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读罢邵丽新著《天台上的父亲》，原本就复杂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难言，只想找个清静角落长舒两口气，或望着窗口的流云抽一根闷烟。

邵丽下笔所至，竟如同不事声张的鲸鱼，屡屡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掀起惊涛骇浪，直指人性幽深难测之面；同是面对“父亲”，她竟通过小说这一虚构文体，写出了我在非虚构作品中试图写出而不曾写出的复杂感受，非把人逼上梁山不可。陈德培评价说，邵丽的小说擅长家庭婚姻的叙事伦理，最近以来更强调代际之间的情感纠葛及个人的教育成长的反省，注重语境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影响。这话在理。如果进一步言之，我觉得邵丽在近作中多把目光聚焦于作为家庭生活缺席者的父亲身上，着墨于父亲精神困境的勘探和中国式父子关系的反思，并以此来确认作为个体的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遭遇和身份。

何为“家庭生活的缺席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长篇小说《猫眼》中写道：“父亲们在白天都消失了；因此白天由母亲统治，父亲则在夜幕中登场……”消失于白天的父亲，即是家庭生活的缺席者。而实际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描绘的还是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里，乃至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无以计数的父亲不仅仅只是在白天缺席，而是长年累月地的缺席于家庭生活。缺席，也就意味着疏离与隔阂，意味着相顾无言，意味着沉默能压倒一切。如何书写作为缺席者的父亲和家庭生活的局外人，对每一位作家而言，可能都是不小的考验。而最初的考验，恐怕是如何在杂乱无章的记忆碎片里寻找到那个最恰当的切口，或者说叙事起点；一旦寻找到叙事起点，最重要的考验也就随之而来：我们敢不敢面对最真实的父亲和最真实的自己。

邵丽寻找到了那个有效的切口，而且是属于她的“带有个人风格普遍意义”的切口。通过这个切口，我们得以窥见作为家庭生活缺席者的父亲们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及他们这一代人既如大河一般深邃也如浓雾一样不甚清晰的命运，从而与他们达成某种迟到的和解。但是这个切口，让人有如临深渊之感，触碰它需要足够大的勇气。因为这个切口，是父亲之死。马原曾经梳理过《小说结局的十三种方式》，他把死亡这种结局小说的方式放在首位。邵丽则是反其道而行，在结局处开始她的小说。无论是她的长篇小说《金枝》，还是收录在这个集子中的《天台上的父亲》《大河》《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等中短篇小说，均可视为以“父亲之死”作为叙述起点的作品。父亲之死，意味着历史的断裂，它给我们的心理造成永久性的精神创伤，却也唤醒了我们认识父亲的冲动。邵丽在谈及《天台上的父亲》这篇小说时就说，“非常悲哀的是，我们认识父亲往往都是从他死后开始的。我写这篇小说的目的，的确是想把父亲从‘天台’上找回来。”

这种从伤口和空缺处开始的写作，于历史断裂处的回溯，是为了寻根——把消失的父亲找回来，重新认识父亲，更是为了反思——父亲为什么会消失。我们是否由此可以将之视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的结合体或某种变体，值得商榷，但从邵丽的作品来看，这种包含了多重意味的写作，确实是在表现和反思体制对于人的异化、历史施加于人的影响。恰如邵丽所说，“历史会浓缩在一个人的血液里，而且外化于他的性格和言行。”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潜流之中，也都逃避不了被历史化的宿命。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家庭生活中，代表历史存在，并深具历史意味的，我们肯定首推父亲。父亲即历史。

二

邵丽笔下的父亲，是典型的家庭生活的缺席者，更是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缺席者，短篇小说《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可为代表。“我”八岁那年，父亲被下放，母亲也跟了去。我们兄妹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寄养期间，“父亲一次都没来过……有关他的消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等他回城，我上大学去了。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基本上整天待在单位……”以致于父亲的同事开玩笑说，“与其说他是你父亲，还不如说是我父亲：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肯定比你多。”《黄河故事》也很典型，“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们家是母亲当家，满屋满院都是母亲。父亲像是一个影子，悄没声儿地回来，悄没声儿地走。”在《风中的母亲》中，父亲也是常年在工地上打零工……甚至出现在这个集子中的所有成年男性，都具备家庭生活缺席者的特征。譬如《大河》中的公公，他“在所有的家事上都是个局外人，完全没有态度……”，《天台上的父亲》中的外公也是如此。他“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到家里。他回来的时候，一般我们都睡着了”。

正是这种陪伴的缺席和缺失，造成父亲与子女之间难以消除的隔膜。邵丽在《天台上的父亲》中对此有着十分形象的说法，“好像缺了什么，有什么被某种东西隔膜着，就像隔着一层脏玻璃。只是我们和父亲之间，这种隔膜，再也不可能擦干净了。”这层叫人“牙疼”的“脏玻璃”，让我们都成为了“爱无能”患者——我们过早地学会了沉默，都不会跟父亲交流，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中篇小说《黄河故事》中，父亲投河之后，除了二姐，我们的集体反应是，“他死了也就死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我们甚至还有点庆幸，家里的空气应该不会再那么紧张了吧？”他之所以决意在电闪雷鸣之夜投河，与《天台上的父亲》中的父亲执意走上天台，与此不无关系。

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天台上的父亲》中，作为叙述者的“我”，主观意识上其实是带着“审父”情结的，试图对父亲给我们造成的伤害进行“结算”：他在我们最需要父亲的时候，“遗弃”了我们；他给哥哥包办的婚姻，朝不保夕；他与母亲同事般客客气气的关系，没有一点烟火气……但显而易见，邵丽并非让这位父亲承担责任，而是借此反思让我们与父亲产生隔阂的原因。她在这篇小说中写道：“其实仔细想想，在那样的时代，又是那样的环境，我们是父亲为数不多可以忽略的人吧。除了自己的亲人，父亲必须对所有人、所有事情小心翼翼。而作为他的孩子，即使被忽略，也真的没有什么，那些小小的伤害，绝对不是让我们与父亲隔阂的唯一原因。”

另外的原因或者说根本性的原因，其实已不言自明。他的父亲因为爱多说话被整死，他也因为乱放炮而被整下乡，吃了半辈子苦头。回城以后，他以单位为家，且处处小心谨慎，“市政府一个灭鼠文件，他也得召开会议层层传达，并且让参加会议的人都表态，并记录在案。”不仅如此，他还把每天的工作、生活甚至是思想，都记录在笔记本上。这些堪称荒诞的行为，其实都是我们不曾谈论过的、刻意回避着的那段历史，给父亲留下的后遗症。正是这段历史，把父亲从我们身边剥离开，也是这段历史，把父亲异化成了另外一个人。邵丽通过父亲呈现出这种异化的同时，也完成了对父亲形象的塑造。这已经是一位圆形人物。但邵丽并不满足于此。她往前更进一步，呈现出了人性更多也更复杂的面向，反思了另外一种人人皆在其中的异化形态。

按照“局外人”看人看世界的思维模式，在“体制内”过着这种如履薄冰的日子，退休无异等于解脱，但父亲却在退休之后，患上了典型的“退休综合征”：“他很少再走出屋外，即使晒太阳，也缩在阳台的藤沙发上。他频繁地看表，每小时必须听一次天气预报，《新闻联播》前五分钟，准时坐到客厅沙发上打开电视。”“他为自己的一切都做上标记，好像怎样生活，还得看看他插的路标。”原因何在？他曾经是那样风光，而“他的风光是附着在他的工作上的，脱离工作，怎么说呢，他就像一只脱毛的鸡。他像从习惯的生命链条上突然滑落了，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别人。”这是父亲无法走出的精神困境，也是他决意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父亲是一个被体制化的人，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体制规训，包括他在退休之前在旁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稳、健康，周全细心，大约都可视为体制化的外现，但一离开体制，他便感到无所适从，其心态恰若《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中那些好不容易重获新生，却因不适应新生活而又想方设法回到监狱的人。请注意，这里所说的体制，并非指具有编制的工作。

邵丽在这篇小说中没有交代父亲年轻时是什么性格，但交代过他的经历。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而且在战场上负过伤，一块弹片卡在离他心脏一指远的地方，差点丢了性命。这块弹片一度成为他开导母亲的“媒介”——“过去咱们家最难的时候，每当我想不开，你爸就把它拿出来搁在我手里，说，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可深具讽刺意味的是，经历过战争、特殊历史时期和充满凶险的仕宦生涯，父亲都挺了过来，但在颐养天年之际，却一心寻死，最终走上宿命般的天台纵身一跃。父亲之死，正是马原在《小说结局的十三种方式》这篇讲稿中所说的“错位之死”。而这种错位的死亡，充满了强烈的荒诞感和悲剧意味。

确实如此，邵丽笔下的父亲形象，都充满了悲剧性。显而易见，这不仅仅只是个体的悲剧或某个家庭的悲剧。

三

在这个集子里，无论是在《黄河故事》中，还是《天台上的父亲》中，“父亲之死”，既是邵丽叙述的起点，也构成她叙事的驱动力。所有的叙事都围绕这一事件展开。而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父亲，认识父亲。于是，被历史和体制异化的父亲，被时代洪流裹挟的父亲，被生活所迫的父亲，在“我们”对记忆的拼贴和别人的讲述中，形象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这些父亲形象，不同于我们惯常见到的那种慈父式的或严父式的父亲形象。他们是另外的一种父亲，陌生的父亲，具有悲剧意味的父亲，也是更加复杂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父亲。

当然，他们也是自私的父亲。他们用非正常的死亡，获得了终极解脱，却把爱人和子女弃掷于道德悬置地带。在《天台上的父亲》中，父亲死后，我们都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安慰自己。有一次，哥哥把自己灌醉了，先是把“我”和妹妹指责了一番，继而蹲在门口失声痛哭：“是我们联手杀死了父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爱父亲，心疼父亲，害怕他死。可是时间长了，我们还有耐心吗？我们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可是，父亲呢？谁管？谁管？”这是石破天惊的质问。这也是邵丽的深刻之处，她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推到道德的审判席上。

不得不提的是，邵丽在这个集子里还塑造出了好几位具有典型意义的母亲形象。《大河》中来到我们家后迅速占领家庭主导地位的婆婆，《风中的母亲》中行事方式与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母亲，《天台上的父亲》中在夫妻和家庭关系中慢慢找到自己的母亲……她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个集子，邵丽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诸多书写父辈的全新维度和理解父辈的别样路径，而且丰富了中国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

邵丽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作家。她在经验性叙事和虚构性叙事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之间找了一个平衡点。她正在写出完美的小说，因为《天台上的父亲》《大河》《黄河故事》等作品，与克拉拉·里夫对“完美的小说”所下的定义十分吻合：“以其闲适的方式再现每一个场景，使其可能性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最终让我们受到故事人物或悲或喜的情绪感染，仿佛这些就是我们的感受。”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