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朝闻（1909—2004），四川合江人，原名昭文，后取《论语·里仁》中“朝闻道，夕死可矣”语义，更名王朝闻。雕塑家、艺术教育家、美学家，以及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早年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雕塑。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华北联合大学从事艺术教学与美术创作，创作了诸多抗日宣传画、漫画、木刻画和连环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朝闻转向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1961年开始主编高校文科教材《美学概论》，培养了大批优秀文艺理论人才。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务长、《美术》杂志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曾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美术史学会会长、中国作协理事等，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离休后主持《中国美术史》等国家重点项目的编纂研究工作。雕塑代表作有《毛泽东浮雕像》《民兵》《刘胡兰烈士像》，主编《美学概论》《中国美术史》等教科书，著有《王朝闻文艺论集》《王朝闻集》等专著。

王朝闻作为中国当代美学史上标志性人物之一，依据中国传统美学重视文艺鉴赏的路径，格外强调美学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并且将具体艺术问题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来加以观照，在自己学术生涯中一直力图突破艺术诸门类的单一研究局限，打通各艺术专业之间的隔阂，将它们统摄到艺术学的范畴里。他努力在美学、艺术学领域将中国古典学术理路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密切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审美研究的“人民性”和中国风范，侧重于撰写民族化、大众化的通俗美学著作，字里行间展现出一种诗性智慧和“人民美学”思想。

作为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王朝闻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历史性贡献，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开展美学研究工作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审美研究的“人民性”和中国风范，注重美学对社会实践的精神引领作用，倡导学界要针对群众审美活动的特征和需求开展美学研究；同时，从中国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借以构建有中国风范的当代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终其一生，王朝闻都在努力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提升群众审美境界。这让他的美学研究展现出一种面向人民、稳接地气的“人民美学”精神。

在美学研究中力图体现“人民性”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强调“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并且他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重申，“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为时代和人民放歌”。王朝闻在美学研究过程中自觉主动地贯彻和落实“人民性”标准的政治意识，在当前新时代语境下亦然具有参照和启发的重要意义。

推动文艺走向人民，是左翼文艺工作者在文艺领域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核心内容，它贯穿于从解放区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倡“人民性”的全过程。王朝闻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将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贯彻到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特别是持之以恒地展现其“人民美学”精神，在美学研究中始终带有一种自觉的价值导向意识，把美学研究与美育工作结合起来，在理念、理论和话语等各个层次上体现出“人民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多次在刊物和研讨会上发出呼吁，提出“真正要熟悉新群众，不应该以第三者的态度出现，而要全心全意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熟悉什么生活》），“真正从精神上，而不仅是从外表上理解‘喜闻乐见’、‘大众化’、‘普及’的新文艺方针”（《谈谈如何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革开放后，他进一步强调：“要明确美学研究必须为时代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一句话，要让人民觉得美学是他们真正需要的。”（《美学要为人民服务》）只有人民群众将美学接纳为自己的内在需求，美学才能掌握群众，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助力。

为了在自己的美学研究里更充分地体现出“人民性”，他自觉主动地着手对自己的话语进行改造和整合，以求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一方面，他努力使自己的话语更具通俗性、可读性，容易被普通读者所理解、掌握，乃至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实际运用。另一方面，他也力图将人民群众的朴素的思想、感情，以及具体审美趣味体现在自己的话语习惯之中，围绕出现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代表性审美现象进行细致研究和深刻阐释。

他特别指出：“美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审美的理想在人民中的普及，是大家的审美趣味丰富化和高尚化。只有当审美趣味普遍地提高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才有精神性的保证。”（《审美心态》）他明白，深刻的审美领悟还需相应的文化素养来支撑，故而需要在群众学习过程中帮助他们理解审美的技法和意蕴。人民需要美育，美育也需要人民，美育工作只有具备了群众基础才能顺利而充分地开展，全社会的审美素养也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稳步提升。他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常会立足于人民群众更能接受的话语模式，恰如其分地运用诸如“分寸”“火候”“耐看”“干瘪”等富有生活气息的词语，挖掘词语本身蕴含的深刻丰富的含义，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视角去观察和阐析审美对象。这样一来，原本复杂抽象、不易为群众理解的理论内容在他深入浅出的阐释中变得生动活泼。

美学研究需要向多方面发展，除了向上研究高深的学问之外，还需要向下以美育的路径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王朝闻在以“人民性”为参照系推动美学普及的过程中注意到，与文艺作品不同，美学在被群众接受时有其自身的逻辑：同样是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普及化工作，那些具有感性特征的文艺作品更受欢迎，而需要抽象思维来理解的美学理论则不易推广，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以耐心和智慧来应对。美学的普及是一个相当微妙的博弈过程，并非简单地降低美学的深度和难度就能解决。如果不能将审美理论和话语加以通俗化，人民群众就难以掌握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精神提升的美学理论，但一味追求浅显易懂，又会降低美学原有的丰富性、严整性和系统性，最终也将损害美学本身的理论品质。王朝闻的智慧就在于，他在积极推动美学普及工作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化地强调美学阐述的浅显化，而是追求一种有思想深度的通俗易懂。即，在表述时力求用最能让人民群众接受的语言，且同时赋予表述以更丰富的思考空间和思想深度。他努力让自己的文章始终保持对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对象和现象的敏感度，同时秉承“人民性”的原则让自己的审美阐释既具备可读性又饱含深刻性，帮助读者从中获得审美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

构建有中国风范的当代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

王朝闻在建立有中国风范的当代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方面的努力包括两部分：一是他在自己个人的美学理论和批评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二是他为推动新中国美学事业特别是在美育工作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部系统、全面的美学教材的主编，不仅在新中国美学的研究和教育领域作出重要贡献，而且还在此过程中团结、凝聚起一批美学研究骨干力量。他从《红旗》杂志社、文化部、中科院哲学所、中央美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师院等抽调学者组成编写队伍。为了更好地统一协调这次教材编写工作，他还积极组织学者们开展集体研讨，让学者们相互交流和学习，这不仅有利于大家集思广益、凝聚集体智慧，而且在此过程中还达到了对这批学者的培养目的，为中国当代美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语境下，他的这次协调和组织工作所具有的学科价值和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教材编写范围，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式事件。

在“人民性”的基础上提倡中国风范，是王朝闻开展构建有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工作时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支撑其美学研究思想的内在逻辑。他依据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格外推崇。他提出：“离开了现时代社会和民族的要求，美学研究就空了。”（《美学要为人民服务》）他还在阐述创作经验时说明了对审美的民族性等问题的思考：“丧失了民族特色的艺术，在国际艺苑中也就难免丧失它的独立价值”，“只有当他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和民族的生活实际，拥有他自己的而且是深切的，也就是富于创造性的独特感受，他的作品才有可能形成不能被别人作品所代替的独立性”。（《旧话重提》）在他看来，当代中国美学必须努力构建有中国风范的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将民族文化传统与以现代社会接受的形态有机融合，并且保持与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强调性灵的“人民美学”与强调系统性的理论美学一起构成合力，共同为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提供助力。

王朝闻在构建有中国风范的当代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方面所做努力的宏观历史意义，就在于他重新唤起了对西方现代美学某些弊端的反思。晚清以来，中国学界一直试图建立一整套条理分明、系统科学的学科体系，以现代学科体系来统摄经验主义的中国传统美学，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其对 “美学”的认知是建立在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侧重逻辑性、条理性和严密性的西方美学理论之上的。在当时西方强势而中国弱势的历史节点上，在全力学习和模仿西方的同时，批判乃至矫枉过正地全面推倒中国传统就成了那一代追求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期难以避免的选择。美学领域也不例外，实际上中国传统美学在晚清的终结，不是中国美学从自己的古典阶段自然而然地发育到成熟并随之衍生出现代美学之后的“自然终结”，而是在发展到清代精致而僵化的总结期时被列强带来的西方现代性猝然打断的结果。在这种历史大变局中，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策略等都未曾获得充分整理和升级，蕴含于其中的相关深层思想资源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现代传承，内在潜力也尚未获得充分释放。

中国一直长期存在着独具特色的一套古典学术理路，并且以此来展开审美鉴赏和批评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的审美理论与批评模式。该模式因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饱受批评，然而任何经得起长时段考验而得以流传的事物必然有其内在优势，传统审美理论与批评模式也不例外，不过在以西方现代学术模式为标准的中国现当代学者这里，传统模式本身所蕴含的贴近文本、重视美感和强调感悟的种种价值却未能被有效挖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王朝闻在美学研究的过程中着重思考如何按照“人民美学”的实践范式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重整和升级，努力在积极借鉴域外经验和汲取中国传统美学营养的过程中，走出一条能参与全球美学对话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美学之路。

王朝闻注意到，西方现代美学在学科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理论脱离审美实践活动的隐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多是重视理论论证本身的逻辑严整性，却往往忽视鉴赏、批评等实践过程本身的审美属性，结果常常导致美学过度哲学化，缺少了对“接地气”的具体审美实践的观照。受此影响，现代到当代的研究者往往在不自觉间用理性的审美理论推演过程来替代亲切可感的审美体悟过程本身，他们虽然在宏观层面有所建树，能对抽象命题开展详细论证，也建构起了复杂精致的理论体系，但当面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具体现实的审美案例时，却往往面临失语问题，无法用足够贴近的话语来对之进行细致入微的阐释，中国当代美学应在西方现代美学缺失之处有所建树，为世界美学作出自己的独到贡献。

王朝闻非常看重美学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能力，重视宏观理论向具体批评方向的进一步延伸，认为这是美学从抽象走向实感、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环节，也是构建有中国风范的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的重要体现。他由此呼吁：“美学应当从纯学术的殿堂里走出来，改变过去那种‘经院式’的研究格局。”又言，“美学的眼光更应当关注于现实的、活生生的审美活动。这样既可以联系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现象，发现和概括新的美学原则、规律，有助于美学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又可以引导当代人的审美活动，加强美学的应用功能”。（《谈当代美学的一些问题》）

王朝闻进一步强调了话语范式革新的重要性，认为美学研究不但须阐释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而且还须重视审美话语本身的审美属性，让批评和阐释也显现出相应的审美韵味，以避免仅把美学研究窄化为一种脱离民众的、冷冰冰的、高深莫测的学科行为。他曾有过著名的发问：“文艺批评是否可以像文艺创作那样写得美，写得感情充沛，写得引人入胜？许多传统的文论表明，文艺批评自身，是可以当作文艺创作来写作和阅读，甚至值得吟诵的，尽管它不等于文艺创作……既然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都可能是富于个性、创造性和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那就不应当把两者的差别看成是绝对的对立。”（《物无一量》）在这里，他重申了对当代审美话语的思考和期待，认为批评活动也要如同创作一样充满美的韵味，须以优美的、人民能理解的话语来帮助读者来领悟、欣赏审美对象自身所蕴含意义的丰富性。

坚持重视审美感受的学术理路

美学研究具有理论构建和审美感受本身的双重向度，重心落在何处就决定了其究竟是一种偏向于知识分析和理性阐释的抽象研究，还是贴近审美活动和美感本身的具体研究。西方现代美学主要是在理论构建方向上着力，力图建立起一整套逻辑完备、话语知识架构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美学学科在体系化发展道路上的进步，但同时也潜伏着一个美学学科本身的内在悖论：美学研究的过度理性化、抽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学研究从对具体、鲜活、生动的美感体验的探究，偏移为对理论本体开展抽象研讨的推演，结果使其脱离了对美的本真感受，有异化为一种淡乎寡味的、知识学研究性质的“不及物美学”的危险。

王朝闻本身就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雕塑家，擅长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他常敏锐地于寻常之处捕捉到对象、现象的独特美感，并且将这种美感上升到哲理高度，再以洗练的言语加以阐发。如他在青岛海边时，就独具慧眼地从浪涛中看到“高潮中有低潮，低潮中也有高潮”（《心画三题》），由此用于自己文章，以寓意人们须正确看待自己生命中的起落沉浮。在他看来，所谓审美活动即是个体生命自我提升的过程。用他的话表述，即让生活化为“生命的步履”（《领你去会见自己》）。作为主体的个体生命，需要借助审美活动而逐步获得诗性智慧，继而通过智慧去领悟隐含在万事万物背后的深层美感，故而研究如何帮助人们更顺畅地达到审美之“悟”的层次，才是构建人民美学的关键之所在。抵达的方式则可以是灵活多样的正式的文论，率性的随笔、点评、片谈，以及紧贴原著的附注，皆可成为开展审美批评的具体体裁。论者围绕特定文本、特定现象展开分析和阐释，重感悟、崇机趣，需要将自己所针对的审美对象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感悟，而非仅仅按照知识学的原则建立起一套超越具体对象的、抽象而逻辑严密的美学理论体系。

王朝闻在艺术创作中格外重视雕塑等各种艺术对象的细节及其所包含的内在意蕴，因为他作为从事艺术创作出身的美学家，非常清楚具体、鲜活的审美感受作为理论研究之基石的重要意义，也明白这些细节具有诱发主体充沛情感和丰富想象力的潜在力量，然而诸多“不及物美学”恰恰忽略了诸如细节、审美感受等内容。于是他提醒学界要直面美学学科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美学研究必须将自身拉回“及物美学”的轨道，关注和研讨那些“有实感的审美经验”。（《〈王朝闻自选集〉自序》）他在自己的系列论著中不断强调美学研究要关注和分析当代民众的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和审美意识等“及物”的内容，认为有必要在构建有中国风范的当代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这种诗性的美学传统，增强对存在于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进行观照的“美的敏感”，引导人们充满主动意识地“认识美、发现美、鉴赏美、体验美和创造美”。他坚信，美学不仅只是一种知识、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步入深层感悟的途径，具备帮助人们获得价值引导和精神升华的超越性功能。

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之间在理念上的一项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更看重的是领会世间万物内在的生命韵味，而非着力于构建某种抽象的理论体系。而王朝闻正是力图依循中国传统美学的这种强调“及物美学”的学理脉络，侧重于对那些妙不可言的审美经验进行细致入微地感悟和品味，力图凸显对文本和社会人生的直接阐释功能，在方法上强调对审美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批评，反对脱离具体文本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在他数十年的学术生涯里，无论是其前半段努力推动文艺大众化、美育普及化等具体工作，还是到了新时期之后围绕“审美关系”理念进行理论和批评的个人探索，其核心都是在围绕“回归审美感受本身”这一核心理念。

王朝闻赞同按照现代美学学科要求，建立其系统全面、体大虑周的中国现代美学体系，但同时也希望依循中国传统学术理路，按照在群众中开展美育普及工作的需要去构建文本本身和群众趣味更贴近的“人民美学”。他在推动构建有中国风范的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时，一直希望研究工作能回到审美感受本身，从作品和生活的实际而非观念出发，始终不脱离审美所涉及的感性内涵。这不仅是理论研究本身的需要，也是展现“人民美学”精神的需要。在此过程中，他对竹雕、蜡染、剪纸、漆器、戏曲、少数民族服饰等民间、民族艺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他的系列研究论著中，字里行间洋溢出的是一位美学探索者发自内心的深沉而诚挚的热情，而在21世纪进一步升温的“日常生活美学”“造物美学”等研究思潮，在他这位中国当代美学的思想先行者的论著里都已有过初步体现。在当下语境下构建具备“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的话语范式，以及在美学研究中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我们需要借鉴王朝闻的研究思路和学习他这种勤恳深耕的研究精神。

整体而言，在当下审美理论逐步学科化、系统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回顾和研讨王朝闻在展现“人民美学”精神过程中的学术贡献，特别是思考他在构建有中国风范的当代美学理论和话语范式中，力图体现“人民性”和坚持重视审美感受的学术理路的方向性探索，不仅能使我们更具有现场感地理解和感受他开展学术研究时独具韵味的思想智慧，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美学和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人民美学”的具体存在样态，从而全面、立体和深刻地梳理中国当代美学史，并且在此基础上构思和展望未来美学研究的探索方向。因此，王朝闻的美学探索不但在其所处时段对于构建中国当代美学工作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而且对当下我们构建新时代美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作者系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