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民国华文学校大门南侧

上世纪二十年代华文学校主楼夜景

留存至今的华文学校主楼（2019年） 高一丁 摄

“华文学校的棕色楼群，就好像是用直升机突然从加利福尼亚运到北京似的。像其他坐落在这古老的京都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学校、旅馆和医院一样，这座三层大楼，高高地屹立在一群灰色的平房之中。”

这段文字，来自费正清晚年的回忆。文中提及的“华文学校”，坐落于朝阳门内，是他在来到北京的最初几年中，修读汉语、生活交游的地方。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华文学校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枢纽的作用。

华文学校“出色的中文教育，吸引了大量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军人、学者来此学习，这样的作用在美国汉学界尤为凸显。美国第一代学院中国问题研究者但凡来过中国的，大多在此接受中文培训或从事研究工作”，除却费正清夫妇外，这里不乏史迪威、包瑞德、韦慕庭、拉铁摩尔、恒安石等声名显赫的人物。

如今，这座建造于一片灰瓦之上、风格迥异的美式校园，已然遮蔽在朝内203号院的重重楼宇之中，作为原文化部老年大学和宿舍所用。而这里的故事，则要从1910年说起。

华文学校老校长：裴德士

华文学校礼堂

从灯市口到朝阳门内

1910年，英国伦敦会倡议，在北京开办一所供来华传教士进行汉语培训的专门学校。筹办之初，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Hopkyn·Rees）负责具体事务，但不久瑞思义归国，筹办任务转交给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

1913年，学校正式成立，是为“华北协和语言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彼时的校址并不在朝阳门内，而是灯市口大街路南85号。草创之初，学校由在京的美国公理会、长老会、青年会等12个基督教组织共同管理，运转经费多来自学生的学费、差会以及合作组织的捐赠，还有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资助。

1916年夏，受学校董事会的邀请，北京青年会干事裴德士（William·B·Pettus）执掌校务，专职负责该校的教务工作。费正清回忆说，这位老校长“那光溜溜的秃顶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极富才智的人。他执掌着学校大权，努力使学校适应新的时代”。在进入汇文中学执教之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孙敬修曾经在华文学校有过短暂的教学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灯市口时期的小院及课堂情境有过生动的记录。“离开衙门口小学以后，母亲托人帮助，我找到一个华语学校教华语的差使。这个华语学校在灯市口大街路南的一个大黑门里。院子里有座楼房，校园不大。华语学校专教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学华语，学生中有青年，也有中年人。”

在裴德士的经营下，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师资力量与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原先租用的院舍已经无法支撑学校的正常运转。裴德士等人多方筹措，由洛克菲勒中心基金会等组织出资30万美元，在朝阳门内“九爷府”以西选定地址，于1925年兴建起这座美式校园。

新校址的门牌是东四头条五号，面积有26亩，包括校舍、教员别墅在内的15幢钢筋水泥建筑，硬件设施在当时堪称一流。费正清言：“我们可以睡弹簧床、宿舍里有淋浴，桌上有中、西餐……”

新校址建成，学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同年夏天，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与燕京大学达成合作，更名为“燕京华文学校”（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作为燕大下属的独立学院而存在，办学重心也从单纯面向传教士汉语教育，向中国学研究中心转变。课程中除汉语教学外，增添了所谓“高级课程”，讲授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美术、宗教等科目。裴德士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关系匪浅，两校的合并，也为燕京大学获得霍尔遗产中的海外教育资金提供了基础，在维持并壮大燕京大学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诞生。

然而，受北伐战争和资金管理方面争议的影响，华文学校与燕京大学的合作办学在1928年即宣告结束。经过裴德士的多方游走，在美国成立了“华文学校北美协会”与“加州华文学校基金会”，对办学提供资金支持。这一阶段中，华文学校与加州各大学的合作，使其成为加州各大学派遣师生来华考察、学习以及了解、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基地。数年间，学校的英文名称多有变动，但中文校名基本沿用“华文学校”的名称。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接管学校，校园内的主楼为日本文教省主办、由日本驻华大使馆领导的“中央日本语学院”使用，宿舍及别墅则被冈村宁次司令部军官占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战争对校园环境及藏书的影响不大，学校得以继续办学，直至1948年内战爆发，大部分师生离京返美。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原文化部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与当时实际管理校园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签订租约，租用校舍办公，这座校园里的故事，开启了又一篇章。

学者云集华文学校

华文学校在北京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留下了一些影像，这也得以让后来者透过历史影像，回望华文学校曾经的风貌。

在1926年出版的华文学校校刊《The New Mandarin》中曾写道：“校园建在清代怡公主的前花园遗址上，但是，现代化的学院展现了一派新的气息。校舍是砖瓦结构的现代建筑，具有先进的防火设施，中央供暖……三层高的教学主楼，两翼是与厨房相连的宿舍，三栋别墅是该校外籍教师的住所。主楼里有演讲报告厅、自习室、教室、图书馆和办公室。”

所谓“怡公主”的说法，或是翻译不准确所致。这一块区域确实属于怡亲王府西侧的小府，出售给华文学校时，这一区域应已成为空地，至于是否是花园部分，暂不可知。

目前所见关于华文学校的照片并不算丰富，仅在不同的相册中有零星发现。很难想象这样一座曾经住满外国人的校园里，只留下了如此少量的照片记录，想必仍有不少影像散落在大洋彼岸的角落，等待发掘。

笔者见到的这组照片来自耶鲁大学的收藏，尽管标注为1929年1月，但根据《The New Mandarin》中的引用，推测其中大部分应拍摄于1926年3月之前。这组照片所涵盖的范围极其丰富，许多角度前所未见，基本可以让人们领略华文学校初创时的状态。

照片中，学校的大门开在东四头条上，门上已经悬挂了新的校名：“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显示着这里全新的身份。大门连同两侧的门房一直保存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根据卫星图推测，或拆除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在原址修建起文化部宿舍楼。

大门正对着的便是主楼，它是整个校园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八根爱奥尼式的立柱支撑起建筑的主立面，两侧的墙面上则是宽阔的窗户。平面上，建筑呈“⊥”形，中间向北凸出的部分为礼堂，两侧设有图书馆和诸多教室，学校最主要的教学活动，即在此开展。

礼堂的空间其实并不大，类似于一处小礼拜堂的风格，占据了主楼北部凸出部分的上下两层（三层位置为露台）。在华文学校时期，除举办典礼等活动外，学校经常开设的讲座活动也应在此进行。延请中外各界名士进行演讲，是华文学校办学的特色。来此作讲演的人身份多元，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人、学者、传教士、作家、新闻记者等。政界人士中，有冯玉祥、王正廷等，而自1926年起由中国学者在此进行的中国文化系列演讲，其讲者堪称一时之选。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赵元任、周作人、吴稚晖、李济、张君劢、吴宓、黄侃、林语堂、徐志摩、余绍宋、刘廷芳、洪业、梁实秋等，都曾在此登坛。外国演讲者中，著名记者斯诺的出现值得注意。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向国外学生描述了在陕北苏区的见闻，打破了官方的新闻封锁，国外学生对此兴趣尤浓。

华文学校图书馆内景

图书馆藏书丰富 对校外学者开放

在新校址落成使用之前，华文学校的图书收藏就已经十分丰富。东四头条校区建成后，图书馆应该设在了主楼东翼。根据1940年出版的《图书学大辞典》中的记录，截至1933年5月，图书馆内藏书数量已达24933册，其内容横跨中西，堪称当时涉及中国研究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门类涵盖历史、地理、政治、文学、风俗、美术、考古等多方面，形式除中西书籍、期刊杂志外，更有经卷书画、照片影像等。同时，该图书馆还向校外人士开放，根据借阅记录，校外学者所占比例可达十分之三。

1926年草创之初，执掌图书馆的正副馆长是美国艺术史学 者 马 尔 智（Benjamin·March）和中国学者傅芸子。马尔智在华游历数十载，写下了诸多文字，而他留下的十余册照片则更具价值。傅芸子作为马尔智的挚友，为其在北京的交游也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两位在艺术史方面有着丰富学养的学者，为华文学校图书馆的经营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

主楼北侧的西楼和东楼具体功用暂不确定，应是普通学生的宿舍。东西楼之间的空地在当时被开辟成一座网球场，费正清与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友谊，就开始于这片场地上。

韦慕庭，1931年奥柏林学院毕业，1933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期间他来到北平，在华文学校学习。194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47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曾担任东亚研究室主任。在韦慕庭的统筹及亲自参与下，哥伦比亚大学开展了中国口述史项目，在将近18年的时间中，夏连荫、唐德刚、周明德等学者先后为寓居美国的16位民国人物如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孔祥熙等录制了生平口述记录，为民国历史保存了一段鲜活记忆。

在这一组照片中较为珍贵的，还有校园西部别墅的影像。这三座别墅为经典的美式乡村别墅风格，与简洁平正的教学区域形成鲜明对比。别墅的住户，主要是外籍教师，如上文提及的盈亨利。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在此办公，这三座别墅分别住着茅盾、周扬与阳翰笙。

这组照片中，有一张裴德士、盈亨利和一位老者的合影。这位老者就是著有《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明氏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隐居在通州，潜心写作。在华生活五十多年的经历，让他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底层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正是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下，1908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宣布退还半数庚子赔款，进而促成了清华大学的设立。

合影中的明恩溥，已然走到了人生暮年，其为何会出现在华文学校暂不可知，但可以想见，依照他的人生履历，他与这样一所学校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他的年龄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再为华文学校付出太多精力了。1926年，明恩溥启程返回美国，6年后逝于美国加州。

华文学校教师公寓

盈亨利（左）、明恩溥（中）以及裴德士（右）

主楼门前合影：后排左二恒慕义、左四裴德士、右四马尔智、右三盈亨利、右二冯友兰、右一博晨光

一张合影里的名教授

在马尔智的影集中，有一张拍摄于1926年春的大合影，其中的人物，应是华文学校在搬迁至新址后的一部分核心成员。除裴德士和马尔智外，目前仅辨识出了其中几位，简述如下。

恒慕义（Hummel·Arthur·William），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汉学家，1914年偕妻来华，初在北京学习汉语，隔年奉派至山西汾阳布道兴学。当时公理会所办的铭义小学初中部单立，更名为铭义中学校，恒氏出任校长，兼授英文。

1924年，恒氏由山西调北京，受裴德士之邀，在华文学校担任中国史讲师3年，教授“中国文化史纲”“中国社会习俗”等课程。恒氏与中国学界有密切接触，1924年在北京结识胡适、冯友兰、顾颉刚、蒋梦麟、郭秉文、袁同礼等人。1927年因北伐战争，时局不稳，恒氏辞去教职携眷返美，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并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兼职，积极推进远东史研究。他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1644-1912）一书，在学界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至1985年的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Hummel Jr）即恒慕义之子。恒安石192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上世纪40年代回到北京，曾在辅仁大学男子附中教授英文。珍珠港事件后被日军关押在潍坊集中营，后成功越狱。“二战”结束以后，恒安石回到北平，参加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1949年回到美国。1950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走上了职业外交官的道路。

盈亨利（James·Henry·Ingram），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盈亨利就来到中国，1887年开始在华北地区传教，之后一直活动于北京及周边各地。盈亨利还投身医学和教育事业，翻译了不少西方医学著作，是北京通州潞河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并于1882年至1900年任院长，同时还参与了协和医学院的创立。1918年，盈亨利还协助北洋政府在河北保定等地开展赈灾和防疫工作。

盈氏的记忆力极好，脑力超群，他曾希望在自己过世后，将大脑捐赠给协和医院进行解剖研究，后因女儿们的劝阻而作罢。盈亨利有四个女儿，其中一位叫任萨姆（Isabel·Ingram），她曾任婉容的英文教师，在庄士敦的相册中，有数张任萨姆身穿旗装和婉容的合影。

盈亨利平时居住在华文学校里，和当时在京的外侨名流一样，他在西郊石景山附近还购有一座别墅，为避暑时居住。居住期间，盈亨利还会为附近贫民提供诊疗救济，他被当地人称为“活菩萨”。遗憾的是，1934年6月15日凌晨，盈亨利在这座别墅里被劫匪枪杀，时年75岁。盈夫人因在内室，逃过一劫。此案在当时十分轰动，外侨遇害极易引发复杂的外交事件，况且盈亨利还是北京外侨中的知名人士。在多方压力下，一个月后，凶案基本告破，凶手为一伙惯匪，背景复杂，当日听闻有外国人上山，意欲图财未成，并与盈亨利发生打斗，最终举枪行凶。盈氏遇难后，于6月18日在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追悼仪式，遗体安葬于通州潞河中学以南二里余的庚子遇难传教士公墓。

这张合影中有一位中国人，他就是冯友兰。习惯了冯友兰先生的长髯，笔者很长时间没反应过来。这张合影中是他年轻时的样貌。冯友兰和华文学校产生联系，是因为燕京大学的缘故。在拍摄这张合影的前一个月（1926年2月），冯友兰应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美国学者博晨光（L·C·Porter）的邀请，任燕大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讲授中国哲学史。博晨光与冯友兰的相识，源于博晨光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文的经历，彼时冯友兰正求学于哥大。

冯友兰在燕大任此职有两年半的时间（1926年2月至1928年8月），其间也是由博晨光介绍。在此期间，他来到已经与燕京大学合并的华文学院，开设每周一次的中国文化课程，讲授《庄子》。在燕京大学完全迁移至西郊燕园新址后，冯友兰在华文学校的兼任生涯也宣告结束。

博晨光与中国颇有渊源。1880年他出生于天津，父母为在华的公理会传教士。他在美国伯洛伊特学院、耶鲁大学神学院等高校接受教育后即返回中国。在华文学校中，博晨光任教务长，并开设有“中国思想概览”和“墨子宗教和哲学思想”两门课程。在任教燕大期间，博晨光曾任校务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和古物展览委员会委员以及男生部体育促进委员会主席，并任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干事等职。而由其叔父詹姆斯·波特（James·Porter）捐资修建的博雅塔，至今仍是燕园内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本文老照片由高一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