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今天认为依然有效的文学批评是和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文学概念以及文学制度相配套的。五四新文学是以精英启蒙大众的审美差序想象性建构出来的，因此，不仅是文学的定义、经典的确立，甚至是整个的文学生产流程都控制在编辑、出版人、作家、批评家以及文学教师等少数人手中。上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这个群体通力合作的结果，也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讨论“现代文学”的原点。在这个群体中，专业批评家享有绝对的权威性，而且编辑、出版人、作家以及文学教师往往也兼具批评家的身份。还可提及的是，在这里，批评家既是审美批评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行动者。

最迟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网络文学阅读空间开疆拓土，传统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已经缩水到以文学期刊和少数的文学图书出版为中心的发表、出版、选本、评奖、排榜、文学史写作以及学校文学教育等等。如果最新数据统计的4.7亿网络文学读者是可靠的，这部分读者的日常文学生活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关联度已经很低。

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市场化慢慢发育壮大，文学的消费属性的合法性确立，国民的大众审美欲求被激活和释放出来，而随着互联网的到场且技术迭代越来越容易被大众掌握，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主力转移到网络空间，2003年前后，资本强势入场，定义并掌控“网络文学”，这不仅仅改写着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也对文学批评的功能和有效性带来新的挑战，很少有专业的批评能对网络文学活动发生作用。如何在新的文学生态和国民审美空间想象和再造文学批评，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常常说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批评场域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网络交际语境下的文学生产，文学的创作、发表与批评同时到场。表面上看，普通读者在网络上进行的文学批评活动相当活跃。文化学者德赛都将积极的阅读形容为“盗猎”，掠走那些对读者有用或有愉悦的东西，而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是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这种“斗争”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如亨利·詹姆斯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中所说，“新媒介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媒介内容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参与性文化指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浮现出的消费主义的新样式。”“这些新技术不仅改变了媒介生产和消费的方式，还帮助打破了进入媒介市场的壁垒。”

不仅是普通公民的参与，理论上不同的文学观点以及交锋随时可以发生，不同风格、趣味的文学实践也可能自由地生长。从技术层面，无论是私人博客、微博、微信，还是专业文学网站、读书频道以及京东、当当等图书电商都为阅读者预留了发布批评、表达看法的功能区。在这些功能区，不仅可以“点赞”，也可以发表或长或短的批评文字。网络使得普通读者参与文学生产成为可能。不过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往往是另外一回事。由于，在互联网为全体国民写作和选择阅读内容赋权之前，我们的审美教育系统不健全和国民审美普遍偏低的现实，直接导致发生在网络的文学批评约等于可以促进迅速变现的市场营销，不要说更开阔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批评审美判断的内核也被掏空。

一定意义上，我们正处于赋权之后批评被滥用的文学时代。上世纪末崛起的网络文学配套文学批评制度，以粗糙乃至粗暴的打赏、打分、给星等的不讲道理代替了批评应该基于审美鉴赏下判断的讲道理。资本成为强势的力量以IP的市值取代审美定义文学的经典性，当下许多所谓的大IP其实审美品质并不像IP利益共同体所鼓吹的那样。相关地，他们往往祭起读者或者观众的利器，挟读者倒逼整个文学制度的认可。读者，尤其是粉丝读者以一人一票的人海战术，耗散有效的文学批评，这一点在豆瓣上尤其明显。读者为中心的价值被片面夸大，忽然产生对读者审美构成和审美水平的质疑。应该重申，从中国国民审美构成的现实来看，受众多寡并不能完全论衡审美的高下。

在传统文学批评领域同样出现了批评即营销的风潮，或者说惯性。操盘营销软文的往往是大众传媒制榜的专业书评人、职业批评家，这些软文往往由作家的创作谈、对谈和貌似专业的文学批评组团出现，覆盖公号、自媒体以及专业大众传媒平台全媒体，有的甚至动用顶流的网红加持，其目的是短时间让受众接受。如此，各种刺激读者购买欲的言说和阐释成为脱离作者文本的第一文学现场。

如果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前，我们还把传统文学批评到达网络现场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现在的事实是，很少有不介入网络的作家和批评家。批评家到场何为是我们今天要追问的问题。有的问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比如何为批评家？我留意批评家谈批评的那些文字，几乎没有人不意识到批评家的知识结构、精神构成、眼光视野以及批评家在他们所处时代的职责，但到了具体的批评实践，也正是书评人和批评家们在合力助推批评即营销即点赞，助推批评的滥用。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谈论批评的专业门槛不能简单地置换成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再有，关于批评家的到场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到达文学生产的一线，比如参与期刊的编辑、选题的策划，乃至大的策展意义的文学活动。这个到场被认为是矫正当下文学批评的过度学院化的正途。事实上，当下批评家集中在大学恰恰是重要的文学现场。文学生态包括批评生态的健全与否以及国民审美素养高低如何，联系着的恰恰是文学教育。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说，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但大学中文系或者文学院天生地应该培养有敏锐和优秀的审美鉴赏能力的国民，这关乎国民的文学启蒙教育。不只是中文系和文学院，国民审美教育应该是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缘此，文学批评的到场是到文学生产各环节的现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下沉到国民文学教育的现场。批评家不只是论文生产机器，而应该是审美发现者和声援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当然，批评家到场不能仅依赖批评家的自觉和慈善式的参与，而且需要基于国民文学审美现状充分地田野调查的制度设计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