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郑在欢：1990年生于河南驻马店，长居北京。著有《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等作品。

家乡从来不是我写作的地标，人才是，人随时间迁移，故事因此流转

刘欣玥：在欢你好，早就想找个机会聊聊你的小说创作。去年读到你最新出版的两本小说集《今夜通宵杀敌》和《团圆总在离散前》，感觉像是看你折返家乡驻马店，拼一张耗时持久的拼图。《团圆总在离散前》和近作《离与骚》里都写到了返乡，许多你曾经写过的乡邻又再次出现。但主人公离家太久，回去后总会遭遇种种坐立难安的时刻。与家乡疏于往来后的人情冷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也让你的书写减弱了当初充沛的情绪温度。就像《离与骚》里写的，回乡奔丧的主人公身陷“像冰雹一样兜头盖脸”的旧人新事，故事最后结束在一种惘然和苍凉的气息里。奔丧之举，原本就是一次敞开的询问，主人公像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回去是为了寻找什么，或者是创造什么。如果从你16岁离家算起，今年恰好又过去了16年。像年岁对折了一下，你告别驻马店的时间，已经和曾经在那里生活的时间一样长了。这张拼图大概还没有完成，继续讲述驻马店的故事，是仍在等待某种自己都无法预测的回响吗？

郑在欢：你好欣玥，我不太有等的感觉，对生活来说，等不如撞。我愿意撞见些让自己激动的事，让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我愿意写的故事，差不多都是这样，事发时让人动心，事过后心还是动，所以就不得不想，想不通的事，就成了故事。这就跟脑子里总回响着一两句没来由的歌词，会产生将其补全的冲动一样。所以，我挺怕明白事儿的，事儿明白得越多，故事就越少。当然，人肯定越长大见识越多，见得多了也就不怪了，很多事在发生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或者因为“认识”的惯性，你自以为明白，想都懒得再想，于是故事完全没有滋生的土壤。这么说，似乎能解释我为什么写了一系列少年时期的家乡故事。那时候的我孤陋寡闻，并对未来充满希望，事发之时，我惊愕，事发之后，我疑虑：何以至此？二十岁之后写出来的故事，其实都是十几岁时的疑惑。集中写完这一批，我很久没再写关于家乡的东西，虽然每年都回去，但回去的短短几天没办法加入生活，只能算审视，审视是傲慢且冷漠的。

你说的这两篇，一篇写回家过年，一篇写回家奔丧，这之前我至少有五年没写过任何家乡的事儿了。有意思的是，写过年的那一年我恰好没有回家过年，我丧失了回去的兴趣，我不得不想为什么不再渴望回家，于是故事重新开始汇集。奔丧写的是为外婆奔丧，而十年前我刚好拒绝了为外公奔丧，相隔十年，为何会态度迥异？再加上回去后发生在眼前的荒诞闹剧，那几天在脑里子萦绕不去，最终成长为一个我愿意写出来分享给大家的故事。所以我想再澄清一下，家乡从来不是我写作的地标，人才是，人随时间迁移，故事因此流转。

诗意是什么呢？是人类终极理想的一部分，这里有纯粹的美感，有现实的感知，但没有现实的束缚。

刘欣玥：人们形容你笔下的驻马店，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魔幻”。但仔细看的话，所谓“魔幻”的，至多不过是离奇古怪的生老病死与乡邻间的短长纠纷。或者说，就是人生的本来情状，但你用荒诞和幽默的方式将它们讲了出来。我更倾向于认为你在小说中写的，是人们已经遗忘或者失去的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并没有消失在今天的中国，只是因为距离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太远，才显出难以置信的失真感来。称其作“魔幻”，这件事本身也是魔幻的。你更像是在带着疑惑，尝试理解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的逻辑，并邀请读者一同参与。

郑在欢：“魔幻”如今在人们口中，是一个挺常用的形容词。大家用这个词形容那些不合时宜的、违背常识的事情，而在用的时候，大家多半知道那些事为什么不合时宜、为什么违背常识，这其中包含着一种无奈的解嘲——既然谁都知道那是不该发生的，可为什么还是发生了呢？所以“魔幻”在大众嘴里并不指向任何一种文学手法，只有在这个词被使用的时候才是文学手法。在我的感觉里，现实也是一种手法，写作不可能还原现实，现实太过庞杂，而且让人疲惫。当现实被写出来，只是为了借助一个大家熟悉的镜像创造诗意。诗意是什么呢？是人类终极理想的一部分，这里有纯粹的美感，有现实的感知，但没有现实的束缚。

刘欣玥：刚刚说到“等不如撞”，我想起你是个散步爱好者。在少年主人公无家可归的游荡里，乡村有时展现出它残忍、荒凉和可怖的一面。但后来你写归乡，人走在田间地头的姿态总是舒展的。那种面对自然、时令、庄稼、习俗时骨子里的自在和熟稔，仿佛从未离开过。你在北京也住了很久了，现在仍然常常看见你朋友圈里拍摄的树、河流和夜空。我在这个居家隔离的春天里，看得又羡慕又感动。虽然闲逛大约是漫无目的的，在城市里散步会是一种“撞”和发现的方式吗？

郑在欢：这段长久的居家生活，必然使大家意识到外面的必要。我本来是个睡懒觉的人，但每次回家，第二天一早准会醒，那应该是一种熟悉的唤醒。树林里的鸟鸣，漏光的窗帘，让我习惯性地醒了。一般我都会起来沿着村子转一圈。我们村很大，这一圈转完大概得一个小时，我会拍点照片，跟认出我的人打个招呼。在这种沉默的早起氛围里，看到熟悉的水沟与树林，我当然会想起小时候，不过我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怀旧，我只是想看看变化。奇怪的是，虽然看到的大多是新，但走一圈下来心口却总是充盈着一股灰扑扑的旧。看来怀旧是很难控制的事，即便行走在巨变之中，往昔岁月还是沉甸甸地守在每一个路口。

在城市里散步，首先是身体需要，生活在钢铁丛林里，实在是太缺天地滋润了。我成长在一推门就是天地的农村，城市出门需要下楼，仅仅多一个动作，出门就成了一件极具指向性的事。你出来，总得干点什么吧，于是就散步，其实这事儿在农村仅仅是吃完饭在门口站一会儿，看看星星吹吹风，跟左邻右舍聊聊天而已。生活方式的养成取决于舒服的体验，吃完饭出门走走，在我这里就是一种舒服。所以我去散步，没有任何“探究”“发现”的意思，我的生活也是，舒服是前提，发现是意外。比如路上撞见一个唱歌跑调的人，跑调的方式刚好让你笑了，这就是意外的发现。散步的时候，发笑几率并不是很大，但也有可能。

刘欣玥：我注意到你更喜欢谈论的是“诗意”和“美”，乍看起来，这似乎和你写的那个粗粝、鄙陋、残酷的世界有点格格不入，尤其是与媒体反复渲染的苦难、留守儿童等标签拉开了距离。有的时候，你好像想用“审美”的方式，超越你的小说天然携带的社会问题属性，但审美并不意味着要降解后者的分量。这种以轻驭重，或化恶为美的逻辑，也和你习惯用喜剧性去平衡悲剧性内核，有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喜剧性的形态之一是恶作剧，你常常让人物遭遇恶作剧，在《今夜通宵杀敌》《撞墙游戏》和《我只是个鬼，什么也干不了》都出现了。面对更棘手的深层困境，恶作剧像是一种“不把世界当回事的积极方式”，这种折衷的玩笑，即使捉弄他们，也是带着善意和不忍之心的。

郑在欢：谢谢你注意到我的恶作剧。我喜欢恶作剧，恶作剧是纯粹的玩乐，但也指向恶。跟利益驱动的恶不同，恶作剧的驱动是趣味。趣味是什么呢？尤其在艰辛的环境下，趣味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手段。就像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瘾，行为上的瘾，就是对抗虚无的办法。人借助一些瘾，来避免直面虚无。一般来说，瘾肯定是不好的，但瘾会产生趣味，一如恶作剧会产生快乐，虽然同时也有副作用。在我这里，美就产生了，这种美要比利益驱动的美更丰富，更有弹性，虽然最终指向的都是生存。生存本身是没有趣味的，直接表现生存的难题，在我看来就不美。

再有，粗粝与鄙陋并不是美的对立面，那是好看的对立面。好看的东西当然是美的，但那不是艺术的工作，那是上天的工作，上天造物，我们赞叹就行了。任何事物，若是被艺术选中，被开发的一定是它的反面。古时美景多，诗人们随口就吟，然后我们发现美景都被赋予了愁思。在好的艺术创造中，我能想到的纯粹的美是《指环王》里的精灵女王，她一出场就仙气飘飘，但她能在观众心里美到那么极致，要借助于那个摇摇欲坠的中土世界。彼时的世界越危险，她看起来就越美。

我不喜欢突破，至少是在写作这件事情上，写作首先应该是一种舒服的精神活动

刘欣玥：你最新的长篇小说《3》也讲了一个有关女性之美，或者说，女性追求美的故事。这好像也是你第一次以女性为主人公，而且是在第一个长篇小说里，一口气写了三个女孩的成长，她们从各自的三姐妹家庭中出走，进入城市谋求独立。小说最打动我的，是你写女孩们在农村劳动的场景。进城以后，经由美甲事业的发酵，劳动的身体转向了混合劳动、审美、消费的身体改造，我读完以后一度对于“是谁规定了女性的美的标准”感到困惑。这种困惑与其说是指向性别秩序的，不如说是指向消费社会和阶层的问题。这几年你陆续也写了不少进城流动背景下的故事，《3》是一次突破自我的冒险吗？

郑在欢：我不喜欢突破，至少是在写作这件事情上，突破太有目的性了，写作首先应该是一种舒服的精神活动。跟日常的散步一样，读书和写作都是给自身营造舒适区，而不是为了进步（当然，我必须声明这里说的是小说，不是工具书）。我从不觉得待在舒适区就是裹足不前，舒适区是会自我更新的，同一类小说看得多了，就想看看别的，就得去发现，去用新的读物营造新的舒适区。写作同理，我不为突破写作，我只想创造一个新的舒适区，可以在那里继续进行灵魂按摩。写到进城流动，也是顺势而为，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过着这种生活。进城是无法抵御的时代洪流。我儿时的农村，路不很好，网络也没普及，我是实打实地过了一个闭塞的童年。那时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被家长定义的，所呈现的美也更为简单、更为僵化。后来大家纷纷十几岁进城，去哪儿的都有，网络也发达了，这时候的劳动就像你说的，必然会混合消费社会的各种成分，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更难定型。哪种更好我不知道，能确定的是融入是必然的，既然进来，就要融入。所谓成功，也就是融入得够彻底。当然，成功的喜悦没啥可写的，融入的代价，才值得大书特书。

刘欣玥：想知道在这种“顺势而为”的写作里，目前有没有什么最让你激动或困惑的问题？你的写作速度的确不算太快，但一直在朝不同的方向探索。《团圆总在离散前》那一本里也做了多种技艺、形式和类型的尝试，比起从前的“故乡事”，它们浸润了更多的城市想象和媒介经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看迷你剧里的独立段落。说到舒适区，我想到的是今年发表的《睡前故事集——神奇三侠和他们同时代的英雄们》，据说是一个未完待续的长期创作计划？能看得出来，你写的时候是在自己最放松的“编故事”的状态里。这些短小的篇章有一种轻逸的童话感和寓言性，乡村经验经过变形，像跳跃的现代短诗。

郑在欢：一个东西在写的过程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经常被一句话卡住，有时候一卡就是几天甚至伴随着整个写作过程。我知道该怎么往下写，我也知道这句话起到了作用，但每次看到那一行被暂且“放过”的句子，都感觉如鲠在喉，不管改多少遍，只要改不好就哪哪都不舒服。这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改观，写作的本质应是“形式大于内容”，难题也是如此，与我刚开始写作时的认识恰好相反。小说的目的绝不是把故事讲了，而是要讲得漂亮，我要求自己的句子必须要有节奏、韵律、弹性。我不追求句子上的修辞跟比喻，但我追求句子间的修葺与暗喻，修葺得来的是节奏和韵律，暗喻来自于句子的弹性与共振。与此同时，句子还要负责故事的铺垫与推进，这就是难办的地方。比如我为了铺垫写下一个句子，但这一句卡不上节奏，无论怎么改就是卡不上，可删掉又会牺牲故事，于是就换我被卡住了。

《睡前故事集》的写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语言一定要舒服，为了达到这种舒服可以不管谋篇布局，所以在这里我就可以规避上述问题，我只管句子，不管大局。这样它达到的效果就像随口在讲故事，想到哪儿讲到哪儿，想讲什么讲什么。我让主角的脸随时都在变，也是方便讲各种类型的故事。比如在《草和树的决定》那一章里，二侠就让自己的脸变成植物跟草木交流去了。随口讲出来的故事，绝不比深思熟虑来得差，但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对语言的使用进行过充分实践。

刘欣玥：《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就要出修订版了，你对全书从头到尾重新做了调整，可以提前分享一下新版有哪些不同吗？

郑在欢：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我改太久之前的东西，有点不敢大动，总觉得那是另一个人的意志，现在的我没资格吆五喝六。这本书写得很急，是一气呵成的，叙事难免毛糙，我整体润色了一遍，是为了提升一下细微的阅读体验。也有忍不住添加的地方，比如《送终老人》那篇，之前的版本里说了他和“我”的爷爷有一段过节，这次没忍住，我把这段过节展开讲了出来，添了大概一千五百字。另外还有几处增添，但除了个别字句基本没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