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樊健军是江西省新一代小说家的优秀代表。他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于2022年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几年创作的《内流河》《后遗症生活》《镜子的禁忌》《梦游楼》《灵魂盘旋》《铁皮幻想史》《冯玛丽的玫瑰花园》《追风筝的女人》等8个中短篇小说。小说书写小镇上的中年生活，于无声处听惊雷，用轻巧的笔法揭示暗藏在生活之下的汹涌暗流；同时，作者的思绪有时也深入禁地，将小城生活变得瑰丽多姿，让我们在愉悦中接纳自己熟悉或不熟悉的社会侧面。

对于这本书的写作，其他作家评价如何？作家本人有什么想法？

江西文艺评论公号特推出80后小说家欧阳娟与70后小说家樊健军的创作对话。

樊健军，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小说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当代》《钟山》《江南》等刊，著有长篇小说《诛金记》《桃花痒》，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向水生长》《穿白衬衫的抹香鲸》《空房子》《行善记》《有花出售》《水门世相》等，曾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第二十九届梁斌小说奖中篇小说奖、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江西省优秀长篇小说奖、《星火》优秀小说奖、《青岛文学》第一届海鸥文学奖，入选加拿大列治文公共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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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在我看来，中篇小说《冯玛丽的玫瑰花园》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刺，夫妻之间的刺、母女之间的刺，兄妹之间的刺，在小说中，您作为作者，将这些刺一一拔除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被拔除的可能性很小，您是有意在小说中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宽恕吗？

樊健军：现代社会中，家庭突破了以异性恋血亲制度为媒的传统形态，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比如说，收养家庭、寄养家庭、单亲家庭、同性家庭等等。在《冯玛丽的玫瑰花园》中，家庭形态仍是以异性恋血亲制度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因父辈情感的纠葛，在家庭与家庭之间出现了交叉地带。小说关注的就是这个交叉地带。如果以纯粹的异性恋血亲制度为原则，小说中有三个这种形态的家庭，冯继业、蔡先娥、冯玛丽构成一个家庭，胡广义、蔡先娥、冯小义构成另一个家庭，冯玛丽、马骆骆同他们的女儿蓓蓓构成一个新的家庭。在前两个家庭中，冯小义和冯玛丽是同母异父的兄妹，这就构成了交叉地带。在胡广义、蔡先娥、冯小义构成的家庭中，冯玛丽成了局外人，而同样，在冯继业、蔡先娥、冯玛丽构成的家庭中，冯小义也是局外人。在冯继业去世后，蔡先娥同胡广义组建新家庭时，冯玛丽的内心不可抑制滋生了被抛弃的疏离感。也许正是这种撕裂的内心感受，让冯玛丽选择退出刘大可的情感包围，而重新接受马骆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理解和宽恕，而是一种妥协。在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中，无论温暖和伤害，来自于最亲近的人往往比远方的更多。人与人在一起，有点像刺猬挤在一块取暖，为了避免相互伤害，而不得不把刺小心地收敛起来。有些刺能够拔除，而有些刺只能用心去包裹，就像琥珀里的昆虫，虽然静止了，但仍可窥见它张牙舞爪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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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内流河》中写尽了每个人物内心的孤立无援，除此之外，是否还有追根溯源极力解除这种孤立感的意图？

樊健军：坦白说，在《内流河》中，多少带有一点我个人的精神自传色彩，也有同小说中的男主角胡细楠一样作为中年男人的我面临的危机和困惑。一个人到中年以后，时间呈现加速度下跌，这种对生命的围剿和孤立无援是极易让人恐慌的。这种恐慌在我身上同样存在。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胡细楠有一种无力感，欲爱不能，欲罢不休，落入一种惶无去路的困境。五十岁之后，有的只是旧友故交，难得结交新朋友，也难得有新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祈求越来越简单，君子之交淡如水，也畏惧复杂和纠缠不清，洗脱了世俗和功利，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汇入了内流河，外表波澜不惊，从容有度，内里更是慢慢平静，甚至死寂、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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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您是一名男作家，却常常以女性视角切入小说书写，并且将女性心理描绘得极为精准，您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又为什么能够将异性的心理把握得如此精准？

樊健军：有一段时间，我的确常以女性视角切入小说书写，后来，当我发现这一点时，对此有了警惕和控制。如果真要寻根究底，这可能同我成长的经历有关。我出生不到半岁，母亲去了柘林水库（现在的庐山西海）工地，等她回来时我根本不认识她了。我一直在祖母身边长大，祖母对我很溺爱。祖母去世后，母亲在家庭中越来越强势，在我小时候，还是在集体一块干活时，她是个全劳力，同男人一样干活，挣同男人一样多的工分。对母亲年老时延续的强大，我选择的是退让、顺从。我不会干扰她的生活，她认定的生活方式经过大半辈子的塑形，已然变得坚不可摧。她筑起了属于她的坚固的城池。在母亲跟前，可能任何一个儿子都不会以卵击石。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只会让自己头破血流、一败涂地。在小说创作中，我对笔下的女性始终是尊重的。我理解她们。当然也有遗憾，我塑造的女性形象还不够完美，对女性细腻的心理洞察力还不够，但无损她们在我心目中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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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您创作的小说所涉行业、阶层、人物年龄段极其宽广，您怎么了解不同行业、阶层、年龄段的人物？

樊健军：我几乎把每一次创作都当做了训练，尝试着给小说中的人物以最大可能性。对人物职业的设置也尽可能不去重复，在现实生活中，我对新鲜的职业始终保有一种好奇，总想找机会去了解他们。平时在交往中，我注意倾听不同职业的人说话，但事实上这种机会很少，因为生活在小县城，接触到的大多都是传统职业。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特点，选择更多职业在一定层面上会丰富创作的文学形象。在我看来，写作者面临一个如何把自己的路子走宽的问题，我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在尝试着朝宽处走。有人选择了一条路子，可能一直会走到底，这种专注当然很重要，也很有必要。但也有可能会因此越走越窄，终至无路可走。文学创作始终是开放的、敞开的，面向无穷可能。写作者先得把自己打开，才有接纳更宽广更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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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您说您最喜欢有“异质”的文学作品，请问您是否将这种喜好有目的地融入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您认为您的作品在哪些方面突显了文学的“异质”？

樊健军：我很难给自己说的“异质”下定义，也没必要给它下个定义。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比如说，阿尔贝·加缪的《鼠疫》，乔治·奥威尔的《1984》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虹》。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些经典都在某个方面呈现出了“异质”。在我的小说中，这种“异质”的例子并不多，在《冯玛丽的玫瑰花园》这本集子中，《镜子的禁忌》勉强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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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将细碎的日常生活写出海洋的宽广与星空的高远是我每次阅读您的作品都会产生的体验，您在构思时如何搭建这种宽度与高度？

樊健军：您说的这个体验吓到我了，这恰恰是我没能达到的。我们置身于碎片化的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太多泥沙俱下的现实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甚至会把我们淹没。如何从混乱和纷繁复杂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是个棘手的难题。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好比一条猎狗面对一只豪猪，弄不好会被扎上一嘴的刺。我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写到过，我是透过针孔观察一个大世界。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小事件，在我眼里都是一个窥探外部世界的针孔。在每次构思时，尽可能将目光拉长，以期看得更远一些，更宽广一些。落实到精神结构上，就是朝开阔处走，朝深处走，努力将日常化的叙事上升成精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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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小县城的小人物是您书写的主要对象，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您是否担心过不够吸睛？作为一名成熟且颇具关注度的作家，是什么文学观念的支撑坚定了您这个选择？

樊健军：我生活在小县城，如果不出特别大的意外，未来的归宿也是在这儿。我每天接触到的，都是身边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迹，有的只是鸡毛蒜皮。小县城仿若一个巨大的蚁群，所见都在忙忙碌碌，都在奔走、觅食。我也是这个蚁群中的一只。我所做的同身边人相比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创作中，书写的对象并不能决定受关注度，而是你塑造的文学形象。一个有张力的文学形象胜过万语千言，是文学形象的光辉点亮了读者的眼睛，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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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您笔下的男性人物总是偏于纠结、弱小，很少有那种“直男式”的刚猛，是您接触到的男性大多如此，还是有意借此传达您某种生活观？

樊健军：纠结是有的，但弱小未必。现代社会中，男人面临的压力哪怕是巨力神，也足够你喝一壶。作为男人的力量，更多被现实消解，当血性无法向天空生长的时候，更多人开始了横向膨胀，满大街都是大肚男。健身房里锻炼出来的肌肉男，也只是秀秀肌肉，而不是真正具有刚强的骨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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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追风筝的女人》是身处暗沟的人对星空的仰望，您这个小说集中的所有作品，普遍传达出了一种仰望的渴望，是有意为之吗？

樊健军：“在小县城里生活，你的一双眼睛要分成两只，一只当路灯观照人间，另一只上灯塔仰望星空。”创作不能脱离大地，也不能趴在地面。离地三尺，这是我惯常的坚持。三尺之高也是一种星空。每个人都有仰望星空的权利，都有仰望星空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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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娟：我前段时间跟闺蜜聊天，她说到“满30岁时我告诫自己，以后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随便犯错了，要稳重；满40岁时，我又对自己说，不要怕犯错，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可以算做是一点有关中年生活的感悟吧。您这部小说集中与“人到中年”有关的书写颇多，请问您对中年生活有什么独特的感悟可分享？

樊健军：呵呵，我觉得我的中年好像比您这个闺蜜来得晚一些，不过现在，我已是仓皇之人。要说感悟，就是结下了时间这个仇家，被他追咬着不放，挣不脱甩不掉。要干的活得抓紧干，要爱早点去爱。还不能犯错，这会儿试错的成本太高了，一旦犯错，想要重新站起来，时间可能不答应了。这方面，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不能说太多，若是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就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