，岸上活动时间更是只有短短八小时[11]。

据记载，得知大文豪到访，前往码头欢迎萧的上海各界各团体人士逾千，“有许多传单飞在群众里，有许多口号”[12]。但萧伯纳始终没有出现。当大清早前往迎接他的宋庆龄乘海关小火轮在吴淞口登上“不列颠女皇号”见到这位贵宾时，萧伯纳半真半假地说“这次来上海原本只为见您，除了您，什么另外的人都想不见，什么另外的事也想不看；但现在既然已见到了您，我何必还要上岸呢？”[13]这大概就是鲁迅笔下“十七日早晨，萧该已在上海登陆了，但谁也不知道他躲着的处所。这样地过了好半天，好像到底不会看见似的”[14]的原因。此时连鲁迅也不知晓，萧伯纳原本因夫人身体不适不想上岸，只计划与宋庆龄在“不列颠女皇号”上共进早餐。但经宋庆龄说服，撇下太太，只身一人随宋庆龄、杨杏佛下大船坐小火轮，经两个小时的颠簸，避开了欢迎人群，从杨树浦码头上岸。一路上，他从宋庆龄口中了解了一些有关中国局势的情况；去一家酒店会了会同船到达上海的其他国际游客；再去“中央研究院”上海院址拜会了院长蔡元培，然后才来到位于莫里哀路（今天的香山路）上的宋宅，同中方嘉宾一道共进午餐。在家中好整以暇的鲁迅，直到中午接到蔡元培信函后，方才坐车赶来，是午宴到场最晚的人。[15]

宋庆龄接待萧伯纳的目的，是请他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站台，但却遭他婉拒。萧虽私下里同情宋庆龄对国民党政府拒绝联共抗日的批评，称她为“说话天真令人难堪的小孩”（an enfant terrible）[16]，还半开玩笑地问她，是否南京政府“曾打算取消你的孙夫人头衔”（宋庆龄回答说“尚未——但是他们很愿意”），[17]但最后并未就中国民权保障问题发表任何公开意见。宋庆龄还邀请他参观“一·二八”事件中遭日军轰炸的街区，萧伯纳亦婉拒，只说其实世界上所有被轰炸过的地区看上去都差不多，自己仍记得“故乡都柏林在复活节起义后的样子”[18]。午宴由宋庆龄主持，出席者包括蔡元培、鲁迅、宋庆龄、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Harold Isaacs）、杨杏佛七人，皆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员。[19]

鲁迅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午宴及下午的活动略有描述，包括萧是素食主义者，用餐时因为用筷子渐入佳境而“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脸，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这成功”；包括餐后照相，“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包括面会新闻记者（“记者嘴脸展览会”）时“萧似乎并不想多话”但最后“终于说起来了”；也包括“我对于萧，什么都没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问”。[20]据《大晚报》记者张若谷报道，当天下午在福开森路世界学院的“与政治文艺都有关系的名媛与要人”同萧伯纳见面会上，有“戴眼镜穿马褂的蔡元培”，“团圆面孔静如好女子般的梅兰芳”，主宾双方都“似乎很有兴味的样子”。待到由“希腊式鼻子的邵洵美”代表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同人送萧伯纳北平土产泥制优伶脸谱和梅兰芳戏服，“许多人围着萧老头儿在争着看”时，唯独“鲁迅一个人，似乎听不懂英国话，很无聊地坐在一旁默默不语，一忽儿他安步踱出到外面另一间里去了”。[21]

“宣传共产”：萧伯纳的香港大学演讲

但“萧伯纳究竟不凡”[22]，踏上上海土地前，便已在殖民地香港制造出——更准确地说，被制造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1933年2月14日，英国路透社发了一则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主义”的新闻稿，稿子很短，只有几句话，上海《申报》和《大晚报》上都有转载：

萧伯纳前决定在环游世界时，不作演讲，但昨日午后在香港大学居然对学生发言，为校中师生始料所不及。萧氏劝学生研究革命书籍，并浸淫共产主义，其言曰：“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殭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云。”萧氏甚以此行为乐，兴致甚佳，谓此间气候殊不晴朗，故萧氏指香港为可憎之地云。[23]

对萧伯纳的到来，香港本地新闻媒体的报道或可谓零星而肤浅，但原因并不是萧本人对这趟远东之行不当回事、对当地新闻媒体无话可说或有意躲避记者追踪——萧从来都是喜欢成为媒体和争议性话题的焦点的。早在1925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之际，萧就关注过香港和远东，还发表过措辞激烈的声援声明。此行前，他访问了日本，甚至会见了日本政府战争部长，对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和整个远东的紧张局势是了解的。在抵港后第三天，他就针对日本侵占东北，对《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讲过这样的话：

日本会占领满洲的。……但她的行为总体上讲也没错吧？她曾向国联（League of Nations）保证不向任何人宣战。所以结果她真没有向中国宣战，而只专注于交战，但这自然是合法的交战。

中国能指望国联做什么呢？经济上抵制？但国联在这个问题上已做了缩头乌龟。所以抵制现在也渐渐不存在了。日本已把国联砸了个稀巴烂，换个说法，日本看穿了国联不过是虚张声势。[24]

萧伯纳还连带谈到裁军，他说：

列强要的只是一种能让他们打仗时少破费些的安排。他们开会，一个对另一个说“你裁军，我就裁军”，结果是僵局。

对你我来说，最令人满意的就是，下次打仗了，咱们都会被十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弹炸飞，而不是被十六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弹炸飞。[25]

萧直呼列强裁军谈判代表为“政治侦探”，言其目的不在“为国际谋利益”，而只在刺探对手军事实力。这些自然都是标准的萧伯纳体，表明萧本人到香港后并没有变得温良恭谦，而是依旧口无遮拦，不时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争议性话题。这同萧在英国及欧美的言行立场与文字风格完全一致。事实上，1933年2月11日萧伯纳抵港后尚未及下船，便酿成一起小小的风波。原因是香港本地扶轮社（Rotary Club，一个世界性商业精英社团，以增进交流、提高道德心智、服务社会、致力公益为宗旨）热情邀请萧伯纳做一场演讲，萧不但公开回绝，还在伤口上撒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意加上一段说明。据《香港电讯报》（Hong Kong Telegraph）记载，萧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扶轮社是怎么来的……它是一个运动，是要让工业界领袖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科学一点，把生意人提升到专业人士的档次。扶轮社不过是一些午餐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对扶轮社宗旨与目标的了解，总的来说不超过英国国教教会成员午餐会对三十九条章程的了解。[26]

另据《南华早报杂志》（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gazine）报道，萧对扶轮社一味追随主流社会价值标准和趣味早就不以为然，针对清一色由当地白人组成的香港扶轮社，萧特意说在香港的欧洲人对本地中国人的态度，“一般来说同英国中产阶级对待仆人的态度并无二致”[27]。生活在殖民地的许多欧洲人虽视本地居民如草芥，但热衷追捧国内来访的文化名流，香港扶轮社成员也不例外；他们大多是生意人、银行家、律师，乐于用文化装点自己颇为可观的财富、提升社交场合中的谈吐与品位。但萧伯纳对这些人毫无兴趣。

2月13日傍晚，萧伯纳夫妇在何东爵士、香港大学禅臣教授夫妇和港大校长（Vice Chancellor）康宁爵士（Sir William Hornell）陪同下，来到港大“大讲堂”做演讲，入场时全场掌声雷动。港大校长本人就是香港扶轮社创始人之一，在主宾介绍环节，一位做记者的扶轮社成员上前对萧表示完全同意他对本社的看法，校长打圆场说萧先生的意思恐怕是香港扶轮社乃是一个例外，萧伯纳生硬地回应：“我只是客套。”[28]

萧同香港殖民地精英阶层及其新闻媒体之间的这场小小的过招，虽不至于影响萧到港访问的轰动效应及各界的追捧，但它在此后英文和中文媒体对萧伯纳行踪与言论的报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铺垫甚至定调作用，仍值得玩味。但路透社把萧在香港大学演讲内容归纳为“煽动赤化”，则明显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和炒作，虽然这种紧张关系或许不过是反映了萧和主流英文媒体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常态的、一般性的关系。《南华早报》1933年2月14日（即演讲后第二天）的报道标题为：

精彩演讲

乔治·伯纳·萧

违反本人承诺

教唆大学生

成为共产主义者

痛贬教育[29]

一周后（2月21日），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The Straights Times）以“在香港不受欢迎的幽默”为标题登载了萧的演讲全文，并在引言里把演讲人描绘为一位“精彩的讽刺家”，说萧伯纳要大学生别理会教科书，鼓励学生跟老师争论；又说萧号召年轻人深入研究共产主义，说“只有二十岁时做一个红色革命家，到了四十岁时才不至于落伍”；又说“教育要为文明的崩溃负责”，主张“地球上所有大学都应该被铲平，地基上再撒上盐”。[30]萧伯纳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1933年2月13日晚，香港大学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香港一些学生和职员为了迎接萧的到访，还提前组织了一些萧氏剧作朗诵会。萧的致辞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请我来演讲是欠考虑了”开场，引来一阵哄笑。他接着说，“一般的情况是，你们请我来讲几句，我就会讲上三小时，但第二个钟头开始前，你们就要非常后悔请我来”。气氛轻松而友好。萧伯纳随即提到自己在这里演讲简直是难上加难（quite impossible），因为“在亚洲，人人都要请我去演讲，无数午餐会请我去演讲，所有的大学都请我去演讲”，而这次旅行本是一次“私人旅行”，所以自己根本不打算做任何公开活动；一旦在这里讲，后面的行程就麻烦了，因为人们难免要问：“这所大学的革命成分到底在哪里？”另一个原因，据萧自己讲，是自己既然来了港大就是大学的客人，而“我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张，即地球上所有大学都应该被铲平，地基上再撒上盐”。[31]由此萧伯纳进入了正题：

我最近指出——我从不厌倦向人们指出——文明几乎被一场大战摧毁。我们尚且不清楚文明是不是已经毁于这一场战争，但这并不要紧，因为这场战争证明本来就没有什么文明可言。不过那场战争却完全是由受了大学教育的人发动的。[32]

萧伯纳把战争、发动战争的人和大学教育绑定在一处，本身不失为值得探究的议题，但在他演讲的脉络中，却是为引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即阶级，或究竟谁是“危险阶级”。萧接下来讲道：

世界上其实只有两个危险阶级——一个是半受教育阶级，他们把世界毁掉一半，另一个是完全受教育阶级，他们几乎把世界全毁了。[33]

萧说自己年轻时（“数不清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不知道以往曾有过多少文明，只知道希腊后面是罗马，而罗马又让“那么能干的我们自己”取代了。萧说我们仍不知道曾有多少像我们今天的文明一样的文明存在过，但知道“它们都是通过教育走向崩溃的”（观众大笑）。[34]但萧伯纳却是认真的，他继续阐发自己的观点：

如果这些文明是粗犷的（uneducated），它们还有法子撑下去，但教育一旦普及，要不了多久，这些文明就变得彻底腐败，彻底破产了。

为维系文明计，人们需要原创性的头脑。大学却把人弄得都只有不自然的、造作的头脑。一旦你进来，他们就开始清理你的原创性头脑，代之以不自然的、造作的头脑。我现在眼前所见，诸位的表情，就摆明了是这种不自然的造作的头脑（观众大笑）。[35]

萧伯纳说自己预见了人类将走回到所谓的“黑暗时代”（“中世纪”），因为那个时代说实在很可能比我们这个时代更开明。他说作为大学的客人，持这样的观点，跑到这里来说这些话，可谓“相当不得体”（extraordinarily unbecoming），所以大家还是赶紧不要再听下去为好，但听众仍报以大笑，还有人高喊“我们喜欢听！”

于是萧继续讲。他自问自答地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他说大学或许也还是有些好处的，比如集体生活经验；说自己如果有儿子，也会送他上大学，但会叮嘱他：“小心着别让他们给你植入一个不自然的人工气的头脑。”随即萧说出了当晚另一个金句：“至于他们要你们读的那些书，一本也别读。”（全场掌声雷动）布朗教授一旁插话：“他们本来也不读。”萧说：“这我就放心了。”接着又说：

学校里的教材，按设计就是不堪卒读的书。我完全未受教育的原因，就是任何教材都读不下去。在本该读教材的年纪，我读真正的书，那些由会写作的人写出来的书，但这样的人在教材作者中间一个都找不到。

如果想读书，就读真正的书，在学校那边用的力气，以保证不被开除为度，就是说，功夫花得越少越好。[36]

在这个上下文里，被路透社电讯引用，随即传遍全中国的萧伯纳在香港宣传赤化的证据不期而至：

读所有真正的书，埋头于所有的革命书籍。让自己投身共产主义，因为你们若二十岁时不是赤色革命者，到五十岁时你们就会变成最冥顽不灵的化石。

如果你们在二十岁时是赤色革命者，那么到四十岁时你们就还有一点机会跟上时代。所以我要说，就照我指明的方向走下去吧。[37]

显然，这个“方向”并非武装起义或世界革命[38]，因为萧伯纳下面谈的依然是如何保持一个有活力、有创造性的头脑，抵抗形形色色的“不自然的人工气”的观念、人物、体制，为将来不至于僵化落伍而保持进取的甚至是激进的心智与行为。萧继续讲道：

永远要跟你们的老师争论（观众大笑）。如果哪个历史教授把自己的史学观点告诉你们，你们就对他说“我们听到你的观点了。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观点不同的教授”。另找一个很容易的。争出个名堂来，争论过程中，最好再加进来一个劳工阶级鼓动家，但不知香港找得到找不到这样的人。永远在争议中学。你们会发现，仅把事物的某个方面教条地教给你们，是一场从不曾间断的阴谋诡计。[39]

萧伯纳的演说没有以号召大学生投身共产主义事业收尾，而是着重谈了另一个同大学教育、知识、心灵都密切相关的问题：遗忘。萧以在英国最受人尊敬的医学教育和海军教育为例，说它们都是在最初三个月尽快把最前沿、最要紧的实践性技能教给学生，后面再教他们陈旧的知识和“所有错误的答案”，好让学生们能“在一帮老家伙面前通过考试”（观众大笑）。在讽刺与幽默中展开的新与旧、有用与没用、活东西与死东西之间的辨析和“争议性”，把萧伯纳港大演讲带入了尼采式的高潮：

没有任何东西像遗忘的力量那样宝贵。人们以恐怖的能力通过各种考试：他们什么都能记住。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都是些最指望不得（hopeless）的人。

培养遗忘的力量吧。一切智慧都来自价值判断。你们的头脑里被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你们必须学会如何评估它们。

……

你们必须准备好对你们的老师和教授说，“不行”。那些东西不值得记住。让我们去寻找值得记住的东西吧！[40]

萧伯纳此处简短穿插了自己年轻时做记者，写剧评、书评和美术评论时的情形，回忆如何为了给周刊写专栏，需在短时间内从皇家学会或国家美术馆里两三千幅美术作品中选出十五幅来评论，且明知话题一周后就会过气，也明知作为选择标准的那道线到底画在哪里谁也说不清。他把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比作历史的垃圾堆，号召学生像“拾垃圾的人”一样善于做取舍、做判断，而不要去理会“那些因为脑子里记了一大堆东西而在大学里身居高位”的人。最后萧伯纳这样为自己当晚的“宣传共产”做了总结：

这就是你们必须做的事情。你们必须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价值判断。记住把所有必须忘记的东西都忘掉，否则你们会发疯。保持并时刻抓住你们的价值判断。你们可能犯错但你们必须做出判断。人作为人都会犯错，你们会有错误的看法，但没有看法则是一个更大的灾难。[41]

这段话，特别是“没有看法则是一个更大的灾难”一句，同鲁迅1925年《北京通信》里面所说“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42]，可谓异曲同工。萧更多谈的是知识、教育和“文明”，鲁迅更多谈的是活动和行动，但两人都把价值判断视为人类“向上”所需的“创造性破坏”（尼采）。萧伯纳教香港大学生必须学会遗忘——忘掉教科书，忘掉为应付考试而记住的“陈旧的知识”和“错误的答案”，忘掉那些因忘不掉本该忘掉的东西而变得不中用的人。鲁迅则直言“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43]。

言论自由及其界限

萧伯纳的“价值判断”同尼采的“价值重估”一样，针对的都是欧洲十九世纪文明的因循、颓废和腐败，但历史基础仍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文化与相对稳定的市民阶级社会政治系统。因此萧的讽刺可以说都是热讽和实刺，因为它有具体的对象、具体的边界和具体的趣味与风格制式。它的尖锐性、批判性甚至颠覆性，本身又在其产生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中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行动空间与文化威望。

相较之下，鲁迅的文字则带有更强烈、更激进、更为系统的颠覆性和激进性，因为它并非针对一个既成社会现实内部的具体案例，而是要求一种总体性的、本体论的、形而上的价值重估和社会系统重建。这也是鲁迅由日文转译的“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这句话同其英国自由主义“正版”之间微妙而巨大的区别所在。具体而言，如果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讲中向年轻人——特别是“受教育的”年轻人——呼吁的是如何在“资产阶级文明”的过度与颓废中保持“原创性”心智、抵制“不自然的人工气”的重要性，那么鲁迅在《北京通信》里表达的则是对一种作为现代文明基础与前提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以及“自由意志”——的向往。两者的重合之处在于对一种“历史之滥用”或“历史之弊端”的抵抗；也是对生命及生命之活力、潜能和创造性的维护与张扬（这是萧的所谓“谴责教育”的要点和重音），但其中文化、思想和政治指向，却又不尽相同。然而无论如何，这种贯穿于鲁迅文字和思想的自由意志及其形而上学，却正是“伪自由”杂文的“潜文本”，也是为之灌注生气的活精神。

相对于鲁迅在中文世界享有的“伪自由”，萧伯纳在英文世界享有的言论和写作自由可以说是真自由，但这种真自由最终的功能和指向却并不明确。英国学者、文学批评家格雷（Piers Gray，1947-1996）就从萧的中国之行中看出一连串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与何东这样的殖民地买办共进午餐、观赏其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另一方面却在——部分是由何东资助的——香港大学学生面前猛烈攻击资本主义，呼吁他们在年轻时多钻研激进思想，挣脱殖民主义加在身上的锁链。

但格雷问的是，萧自己有没有考虑过，听他演讲的青年学生如何从他的建议中获得教益和行动指南？格雷当然并不期待萧伯纳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点出萧的修辞策略与技巧，认为要害是在论辩对手中间激起惊讶错愕，再趁势将其意义秩序掀个底朝天。当萧说让共产主义把世界从资本主义手中救出来，他并不提这个世界是否真需要两种水火不容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来保持平衡，而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作家来践行通过争议认识事物、形成判断、学会表达的原则。这样看，萧伯纳的香港演讲就不啻为一场精彩而刺激的词语冒险和剧场化表演，而这场冒险与表演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受欢迎程度，恰恰又是以萧伯纳所极力攻击嘲笑的西方文化市场和法律制度为前提、条件和保障的。

与萧伯纳自己的观感和文字相左的是，他在香港的言行其实获得了当地英文媒体的关注和广泛报道，只是这种关注不过反映了欧美和英语世界对萧的普遍接受方式，包括萧的作品、言论、活动一贯具有的争议性。甚至可以说，就连萧提到的自己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苏（联）意见和言论“没有一家报纸报道”“沉默如此之深它都可以被听见”（“而我说的蠢话和反动言论，却通过各种报刊像野火一样烧遍全世界”）这样的话，[44]事实上也都由这些西方报纸实时追踪报道。当萧说“西方世界患上了严重的恐马克思症，还像泼妇发脾气一样把自己折腾得越来越糟”[45]时，欧美报纸无论从新闻职业角度，还是从商业角度，都不会在“‘萧伯纳’说了什么”和“萧伯纳‘说了什么’”之间作区分。只是这个事实并不掩盖另一个事实，即萧伯纳在其政治喜剧《岩石上》长篇序言中的“宽容只是幻觉”一节里所谈到的：

我不抱怨，因为我没有学究气的幻觉，以为幻灭者们在大英帝国或北美的那个合众国有比在意大利、德国或俄国更多的自由。我见过太多被打压的报纸，被赶走的编辑，不只在爱尔兰或印度见过，也在我本人生活的伦敦见过，它们都在等着进入一个可以自由说话的国度，丁尼生（Tennyson）还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了。但这种国家是不存在的。[46]

所谓“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并不等于萧伯纳不知道或不享受自己在英国和西方社会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但这种认知和享受也不会让萧伯纳停止批评甚至挑衅本国和欧美主流媒体，指责它们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维护主流和上层的利益和意见，而对新事物或处在权力中心以外的事情则不是无视就是制造扭曲的刻板印象。萧文笔矫健又关心公共事务，时时把自己置入各种社会性思想性争论和争议之中，在这种时候他既同主流新闻媒体处在一种紧张、对立甚至冲突的位置上，同时又非常善于利用新闻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受众面甚至作品销量。萧不遗余力地批评英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因此对殖民地新闻媒体自然就更加戒备，认为它们一般而言不过是殖民地当局的工具和喉舌，而它们对当地社会、民众、文化的同情之理解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他为何在香港对一小群登船采访的白人记者劈头问道：“你们看着可都不像中国人……中国人在哪里？”

所有这些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限制，同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这种限制的了解、把握和利用，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是萧国内外名望和影响力的内在组成部分。在上海同宋庆龄的谈话中，萧伯纳一方面称赞苏联，但另一方面，当宋庆龄说“唯有消灭造成战争的制度——资本主义”时，却反问道“但是我们不都是资本家吗？我自认有好几分是……难道不是吗？”[47]这无疑表明萧伯纳一贯的自居为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身份与价值的内部批判者的姿态。但萧在上海所面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无论萧伯纳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抱有怎样的善意与好奇，在离开香港前往上海的途中，他都将在全球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体系内部，越出资本主义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主体”和“立法者”的边界，进入作为现代性历史过程的被动接受方及“客体”的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而这个边界同时也在中国内部，比如在香港这样的全殖民地与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之间、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在高等华人“绅士”和普通中国民众之间。在这里，权利和自由受制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带有农业社会“落后性”的一切特征，包括其特有的闭塞、愚昧、残酷和沉默。[48]萧伯纳即将面对的，一方面是一个远比大英帝国国内政治更为专制残暴的军事“训政”治下的言论和文化环境，包括充当这种文化专制主义工具的文化人和官方新闻媒体；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对他的到访抱有高度热情和期待，希望通过同世界上开明、正义和富于想象力的声音沟通、对话的进步中国知识界文化界。但这两个阵营、两种环境，都不是按照萧伯纳所熟悉、能让他在其中游刃有余、保持自己写作与言论的自由的规则组织起来的。如果说萧伯纳对西方社会的批评和讽刺是公开的、肆意的、既严肃又带有表演性的，那么他对西方／非西方之间各种明显或隐性边界的意识和了解，则带有心照不宣的味道。在表达策略上，访华期间的萧伯纳不时告诫自己和其他西方人，不要自以为是地以医生自居给亚洲开药方，因为后者马上会回敬道：“医生，先治自己的病吧。”因此萧伯纳承认他对中国的处境和出路都“无话可讲”，除了说“中国，请自救吧”（China, help thyself），[49]还说只要“中国的民众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王公”，就能够抵抗日本的侵略。[50]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萧伯纳选择在上海做极短暂的停留，保留和保持自己为一个作家、一个西方人、一个老人的自主性和回旋余地，避免同“当地”的人和事发生实质性关系，不介入本地政治和争议性话题，不失为一个极其聪明甚至得体的安排。仅仅从外部看，萧伯纳的“上海一日”，本质上同殖民宗主国上流社会人物匆匆地、心不在焉地——虽然是带着善意和好脾气——飘过在西方软硬实力笼罩下的非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都会并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不同，只是萧伯纳作为萧伯纳，他只需“做自己”，包括不一厢情愿地对“他者”表示同情、提供指导——在香港大学的“激进主义”和不断“指出”，恰恰说明萧仍把港大当作一所英国殖民地机构，把那里的大学生当作殖民体系内部的精英教育对象。他在西方内部的言论，固然已经为他赢得了西方外部听众和读者的好感，但除了这种好感，双方事实上都已经不可能走得更近，事实上也不需要走得更近。对此萧伯纳也看到并谈到，这就是他所谓“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51]那句话的含义。不言而喻，即便萧伯纳彼时当真肩起“和平老人”的使命，他也丝毫不可能改变日本对华侵略态势，不可能改变欧美列强维持自己远东利益的既有政策，更不可能改善南京政府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和对言论自由的严厉打压。

上海中文媒体虽然透过各种渠道简要报道了萧伯纳在香港的言行，但无法想象上海国民党政府会欢迎甚至容忍一位外国人跑到“自己的土地上”公开对青年学生宣扬“共产主义”，哪怕仅仅是修辞性、表演性地宣扬。但这种隔着多重半透明的帷幕和无法逾越的鸿沟的“对话”，却正是鲁迅一组六篇“看萧与颂萧”杂文最为真实的前提和条件。同时，萧伯纳到访虽然是鲁迅这些文字的缘起，但鲁迅却是按照杂文写作的逻辑和方式，处理自身具体环境下的问题的。在这整个过程中，萧伯纳成为一个背景，一个基于某些道德和审美上的共鸣而策略性地建立起来的参照系。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也不需要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对话、问答或模仿。然而，萧伯纳在香港-上海的自由和不自由，对于鲁迅杂文写作及其所针对的环境的“伪自由”来说，都构成了一面镜子，一个折射点，一个回音壁。它的功能不仅仅是让当时上海与中国各界在迎萧待萧问题上显露出各自的立场和面目，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短暂的、交臂而过的无言但却复杂激荡的共鸣与回声之中，萧伯纳和鲁迅以其各自的独特性和自律性，一道构成一种社会观察的场域和批判性言说的空间，又一道为鲁迅“伪自由”杂文风格提供了示范性的互证与说明。

鲁迅的看萧与颂萧

鲁迅“萧伯纳在上海”系列的首篇《颂萧》作于1933年2月17日，即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萧伯纳“宣传共产”三天后，《海峡时报》全文刊登萧伯纳演讲的四天前。没有证据表明鲁迅第一时间获知了萧伯纳演讲的具体内容，没有证据表明鲁迅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份报纸，也没有档案资料表明萧的演说稿第一时间被翻译成中文。鲁迅对萧伯纳的好感，可以说是单方面的、独立的，甚至无须建立在熟悉萧的作品的基础之上。鲁迅对此并不隐讳。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作于2月23日）中他写道：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现在，这萧就要到中国来，但特地搜寻着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没有。[52]

鲁迅曾说自己“和英国人是不对的”[53]，但显然没有把用英语写作的萧伯纳混淆为英国作家，而是明确判定“英国人是颇嫌萧的”[54]。“嫌萧”的也有中国人胡适，他曾宣布萧伯纳来华时“不加招待”[55]；鲁迅对此的解释是“简言之，就是和英国绅士……一鼻孔出气”[56]。“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都表明一种无须经验或知识验证、跨越时空的信任与共鸣，这个共振或感应的频率波段，鲁迅命名为“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种看似无须理由的“喜欢”，其实又有最为具体而准确的理由，对此鲁迅同样直言不讳（即“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在1933年的上海“看萧”本具有多重语境和看点，如战争与和平，反苏与亲苏，文学与政治，新闻审查与言论自由，等等；但鲁迅偏偏挑出“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及“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作为谈论的角度和分析的切入点，这本身就值得玩味。这里逻辑当然不仅仅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但共同的憎恶，以及这种憎恶对象的具体性（“绅士”及其模仿者），恰如其分地表明了鲁迅杂文在明确的、不妥协的政治性和同样明确的、不妥协的文学性之间的平衡点。就鲁迅整个写作生涯来看，从“假洋鬼子”，经由“正人君子”“学者”“艺术家”，再到“帮闲文人”的人物画廊，可以说标记了鲁迅文学社会学内容和最直接的批判讽刺对象；在鲁迅同环境的战斗中，这些人物不仅被鲁迅看作是国内和地方直接权力的丝绒手套，而且也是国际等级秩序与歧视链在民族国家内部的维系者与能量传递者。

在1933年6月5日写给魏猛克的信中，鲁迅对自己在围绕萧伯纳访华的争议中接连出手挺萧，做了如下直白的回顾和总结：

这回我的为萧辩护，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的讲演。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爆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57]

话虽说得“明明白白”，但其实是有些急切潦草的，原因是鲁迅此信的主题在于消除与一位青年漫画家的误解，最后还表达了“我极愿意先看看战斗的青年的战斗”。[58]港大演讲是“看萧和颂萧”的直接起因不难理解，也同作为整个鲁迅“上海时期”写作起点的“香港观察”及其中著名的香港-上海类比相呼应，但如前文所示，萧伯纳香港大学演讲并非仅仅是一颗投向殖民地奴隶式教育的炸弹，而是含有多重反讽、修辞表演、经验反思的雄辩的劝喻论述。此外，鲁迅对萧伯纳的好感、兴趣和彼此间的共鸣，也绝非反对奴隶教育一项那么简单。事实上，鲁迅此信的上下文已提示出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的思想蕴含：

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59]

这就已经把问题——也把鲁迅“看萧和颂萧”系列的“写作的政治”——推向了一种内容和风格的深度，赋予它一种层次感。萧伯纳在自由资本主义宪政国内部，从文学的自由、想象力与象征权威出发对主流社会和绅士做派所做的无情嘲讽，对于鲁迅来说，不啻为揭去那些自以为是的“上等（华）人”心目中的“上等（洋）人”的假面，撼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区域性认知-价值体系所仰慕的“自由”殖民-帝国体系的价值权威。

但比这种具体的材料和议题上的相关性更为深刻的，则是风格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两人关系中的体现：萧伯纳以其实有的——即为权力所保护的——自由与象征财富去揭露那种真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鲁迅则以其实有的不自由——包括肉体生命的突然毁灭——和虚无去表现那种伪自由的无所不在及其极端的现实性。这个没有实际交点的结构性平衡点，给鲁迅“看萧”杂文带来了叙事口吻、分析角度和经营文章的自由。在鲁迅笔下，纯粹的个人好恶（“讨厌”）以及由它决定的趣味和判断（“喜欢”）不是屏蔽或回避种种现实问题和矛盾的机制，而是介入和处理它们、赋予它们形象、故事、戏剧性和思想明晰性的机制。因为恰恰在萧的“撕掉绅士的假面”和鲁迅自己的讽刺“模仿西洋绅士”之间，萧伯纳香港和上海之旅所包含的各种冲突、矛盾、悖论、误解、误读、共鸣和启迪，都成为鲁迅“伪自由”杂文生产的内容，更以其难以被简化的复杂性，为杂文的现实摹仿提供了风格和形式。

鲁迅对于上海报纸上各种对萧伯纳来访的报道一直是留意的，在宋庆龄寓所午餐和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在一边观察萧伯纳和“看萧的人们”，其眼光和笔法，同作为主宾和采访对象的萧本人的言行举止亦可谓不谋而合。鲁迅写道：

……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色各样的事，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也演说了几句：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艺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约又以为这是讽刺。[60]

萧对上海本地媒体的态度，同他对香港英文媒体的态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在香港时，萧对新闻媒体的态度总的来讲是冷淡而讥讽的，原因可以从萧对殖民地的一般看法，特别是他对殖民地欧洲人对当地人态度的尖锐批评中得知。香港殖民当局“中国事务秘书处”（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对萧伯纳的来访自然心怀戒备，担心这个讽刺家兼煽动家跑到殖民地来直接对中国民众喊话，因为此时距“五四”运动过去不过十几年，距1925年“省港大罢工”过去才不过八年。萧的香港大学演讲“坐实”了他本人公开同情支持共产主义的态度，但因为演讲用英文，场合是作为言论自由殿堂的英式殖民地大学，听众又大多为习医商法科的香港中产阶级以上阶层的子弟，所以这个“亲共”言论，完全可以在“萧氏剧场效应”范围内，作为一次名人表演而被消费、议论，最终得以无害化处理。但如果萧“宣传共产”的言论经由中文新闻媒体而触及了半殖民地的“下等人”，情况就有些不可逆料，因为毕竟“上等人”同“下等人”、英文世界同中国世界的自由度和幽默感，都不可同日而语，需要完全不同的“容忍”与“保护”尺度和措施。初到香港之际，萧就挑衅地问清一色的白人记者“怎么只有你们六个？其余的人跑哪去了？……你们看着不像中国人”[61]，正反映了英国大文豪对殖民地当局和媒体的不信任，尤其是对他们有意无意将他同——现实和想象中的——中国读者隔开来的做法表达不满和抗议。萧并不善罢甘休，还继续追问道：“中国人在哪里？他们无知（primitive）到连我都没听说过吗？”[62]最后这个反讽问句，在一些上海报纸的报道里竟成为萧伯纳歧视中国人的证据。

萧伯纳在上海的时候或许有意要捅破自由与伪自由、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在同宋庆龄的船上谈话中，他直接切入自由这个话题，说道：

自由是什么东西？不列颠给印度人一种用陪审官的自由审判，要是陪审官赦免了罪犯，裁判官便推翻原判决再判送入狱，这便叫做不列颠的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在各国究竟怎样？仅仅少数人可以有权说几句话，真真有价值的言论自由，或是德谟克拉西，应当给工人农夫受伤时喊痛的自由，与改良伤害他们的条件，这便是在苏俄所有的自由。[63]

这种超越形式民主的实质民主观念，即便放在二十世纪后期乃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西方政治光谱里，也依然是进步甚至激进的思想和主张，但其温和改良主义而非暴力革命的姿态，又同时说明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政治议题。它在1930年代的中国尚无具体的落脚点，但却可以在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抵抗意识的非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和受过教育的民众中间产生一般性的情感上的共鸣。而鲁迅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自己“喜欢萧”。

与此不同的是，萧伯纳貌似“极端”的港大演讲，却通过一系列刺激但却符合演出程序和期待的言论和姿态，在客观上加强而非打破了“言论自由”名下的西方社会内部的所谓“不和谐的和谐”，即内部包含差异、多样性甚至尖锐对立的“争议”和“判断”。只不过，当萧伯纳到达上海这片中国土地或“半殖民地”后，那种微妙的平衡与和谐就荡然无存了。1927年的“清党”，随后在江西展开的“剿共”，日本军事力量的步步紧逼（时距“九一八”事变过去只有一年半，距“一·二八”事变过去只有一年），在都市文化环境里针对“赤化”威胁施加的白色恐怖（两年前柔石等“几个弄弄笔墨的年轻人”被秘密枪毙；四个月后，同鲁迅一道出席迎萧午宴招待会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被暗杀），构成了萧到访和鲁迅“看萧”的直接环境。在谈到自己此时在上海的情形时，鲁迅说“现在很少著作，且被剥夺了发表自由”[64]，并预言《申报·自由谈》“未必会做得很长久”[65]，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则“大概是不会长寿的”[66]。

鲁迅对敢说话、敢讽刺冲撞主流社会、撕开“绅士”的假面的人自然是佩服的，但同时又指出“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67]。这里的“淫刑”自然同样适用于仅仅是“弄弄笔墨”的青年。言论钳制以及对不驯服者的肉体消灭并非国民党政权的发明，但这种体谅的口气自然又饱含着极大的嘲讽。鲁迅在《〈萧伯纳在上海〉序》里面写道：

还有一层，是“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的人们是不敢的。不过时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听洋讽刺家来“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68]

短短两句话，鲁迅不仅表明自己对这种历史条件、社会状况、政治制度上的系统性差别了然于心，更进一步挑明了在“萧伯纳在上海”的剧场效应中居于核心的几组关系：一是“英国的事情”和“古来只能‘道路以目’的人们”之间的“中外有别”或特殊国情论；二是在“冷嘲”“洋讽刺家”“幽默”与“专制”“不敢”“大家哈哈一下子”之间的群体心理学发泄机制与文化消费倾向；三是“古来”和“时候也到底不同了”之间的“变与不变”，在其中鲁迅为“民国”大体划定了它的历史存在区间和价值定位。但这一切都不足以妨碍杂文家公开而一再地声明自己在种种争议中偏爱萧一方，觉得他“伟大”。

在这三种关系中，同鲁迅杂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三种，它是“伪自由”概念和写作方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价值判断基础。在《止哭文学》里，鲁迅再次用了“道路以目”这个典故，但却已不是在历史或传统的“过去时态”中，而是在“此后”所要防备的“将来时态”中使用它了。所谓“止哭文学”，指的是上海《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上刊载的《提倡辣椒救国》一文，其中有“现在的中国，仿佛是一个在大哭时的北方婴孩，倘使要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只要多多的给辣茄子他咬”一句，根据则是北方人自小在母亲怀里大哭时，可用咬辣椒“立止大哭”。鲁迅把它称为“不独无声的苦闷而已，还据说辣椒是连‘讨厌的哭声’也可以停止的”。所谓“讨厌的哭声”，鲁迅把它对应于东三省沦亡、上海在“一·二八”遭日军飞机轰炸后，国民中间普遍的痛苦和悲愤，但同时告诉我们，“民族主义文学”的“最高愿望”，却不是抗日，而是“追随成吉思皇帝的孙子拔都元帅之后，去剿灭‘斡罗斯’”；而“现在的拔都的大军，就是日本的军马，而在‘西征’之前，尚须先将中国征服，给变成从军的奴才”。[69]

鲁迅随即指出，“但这悲愤，于将来的‘西征’是大有妨碍的”。这样的看法或警惕性或与此期间鲁迅同瞿秋白的密切交往有关，《止哭文学》的发表时间也正好同瞿秋白借鲁迅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十二篇文章的时段相重合。但这样文字里真正的杂文“手筋”，仍在于以文学语言表达方式重构事物和名目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示在其表面之下运行的意识形态真实；其讽刺和批判锋芒所向，是在客观形势和景况下“应运而生”的“给人们一点爽利和慰安”的东西，即所谓“一服苦闷的对症药”，正如“‘辣椒虽辣，辣不死人，橄榄虽苦，苦中有味’的。明乎此，也就知道苦力为什么吸鸦片”。[70]“民族文学”这种“文学”的企图，在鲁迅的辨析中，则不过是“‘制止他讨厌的哭声’，静候着拔都元帅”[71]。

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和育儿经验，鲁迅把“辣椒可以止小儿的大哭”称为“真是空前绝后的奇闻，倘是真的，中国人可实在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别‘民族’了”。至此，在文章的最后，《止哭文学》使出了鲁迅杂文一剑封喉的绝杀技：

不过，这是无效的，远不如哭则“格杀勿论”的灵验。此后，要防的是“道路以目”了，我们等待着遮眼文学罢。[72]

在鲁迅文字中寻找道德义愤和政治态度的读者，在此固然可以看出辛辣的谴责与讽刺，但就鲁迅杂文在其修辞风格层面的运行而言，这句话却又是极为平静、就事论事的。同历史判断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作家表现真实、传递真实的方法。对于鲁迅杂文本身同现实及其真实性的关系而言，这个方法最终立足于现实及其真实性本身，即它是真理本身的具有方法论指引意义的显示途径，是真理自身的实质及其内在关系、结构和法则的外露和彰显。在“止哭文学”的范围内，现实及其真实性（真理）同时无可辩驳地来自客观事实层面，即辣椒未必能止哭；来自事物之间的效用比，或因果律或目的-手段意义上的工具理性逻辑，即用辣椒“止哭”远不如“格杀勿论”来得“灵验”；同时来自基于历史经验和历史记载的判断，即“无声”时代的“道路以目”景象——这不是文学想象或“形象思维”，而是具体实在、“如在眼前”的现实历史场景。

最后的“遮眼文学”则可以说是“止哭文学”的升级版，但在逻辑上不过是预防“道路以目”里面的那个“目”的活动，封堵最后仅存的公共交流方式的治本而非仅仅治标的解决方案。“事实就是事实”不是作为态度，而是作为一种方法从内部驱动着“伪自由”杂文的风格运动。因此，在几个月后回应作者激烈反驳的文章里，鲁迅（那个“不知道什么来历的何家干”“戴了有色近视眼镜捧读《提倡辣椒救国》”的何家干）仍旧心平气和地扣着事实层面写道，“斯德丁实在不可以代表整个日耳曼的，北方也实在不可以代表全中国。然而北方的孩子不能用辣椒止哭，确是事实，也实在没有法子想”。又说：“凡事实，靠发少爷脾气是还是改不过来的。格里莱阿（通译伽利略）说地球在回旋，教徒要烧死他，他怕死，将主张取消了。但地球仍然在回旋。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球是实在在回旋的缘故。”[73]

“专制使人变成冷嘲”这种“英国人的事情”和“道路以目”“格杀勿论”这样既在过去又在现在和将来的身边的事情之间的对比，为鲁迅“看萧”和观察“看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板。对于成功地彻底消灭了“硬汉”，迫使幸存者集体陷入沉默和无声，鲁迅没有把原因归咎于所谓国民性，而是在给曹聚仁信中用中国历史上的“淫刑”作为解释。但在1933年鲁迅杂文的上下文里，“淫刑”不仅仅是具体的加诸肉身的恐怖与惩罚，而是具有十足的哲学意味，因为它在形而上空间里的对应物就是虚无本身。在写于《颂萧》一周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里，这种虚无的修辞就是那种常态化的情绪（“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74]）；它可以在记叙性回忆中突然变成“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75]这样的词语舞蹈和意象雕塑，从而为虚无赋予更为具体的、非理性的状态和形象（死亡和愤怒）。鲁迅的“虚无”从来不是抽象的或仅仅停留在心理学或修辞学层面的东西，而是具体地指向它自身的社会历史结构和政治经济真实性：它就是中国社会所缺乏，并因为这种缺乏而导致种种痛苦、抑郁和焦虑的东西。但在鲁迅笔下，这种虚无也从来不是简单的“匮乏”或“什么也没有”，而恰恰是一种毁灭生命、窒息生命的实在而具体的力量。

上海时期的鲁迅杂文这架“写作机器”，正是一种把这种力量采集吸收、据为己有、导向它的反面与否定的能量传动装置。通过这部写作机器每日的超负荷运转，“虚无”通过作家同它每天的对峙、对抗、内化和再对象化，把鲁迅文学的精神本质和风格实质生产出来。就鲁迅晚期杂文中风格与历史的互动和辩证关系而言，这也是不自由经过“伪自由”而成就“杂文的自由”的具体机制与方法。

相对于鲁迅命名为虚无、黑暗和无声的东西，萧伯纳并没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和语言策略能够借以去描述和分析，但这不等于说这位爱尔兰作家对此没有直觉和洞察。事实上，萧伯纳对此往往表现出相当精准的把握与分析，它们往往以讽刺和反讽的方式表达出来，但都仍旧在其作品与言论赖以生成的历史语言和社会语言的总体语码系统中运行。也许这就是鲁迅引用的萧面对上海记者时所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的真正的意思所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萧伯纳在上海登岸的几小时内，只能以一个访客的身份，站在一个有形无形的边界甚至高墙外，透过多重障碍与隔阂，善意地但几乎是无效地同界内或墙内的“中国人”做简短的对话。对此种客观局面，鲁迅自然心知肚明，所以在同萧伯纳在一起的几个小时内，并不急切于和他扳谈，甚至当两人照相并排站在一起时，也只感慨自己身材的矮小。两人之间虽没有所谓的“互动”，但从鲁迅这边的记述来看，气氛却是放松而友好的。甚至鲁迅“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至少在吃饭时），而只不过“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但这样轻松的朋友之间的闲聊，连同其中表现出来的幽默与见识，鲁迅显然又是欣赏的。隔着巨大的社会政治语境差异对一位来去匆匆的他国老人颔首致意，实则符合鲁迅在自身环境下的一贯工作方式，这就是所谓“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以及“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的快意；在此情景中，“会心一笑”已经足够。[76]

对于当日的情形，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描绘。他写道：

还有面会新闻记者的约束，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的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

在后园的草地上，以萧为中心，记者们排成半圆阵，替代着世界的周游，开了记者的嘴脸展览会。萧又遇到了各色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似乎并不想多话。但不说，记者们是决不干休的，于是终于说起来了，说得一多，这回是记者那面的笔记的分量，就渐渐的减少了下去。

我想，萧并不是真的讽刺家，因为他就会说得那么多。[77]

鲁迅并未谈及“终于说起来了”之后萧到底说了什么，但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1933年3月“萧伯纳游华专号”中有一篇《泰晤士报记者与萧伯纳谈话记》，记录了萧同爱尔兰同乡、《上海泰晤士报》记者的单独谈话。除了闲聊，“比较正经”的题目，谈的最多的一是共产主义，一是英国的情况。[78]“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这句话并非仅仅代表杂文家的“形象思维”或刻薄语气，而是针对彼时在中国新闻媒体乃至学界盛行的“打听印象”的习气。在作于半年后的《打听印象》一文里，鲁迅对此专门做了一番描摹与剖析，亦同此刻萧伯纳访沪有些关联：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79]

鲁迅接着说：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80]

在整个“看萧与颂萧”系列里，鲁迅反复强调萧在中国期间的言行并不像一个“讽刺家”，但鲁迅自己这个观察和判断本身却是讽刺，因为不像讽刺家的正是萧伯纳作为一个外来的客座“杂文家”的实录与直说，并无多余的刻意的“滑头和刻薄”。鲁迅也多次把中国语境里的萧比作一个“平面镜”，言下之意是它无非原模原样地反映了现实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的相貌，并没有添加什么艺术变形或夸张，只不过此时此地的现实不是艺术胜似艺术，而这又恰恰正是杂文——尤其是辨别真伪、感受自由与不自由的“伪自由”杂文——作为文学的艺术本质所在。

这样一种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包括不想说就不说）的态度，由一个外来过客像一面平面镜一样举在国人面前，却让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生长环境的看法变得模糊起来，说印象“不能算‘印象’”，说意见又好像“不像意见”，犹如“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另一方面，“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一句的重复，似替萧伯纳道出其中的无奈和无聊感。从记录萧本人嘲讽加自嘲的“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到更为刻薄的“排成半圆阵，替代着世界的周游，开了记者的嘴脸展览会”速写画，鲁迅事实上都在自己文字里，针对外界追捧名人追踪新闻热点下面或隐或现的“讽刺”“竞赛”与敌意，表明自己和萧伯纳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一种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的自由或“伪自由”。鲁迅没有说萧“终于说起来了”什么，或是前有路透社／大晚报“宣传赤化”的广告，无须进一步剧透，或是萧的言论不便在上海报纸上披露。但“我是喜欢萧的”一句，已表明鲁迅对萧的言论、观点、立场和“风度”是照单全收，引以为同类的。

正如萧在香港时不在乎冒犯当地英文媒体，鲁迅的“看萧”杂文系列也不惮与“汉字新闻”对立。鲁迅写道：

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例如，关于中国的政府罢，英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们所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日本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政府有好几个；汉字新闻的萧，说的是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

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但是，在新闻上的对于萧的评论，大体是坏的。人们是各各去听自己所喜欢的，有益的讽刺去的，而同时也给听了自己所讨厌的，有损的讽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讽刺来讽刺道，萧不过是一个讽刺家而已。在讽刺竞赛这一点上，我以为还是萧这一面伟大。[81]

鲁迅认为“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而且尽管如此，在“讽刺竞赛”中，“还是萧这一面伟大”，虽然带有某种基于社会经验的“先验判断”或逻辑推断味道，但事实上仍同萧在上海到底讲了什么不无关系。《论语》杂志“萧伯纳游华”专号里镜涵作《萧伯纳过沪谈话记》，为我们了解萧在宋庆龄宅邸逗留的短短几小时内的言谈内容提供了线索。[82]“镜子”一说，且注明不是凹凸镜或哈哈镜，表明鲁迅看重的是萧伯纳游华所呈现或折射出来的客观现实表象；同时也说明鲁迅对作为事实存在的萧本人和萧的作品与言论之客观性及独立性的判断。前者由瞿秋白所编《萧伯纳在上海》所收文章以及当时国内外报刊报道、各色人等的言行（比如身在北平的胡适的“不招待就是最好的招待”）反映出来；其中包含着宗主国英文媒体、殖民地英文媒体和上海中文媒体之间的区别。后者则由萧本人的言行提供线索；这里又包括鲁迅读到的文字和鲁迅所未曾读到的“他人的语言”。鲁迅看见“萧的伟大”所在之处，“撕下了绅士的面具”这样的印象是虚，实处则是眼前所见对萧的种种不同反应，特别是来自鲁迅所不喜欢的东西的反应。在《〈萧伯纳在上海〉序》里他写道：

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来了。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者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只要看唠叨的多，就知道不见得十分圆满了。

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虽然造了一些谣言，而终于全都攻击起来，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国报，那是无需多说的，因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这跟也跟得长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战略关系”上，才走在他们军队的前面。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83]

“不见得十分圆满”“终于全都攻击起来”“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是让鲁迅判定“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的更为确凿的根据；它甚至让鲁迅对《萧伯纳在上海》这面杂文之镜油然而生一种自信：“旧传的脸谱本来也有限，虽有未曾收录的，或后来发表的东西，大致恐怕总在这谱里了。”[84]在鲁迅“看萧”和“颂萧”的范围内，认识与理解的两个极端，是中外媒体对萧伯纳言行的歪曲性报道和萧伯纳自己的言论著作。鲁迅知道自己对后者言论著作整体并无深入了解，但仍然十分自信地做了“我是喜欢萧”的判断或“决定”。这种阅读上的有意的不慎重，以及其中所依据的分析逻辑和价值判断，可以从鲁迅《谁的矛盾》一文（作于萧伯纳离开上海两天之后）中得到某种说明。可以说，“矛盾”正是鲁迅“伪自由”杂文风格把握现实、揭示真理的内在方法，这种方法甚至比贯穿1933—1934年鲁迅杂文写作的“正名”或“名实之辩”的方法更为基本。

事实上，萧伯纳访华整个过程最基本的真实性和戏剧性，正来自恰如鲁迅所点明的一对再简单不过的矛盾：“他本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听的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宣传赤化’了。”[85]这种自作自受式的别扭，引发出一条矛盾的递进反应链，越来越无法收拾，但却似乎只证明这个众说纷纭的“萧伯纳游华”事件，只有在杂文的文字、句法、风格和内在矛盾构造中，方才是“大致恐怕总在这谱里的了”[86]。这些矛盾包括（原文次序略有调整）：

他本不是百科全书，偏要当他百科全书，问长问短，问天问地，听了回答，又鸣不平，好像自己原来比他还明白；

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

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会到上海，看不起他的可就看不见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实行的革命者，然而倘若是实行者，就会和牛兰一同关在牢监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87]

一连串“本来／偏要”“因为不／然而倘是”的句式，通过萧这个长时段国际化的相对恒定值，反衬出短时间地域性反应的扭曲怪异与荒唐。萧伯纳本来是一个公认的异数，鲁迅在“他有钱”后一连用了七个“偏”（“偏讲社会主义”“偏不去做工”“偏来游历”“偏到上海”“偏讲革命”“偏谈苏联”“偏不给人们舒服”），道出了萧伯纳的我行我素和不给人面子，但其实是用“偏”的自律性界定了一种在中文语境里不容易找到的“直”和“准”，反过来把惊诧于萧之“偏”的观念和心理描画为一种真正的偏狭、偏见和陋见。继而鲁迅又在“于是乎可恶”后一连用六个“可恶”（“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不爱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感情好也可恶”），将萧与某些“看萧的人们”之间的别扭、冲突和对立明确摆放在好恶——也即情感、趣味、价值乃至意识形态——范畴。

在《颂萧》里，鲁迅引用路透社电文中“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包括那句著名的“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随即用“我等”的口吻，从“偏”和“可恶”的主观视角写道：

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雠，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88]

这种特殊知识和兴趣，事实上构成了鲁迅“看萧和颂萧”杂文系列的客观角度或“立此存照”的摄影机位；换句话说，鲁迅杂文在此的兴趣不是介绍萧的作品或思想，而是在记录和表现被萧这面“平面镜”照出来的现实和真实的本来面目。鲁迅当然可以从不同渠道广泛了解萧“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再“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事实上仅《论语》杂志萧伯纳专号和瞿秋白编《萧伯纳在上海》里收录的访谈，就可提供一个概览。但鲁迅有意要在一个局限而扭曲的范围里“管窥”萧的来访。因此萧的“伟大”只需要建立在对断章取义的断章取义基础之上（比如“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云云），因为正如鲁迅知道萧伯纳这次是来“玩玩”的，也从未“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鲁迅“看萧与颂萧”杂文系列乃至整个“伪自由”杂文模式的兴趣和旨归，并不是知识或观念意义上的真理或自由，而恰恰是中国当下现实中的非真理和伪自由，即所谓“特别国情”。鲁迅写道：

……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我所谓伟大的，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

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89]

如果被迫的或自愿的短视和近视是表象（“我们其实是老练的”），那么“政如飘风，民如野鹿”或“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便是时代真理。与此相对照，萧伯纳竟能替青年人想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希望他们到那时还不至于完全落伍，就虽似“极平常”，“然而是伟大的”了。[90]这种时代真理，以及它与种种伪名和伪影像之间的距离和辩证关系，是鲁迅“伪自由杂文”模式处理的基本母题。萧则是这个基本母题反复再现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和外部唱和。

然而，这个小插曲并非偶然的音调或旋律意义上的异域风情，而是服务于“伪自由杂文”的整体结构。“萧氏话语”（the Shavian discourse）与鲁迅上海时期杂文风格的基调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与共鸣，不仅鲁迅自己对此心知肚明，旁观者也看得清楚。郁达夫就半开玩笑地讲：“在我们中国，幸喜还有一位鲁迅先生——可以和萧伯纳对对。片语杀人，人家都在骂他施绍兴师爷的故技，但萧伯纳总不至于是萧山人罢？”[91]郁达夫在这里看出来的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相似，而是一种可以相提并论的认知结构、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因此可以说来自两位作家各自形成的语言与现实间的特殊勾连方式。这使得两人关于时局、社会、文化与价值的短论甚至只言片语，都带上一种彻底的政治性（价值判断）和彻底的文学性（审美自由），并由此在言说和写作的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既介入当下种种矛盾和混乱，又保持自身风格统一的面貌。

“伪自由”的真理性，或杂文的自由

《萧伯纳在上海》中一位作者张梦麟观察到，“萧伯纳对于现代人类，非常悲观，可是对于生物进化，抱有极大的希望”；因此在被问到他若有创世纪中诺亚的选择，“留一点人种”的话，会留哪一个时，萧伯纳的回答是：“我一个也不留。”[92]张梦麟在集子里的《说真话》一篇，可作为我们把握这种基调上的共振与共鸣的一个切入点。文章引萧自己的话，说“我说的［是］真话，世间最大的笑话，便是说真话”[93]。作者接着写道：

说真话！——这便是萧老先生五十年来大声疾呼的口号。他的论文，他的小说，他的剧作，都是以这个使命为中心。几十年来，他不惮其烦地把那些说假话来遮盖自己的行动的英雄，说假话的中产阶级，说假话的普罗列达里亚，说假话的女人，说假话的政府等等指给我们看。把他们言行不一致的滑稽暴露出来，叫我们看看这便是近代文明。[94]

作者把萧的“说真话”理解为敢于直面现实的真实，而不是通过“遮掩现实”去制造出各种虚假的理想或“正大堂皇的理由”；因此萧所强调的“言行一致”，不过是“把我们的因袭思想，给颠倒过来了”。[95]而在具体中国语境里，“说真话”也有其具体的所指，这就是“不幸而正当帝国主义的日本侵略我们的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要展开了”的时候，中国希望萧伯纳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还要说一次真话”。尽管作者知道像萧那样在欧战中“大骂起英国政府”，“若是在中国的话，早被枪决了”，但仍把说真话、言行一致（“他要求我们的，不是要我们行如我们的言，是要我们言如我们的行”）视为萧对于所有人的要求。[96]对“真话”的理解或期待，包括在国际上为中国主持正义，或“扭住欧美资本家的红鼻子，一手遥遥的指着在成功行程中的苏联五年计划的建设”[97]，或像访问苏联后把自己的印象“照实写出来”那样，报道中国社会里面的积极因素，洗刷“一切帝国主义者加给我们的恶名”[98]。但显然这些真诚而天真的期待，还并不能触及鲁迅杂文的真实或真理概念范畴。

在《谁的矛盾》的最后鲁迅写道：“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99]言下之意是萧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本是社会现实自身的内在紧张与冲突的真实表现。这种表现不仅在通常所谓的反映论的意义上成立，而且还在更深的形式-内容辩证法的意义上成立。鲁迅在整个自觉的杂文写作生涯中常表达“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1925年11月3日）这样的意思[100]，更在“上海时期”杂文创作的全盛阶段极为自信地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1934年10月16日）[101]。可以想见，杂文的真实和真理概念，来自、根植于现实结构本身；这个结构的内在矛盾刺破、穿透、揭开和击碎人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伪”，通过在杂文写作中运行的虚实、表里、真伪和名实之辩，将事物的真实性和真理性吸纳并表现在杂文风格构造和审美外观之中。通过鲁迅的写作机器，现实中的“伪自由”转换为杂文风格的真自由；在对种种谬误和不自由的辨析和揭露中，杂文行使着、发明着自己的自由，同时将这种语言的自由呈现为认识、情感和表现上的真实与真理。

这种更较真、更自律的现实和真实性概念在“伪自由”条件下，对应着一种基本句式，它由“其实”“实在”“偏”“然而”这样的连接和转折虚词表现出来。如“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102]又如“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103]。相对于“其实”在鲁迅文字中一般性的正态分布，“（伪）自由杂文”以其更较真、更系统但同时又更灵活的真理概念，为这个“语气副词”添加或示范了一种特殊的“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方法论含义。

这样的句式不仅是句法学意义上的具体现实，同时也作为一种内在语码和认知-判断方式，构成“（伪）自由杂文”风格形式内部的跳动的心脏，构成这架写作机器的驱动装置，因此在语言-思维活动方式意义上决定了“上海时期”鲁迅文学创作形式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伪）自由杂文”的一次实践，鲁迅的“看萧与颂萧”系列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层面，向读者展示了作为方法的“说真话”，即贯穿于1933—1936年杂文风格极致和高峰期的那种名／实、表／里、真／伪之辩。这种杂文风格运动的内在韵律，同时也在杂文的历史内容和感性外观上表现出来。

首先，“说真话”意味着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命名、勾勒、描画和存档。从杂文写作法和风格论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搜集、罗列、选择和聚焦种种经验和现象层面的语汇、言论、行为。这是杂文现象学、形象学和档案学的基本材料，也是杂文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名物汇集，包括杂文家自己的命名及命名行为，如“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104]。所有这些名物形状言论，都同时既在客观的社会学事实层面作为“事实本身”存在，又修辞性地在寓言批评和历史批判的象征和反讽层面上存在。也就是说，它们都在“伪自由杂文”的特殊形态中，面对荒诞的现实及其政治黑暗，延续并发展着鲁迅文学作为文学的特权、特长及自律的活动方式。“说真话”于萧伯纳更多是面对他所认知的现实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在真自由的客观性中显示出自由和真理的边界和局限（如青年漫画家魏猛克所感觉到的“虚伪”）；于鲁迅，则更多是或迂回曲折、或直白犀利地描绘或显示出“伪自由”的事实性，但在“杂文的自由”风格层面上重建自由和真理的客观性，即把这种寓于特殊文字表达方式的不自由和虚假，确立为真实的历史内容和真实的思想内容。

具体到萧伯纳访华，就萧伯纳本人这一面来讲，他的中国之行本是来“玩玩”；听其访华期间言论，并非“讽刺家”，而是“谈话也平平常常”，一点也不“滑头”；但“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又被像大英百科全书一样翻检。从鲁迅同萧的交流互动这一面讲，不过是“他没有问我什么，我也没问他什么”，以及香港上海的报纸和人物“大抵不喜欢萧”，但杂文家仍觉得“还是萧这一面伟大”。

从萧上海之行引发的种种反应或“接受”方面看，萧是一个“平面镜”，如实照见了现实五光十色的面貌，包括“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终于全都攻击起来”[105]；照见了“我们”对萧作品的陌生和在其他事情上的“老练”；照见“从去照或不愿意去照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型”的人（如胡适[106]）；更照见了在“特别国情”下不可以说（“道路以目”），甚至不可以看（“遮眼文学”）的东西，比如“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四十岁”[107]。这是“伪自由杂文”的表层，大体上相当于别人眼睛里的萧，更准确地讲是萧伯纳访华言论所引发的各种立场、价值和议论所构成的“特别国情”之面相。这也是鲁迅和瞿秋白联手制作《萧伯纳在上海》纪实档案和“行为艺术”拼贴画的目的所在。

鲁迅“看萧颂萧”系列“说真话”的第二个层面，则在概念上越出了中文和中国的边界，它大体上对应的是萧自己说了什么：不仅是他在香港、上海、北京说了什么，而且包括他此前此后说过和将要说什么；不仅包括他有关中国的言论（“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的王公”[108]；或“上海也像香港一样，讨人厌的，是gang（狐群狗党）所造成的都会，我要回去了”[109]），也包括他涉及印度（“英国是应该放弃印度的”[110]）、日本（“的确没有宣战，但一直在专注于实战”）、苏联（“等到他们打苏联的时候，我早就被吊起来了”[111]）的言论，乃至包括他所有关于妇女、婚姻、绅士阶级、基督教、资本主义、战争、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的言论。

这个客观存在的“萧伯纳话语”不仅在他的言论和新闻媒体报道中可以找到，也可以在他自己的作品，包括戏剧与争论、虚构与非虚构当中找到。它可以以中文的方式存在于译作的语言中，但就其存在的客观性而言，则是说英语的。事实上，不妨把范围扩大到客观存在的所有有关萧本人作品和言论的评论、分析、解释与研究。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存在于文本及其解释空间里的萧，是由概念意义上的抽象的“萧的作品及其周边”构成的话语场。无论鲁迅对萧的作品事实上了解到何种程度，这个话语场都是他“喜欢萧”或“还是萧这一面伟大”的客观对应物。这个叫作“萧”的话语场和语言流，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表达方式，是一种颇具道德实质性的“形式大于内容”，以此为媒介，它们同鲁迅的杂文生产方式、杂文家的经验与思想方式发生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共鸣和共振。形式或风格力量，通过萧伯纳的只言片语，变成可以被批评经验和判断力所把握的经验、态度和能力，显示出种种历史局限和社会政治界限下的自由、机智和桀骜不驯。后者也并非仅仅依据“撕去绅士的假面”或对鲁迅自己不喜欢的人的厌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萧伯纳访问香港和上海期间的具体言行所不断证明。

“宣传共产”固然是不实的报道，但依旧透露了有关“萧伯纳话语”的准确信息。而在上海所做的各种私下的谈话和公开访谈中大谈苏联和访苏见闻，则更为具体地说明了萧伯纳即便在误读误判中也依然保持着无法否认的独立观察和独立思考。在彼时全世界范围里，像这样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人本寥寥无几，更何况在没有言论自由也缺乏认真而独立思考的中国文坛和知识界。事实上，萧伯纳在登陆上海的八个小时期间，几乎在不断地谈苏联，这可视为其言论、文本、话语和观念客观存在的一个隐喻和代指。因此邹韬奋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有声有色的著作都是在抉发暴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腐败黑暗，在我国所谓‘有力量的人’尚彷徨于歧途中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到中国来走走，我们当然尤其表示欢迎”[112]，这段话指出了作为一个巨大符号的萧伯纳所对应的那个更为巨大的作为客观知识的历史经验与文学表达。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萧伯纳的隔空欣赏甚至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欣赏，而是一种表达方式和写作方法对另一种表达方式和写作方法的欣赏；换句话说，它是非个人化的，符号性、结构性的，是一种“社会性象征行为”[113]。

由此我们进入鲁迅与萧伯纳在“看萧与颂萧”系列“说真话”的第三个层面，即一种有关真实、真理的“科学的”深度模式。据瞿秋白编选《萧伯纳在上海》记载，萧曾对上海新闻记者说过下面这样一段话：

中国和东方没有什么文化可说，因为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尤其是对于自然界的控制；在中国，除开乡村的田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中国现在又向西欧去搬运许多已经失掉效用而且遗害大众的所谓文化。譬如说，议会的兴起，本来是人民不要当时的政府，因英国人民利用议会，先推倒了帝王的统治，后来又推翻了教堂的权威，但是，最后却没有推倒资本的势力，因为议会根本上是被资本操纵的。又象英国的大学，几乎把个人的自由思想，摧残得干干净净，而用陈旧无用的老古董塞进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变成一定格式的人物：这种人物到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在什么环境就有什么反应，都可以预料得到的。像这种西方文化，中国搬它来有什么益处！[114]

显然，这里“说真话”的真实性和真理性并不来自萧的直率，或他对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而是基于他自身的科学基础和科学概念。把文化界定为“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尤其是对于自然界的控制”，既是“中国和东方没有什么文化可说”的判断的依据，也是西方文化很多方面“已经失掉效用而且遗害大众”的判断依据。对英国议会的历史作用（“英国人民利用议会，先推倒了帝王的统治，后来又推翻了教堂的权威，但是，最后却没有推倒资本的势力”）的论断，本身立足于扎实的历史科学分析，并非个人意见或意气；而对英国大学“用陈旧无用的老古董塞进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变成一定格式的人物”的看法，也是建立在行为科学的观察基础上，即一种结构性的，条件或环境决定论的规律：“这种人物到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在什么环境就有什么反应，都可以预料得到的。”

这种言论和见地，明显带有十九世纪后半叶欧美批判的科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影响（达尔文、马克思、瓦格纳、尼采、亨利·乔治、易卜生等）。在主要精力和创造力转向剧作之后，萧依然是一位现代社会、现代生活和现代道德的观察家、分析家和批判者。这一点在黄河清发表于1933年《社会与教育》上的文章中已有简洁清晰的表述：

他的剧本即他的批评。他以锐智的洞察力，观察解剖且暴露现代生活之极底，要把社会从沉滞腐败之中解救出来，而以机智、辣语、讽刺来刺戟群众，使之自觉。……他又排斥自希腊以来的使喜剧与悲剧对立的习惯，放弃由人生与运命的关系而区别悲剧与喜剧的想法，他由他一贯的思想，将增强生命之力的成为喜剧，反之则成为悲剧而加以排斥。他自觉为喜剧作家是他的光荣。而他所写的剧本，都是由这见解出发的人生观照，文明批判。[115]

萧伯纳在戏剧空间中所把握和处理的喜剧-悲剧区分，其实同鲁迅在散文（广义的prose，包括小说）空间里所处理的杂文同“纯文学”、“虚构”或“美文”之间的区分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它们都是批评，都旨在“以锐智的洞察力，观察解剖且暴露现代生活之极底，要把社会从沉滞腐败之中解救出来”，再“以机智、辣语、讽刺来刺戟群众，使之自觉”。两者也都遵循以“增强生命之力”为目的和指归的目的论和价值论，在“重估”和“再造”中成为“由这见解出发的人生观照，文明批判”。但这种见解，这种观照和批判，就其内在认知基础和结构而言，又是基于一种科学观念和概念的。

这种科学概念在鲁迅写作生涯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态，早期为以天演论、进化论观念为标志的生物决定论和社会进步论；“杂文的自觉”期表现为具有科学的理性严格性，但往往以非理性主义方式表达的存在的政治本体论与决定论；而在“上海十年”，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似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形势分析和政治性介入，但在鲜明的态度和倾向性下面，却仍然是一种历史科学范畴的科学态度。与此同时，鲁迅晚期杂文的写作机器并非这种科学态度和真理观的简单工具，而是通过自身特殊的语言风格和思想形式——它们多是流动、即时、看似零碎、高度个性化的讽刺与揭露——在文字的自由中，将现实的伪自由和伪真理直接转换、打造为历史认识和历史批判的寓言性媒介。

萧伯纳作品言论和鲁迅论萧共享的科学基础，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语汇中，实际上已有极为明确的表述。被收入《萧伯纳在上海》的还有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尉特甫格（Karl August Wittfogel，通译维特福格）的文章《萧伯勒是丑角》。尉特甫格当时是德国共产党员，激进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曾于1923年同卢卡奇、科尔施一道参与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计划和筹备工作。他于1928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论中国农业与工业生产力的经济重要性》（On the Economical Importance of the Agrarian and Industrial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于1930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自1920年代初期开始，尉特甫格也是一位活跃的剧作家，同柏林无产阶级剧院关系密切，同时在德国革命文学作家协会刊物《左弧线》（Linkskurv）上发表评论文章。他因斯大林-希特勒协定而开始思想转向，逐步拒斥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制度。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被逮捕入狱，后经人营救出狱前往英国，日后在美国长期执教，在中国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议题上，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引发激烈的争论。这篇谈萧伯纳的文章作于他离开德国之前，他此时尚处在卢卡奇等人的影响下，因此下面这个观察可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以萧伯纳为分析对象的一般性表述：

俄国的列宁，很知道萧伯勒他们的华宾协会（按：即费边社）的倾向。他描画出来的这位英国人——不如说是英国的爱尔兰人——是一个旁面包围了许多伪君子的正直者，是一个比起周围的人们来，要左倾得多的改革家。其实，没有一个社会改革家，能够像萧伯勒那样的知道有产社会的缺点，能够像他那样暴露这种缺点的。现代资本家的世界，同外面结合着种种的关系，萧伯勒已经看出了那种革命的倾向，并且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文化与理想，是毫无意义的。资产社会的唯一的真实，就是“虚伪”。资产社会的观念形态，以前是很强的，现在是衰弱摇动了。这种观念形态，必然的要被废弃，这种空虚，也是一定要暴露的了。萧伯勒是我们这个时代资产社会的理想的最坚强的破坏者。在他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喜剧里，他从各方面，打毁了资产社会理想家的结构了。[116]

作为《萧伯纳在上海》的共同编者，鲁迅对这篇文章自然是熟悉的。“资产社会的唯一的真实，就是‘虚伪’”这样的论断，亦不失为一种抽象的基本句法，在鲁迅各个时期的写作中得到共鸣，比如“旧时代的唯一的真实，就是‘虚伪’”，或“现时代的唯一的自由，就是‘伪自由’”。在同年八月所做的《关于翻译》一文中，他赞同地引用了尉特甫格这个论点，即“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117]。鲁迅还就看似道德中立、本身无政治倾向性可言的“正直”在于去伪存真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延伸。他引用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信中的一段话，认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118]

“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的观察，事实上正道出了杂文文体和风格的历史真实性所在：它大抵是对应于一个难于让布尔乔亚阶层在其中成形的社会条件的写作样式，或者说是一个不以布尔乔亚阶层为其意想读者的文体和写作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甚至不妨说杂文是反小说的叙事性写作，是无法让自己沉浸在虚构性文学建构中的挣扎着、斗争着、思考着、辩论着的人们的教育剧和寓言故事。因此“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不但是《伪自由书》杂文的突出特征，也是鲁迅晚期杂文的一般特征和特殊旨趣。

“一个旁面包围了许多伪君子的正直者”，或许比其他描述或定义都更接近真实的萧伯纳和鲁迅。深知旧制度和现存秩序的弊端，从中“反戈一击”地暴露其“缺点”，将“虚伪”（它同时也是虚假和谬误）视为自身环境的“唯一的真实”，不仅是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对萧的评论和判断，也相当程度上暗合鲁迅对自己的描述，比如《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里面的所谓“不三不四的作者”，其使命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119]倒过去翻译成理论分析的语言，就接近尉特甫格所做的“萧伯勒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的最后阶段，是一个莎士比亚的丑角（按：参照萧伯纳对于“喜剧”的定义）”的结论性观察。尉特甫格在文章的最后再次引用列宁，认为“资产社会与萧伯勒的关系，比起革命与萧伯勒的关系，完全是两样的。……‘萧伯勒是资产社会的一部分，但是他是资产社会的可怕的敌人。他的对于资产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破坏，衰弱了支配阶级的精神权威’”[120]。

通过这样相对系统的概念和理论表述，鲁迅与萧伯纳共有共享的“说真话”特征，便获得了一种客观历史内容和一种科学的严格性，尽管这种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真理内容，本身处在现代西方各种思潮、认识论框架和道德-价值立场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鲁迅或萧伯纳何等程度上认同无产阶级立场，认同由“先锋队”组织领导的暴力革命，又在何等程度上信奉并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他们各自的“正直”与桀骜不驯、针砭时弊的投入与个人风格上的高度自由与自律，事实上都具备一个内在的认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一个科学的关乎现实与人生的真理概念。虽然两人各自所在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条件悬殊，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先进国和殖民主义宗主国（英国），一个是处在内外压迫者宰制下的落后农业国（中国），但恰恰是这个将中国置于边缘和被支配者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及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更广义地讲是现代性普遍性力量，又将中国和西方、中国和世界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并作为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其在世界性普遍性体系中的具体身份和属性（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这个整体发生联系。

鲁迅“颂萧与看萧”文章系列的名实-真伪-表里三重深度结构，实际上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对应并复制了作者于1927年6月在《〈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和他在1930年翻译的《药用植物》（刈米达夫）中显示出来的命名造字的三个层面。在现象与命名意义上，“看萧”的表层，即那个在中文世界里呈现的萧，可大致类比于《小记》里所谓的“经学家对于《毛诗》上的鸟兽草木虫鱼，小学家对于《尔雅》上的释草释木之类，医学家对于《本草》上的许多动植，一向就终于注释不明白，虽然大家也七手八脚写下了许多书”[121]。而鲁迅的“颂萧”系列，包括四篇短论、一篇印象记、一篇编者序以及一本拼贴画风格的媒体文选，事实上就是一种命名和正名的文学行动和社会性介入，它大体上对应于“将来如果有专心的生物学家，单是对于名目，除采取可用的旧名之外，还须博访各处的俗名，择其较通行而合用者，定为正名，不足，又益以新制”[122]。

这种看似仅仅建立在共鸣、默契和惺惺相惜等个人好恶之上的“喜欢”，本身却又是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为基础的。这是鲁迅“颂萧”系列的第二个层面。在“命名”、“译名”和“正名”的范畴里——这也是由写作行动能够直接触动、调动和推动的——它大致对应于在《动植物译名小记》里中文名目后面出现的德文（偶尔是英文）或拉丁文名词，比如：

约翰看见一个蓝色的水蜻蜒（Libelle）时，想道：“这是一个蛾儿罢。”蛾儿原文是Feuerschmetterling，意云火胡蝶。中国名无可查考，但恐非胡蝶；我初疑是红蜻蜓，而上文明明云蓝色，则又不然。现在姑且译作蛾儿，以待识者指教。[123]

在“不命名即不存在”的科学命名分类系统里，这些西文词汇本身对应着对自然界的观察、探索和发现，以及由此而来的语言书写系统及思维方式。鲁迅对萧伯纳言论作品的了解或不了解，都建立在这个萧本人的真实话语和文学作者形象的基础上，在结构上整体对应于萧具体的观点、立场、判断和价值观，比如他“撕去绅士的假面”的整体姿态，又比如他个人对苏联的真实印象和对自己真实印象的如实表达。鲁迅固然对萧伯纳的整体创作和言论没有全面的了解，但长期的习惯性的阅读，包括日文、德文书刊，中国新文艺的创作和翻译，以及每日对各种报刊的浏览和留意，事实上又让鲁迅对世界性局势、问题和危机具有相对全面的把握；而萧伯纳的言动，恰好因其性质和特点，镶嵌在他自身时代环境与条件的气候和土壤之中。因此这种整体上结构上的把握，并不受局部信息或个别词汇缺失的决定影响；换句话说，名物和名词在中文系统里的不在场，并不一定会减损整个萧伯纳话语场的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这个共享的话语场和真实性也由两人在共同的历史环境下的共享话题透露出来，它们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不同国家内部的政治压迫，社会文化政策和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等等。

鲁迅“颂萧”系列的第三个层面，正是科学规则和原理意义上的真理，也是科学主义世界观意义上的价值论，比如鲁萧两人共同的以“增强生命”为历史之最高目的的信念。这个隐含的深层概念结构并非来自萧伯纳或鲁迅自己的言论或作品的内部，而是外在地存在于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近代科学话语和批判性思维的不同形态之中，同时也存在于对萧或鲁迅的创作的“科学的”批评分析和理论性阐释里。这个层面大体上对应于鲁迅译作《药用植物》里的植物学分类条目，特别是在汉字名、西文名之后出现的化学分子式。比如“咖啡”条目是这样的：

咖啡 Coffea spp.本是东阿非利加的原产，现在则为热带各地所栽培，是常绿灌木，热焦其种子，以供嗜好性饮料，是大家都知道的。含有咖啡英约2%。咖啡英（caffein, C8H10N4O2）是用作兴奋剂，强心利尿药（一日量0.6克）的。咖啡属之中，现今被栽培最多者，为下列的三种：C.arabica L., C. excelsa Chev., C. liberica Bull。[124]

萧伯纳和鲁迅在各自的文字和写作活动中都保持着通向真理的科学概念的通道，虽然他们打通和保持这个通道的方式并不一样。就两人的直接经验而言，萧伯纳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经历和阅历，使得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中产阶级社会及其道德文化都有着深入而系统的了解和把握；在对这种直接经验的提炼和反思过程中，他大量涉猎了在当时极具生命力的西方近代思想（“真正的书”）。可以说，萧伯纳从现代西方社会内部，在具体现实和实有的经验丰富性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的独特的立场、观念和世界观。而鲁迅，则是在一种极为挫败的集体经验和个人经验里，从现代性普遍力量扩展的边缘、对象和承受方这一面，通过传统社会的瓦解和传统道德文化的衰败，在一种黑暗、空虚乃至虚无的经验里获得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自身历史真理的客观性。

鲁迅文学，特别是鲁迅杂文总体风格，为这种实有与空虚、丰富与贫瘠、真实与扭曲、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语言转换和经验交换，提供了绝佳的机制和平台。正是杂文的写作机器，让鲁迅所体味的孤独、压抑、沉默和虚无在语言和思维层面，都变成一种具体而经过考验的、可以同西方近代文学最高成就相提并论的经验具体性和形式强度。同时，出于把握现实、理解当下、认识自己的迫切需要，鲁迅在写作生涯的不同阶段，都时时下功夫学习、翻译、介绍当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社会思想体系，以图在更大时空范围内，乃至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范畴内，去探索真理和规律的超历史、超道德的理论表述，以作为自己历史认知的基础、政治立场的根据，作为文学创作内在的价值定向及道德依据。鲁迅早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25]时期曾接受过十余年的科学教育，包括在矿物学、生物学和现代医学等领域里的基本训练。这种早年科学思维训练和科学认识之态度的养成，同鲁迅日后更主动而急切地“向西方求真理”的自我学习的努力，包括“伪自由杂文”创作高潮到来前长达数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翻译工作，一同造就、结构了鲁迅文学内在的真理观与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虽然鲁迅在近代社会经验和科学知识的世界地理分布上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他在同萧伯纳的相遇——或不如说失之交臂——的过程中，却往往是更执着于严肃的自由与真实性概念的一方。

2024年5月于汉堡

注释：

[1][2][3]Fintan O’Toole, “The world has never needed George Bernard Shaw more,” The Irish Times, October 28, 2017.

[4][5]郁达夫：《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在上海》，瞿秋白编，鲁迅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据1933年上海野草书屋版版式重排，原版作者署名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作序”），第15页。

[6][7]洪深：《迎萧灰鼻记》，《萧伯纳在上海》，第12页。

[8]郁达夫：《介绍萧伯纳》，《萧伯纳在上海》，第18页。

[9][10]废名：《关于萧伯讷》，《萧伯纳在上海》，第46、45～46页。

[11]据上海《大晚报》1933年2月18日张若谷文记载，这个“爱尔兰七十七岁老人”只能在上海勾留八小时。《萧伯纳在上海》，第51页。但据镜涵《萧伯纳过沪谈话记》（经宋庆龄审阅，《论语》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4页），接送萧伯纳从大船到岸上的小船，往来时间约为四小时。

[12]《萧伯纳在上海》，第71页。

[13] “An Irishman’s Diary,” The Irish Times Opinion. April 28, 2003.

[14][15]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

[16][17]镜涵：《萧伯纳过沪谈话记》，《论语》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9、396页。

[18]“An Irishman's Diary,” The Irish Times, Monday, April 28, 2003.

[19]其中史沫特莱时任宋庆龄英文秘书，伊罗生则是同盟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英文周刊《中国论坛》（China Forum）主编，日后更同妻子一道在鲁迅、茅盾帮助下编选、翻译了中国短篇小说选《草鞋脚》( 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1918-1933.ed.by Harold R.Isaacs)。

[20]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10～511页。

[21]张若谷：《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萧伯纳在上海》，第50页。

[22]“萧伯纳究竟不凡”为1933年2月17日《大晚报》一篇社论文章的题目。参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37页。

[23]《申报》1933年2月15日第21495号。

[24][25]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onday, February 13, 1933, p.16.

[26]Hong Kong Telegraph, February 11, 1933 , pp .1, 9.

[27]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 1933, p.10.

[28][29]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1933, p.10.译文为本文作者所做。下同。

[30]The Strait Times (February 21, 1933), 12.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

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330221- 1.2.93.aspx.

[31][32][33]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1933, pp.10, 10, 10.

[34][35][36]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1933, pp.10, 10, 10.

[37]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uesday, February 14, 1933, p.10.

[38][39]萧伯纳在上海时对新闻记者说：“我过香港的时候，曾经劝学生革命，但是不要误会，我并非劝学生到街上去打警察；当警察拿着棍子到场镇压的时候，最妥当的办法就是逃避，而且要尽快的逃避，免得头破血出，很不必和警察对抗，因为警察像强盗手里的手枪，我们碰到强盗的时候，决不愿意和手枪去对抗。但是，那些拿着枪的人，还是应当打倒的，这必须要用组织和计划，而不能够蛮挺。”《萧伯纳的真话》，《萧伯纳在上海》，第111～112页。这段话也从侧面说明了萧在所谓“鼓吹革命”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

[40]《萧伯纳的真话》，《萧伯纳在上海》，第111～112页。

[41]这段话可读作萧“激进主义”的注解。

[42][43]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5页。

[44][45]George Bernard Shaw, On the Rocks, Preface, “Toleration Mostly Illusory,” 转引自Piers Gray, “Hong Kong, Shanghai, the Great Wall: Bernard Shaw in China,” in Shaw, 1985, Vol. 5, Shaw Abroad (1985), pp. 218, 218。

[46]George Bernard Shaw, On the Rocks, Preface, “Toleration Mostly Illusory,” 转引自Piers Gray, “Hong Kong, Shanghai, the Great Wall: Bernard Shaw in China,” in Shaw, 1985, Vol. 5, Shaw Abroad (1985), p. 218。

[47]镜涵：《萧伯纳过沪谈话记》，《论语》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4页。宋庆龄对这个设问句的回答是：“不，完全不是。”

[48]参看Leon Trotsky, Introduction to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xv.-xvi。

[49]Bernard Shaw,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转引自Piers Gray, “Hong Kong, Shanghai, the Great Wall: Bernard Shaw in China,” in Shaw, 1985, Vol. 5, Shaw Abroad (1985), p.222。

[50]《萧伯纳的真话》，《萧伯纳在上海》，第110页。

[51]《萧伯纳的真话》，《萧伯纳在上海》，第110页。

[52]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08页。

[53]鲁迅：《350517致胡风》，《鲁迅全集》第13卷，第458页。

[54][56]鲁迅：《330301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75页。

[55]鲁迅：《〈萧伯纳在上海〉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515页。

[57][58]鲁迅：《通信（复魏猛克）》，《鲁迅全集》第8卷，第377、379页。

[59]鲁迅：《通信（复魏猛克）》，《鲁迅全集》第8卷，第377～378页。

[60]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09～510页。

[61][62]The 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报）,Thursday, 16 February, 1933, p.5. 事实上，那天上午登船采访的六家就是全部，香港新闻媒体为采访萧伯纳悉数到齐。

[63]镜涵：《萧伯纳过沪谈话记》，《论语》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5页。

[64]鲁迅：《330213致程琪英》，《鲁迅全集》第12卷，第372页。

[65]鲁迅：《330331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6页。

[66]鲁迅：《330212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71页。

[67]鲁迅：《330618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5页。

[68]鲁迅：《〈萧伯纳在上海〉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514～515页。

[69][70][71]鲁迅：《止哭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第72、73、73页。

[72][73]鲁迅：《止哭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第74、76～77页。

[74][75]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4卷，第493、501页。

[76]鲁迅：《通讯（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25页。

[77]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10页。

[78]针对在香港“宣传赤化”的传闻，萧说：“很多人都不能分别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信仰社会主义如我者。譬如，我最近在香港劝一般青年以社会革命为己任，我的意思无非是要人上进，叫人不要以坐八个钟头的冷板凳为满足，叫人不要甘为薪水的奴隶。但是，香港人因此就叫我做鲜红的、吸人血液的传布赤色恐怖者——这岂非笑话？”针对中国当时急于向外界求援：“我并不是说，我否认中国有穷苦及被压迫的人民。不过中国的问题，要让中国人自家来解决，用不着求救于外人。要是中国人是有能力和胆量的，从一团糟的局面中打出一条生路应非难事。”讲到俄国：“用不着说，共产主义在俄国已经得到很大的成功。它们已经做出不少建设的事业，但是英国人还是主张俄皇复辟，岂非无聊之极。俄皇复辟就等于恢复从前俄帝国的腐败状况——那岂还成么？”见开洋《泰晤士报记者与萧伯纳谈话记》，《论语》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417页。

[79][80]鲁迅：《打听印象》，《鲁迅全集》第5卷，第325、325～326页。

[81]鲁迅：《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10页。

[82]内容计有：一、谈日本侵略与中国的应对；核心问题围绕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倒是一个很公平的建议”；延伸谈及世界范围的反战努力。二、谈苏联：“在萧氏四小时谈话中，自始至终不离这个题目”，包括斯大林印象、列宁夫人印象、高尔基印象；谈赛马与竞争。三、谈自己的作品；谈关于婚姻的意见。四、“关于中国的印象”；萧伯纳提及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说法，对鲁迅说：“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答曰：“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参看镜涵《萧伯纳过沪谈话记》，《论语》1933年3月1日第12期，第393～400页。

[83][84][86]鲁迅：《〈萧伯纳在上海〉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515、516、516页。

[85]鲁迅：《谁的矛盾》，《鲁迅全集》第4卷，第505页。

[87]鲁迅：《谁的矛盾》，《鲁迅全集》第4卷，第505～506页。

[88][89][90]鲁迅：《颂萧》，《鲁迅全集》第5卷，第36、36～37、37页。

[91]郁达夫：《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在上海》，第16页。

[92][93][94]张梦麟：《说真话》，《萧伯纳在上海》，第21、18、18～19页。

[95][96]张梦麟：《说真话》，《萧伯纳在上海》，第19～20、21～22页。

[97]林一：《欢迎萧伯纳》，《萧伯纳在上海》，第38页。

[98]废名：《关于萧伯纳》，《萧伯纳在上海》，第45～46页。

[99]鲁迅：《谁的矛盾》，《鲁迅全集》第4卷，第506页。

[100]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308页。

[101]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23页。

[102]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第5卷，第122页。

[103]鲁迅：《打听印象》，《鲁迅全集》第5卷，第326页。

[104]鲁迅：《〈萧伯纳在上海〉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515页。

[105]参见《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其中有“英国的上海政府半官报，《字林西报》，骂他想做鲍罗廷……日本的上海殖民地机关报，《每日新闻》，骂他怕老婆。白俄的上海移民机关报，《上海霞报》，骂他‘挂羊头（下半句和《大晚报》同）’”。《萧伯纳在上海》，第63页。

[106]鲁迅：《〈萧伯纳在上海〉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515～516页。

[107]鲁迅：《颂萧》，《鲁迅全集》第5卷，第36～37页。

[108]《萧伯纳的真话：香港·上海·北平》，《萧伯纳在上海》，第110页。

[109]《萧伯纳的真话：香港·上海·北平》，《萧伯纳在上海》，《附录二》，第107页。

[110][111]林一：《欢迎萧伯纳》，《萧伯纳在上海》，第31、39页。这里的“吊起来”应指“绞死”。

[112]韬奋：《萧伯纳的幽默》，《萧伯纳在上海》，第31～32页。

[113]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社会性象征行为”为该书副题“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中的词语。

[114]《萧伯纳的真话：香港·上海·北平》，《萧伯纳在上海》，第111页。

[115]黄河清：《萧伯纳》，原载《社会与教育》杂志1933年2月18日第12期，收入《萧伯纳在上海》，第125～126页。

[116][117]尉特甫格（卡尔·A.维特福格）：《萧伯勒是丑角》，刘大杰译，原载《海潮》杂志1933年2月12日“萧伯纳专号”，见《萧伯纳在上海》，第127～128、134页。

[118]鲁迅：《关于翻译》，《鲁迅全集》第4卷，第569～570页。

[119]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2页。

[120]尉特甫格（卡尔·A.维特福格）：《萧伯勒是丑角》，《萧伯纳在上海》，第134页。

[121][122]鲁迅：《动植物译名小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91～292、292页。

[123]鲁迅：《动植物译名小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292页。

[124]刈米达夫：《药用植物》，鲁迅译，《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12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