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丛”系列（含小说卷8册、童话卷6册、非虚构卷3册、童诗卷1册、幼儿文学卷2册、寓言卷1册），孙建江总主编，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9～12月连续出版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适宜于儿童阅读文学作品，古已有之，一直存在。

不过，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则是晚近的事。关于西方儿童文学，权威的说法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儿童文学第一次以一种明显和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在此之前，它还只处在萌芽时期，到了二十世纪，才发展得绚丽多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第79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在中国，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萌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17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之年。这一年，胡适、陈独秀分别发表划时代雄文《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无不受惠于随之开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正如茅盾所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首先源自对儿童的“发现”和重视。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之于推动中国现代文化的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鲁迅不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卓越的建设者。鲁迅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儿童教育的问题，于我们民族的前途有着极大的关系。那些以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儿童的蒙学读物，势必造成“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鲁迅一方面无情批判戕害儿童的封建思想，一方面更提出了自己的“立人”主张。鲁迅认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要彻底改变“愚弱”的国家面貌，首要的任务是“立人”。“立人”当然须从儿童做起。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与周作人为之做出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1920年，周作人在一次题为《儿童的文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儿童的文学”概念（见《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他从“儿童的”和“文学的”这两个方面入手对儿童文学进行理论阐释，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儿童有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与成人一样，儿童也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既然如此，与成人一样，儿童也需要文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儿童从来不被重视，儿童文学实在少得可怜，即使在这少得可怜的儿童文学中，也充满了大量的“非儿童”成分。儿童既不被重视，儿童文学观自然无法确立，儿童文学观无法确立，儿童文学的自觉意识就根本无从谈起。如果说，在周作人之前的梁启超、孙毓修等人的有关儿童文学的意见，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零散的、不经意的、非自觉的议论，那么，周作人有关儿童文学的意见，则无疑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自觉的研究了。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儿童的文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后来逐渐简化为“儿童文学”）。

1921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即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儿童文学运动”。“儿童的文学”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加快了中国儿童文学由非自觉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的进程。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自己全新的时代。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意义重大。这不仅仅因为自觉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初，还因为二十世纪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单一走向丰富，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全面发展的时代。由于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二十世纪末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这两次历史性的变革，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得以加快自身的全球化进程，并成为世界儿童文学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儿童文学受世界儿童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缺乏或没有自身的特点。由于中国儿童文学特殊的背景（古老的文化传统，新文化的历史抉择），中国儿童文学无论是初始的产生还是后来的发展，都无不带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征。

首先，中外儿童文学在总体格局上并不一致。世界儿童文学的格局是温情型、教育型、游戏型、冒险型四大类别并重兼及其他类型，而中国儿童文学则是教育型占主导地位，温情型和游戏型辅之。其次，在时间上，中外儿童文学也并不完全同步（相对意义上的同步）发展。中国教育型作品产生较早，发展得也较为充实，大抵上与外国同一时期、同一类别的儿童文学作品保持了同步，中国温情型作品虽然产生也较早，但各阶段的发展速度很不均衡，有时快（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时慢（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时甚至是空白（如文革时期），中国游戏型作品的产生也稍晚，且高潮一直到二十世纪末的八十年代才出现，而冒险型的作品在中国则更是匮乏，有影响的作品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才开始出现。这四类作品与外国同时期同类别的儿童文学作品相比，很难说保持了同步。当然，无论是中国儿童文学还是世界儿童文学，都还有其他类型的作品存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格局，概而言之，可作以下的表述，即：以教育型为主，以温情型、游戏型为辅，兼及其他类型。

梳理、考察、评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角度，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和角度，百年这个时间坐标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百年这个时间维度，我们的梳理、考察、评估就必然带有时间的纵深感和历时性。在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进程中，一些作品可能在当时很有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失却了读者。而有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弥新，愈发显示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依然触动、打动、感动当下的读者。对于拥有即时效应的作品，我们当然会给予关注，但我们更强调拥有历时效应的作品。

如何把握拥有历时效应的作品，我们遵循的原则有以下一些。

一是艺术性。但凡成功的文学作品，首先本身必须是一件艺术品。没有艺术性，作品无从传播；艺术性不强，作品无从久远传播。艺术性是作品的立身之本。我们关注作品的艺术性——好主题、好思想、好构思、好故事、好意境、好形象、好想象、好文字、好修辞、好表述……关注整体呈现，也关注部分呈现，关注优秀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的一切要素。

二是审美性。审美性是优秀作品的重要指标。审美是读者阅读作品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投射和反映。是读者阅读作品后情感的一种净化、洗礼和升华。对读者来说，审美首先是美感，只有从作品中获得美感，才能对作品念念不忘、记忆深刻，并从中获得启迪。

三是童年性。作品是否拥有童年性，这是我们评估作品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我们筛选优秀文学作品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取舍维度。童年性当然离不开儿童的心理、生理，离不开儿童的思维方式，离不开儿童的认知能力，离不开儿童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但儿童文学这一由成人作家为儿童读者创作的特殊的文学样式，决定了童年性不等同于儿童本身。儿童文学的童年性不可能没有成人的介入和引导。因此，儿童是否喜欢不是我们筛选作品的唯一标准。

四是独特性。文学作品最宝贵的是个体的独特性。没有千千万万个个体作家的独特创造，就不可能有色彩斑斓的艺术呈现，就不可能有整体文学的发展。相同的母题、相同的题材、相同的叙述手法、相同的创作环境，如果没有独特的个体体验和发现，是不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优秀作品和经典作品的。独特不是异端，独特是作者创作的文本通往读者心灵的特殊途径。真正的优秀作品、经典作品，必定内置了人类心灵共鸣的密码，必定拥有人类情感的共享张力。

五是多样性。我们只唯优秀作品、经典作品。任何创作流派、写作方法、美学追求、艺术风格、呈现形式、叙述语言，乃至题材、体裁，我们都不持偏见，开放对待，一视同仁，不以自己的偏爱和喜好取舍作品。力求在百篇的艺术限定中，展示厚重丰盈、多姿多彩的中国儿童文学短篇艺术景观。

我设想中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文丛，主体阅读对象定位于当代少儿读者，非纯史料钩沉，强调当代意识和史家眼光。百年框架的设定亦反复斟酌考量，最后，我选定的是新文学运动起始时间，即1917－2017，缘由前面已有所交待。

随后，我向任溶溶、金波、海飞、高洪波四位权威报告请益，他们欣然应允担任文丛的顾问。同时，我又邀吴然、凡夫、萧萍、张国龙、李学斌、胡丽娜、周胜南等作家学者担任分卷主编，亦获他们肯定和支持。于是编选工作正式启动。历经一年多的辛苦劳作，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期完成，甚是欣慰。

虽然我们整个编选团队反复斟酌、比较，优中选优，力求把文丛编得更完善更具特色，但限于水平，特别是我本人的水平，缺憾和不足在所难免。同时，有的入选作者作品，或编选前或编选后种种原因无法授权，有的入选作者作品未联络到著作权人，凡此种种只能割爱。

本文丛分为“小说卷”“童话卷”“童诗卷”“非虚构卷”“寓言卷”和“幼儿文学卷”。各卷入选作品顺序按作者出生先后排列。由于本文丛规模庞大，前期规划中的“科幻卷”“戏剧卷”“理论卷”等未能同步推出，留待以后有机会和精力，再行续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