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人民文学》走进“与辉同行”直播间,创造了文学期刊订阅量的奇迹。《人民文学》70余年的发展,离不开广大读者的厚爱与呵护,《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直播间坦陈:“我们主要是来‘寻亲’的,来寻找文学的好读者”。 2023年,《人民文学》启动“人民阅卷”行动,更好倾听来自读者的建议与心声。作为“人民阅卷”行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我与《人民文学》的情缘”征文,倾听读者朋友讲述自己与《人民文学》在订阅、阅读、发表、收藏等方面故事。征文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反馈和来稿,讲述的是《人民文学》的故事,更是“人民的文学故事”。
《人民文学》像一盏灯,给予我温暖、鼓励和快乐,照亮前进的道路。这么多年,依然清晰记得每到周五晚上,父亲给我们讲《人民文学》故事的情形。 1985年我上初一时,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就跟随他到下塘中学读书。每到周五晚上,机关大院里的孩子都喜欢到我家来玩。每次来时,母亲总会把农村带来的土特产拿出来招待大家。父亲和母亲的和蔼可亲让大家尽兴吃玩、无需顾忌,但来这更多的人还是想听父亲讲《人民文学》故事。[详细]
谈起《人民文学》这一杂志,我想到的事儿,想聊的话可就多了。因我和身边的同龄人相比,接触该刊较早,时下又恰逢“人民阅卷”活动的开展,这更加使我感到欣快,不禁使我有了一种伴着自己长大但又素未谋面的“老朋友”,此时此刻终于有机会同我畅谈的感觉。[详细]
我珍藏着1964、1965两年二十四期《人民文学》。一晃六十年过去了,期间,工作调动,数次搬家,不离不弃,保存完好。 这些书承载着很多遥远而温馨的记忆,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 1957年我考上家乡的一所初中,在学校图书阅览室里第一次见到《人民文学》,知道这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期刊,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详细]
作家的成长,往往都是从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开始的。我走上文学路的起源,就来自《人民文学》这本杂志。 1988年,我母亲到我大舅家串门,回来时,除了带回一兜子好吃的,还带回来几本杂志和几份报纸。母亲说是大舅专门送给我的,让我好好学习,学好了以后再写信就不用犯愁了。那时候,我大舅在鸡西市做文职干部。[详细]
我与《人民文学》结缘时间不长,阅读它也是近些年的事儿。这与小时在山村长大,很难见到《人民文学》有一定关系;也没与它的编辑部发生过任何故事,写作后,尝试投过几次,皆因初审未过,错失与编辑交流的机会。 近日,为更好地倾听读者的建议与心声,《人民文学》启动了“人民阅卷”行动,作为一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看到《人民文学》愿俯下身子与读者谈心、叙旧、听取建议,我的内心非常感动,觉得心目中的“神”变成了“人”,特别接地气。[详细]
对于《人民文学》的喜欢,应该追溯到1984年的秋天,我刚随母亲落实政策从农村到了城里,于我而言这是一个新世界,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都那么好奇。在我三公里的生活半径内,文化馆、图书馆、艺术馆、美术馆、电影院、书店、报刊亭的气息扑面而来。那个时候,我已对文学有了一种殷殷的爱,喜欢读小说、读诗,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写一些慰藉自己心灵的文字。于是,一个风一般的少年,如饥似渴地飞奔在这些文化场馆里,常常驻留在春风化雨的艺术熏陶中。[详细]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很庆幸,因为我的父母亲是老师,一个身处交通闭塞的广灵山城的女孩子,竟可以在书香的陪伴下度过安静的年少时光。也让我从此爱上了文字,爱上了书。后来在喧嚣的城市居住,也总愿意在图书馆、书店、咖啡店这些静谧的角落安顿自己。[详细]
这一充满悬疑和神秘色彩的短篇小说名为《书魔》,是作家马笑泉发表于2023年《人民文学》第11期的著作。 我阅读的是这篇短篇小说在中国作家网上的节选。 读过节选后,我就在想,难道书法家真的如妻子所想幻化成了一支毛笔,还是妻子真的只是因思念成疾,而疯掉了,或者这只是她不愿意面对自己才是导致丈夫失踪元凶的臆想? 这篇小说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想要追根刨底一探究竟。[详细]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同时也喜欢收藏老报纸、老杂志。在我收藏的杂志中有一本文学刊物特别醒目也特别珍贵,那就是1995年1月号(总63期)的《人民文学》。虽然这本刊物看上去有点发黄发脆,而且封面已经脱落,但正文保存得相当完整。 这期《人民文学》的文字是竖版印刷的,而且是繁体字,刊物封面上部是“人民文学”这四个苍劲有力、富有艺术灵动性的大字。[详细]
近期休假回家,闲来无事整理书房,在书柜的角落里发现厚厚的一摞泛黄的杂志。我拿起一看,《人民文学》几个大字映入眼中。轻轻翻阅,看着不同板块的铅字,几缕温润在心中逐渐蔓延开来,读书识字时的往事也如画卷般在脑海里缓缓铺开。 恍惚回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还是一个身穿夹克、留着平头的小男孩。爷爷是老师,总督促我要好好学习,加上他喜欢写写文章,经常在报刊登出。[详细]
那是一个阳光暖暖的午间,妈妈坐在后门的屋檐下给我们补衣裳,偏西的太阳斜斜地照过来。我和小伙伴们玩累了,就回家来,见妈妈的鞋揽子(北方人针线笸箩的桐城话叫法)里,有一本大书,妈妈用它夹花样、鞋样和各种丝线。只要妈妈端出它来做针线活,我都会能见到,却从来没有翻开看看的念头。但那个午后,我翻开它,看了。[详细]
初一那年,夏天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校园里的梧桐树绿得薄淡,阳光照下来,站在树底往上看,满眼都是绿翡的光。整个校园笼罩在这种诗性的绿意之中,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详细]
2000年12月,高中毕业的我参军入伍到北京,成为一名光荣的警卫战士。 新训结束后,爱好学习又有点小文采的我被分配到了连部担任文书。当文书后,我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每天下午,当体能训练结束,《解放军报》和《战友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送到宿舍时,我都会拿起来认真阅读,读书看报对于自己的政治学习和工作能力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详细]
《人民文学》伴随我走过了几十年的曲折历程,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她端庄、纯洁、高雅,承担着历史赋予给中国现代文学的领潮者的重任,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若要说起我和她之间的情缘,还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详细]
高二的一个周末,我在一位同学家里玩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名为《人民文学》的刊物,如获至宝。 那时文学读物很少,偶尔读一本文学书刊,都是莫大的惊喜。我翻开看了几页,莫言的《红高粱》豁然入目。至于莫言是谁,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我心里根本没有概念。可是《红高粱》好像就是开篇之作,一下子就翻到了,读了一会儿就入了迷,竟拿不下眼了。[详细]
所有的缘起,都是一种淡淡的回忆;所有的往事,都有一种淡淡的情怀。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接触到了《人民文学》。那一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我,成绩并不突出,甚至还算得上差生,也正是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借阅了《人民文学》这本杂志。有次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她经常阅读《人民文学》里的散文,并陶醉在其中的诗歌里,我深受感染。后来,在我手捧这本杂志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爱了这本充满文艺气息的杂志,而且在杂志的众多墨香中,唯独喜欢散文这个板块。[详细]
1989年的春天,那年我20岁,在乡村小学工作。 乡村小学学生不多,教学任务也不算忙。下午3点以后,学生一放学,批改完作业,便觉得自己有点“无所事事”。当时,学校里订了3份报纸:《文汇报》《浙江日报》《浙江教育报》。但除了副刊,说实话,其它的版面自己并不是十分喜欢看。可副刊一个星期才一个版面,这令我“如饥似渴”。 在此之前,我在县城的图书馆看过《人民文学》这本刊物,可以说:我心中,你最重。[详细]
我是1967年小学毕业生,尽管其时正处在“文革”期间,但这场运动当时尚未波及到小学。那年的7月5日,我们南京市白下区(现并入秦淮区)八宝东街小学六(乙)班的全体同学,在学校东南角的小桃园举办了最后一次班会。那次班会因班主任殷惠芳老师家有急事而离开,由身为少先队大队长的我来主持。[详细]
我和《人民文学》是老朋友了,我们从八十年代就相识了,那时她们隐藏在父亲的一堆藏书里,被酷爱读书的我给翻了出来,十岁的我一见钟情,立刻翻开读了起来。小学三年级的我有许多字还不认识,连蒙带猜囫囵吞枣地读完了每一篇文章,感觉好像走进了一个多彩的世界,小小的我通过读书过早地感受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一度沉浸在故事主人公的命运里无力自拔。由于时间久远,别的故事我已记不清楚了,记得八几年的《人民文学》上有两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一篇是《夹竹桃》,另一篇是《泥人程老鳖》。《夹竹桃》讲的是一位农村女性坚韧顽强、不向命运低头、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详细]
初识《人民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说起来,与它还确有缘分。 我依稀记得,那是1972年的冬天,我刚好在一所农村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一个雪后的中午,语文老师约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上周完成的那篇作文。我刚靠近老师的办公桌,抬头一看,发现在一堆作业本上放着一本发了黄的杂志《人民文学》。我看了一下时间,有些遥远,是1966年3月号(3月12日出版),封面上是一幅女工的照片。我便随手翻了翻,看了目录和定价。尤其是魏巍的散文《英雄树》,我至今想起来依然清晰难忘。这也许与我的经历有关,因为我曾当过兵,是一名军官,而魏巍又是著名的军旅作家,自然就不言而喻了。[详细]
那一年我刚上高中,对于文学的热爱还仅仅停留在羡慕里。虽然我也想象自己能有一天会像那些名家一样,在文学世界的殿堂里留下自己的足迹。虽然也努力写过一些的自以为是的“鸿篇巨制”,但投稿后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收到一封封退稿信,在受到鼓舞的同时也深受打击。 我喜欢读书,周末在学校周围的集市上闲逛,碰到书店、书摊就会在那里逗留大半天。那时的县城,主街道两旁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店铺,而店铺后面则是长长的胡同,胡同两侧住着人家,在一些比较宽敞的胡同里,有许多被改造的屋门朝外的小店铺,在这些店铺里就有着很多小小的租书屋、邮票社、旧书店。而“红豆文学社”就是我在闲逛时偶然碰到的。[详细]
其实在写我与《人民文学》的故事之前我特别想谈谈“缘分”这个抽象的词汇,这个看似虚无缥缈,却又是真实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媒介。那么缘分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能给出独到的见解,而在我个人的生命经历中,缘分就是把一个人和另一种与其毫不相干的事物奇妙地连接在一起,不管时间过去多少年,抑或空间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种连接都不会中断,甚至会在人们的隐秘记忆中伴随人一辈子,而我与《人民文学》的联系就是这样产生的。[详细]
我与《人民文学》初次相恋,是在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描绘的一带——一个名叫苦竹坪的护林点上开始的。缘分开始于一位姓柴的护林同事,他是一个上海的知青,当年在严子陵钓台旁那边护林订有一本《人民文学》。 护林时,他那本形影不离的《人民文学》,便也成了我一见钟情的一个恋人了。为此,我经常来回要多走20多里山路,还拎上一瓶红星二锅头,去他的护林房里,就着一碟花生米,陪他喝上一阵子小酒,临别,再将他已看完的《人民文学》借来细细拜读。[详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被招工到了地处重庆市长寿县石桥坝的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脱硫总厂生产筹建处。平时我喜读书,尤喜读《人民文学》。安顿下来后我做的要务之一,就是订购一份《人民文学》。 石桥坝地处长寿、垫江两县接壤处,较为僻壤,加之建厂初期,相应配套服务部门也尚未完善。向他人打听到哪里能订购《人民文学》,他人也不清楚,问“你是不是非要订购这份刊物”?我点首。他人说:“最稳妥的是去长寿、垫江两县城的邮电局,比较起来,垫江县城离石桥坝要近些,但单趟仍有26里路程,去来往返50余里。”[详细]
我原是一名爱好文学的乡镇干部,无规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的创作和阅读环境。每次下乡或开会回府,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乡邮政所问报看报。由于地处偏远而通讯怠慢,上月出版的报刊往往下月才能到手,我常为看报读刊心急如焚。有一回我又在邮政所翻看我订阅的报刊,忽然头一热眼一亮,翻出一本厚厚的《人民文学》,连目录都来不及翻阅就快速夹在我的报刊中“偷”回了家。[详细]
当我从中国作家网征文栏目中看到《人民文学》征文时,我脑海中不由闪过一段曾经难以忘记的生活片段,它让我想起了与这本杂志几十年如一日的深厚感情。 人们知道乡下娃在农村要一本书、一本杂志是多不容易的事啊!乡村连生活都是不容易过下去,谁家又有钱买书订杂志呢?这反映出背后的真实现像就是农村文化相对落后、消息传递缓慢。 我的家在关中农村,家里是人多劳力少,我父亲一个人瞻养活我们一家四代十几口人,我和哥哥从小就得帮父母干各种农户活,特别是每年夏季村上要请好多麦客帮忙收麦,因我母亲做饭技术好,人也善良对人也热情,年年队长就让她给客人做饭,到县城买盐醋这些事自然就是我要做的任务。[详细]
那年初冬,为攻读德语,我让夫君陪着来到广州一个学习德语风气浓厚的名叫“德语角”的地方。我因课业繁重,又总是深夜才归,常常无暇顾及家务,于是夫君从忙碌的职业白领,一下“沦落”为闲散的家庭“妇男”,情绪日渐消沉和落寞起来。 没有文化抚慰和精神消遣,料是夫君怏怏不乐的缘由,又想起夫君一向是钟爱读书之人,素来有舞文弄墨之雅趣,我赶紧到邮局订了份夫君在家乡时就很喜欢读的《人民文学》。 刊物寄来时,夫君极其感动,擦着眼角说:“知夫莫若妻!”那一晚,夫君通宵达旦,手不释刊。 一天,朋友来家串门,见有《人民文学》,眼睛大放光彩,走时毫不客气,一扫而空。后来,朋友又将《人民文学》借给了朋友的朋友……以致有好几期已下落不明,我们虽有不舍,但也感觉欣慰——愿它们能给更多人带去知趣和快乐,愿更多人能享受到它们的雅韵和温馨。[详细]
一眼三十年,文学创作幸有您相伴。当看到“我与《人民文学》的情缘征文暨寻找老读者”活动启事,年近半百,近三十年工作经历的我,尽管过了热血沸腾的年纪,脑海中闪过与《人民文学》的一段情缘。 20世纪70年代的我出生在桂北大山村中,世代农耕,从小学到高中,读书时手上是学校发的教材,回到家手上是农具,文学的小火苗没有滋生的土壤。20世纪末期,我幸运考上省内一所师范大学,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常去校图书馆借书,借阅的文学书籍很多,其中就有《人民文学》。[详细]
在《人民文学》杂志微信平台上,看到“我与《人民文学》的情缘”的征文启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又温馨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四十多年前,我是一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家乡的村办小学里教书。那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刚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各条战线百端待举,百废待兴,农村的状况还十分落后。学校教室是土房子,学生的课桌是土台子,全校五个年级,一百二十多名学生,那时我们上午给学生上课,下午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住校统一办公,开会、备课、批改作业,那年头学校村办村管,上级政府部门从未给学校拨过经费,一学期学校的所有开销就靠收取学生每人几元的学费,购教材外,还要买备课本,红蓝墨水、墨汁,订书针,蘸笔尖,粉笔等,校长须精打细算,就这样有时一学期未结束,办公经费就已捉襟见肘。[详细]
1977年12月份,恢复高考。我记得很清楚,高考是当年的12月11日、12日两天。高考刚过,已是耄耋老人的爷爷交给我一本1958年11月的《人民文学》,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要我好好看,文章题目叫《村医》。当年我13岁,已上初中,能读懂。 《村医》这篇小说,讲的是医生想尽办法为民治病的事。在1949年前我们家是开药铺的,1956年1月参加公私合营,药铺变成了湘潭县姜畲区国药店,爷爷成为国药店的业务经理兼坐堂医生,一名光荣人民医生。爷爷当年看到这期《人民文学》认为主人公极像自己,想尽办法为老百姓解除疾病痛苦,于是将杂志一直保留下来。到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杂志离出版快20年了。这篇小说,告诉我一个道理:医者,为民服务。[详细]
如果说给我文学启蒙的是哪本刊物,我一定要告诉您,是《人民文学》。小时候,家里有几十本父亲年轻时订阅的《人民文学》。我认识字以后,就从《人民文学》上读过《战火中的青春》,选自《踏平东海万顷浪》,似乎当时发的是头题;还有《奇袭奶头山》,选自《林海雪原》,也是发的头题。1979年,老版书再版时,我才看到这两部书的原著,很是感慨。 这本人民读者的刊物,影响过北方边城哈尔滨父子两代人的文学阅读。 我父亲年轻时写过剧本,阅读《人民文学》后,剧本在工人文化宫发表并演出,父亲很是兴奋。所以,阅读这个杂志成为老父亲业余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详细]
喜欢《人民文学》。每当捧起它,我就会变得纯粹,变得优雅,我就会由衷感叹:漫漫人生之旅,有你相伴真好! 最早接触《人民文学》,是1976年我在豫东名校——郸城一高读高二的时候。一天上语文课,我不知从哪里借来一部发黄了的大部头《三里湾》,在课堂上一边看一边偷着乐。班主任刘好贤老师发现后,走到我面前,拿过书翻了翻,又还给我。她对忐忑不安的我竟然和颜悦色:“上课不要看闲书,尤其是不要看长篇。就是课余时间阅读,也应多看一些短篇,那样对写作文更有益处。我今年订了《人民文学》,回头拿来,你可以好好看看。”[详细]
在黑龙江文学馆,珍藏着一封《人民文学》编辑于1964年12月24日写给黑龙江作家王书怀的约稿信原件。稿纸上印有红色的“人民文学社”标识,《人民文学》编辑部稿件专用章仍旧依稀可辨。 信息化时代,用纸笔书写的作品手稿及书信原件已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开始成为历史遗迹和珍贵的文学遗产。尽管书写的年代已经远去,但透过原汁原味的手稿及书信,我们仿佛能够穿越回曾经的岁月里,从褶皱泛黄的纸张和一笔一画的书写痕迹中感受时代变迁,领略作者的文风与笔锋。这封约稿信就让我们得以重回1964年年底,去回顾那个年代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互动。[详细]
《人民文学》可以说是我的一位良师益友,我觉得它是一门百科全书。特别是读到刘心武老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该小说从一个老班主任的视觉出发,用生动的语言刻画了光明中学里略带英雄色彩的张俊石老师勇挑重担,接受教育“小流氓”任务所遇到的各种矛盾的描写,向社会发出了亿万人民的呼声。作者以艺术家的敏锐和胆识,塑造出了谢惠敏的形象,表现了一个优秀教师深邃的目光和宽广的胸怀。特别是他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常常有潸然泪下的感动,对我影响极深,激起了我对工作的极大热情和对文学更加执著的追求。从我读书到教书,它一直陪伴着我,每每读到会心处,我便“欣然忘食,其乐融融”,光明的力量照亮我的天空,始终在灿烂的绽放。[详细]
常言道,“乔迁之喜”。搬家,本是一件喜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几十年前的一次搬家,却因《人民文学》杂志起了一场小小的家庭风波。 说来好笑,1979年9月,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三次搬家。那时候,因为日子苦,生活困难,每月领取几十元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们多是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公房里,房子是一间十几平米的砖瓦房。 有一天,我们又要搬入新家了,新家依然是不足20平米。当时,我因工作无法抽身,把搬家的事情交由妻子打理。中午,下班回到家里,发现几年来订阅的杂志没有了。这些杂志,绝大部分是我读过的《人民文学》。问妻子后才知道,由于房子空间狭小,无处存放,妻子把书卖给了收废品的人。[详细]
在中国的西南边陲,风很温柔,花也很让人心动,有一个六岁的傈僳族儿童,跟随着他哥哥去了学校,学校的李老师根据傈僳氏族的划分,给他取了诗意的姓名——余秋尚。 想不到这诗意的名字,改变他的一生。由于是傈僳族地区,这儿童13岁才会用流利的汉话交流,19岁在《人民文学》读到少数民族作家石舒清的作品《果院》,大受启发和鼓舞,开始接触和学习诗歌创作。 这男孩爱看《人民文学》,作文却写得不怎么样,高考语文也不及格,但诗意的孩子运气不会太差,他一路读完高中、大专、本科,考入基层林业站,实现世代农民到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跨越。 这个男孩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我一路从乡里调到县里,再从县里调到州里,实现工作的“三级”跨越调动,成为令人羡慕的“人生赢家”,那是因为有《人民文学》“加持”的缘故。[详细]
关于《人民文学》,说起来,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三十年前,一九九四年,我正值高中。我是文学爱好者,加上“疯狂”二字也没问题。写诗,疯狂地写诗,一天一首,雷打不动,甚至还不止。诗句里的意象用得最多的是“太阳”“梦想”“远方”“麦子”(我生在湖南,根本就没见过麦子)。 这份疯狂,跟周老师有关。周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络腮大胡子,上身爱穿绿军装。上课的时候,周老师不喜欢看同学,就盯着桌上的粉笔盒讲课,一直讲到下课,非常怪异。周波老师自己写不写作我不知道,也没看过,但他喜欢鼓励我们写作,写诗、写散文,而且热衷组织大家参加各种文学比赛。[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