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三 三：叶弥老师好！五个问题，就像杨过送给郭襄作为礼物的三根金针，现在要一次性用掉，又紧张又畅快。您在二〇〇七年的访谈中，曾谈到重拾写作是因为“感觉自己精神方面在堕落，于是就写作，写的就是《成长如蜕》”。记者问写作是否已经解决了您的问题，您说“没有，十年来也没找到出路”。如今又过了十五年，您现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叶 弥：谢谢三三这个提问。我终于找到机会说：没有。我还是没有找到出路。承认自己的无力，让我心里感觉到一丝解脱。

我曾经有过内心的纯静和安宁。这是一份无比珍贵的自由，每一天的空气、月亮、太阳、风、云、花、草都是我的，可以微笑着从容体会，外界的喧嚣进不了内心。但是我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这份自由。我常常怀念这份可贵的自由，于是开始写作，觉得写作能让我找回这种自由。

时至今日，写作对我的意义并不在于寻找失去的自由，而是回忆、记录我曾经拥有的自由，用自由留下的墨痕书写生活的对联。

两年前，我父亲郑重地送给我一盒鼻烟壶内画。改革开放后，父亲赚了一点钱。起码有三四百万的钱，被他用来买假古董。那时候，他身边簇拥着一帮骗子，源源不断地卖假货给他，从玉器翡翠到钟表瓷器金银器等一应杂件，家里的假货应有尽有。但我对他有些尊重，因为他从不拿买到的假货去骗人。他中年以后，和我妈不再搞工厂，买下一个繁华地段的两层楼店面开了家钟表店。我亲眼看到一位外行顾客要买一只手表，他得意地打开表盖对顾客说，这里有一条裂缝，我不告诉你的话，你是看不到的。他送给我的那盒内画，我看都没看就塞到角落里了：以前他送过我一只手表，说值二十几万，我头一天戴上，没走几步路，表壳就掉地上了，然后分针也掉了。前些天我在家里整理东西，发现了这盒内画，打开一看，六只玻璃鼻烟壶内壁上画着孙中山从少年到中年的形象，衣服是漆黑一团，缺少明暗变化，笔法粗劣。具名是“王习三”。王习三是内画大师，当然不可能是王习三的作品。但我去查看关于王习三的介绍，看到他说过的一句话，令我感动不已。他说：“好的艺术，是看了让人得到解脱。”

小说，也应该这样。生活中桎梏重重，好的小说让人看了得到解脱。

相比年轻时的固执和不安，我现在并不纠结于用写作找到解脱之路，也不纠结于让人看了得到解脱。一位作家的精神长久以来找不到出路，是正常的。我并不悲观，希望永远都存在。

三 三：您的小说具有多重面相。一方面，叙述方式率性、自由，而这些外在特质很容易形成一种幽默爽利的节奏；另一方面，又经常出人意料地露出极其幽微的思虑，使人读来一惊。有人评论您的小说，说“完全不像她这个人”，我不禁好奇您在生活中又是什么面貌。我想问的是，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您认为小说需要“像”作者吗？

叶 弥：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需要多考虑的，作家个性不同，小说的面貌就不同。或者同一个作家，所处的时间、地点、年纪不同，也会有“像自己”或“不像自己”的差别。我的小说是不是有多重面相，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小说肯定有两种不同的特质，可能还是两种矛盾的特质。这要归结于我的星座吧，我是双子座，听说双子座的人就是这样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有时候开一个玩笑，突然回想，倒也一惊，可能是真相。

我在生活中是这样的人：如果我开着车到了停车场，只剩下一个停车位，还是夹在当中的难停的车位。那不要紧，我会努力地、谨慎地、高超地把车慢慢倒进车位。但如果停车场里有许多车位，我就会一下子乱了方寸，不知道停在哪个车位好。我害怕选择，因为我总是选不好。写小说也一样，题材太多了我就会迟迟动不了笔。没有题材，半天才想起一个东西，往往会写得不错。写出的小说，有时候“像自己”，有时候“不像自己”，取决于小说里的人物和我自身有多少契合度。精确地说，和我的A面契合度高，就像A。和我的B面契合度高，就像B。

在未来的世界，会有科技手段治疗矛盾的性格。经常矛盾着使人很不舒服，就像我在停车场里看到无数车位时那样。听说世界上有些人具有非常多的人格，最多的一位妇女有十几种人格，这十几种人格经常掐架，让她无法正常生活。但是作家的矛盾个性也许是件好事，会让笔下的文字呈现更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类到了某一天，一定会有自由选择个性的方法，就像选择什么色彩的车子一样。科技的作用就是为了人类得到进一步的自由。文学也一样，为自己的自由或为他人的自由而写。

三 三：上海离苏州很近，语言也有相通之处。成长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不少苏州朋友。据他们自述，苏州人一般小富即安，不喜欢出苏州发展，而苏州本身也足以使他们自怡。在您的笔下，“吴郭城”便以苏州为原型，生活的城市对您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在为创作而进行的大量市民采访中，您对苏州这座城市的理解又有何种变化？

叶 弥：我祖上是无锡人，家族的祠堂、祖辈的坟茔都在无锡。我太爷爷到了上海，从此生活在这里，开枝散叶。我父亲是从上海被政府号召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后来他认识了我母亲，就落户在苏州了。我母亲祖祖辈辈都是苏州人，我出生在苏州，算得上是苏州人。

但我从小就不喜欢苏州，我六岁前住在市中心一条长长的巷子尾部，巷子阴暗潮湿。巷子里住着很多人家，甚至还有一个幼儿园。我就在这个幼儿园里。我妈会让我自己去幼儿园上学，这就提供了我逃学的机会。我上幼儿园中班时开始逃学，一般都在街道巷陌里到处乱走。在我的记忆里，苏州阴森森的，大人的脸上永远没有笑容。六岁以后我跟着父母渡过长江去阜宁苏北农村“上山下乡”，关于苏州的记忆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黄天源”肉包子的滋味。我已经忘了自己是苏州人，只是有一次我跟着大家去看阜宁县城里来的“城里女人”，经小伙伴提醒，我来自苏州城。我这才想起我是苏州城里人。但那时候，苏州城是那么遥远，我的“乡愁”里只有“黄天源”的肉包子，没有其他内容。上高中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回了苏州，寄住在外公家里。我的户口没有迁到苏北，一直挂在外公的户口上。那年我十四岁，我已看了不少世界名著，但对世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判断，还是靠着直觉感受生活。

这次重回苏州，我对苏州的感觉不再是那么阴森森了，街巷里小孩子打打闹闹，女人们互相开玩笑。一到饭点，家家户户飘出菜香饭香。那是一九七八年。但我还是不喜欢苏州。我已习惯苏北农村冬天生硬的西北风，夏天到处飞的萤火虫，村子里的打架、小伙伴们的玩乐、我赤足走路的乐趣。生活在苏州是很舒服的，但有时候习惯比舒服还重要。我还不喜欢软绵绵的苏州话，用苏州话吵架简直一点气势也没有。夏天中午在街上听到广播里的苏州评弹，立马会打哈欠。在苏北乡下，夏季赤足走在路上，兴致来时，一个猛子扎到边上的河里。

上海人把苏州称为“小苏州”，把去苏州的行为叫“下去”，把苏州亲朋去上海称为“上来”——“有空上来玩啊”。我小时候经常跟父母亲去上海，我父亲那时候在上海大沽路还有一小间房子，上海有我的亲戚，还有父母替我从小就认的一位干爹。每次我跟着父母去看他们，总是很紧张。

苏州人也看不起上海人，认为他们没文化，没教养，本来就是一个小渔村。而苏州，就像《红楼梦》开篇第一回里所讲的，那是红尘第一等风流之地。

话是这么说，苏州人想买好东西，全朝上海跑。那时候苏州女人私下里有个说法，上海男人是最佳的婚姻对象，因为上海男人顾家、能干，又见多识广、大方。

苏州这一等风流之地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猛地发展壮大，从小城变成了大城。那个奋发的年代，苏州人心胸开阔、自信而有激情。不擅喝酒的苏州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酒场老手，充满豪情。而我也借机重新认识了苏州人。苏州人平和、随遇而安的形象并不是全部特征，苏州人还有时代弄潮儿的特性，有许多史实可以佐证这一点。他们总会出人意料地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也解释了明清以来苏州在中国的显眼地位。再朝上追溯，冷兵器时代，苏州人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战国四大剑客中，要离就是苏州人。传说中的干将镆铘剑，也是苏州人铸造的剑。

苏州在变化，苏州人也处在变化中，从古至今一直如此。如果把苏州比作一个人，就是外表与世无争但等待一切机会冲锋陷阵的一类人，了解和解读一座城市的多面性格，是作家必做的功课。

三 三：您早期以中短篇创作为主，后来才写了《美哉少年》《风流图卷》以及还未出版的新长篇《不老》。由短篇至长篇，这个过程看似自然，实际上一定也隐藏着一些煎熬与自我搏斗，所幸最终结果是成功的。想请教您：最初创作长篇的动力是什么？在写长篇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又是如何克服的？

叶 弥：我最初根本不想写长篇，只是觉得江苏作家都在写长篇，有点过意不去，才写了长篇《美哉少年》。我对长篇没有特别重视，刚写时，对要写那么多的字感到害怕。作家写那么多的字是一种折磨，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是不人道的。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不再以字数多寡付稿费，而以文章优劣程度付稿费，这样不喜欢写长篇的作家们就能安心写中短篇了。

我写了二十八年，也才写了三部长篇小说。有生之年，我最多再能写两部长篇小说，或者一部。

我写长篇小说的动力在于：有一天我对所谓的“思想”一词感兴趣了。我很害怕又有一天我觉得我的思想毫无价值可言，是落后的、过时的、无意义的。如果这一天到来，我将怎样评价我的长篇小说写作？也许我可以说，我从长篇写作中得到了乐趣，就像室内攀岩，你攀的不是真正的岩，但你的攀登快乐是真的。这种快乐包含探险、否定肯定之间的较量。

作家写长篇，不外乎就是精力、体力、时间的问题。如果具体到长篇小说里面，问题就更多了，思想是否经得起推敲，历史背景、生活背景是否可信，人物的心理、行为是否有迹可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理……说实话，我能圆满解决的问题并不多。

是的，写长篇很折腾体力，很花费时间，但它有一个短篇、中篇都无法替代的长处，就是：长篇是你自己的人生总结。你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可以在里面体现，甚至你想改变世界的欲望也可以在里面得到阐述。它同时也承载作家对灵感的描述，考验作家语言的精准度，检验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接受、提炼程度。

一位作家内心有多少力量，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杆秤。

对于长篇小说写作，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尽可以扔掉上述这些繁文缛节，好好体会长篇小说写作中的消耗、挑战、创造的乐趣。

三 三：二〇一七年底，我们原有机会在潮州一次笔会上见面。但您终未成行，原因是临行时捡到了一只小猫。想问问它的名字，以及它这些年来的生活。

叶 弥：我已忘记了这件事。不过我有一个关于小动物的记事本。我去翻了一下，上面记录着：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冷雨夜。收留了“拖把”母子七个。不知道潮州笔会是不是在这期间。

我也忘了“拖把”是狗还是猫了，收留的小动物太多，除了一些活得特别长的和个性特别强的能记得名字，其他的要看记录本才能想起来。翻看了后面的记录，这才想起来“拖把”是一条流浪母狗，浑身肮脏打结的黑色长毛。它就把七个孩子生在了一片林子里。那几天一直在下大雨，又冷又湿。一位好心的女士把这七只小狗放到一只泡沫箱里，箱子上面粘了胶带纸，箱子边上开了一只口。然后这位女士就把这装了七只小狗的泡沫箱放到了我的围墙边。我那几天一直听到有狗在呜咽哭泣，后来就去找，就看到了这只流浪母狗在哭，也看到这只泡沫箱和七只小狗。泡沫箱漏雨，关键的问题是，箱子开的洞只有一只拳头那么大，狗妈妈要喂奶没法进去，小狗太小还不会爬。所以狗妈妈一直在哭。我回家拿了小竹篮子，把七只狗宝宝拿回了家。给它们用电吹风吹干身体，就交给狗妈妈了。但我得管狗妈妈的吃喝。我家里还有别的狗，狗妈妈初来乍到，它是害怕的。所以我得待在家里陪护。这些年为了这些小动物，放弃了许多快乐时光，包括不少笔会。

我记得二〇一八年底，朱燕玲老师那里的笔会，我非常想去。不巧的是，我刚收留的流浪小母狗痛苦折腾了一夜，就在我出发的那天早上生了四只狗宝宝。这只小母狗是在菜场流浪的，后来认识了我，就一路跟着我回家了。它的身体很小，还比不上我家的猫那么大，胆子也非常小。我当时不敢对朱燕玲老师说家里的狗生了狗娃走不开，怕她无法原谅我这种行为，就说我脚扭了。田瑛老师知道后还发短信给我，开玩笑说是不是要八抬大轿来抬你。后来，我告诉了朱燕玲老师实情，她也原谅了我。

再说那只生了七只狗宝宝的流浪母狗。它一直对我保有戒心，始终和我不亲。小狗一个半月左右，它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六只小狗都送了人，只有一只很像狗妈妈的小母狗没人要，我就养在家里了，起个名字叫“黑球”。它也和它妈妈一样，性格固执怪异，智商不太高，和我也不亲，从来不靠近我。但有一天我费了好多心思捉住它去绝育，车子一发动，它就从后座爬过来，把头拱到我的衣服里。就这样，它的头一直藏在我的内衣和外套之间，一动不动，藏了一个小时到宠物医院才结束。

有几家出版社约我写关于小动物的书，我肯定能写好，但我一直没有写。为什么不写？写这些内容肯定煽情。我怕煽情。煽情必致形式上的虚假，哪怕内容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