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本刊：您从何时起从事文学创作，或者，最初写作的动因是什么？

林森：从高中开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动因，个人的喜好就是最大的动因。眼下，估计已经很少有人还会认为凭借写作就能改变命运啥的，然后才去写作。莫言笑谈他为了吃饺子而写作，余华也笑说为了不拔牙而写作——但千万别被作家们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给忽悠了，这些人如果不是内心存有真正的热爱，是没办法坚持几十年的。

本刊：您近期生活在什么地方？家乡在您心中有怎样的位置，对您的创作又意味着什么？

林森：生活在海南岛。我说的是“海南岛”而不是“海南省”，岛屿的某种隔绝，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存在的。对于所有人来讲，所谓家乡，是选择不了也摆脱不掉的。可能对于大多数海南人来讲，这里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我们的身体、口味，都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很难想象在别处长期生活。

本刊：在文坛耕耘多年，哪些成长经历后来成为您的创作内容或主题，它们又给您带来哪些收获？

林森：所有的生存经历，最终都会成为写作者的创作资源。比如说，我在小镇上的生活，在小镇的所见所闻、小镇少年所经历的1990年代，都成了我多次书写的资源，我曾在中篇小说《小镇》、长篇小说《关关雎鸠》中，花很大篇幅，去书写那些带着刻骨的痛感的少年记忆；比如说，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就在那里，就包裹着整个海南岛，不管想不想去面对，它仍然存在，于是，大海也成为我书写的对象。近几年，关于小镇、县城等的写作特别风行，而我的《小镇》是在2008年发表的，写作时间更早，从一个小切口、小地方看时代的变化，算是较早处理这一题材的；我写海洋的小说《海里岸上》《岛》《唯水年轻》，也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这几年关于海洋书写的某种风潮。

本刊：读书至关重要，尤其是作为一名有成就的写作者，您平时都喜欢阅读哪些书籍，包括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的所有阅读经验，具体说来哪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影响过您？

林森：我们这代人，有很多人有着在小镇上读书生活的经历，那正是香港流行文化席卷一切的时代，港片、港剧、粤语歌，在不同程度上，渗入、影响、塑造了我们的精神；当然，港台的武侠小说，也几乎全是以盗版书的形式，出现在小镇的租书店里。在那时，我们会花三毛钱五毛钱租一本武侠小说，疯狂地追读，这是后来再也没有的狂热状态。后来读了外国文学，读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对马尔克斯、对韩少功等作家也特别喜欢，自己写的也是所谓的严肃文学，但我仍旧要在内心，把最尊敬的作家名字留给金庸和古龙，因为那是在阅读并不那么容易的年代，和自己的少年岁月相伴的作家，他们最早塑造了我们关于自由、远方的想象。

本刊：文学最好不用地域来划分，而是由时间和品质加以甄别，但现实中人们习惯用“南方文学”“西部文学”“海派文学”等加以区别。从写作者的角度出发，怎样理解这一倾向，您的作品有没有被做过类似的划分？

林森：首先，这事儿大多不是写作者能决定的，评论家要论述某个人的创作，总要找到个角度才好展开，有时放在地域的概念里，有时放在代际的说法中，这都很正常。其次，对于作家来讲，这也并非仅仅是被局限的坏事，一个作家要被认识、被记住，总得有某种独特的标签，也就是其写作的独特性，区别于其他人的地方——这是一个作家“立”的阶段；等到了更广阔、更辽远的阶段，就需要作家努力去把这个固定形象打破，在“破”中抵达一个更加包容、成熟的新境界。莫言首先得树立一个高密东北乡的标牌，再从那里出发，最后建立一种世界性和共通性。当然，如果一个写作者仅仅有地域的标签，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成为地方风俗的展览馆，文学所需要的动人、感染人的部分，不能缺少。具体到我身上，有人以“新南方”、“海洋文学”等谈论我的作品。

本刊：现在很多作家动辄便埋头写长篇，中短篇创作似乎不再那么被作家所热衷。而作为一份地方性文学刊物，常为寻找好的中短篇小说发愁，也为稿件质量担忧。您认为这一现象如何应对，单纯靠提高稿酬，这一状况能否得到改善？

林森：有些著名作家，可能中短篇确实越来越少了，这是他们上了年纪以后，体力、心力不济，必然会做出选择所造成的结果；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仍旧是文学现场最活跃的部分，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部分。地方性文学刊物面临着好的中短篇匮乏的状况，原因可能并非作家们转身去写长篇造成的，而可能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整体性的状况，甚至更有可能是某个具体刊物本身吸引不来好稿子而已，当前并不存在长篇很强而中短篇很弱的状况。稿费的提升，有利于吸引来优质稿子，但更重要的，则是刊物本身得给作家体面感——让作家觉得，在上面发表作品，特别有尊严——这比稿费更为重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刊物编辑做出巨大努力，但目前，真正努力去编好刊物、有能力去编好刊物的编辑并不多。

本刊：文学消费群体日渐萎缩，真正阅读小说的人更多的是专业读者，比如编辑和评论家等，一部作品从写作、发表到出版，直至在阅读群体中流传，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作家对图书市场如何形成一种有效的干预？或者，如何积极健康地引导更多读者走进书店或图书馆？

林森：这很难干预也无法形成。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严肃的思考，都不会是特别流行的、特别能带流量的。好莱坞电影，这十几年来，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就是漫画改编的电影席卷一切，几乎抹杀了其他类型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类型文学创作和所谓的严肃文学之间的分野，会越来越大，类型文学的娱乐性、传播性注定它们会读者众多；而严肃的文学，本质上也决定它不会被更多人关注。20世纪80年代那种文学热的状况，其实才是不正常的状态，目前文学只不过是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而已。有些严肃文学创作，偶有特殊状况，那是因为不经意踩到了某种热点，主动求不来的。以后，不同的类型的创作，并行不悖，有人为市场、有人追求思考，这才是正常的，没必要让所有人来看同一本书。

本刊：传统文学的书写基本上集中在土地与乡村上，新千年以来，尤其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读者也更倾向于阅读有当下经验的城市文学，您在创作中有这方面的焦虑与思考吗？又做过何种尝试？

林森：在我看来，我所生活的海口，本质上仍是一个大农村，至少目前仍是；包括我在北京一年半年的生活，有些街道，看起来也很像农村。我不是要拒绝城市生活，而是并不觉得这两者是泾渭分明的，事实上，城市与乡村已经越来越交融。目前来讲，这方面的写作，不是我的兴趣点，也没有所谓的焦虑和尝试。

本刊：最近十年，文学批评滑坡、批评家缺席的说法不绝于耳，一些所谓的文学评论沦为圈子里的文学表扬，看不到批评家对作品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作家未来的创作帮助甚微。那么，您如何看待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或者，您认为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怎样的面貌？

林森：并非全是表扬，尤其在谈到文学评论整体状况的时候，都在批评；具体到某个人的作品，则句句表扬。这当然不正常，这不正常并非评论界自己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作家们愿不愿意听到真话，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尤其对于某个著名作家，任何一点不同的看法，可能都接受不了，到了最后，他就没办法听到真正的对他作品的反馈了。好多评论家，私下里会交流对某个作品的真实看法，上了发言台，则态度全变。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不是要全面热捧或者扼杀，而是跟作家交换真正的有温度的思考。目前，确实有很多过度热捧，甚至有人身攻击的言论。

本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谈到自己的诗歌时曾说：“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那么，您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

林森：不宜把任何诗人、作家的创作谈当准绳。在创作谈里，大家都在藏拙，都想把自己最有深度的那一面展现出来，所以常常会说得玄乎其玄。特朗斯特罗姆这句话，原意并不复杂，就是说：我们写作品，要写那些已经在催迫我们的题材，要写我们最迫切、最渴望去表达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个态度，才能写好。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讲，写下的都是他们最迫切去写的——至于有没有写好，那得看天分和能力了。

本刊：多年伏案创作，让您跟文学之间建立了怎样的一种关系？文学在您心中有着怎样的位置？当您写下那么多优秀作品的同时，是否也创作出另一个自己？

林森：在文学上，兴趣最为重要。文学在我生活中，当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但远非生活的全部，我不会像某些作家，把自己搞得凄凄惨惨戚戚，炫耀一个特别悲苦的形象，文学如果不能让我们的精神上更加美好、内心更有力量，那它的存在，确实值得存疑。当然，在写下作品的时候，其实是在写下我们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渴盼着另外一种人生——这当然是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不能做到的自己。

本刊：在中国文学史上，曹雪芹、蒲松龄、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人，堪称是文体家，他们的作品美学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文体家对语言、结构、细节、表达形式乃至气息都会精益求精，做出独具个性的尝试与探索，因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文学史意义。请结合自己的创作情况谈一谈。

林森：我写作的年份不短，2005年左右开始陆续发表作品，但其实我的量极少，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加在一起，也就二十来篇，平均下来，一年不到两篇的发表量，是一个极低的数字。2018年发在《人民文学》9期的《海里岸上》受到一些关注，当然和它的题材和写法有关。作为编辑，我也难以忍受当下很多作品的雷同面貌、相似表达，渴望看到有作家开拓新的题材、提供别致的结构。《海里岸上》以站在海水中央看天地的角度、以“海里”和“岸上”彼此激荡来当结构，可能确实提供了某些新鲜的气息，容易引发共鸣，加上各家选刊的转载，让我一直“荡漾”在大家眼前，《海里岸上》就被看到了。我在书写这些新题材的时候，尽量做到表达全新的东西。我的小长篇《岛》，在结构、故事上，是特别新的，至少还很少有中国作家这么去写过。2021年10期《人民文学》发表的中篇《唯水年轻》，在我的创作中，可与《海里岸上》归入一个系列，在这里，我思考了一些关于时间的话题，也就有了“逆时间而上”的结构。因为写得太少，我希望每写一个，都多花点心思，把它写好。

本刊：身处融媒体和大众文化时代，或多或少能感受到纯文学受到的挑战，而通俗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微信推文似乎更适应这种文化潮流。新时代呼唤文学家要心存“国之大者”，要自觉抵制“三俗”，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林森：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有人追求严肃和高雅，也有人走通俗路线，影视、网络文学和公众号文章中有不少低俗的部分，但也有很多严肃的思考；同样，所谓的纯文学，也有很多本身写得特别俗特别油腻的成分。所谓抵制或坚持某个理念，需要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好多人口号喊得挺响，一看作品，根本不是他说的那回事。这其实更可怕。

本刊：社会生活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觉得当代作家与现实以及世界应保持怎样一种联系？

林森：最重要的，是保持思考的能力，不轻易去做判断。在当下，太容易被带节奏，跟着别人的步子走，在各种声音的交错中，做一个理性思考的人太难了，作家太容易被潮流拥着走，所以，停下来想一想，多犹疑一下，可能会好一些。

【作者简介：林森，8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就职于《天涯》杂志社。作品见于《诗刊》《青年文学》《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中篇小说《海里岸上》获多种文学奖项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曾参加诗刊社第三十届青春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