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喻向午（以下简称“喻”）：

学芸大姐好！你的中篇小说新作《一个人的风花雪月》与读者见面了，很符合我的期待。我最初接触你的作品是在2014年初，读完《大宝生于1971》，我立即就被震撼到了。也是从那一年起，你的创作进入全面爆发期，并迅速受到文坛瞩目。很多读者以为你是一位出手不凡、横空面世的新锐作家。了解你的人都知道，其实你的创作已经积累了很多年。四年后，你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四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你发表了四十部左右的中篇小说，一些重要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期间发表的。

毋庸讳言，当受到文坛关注，以及随后获得鲁迅文学奖时，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同时代与你一起出道的很多作家，上世纪90年代前后就已经在文坛声名鹊起。为什么此前这么多年，你的创作一直没有引起文学界足够的注意，当读者发现你时，你又能在很短的时间受到文学界的一致认同？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我曾感慨，学芸大姐真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作家，但又是一个生逢其时的作家。

▷ 尹学芸（以下简称“尹”）：

向午好。谢谢你为这个访谈做的所有努力。也谢谢你对作品的青睐，以及一直以来的独具慧眼。

也是这次偶然翻查资料，发现梁又一写的评论《万物生而有灵》，是以《大宝生于1971》《活在他们中间》以及《贤人庄》中的三只狗作为评介主体。后两部作品先后发表在《小说界》和《长城》，都被你们的选刊转载过。如果不是看到评论，我根本不会意识到曾写过三只狗，而且会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再看出处，原来是长江文艺杂志社的公众号推出来的。哎，你们总是默默支持啊。

我走出来或不走出来，都没什么好奇怪的。兢兢业业的写作者到处都有。总会有人在各年龄层、各时间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冒出来。作品是有时运的，这同人的命运一个道理。我平时有句口头禅：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其余交给命运。事实证明命运不薄好好做人做事的，有人在我身上看到了光，这可能是我对社会对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 喻：

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风东渐，随后几年，先锋文学在中国兴起，并迅速风行一时，成为那个时代最受人瞩目的文艺风潮。当时先锋文学并没有在“写什么”这个层面寻求突破，转而关注“怎么写”，一批年轻的先锋作家将最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形式技巧层面的创新。当这种创新遇到瓶颈之时，先锋文学也渐渐走向式微，而随后涌现出来的一些比较活跃的作家以退为进，于是新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文坛新的景观。上世纪90年代，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等等一批出生于60年代，并于90年代走上文坛的作家，形成了“新生代作家群”，他们或多或少受到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逐渐成为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的主流。你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形式，很容易湮没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文艺风潮中。从这个角度说，作为一个“60后”作家，你确实有些生不逢时。

直到9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冲击波”出现，“写什么”才重新受到重视。“先锋”的疲惫，以及近些年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强调，现实主义再次焕发生机。“讲好中国故事”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强项，回顾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具体风貌如何，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小说家呈现的结果。

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下，你有二十余年的创作积累和相当水准的创作实力，受到关注，得到普遍认同，并获得很高的荣誉，这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 尹：

年轻的时候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那样一种浩瀚的阅读现在不会有了。很多阅读都像云雾一样面目不清。但即便是面目不清，也在成长过程中提供了养分。所以阅读是最好的催化剂。不同的只是自身领悟力和产生效能的不同。还有，作品被人关注也需要契机。但这都不是作者能够考虑的。我反复强调的一点，对于作家来讲，就是最大程度呈现你的才华，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你呈现了，也许就会被关注到。不被关注，那只能继续努力。任何时候都别放弃。这也是我基于自身经验最想说的话。

怎么写应该是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话题。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对现实主义是一种覆盖或湮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但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有它特有的周期性，所谓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大概就是指这种特定的时候。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再活一回我也不可能成为新锐，而是那条漫长攀登路上的徒步者。这是性格使然。享受过程比享受结果重要，否则漫长的人生路干些什么呢？讲一个好故事当然重要，但还有比故事更重要的穴位，就是人物。人物写好了，故事自然就出来了。反之，故事讲得再好，如果掩盖了人物，也难说是好小说。反观外国文学作品，大师们以短篇刻画出的不朽人物比比皆是。

面对一个题材怎么着手，更多的可能与经验有关。用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我是不太考虑的。我只求讲得舒服。有时一个开头反复写，其实就是找一个能够舒服的点位。

如果说鲁奖重要，那可能是作品会带来一部分受众。但对作者自身，不意味着你的地位更高或你的作品更好。踏踏实实写自己感受到的，作家其实别无长物。有时候想想《红楼梦》或《金瓶梅》，后人从中看什么？透过人物、故事、细节，从字里行间感受那个时代的气息，我以为是最重要的。

▶ 喻：

谈学芸大姐的创作，离不开“现实主义”这个关键词。我们回顾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思潮的诞生与兴起，都是有哲学家、思想家在承前启后地不断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是携手前行、相互印证的。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从形式到内容的陌生化，也都可以找到参照的路径。而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下则要面临更多挑战，“现实”越来越具有难度。现实主义的历史太悠久了，在中国有着最为扎实的根基，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和理论著述汗牛充栋，如何创作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可以在文献中找到无数现成的、公认可行的论述。但从作品形式和内容的陌生化角度考量，沿着既有的现实主义路径，在前人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很难有超越性的突破。创作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需要底气和雄心。当然，时代和现实生活永不停歇，文学语境和现实场景也在不停变化，现实主义在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它与新的社会思潮以及新的社会现象相结合，打开了作家新的创作空间。我们看到，依然有大部分作家坚定地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开拓着现实主义的视野，并且成果斐然。因此，从不胜列举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及你的创作实践看，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被那些伟大的作品终结，而是与时代和社会同步，在推陈出新，健康发展。

新时期以来，我们处在稳定的和平发展年代。面对纷繁复杂、碎片化的现实生活，现实主义作家需要具有化庸常为神奇的能力，考验的是作家的叙事能力和对生活抽丝剥茧、不同凡响的认知能力。否则，何谈拓展现实主义的边界。一个成熟的作家，在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基础上，他应该有能力虚构一个具有思辨性和形而上色彩的现实空间。李浩说这种能力是作家技艺而不是生活，是作家的技艺能力。

文学叙事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技艺，书写现实很容易陷入到鸡零狗碎的平庸，将它从平庸中拯救出来需要大才华。那种将现实生活直接转化成文本的叙事，注定不是真正的文学叙事，哪怕他掌握了生活中一个具有传奇性，或者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也无济于事。成熟的作家本身也是一个称职的思想者。一个纯粹客观存在、谁都可以复述的故事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文本，如果文本没有思想者创造性的介入，就不具备思辨性和叙述的艺术性。从《李海叔叔》《一个人的风花雪月》这些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 尹：

为某个主义而写，我相信在天底下的作家身上都不会发生。所有的主义都是评论家事后总结出来的。离开主义，评论似乎就无所附着，但主义确实是文学最好的归类方式和方法，虽然听上去有些累。但也不得不说，作品被归类也似女人找到了婆家，莫名有种归属感。现实主义创作分为广义和狭义，无论是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实，还是摒弃理想化的想象而主张细腻地观察事物外表据实撰写，指向都基本一致，那就是现实主义作家对待现实的态度。如果做一类比，就像土壤里的蚯蚓，以翻查每一寸土地为己任。

你有关现实主义的说法，差不多也厘清了本源和方向。扪心自问，我是无意中闯入这条河流的。我相信，大多数作家在谋篇布局的时候想到的是人物和故事，而不是符合哪种旨趣。不知道马尔克斯或卡夫卡面对一个题材动手前都会想到什么，我确实对这一点挺好奇。正如你所言，现实主义有着优良传统，有汗牛充栋的经典难以企越，但我还是要说，创作是个体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写方式，经典都是岁月淘洗出来的。

从生活中捡拾创作元素，是我一直以来的遵循。生活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作家只需做个有心人。至于技术性问题，都是在漫长的写作实践中慢慢解决的。只不过有人解决得好，有人解决得不好。

▶ 喻：

你对于故事，或者说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于叙事形式的关注。在现实主义道路上，面向平常人物和寻常生活，这样的创作更考验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技艺。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难度和开创性也应该体现在这个层面。

现实主义文学并不强调小说内容、语言和形式的陌生化，它是在小说的深度和厚度层面掘进。同时强调情感和伦理的常理化而不是陌生化。情感和伦理一旦陌生化，就无法得到读者的共情和呼应，这样的现实主义创作无疑是失效的。

形式的新颖和叙事的扎实，孰重孰轻，本不用厚此薄彼。我们知道，先锋文学并不排斥故事本身，在强调形式、内容和语言的陌生化的基础上，也在试图讲好故事；现实主义文学也并不是一味埋头讲故事，而不讲究形式和技巧。《铁雀子》的形式和结构就颇为出彩。在叙事和人物塑造的技巧上，《一个人的风花雪月》，从人物出场，到读者的大致印象形成，到矛盾冲突过程中人物形象的确立，到从不同口径，读者对人物形象认知的不断强化，这种稳步推进也是技巧。作品的前半部分，有一个人物齐天啸，他的出现看似闲笔，可有可无，但这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铺垫。齐志与雪燕离婚后两年没有见面，彼此也不再刻意关注对方。但雪燕离婚后的生活必须大致呈现出来，不然作品的完成度就不够。谁来讲述雪燕当下的生活？小说通篇只有一个人合适担当此任，那就是齐天啸。整个罕村，进过城的人很少，坐过飞机的能人就齐天啸一个。他在城市偶遇一直打工的齐志成为可能，见面谈及罕村、龙村和雪燕就水到渠成了，换作其他人就不合逻辑了。

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总是显得游刃有余，气定神闲，你很难在他的故事叙述过程中找到破绽和漏洞。这也是李浩所说的“技艺”。

▷ 尹：

小说的谋篇布局我都是兴之所至。让我进入创作状态的原因有很多，一个人，一句话，一个故事，或一个细节。不是想明白了才动笔，而是边写边想明白。从一个小切口，抵达一个大世界。这样水漫金山样的恣意方式，特别让人着迷。写作这些年，也没人告诉我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所有的经验和技法，都来自于广泛阅读以后的兼收并蓄。以《小鲍庄》为例，我不知道我从中汲取了什么，但在我最初的创作中，确实受到了启发，甚至与发表在1990年第5期《天津文学》的《大河洼纪事》有关，那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那样一种混沌的难以言传的感觉在生命中特别重要，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你分明知道那里有些什么。

你立足小说做文本分析，我谈的是构成小说的元素和要件。写完《一个人的风花雪月》，我告诉自己这是属于柴禾末子味的作品。也就是说，我没有哪部小说离农事这样近，离乡俗这样近。唯其如此，我才想用一个形而上一些的篇名，用来提拎那种意绪中的无法言说。年轻时候的浪漫没有错，即便付出代价也难说后悔。我相信，我笔下的齐志就是这样的人。生命的走向充满了波折，但各种滋味是提供给文学的养分，收获的行囊中有温润的东西值得回味，这样的人生是充盈的。

人与人不同，村庄与村庄也不同。民风与风俗有关，而风俗这样的概念，过去讲百里不同俗，其实隔一条路、一条河都风格各异，在这个小说中，我也想写出某种变化。

▶ 喻：

前面你谈到了塑造人物，我想起钱谷融老先生“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念。1957年，钱谷融发表了题为《论“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评论文章，影响深远。这些年，可能是“文学是人学”已经成为广泛共识，谈论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了，但它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指导意义依然有效。

“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认为，只有以人为中心，把人写活，才能真正做到艺术地表现现实生活。钱谷融主张文学应该回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而如果本末倒置，一个支离破碎的“工具人”反而无法反映现实。钱谷融还认为，作家不仅仅是现实的旁观者，他应该与这个现实发生一种“痛痒相关、甘苦与共的亲密关系”，“伟大的文学家也必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种文学观念让思想和情感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当读者读完《李海叔叔》《铁雀子》《一个人的风花雪月》等等篇目后，可能会更深刻地理解“文学是人学”。你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都在关注人和人的处境，题材涉及家庭、婚姻、亲情，涉及人及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人一旦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陷入到两难境地，人性的深度和复杂性就会被有效放大，这对应的是小说家不凡的虚构能力和思辨能力。同时，对人的关怀，也是最具普遍意义的价值关怀。这些话题我们后面再具体展开。

▶ 尹：

人学与文学这样的话题，有谈烂之嫌，但永远不会过时。如李海叔叔这样一个形象，能唤起读者的情感记忆，恰因为他属于“这一个”，而又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得到的很多信息中，都是我家也有这样一个李海叔叔，而不是我就是李海叔叔这样的人。与前者相比，我期待的后者永远不会到来，这也是有趣的事。饥饿不是主题，但所有的人物和情节都围着它在转，繁复的人性表象下，一个“吃”字贯穿整个人生。利用各种迂回战术，付出各种辛劳，归根到底也仅是为这一点。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当这些有趣上升为有意义，大概就有作品的雏形了。用《李海叔叔》去对应《一个人的风花雪月》，也是个绝妙的事。前者是探访外部世界的边界，后者则向内。与其说我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处境，莫若说我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困境。审视自身或审视他人你会发现，困境无处不在。而处于困境中的人，才是有故事的人。

设身处地是一个伪概念，我一向这么认为。即便你走着他走的路，呼吸着他的呼吸，也难感受他所有的感受。但创造的人物不一样，可以预设他所有的思维和立场，可以牵引他走向任何你想让他走的地方。当一个新的人物诞生，并在心里久久停留，大概就成功了。

▶ 喻：

考察学芸大姐的小说，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小说的时间背景，是我关注的一个角度。李浩认为，很多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小说往往存在“背景依赖”问题，在一个时期内极有影响的某些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生活的变化，其背景上的附着物会一点点散尽，阅读者能够以自我的日常经验叠加进去的部分会一点点减弱，它的影响力和共感力会有所减损，甚至变得毫无价值。

但你的创作有个特点，就是跟当下最热点的现实生活保持了相对的距离，小说写热点题材的不多。你的故事经常发生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部分作品是写你熟悉的人和事物，比如《李海叔叔》，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起，比如《一个人的风花雪月》，大抵从上世纪80年代写起。《四月很美》，也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起的。你的写作，最重要的关注点就是人物。你通常将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时间拉长，视野因此显得非常开阔，在被拉长的时间段里，有时代的变迁，有人物关系的变化。所以你的作品观照人与社会，是经过时间沉淀的。很多作品无法通过时间关，经过时间的检验，十年后会淘汰一批作品，二十年后，能够保留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你对于时间的把握是由视野决定的，客观上也让你的作品具备相对较长的保质期。

▷ 尹：

话题让我想起旧时的一些情景。在我高中毕业七八年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写过一些生活中的人物，当然都是习作。那时我就有一种遗憾，人物没法放到我所要表达的时间和空间里，换言之，那种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无法诠释我所要表达的。这种记忆非常清晰，现在的七八年已经有了漫长感，可以改变很多。但年轻时不是这样，觉得这点时间都还来不及改变什么。就像深处的城池，再大的风浪也吹不皱水面。所以特别羡慕有人生经历和阅历的人。有时看年轻人的作品，他们少有我那时的焦虑，他们站在某个时间轴上，可以横向看世界。似乎我的目光生来就是纵向的，总想探求深处有什么。这也许就是一种思维定势，恰巧被我利用了。

还可能与性格有关。我不习惯轻易给人下定义，而是在形成时间链条上的关键节点看人和事物。小说人物恰好是这样的产物。我经常说，做人做事写小说，都要想着两个字：格局。不是说我做得如何好，而是我心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做一个自觉的追求者。这些可能也恰好成就了我的小说以及小说人物。

像《四月很美》这样的作品，都是你反复提，你不提我都快忘了。这种来自个人经历的小说，在我的作品中没有那样大的占比，它跟《李海叔叔》甚至可以形成参照，都有主人公的成长元素。

▶ 喻：

你对时间的把握和处理，会产生一种水到渠成的阅读感受，那就是沧桑感。沧桑感来自于将时间拉长之后的回望。经历漫长的时间，情感的对立和冲突消解之后，即会产生明显的沧桑感。源于生活、直接从生活现实中取材的小说，其中的情感和伦理很有可能反向投射到现实生活，与阅读者的经验参与形成交互关系，阅读者可以将个人的经历、经验和感受向其中叠加，由此产生共鸣。而作品的时间厚度促进了这一阅读感受的生成。

在《一个人的风花雪月》中，双人被最符合主人公齐志对于婚姻生活和夫妻关系的完美想象。这个完美想象是齐志最朴素的理想，但理想近在咫尺，却始终无法实现。罕村结婚不久的青年齐志对于婚姻的理解不同于老一辈人，起初他还处于梦想阶段，也因此跟自己的父母和岳父、岳母起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新婚妻子雪燕。但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对婚姻的梦想终究是个泡影。

你也没有让关于婚姻的浪漫想象无处容身。作品中，具有隐喻意义的“道具”双人被，直到齐志再婚，都未被“毁尸灭迹”，你要为美好的事物留一个念想，毕竟，我们的生活需要念想。主人公齐志也是这么想的，“小建也要娶媳妇了，这床被子从来也没人盖过，可以铺在儿子的婚床上”。阅读者一言难尽的感慨，正是对作品沧桑感的回应。

▷ 尹：

说来真不是有意，你做责编的几部中篇都是乡土叙事。潜意识里，我会觉得乡土叙事更有分量也更符合我为人为文的初心。具体到《一个人的风花雪月》，它确是从罕村长起来的。齐志就像邻家兄弟，一个“过日子人家”的男孩子，与“不是过日子人家”的女孩结婚，既有观念冲突，也有伦理碰撞。而这些冲突既有小环境的原因（家庭），又有大环境的原素（乡村）。任何一个村庄都是一个小世界，尤其是在农耕时代，像王国一样自成体系。你会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或三观，使之能融入乡村秩序。浸润在乡野间，如果读透了那片土地，会觉得到处都是故事。因为太过熟人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元素都可能被放大，文学的元素也因此蓬勃。

回望需要经历，经历难免沧桑。双人被既是道具也是象征，作家无力解决现实，却可以呈现。过去我一度认为乡村的改变缓慢，现在我不这样想了。从文本中可以看到，小题大做的道具已经成为日常。农户的土地被集约经营。屠宰不再是任性而为的事。生活不知不觉间在调试很多东西，这一代和上一代，也在嵌入式地进行着许多改变。有一次下乡，广播喇叭里喊，要好好待自家的年轻媳妇，否则微信都能被聊跑。一句玩笑话，让人笑得苦涩。婚姻解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交往方式难辞其咎。

更大的改变就来自年轻人的婚姻，已经有相关人士在表示担心。村里的光棍日渐增多，有房有车却娶不上媳妇。姑娘们更倾向于去城里生活，所以城市有房的青年成为首选。城市化进程总有各种不同声音，以我目之所及，到了确实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文学对时代的书写有许多新的元素。这也要求作家沉下心来面对。

▶ 喻：

情感是小说的魂魄，特别是对现实题材的小说而言。这一点在你的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爱或者恨，只有温暖或者冷漠，个体的情感往往会受到多个层面的牵制，有正向的，也会有反向的，只写出了单向度的情感是不够的。在《一个人的风花雪月》中，齐志就是被多种情感裹挟，无法在短时间对是非曲直做出明确的判断，他的婚姻也是在这些情感的裹挟中成为牺牲品。

多向度的情感冲击，会让人物犹豫不决，无法取舍，陷入两难处境。在两难处境中，呈现复杂的、势均力敌的情感冲突，不仅对人物（齐志）是一种煎熬，对作家也是一种考验。它考验作家的虚构能力和叙事能力，以及作家的情感认知能力、阅历、视野和格局。优秀的小说作品，对各种情感敏锐的捕捉会成为叙述的推动力。《一个人的风花雪月》的核心问题，是齐志与雪燕的婚姻问题，叙述过程中，叠加进了齐志父母对雪燕与几个男人喝酒不省人事的态度，再叠加岳父、岳母对齐志父亲打雪燕的激烈反应，以及对齐志的态度，又叠加村民对不断升级的矛盾冲突的评说。雪燕四个姐姐及李树山、秀波的出现，成为终结齐志和雪燕婚姻推波助澜的因素。叙述的多重视角和不同人物的立场，让问题最大可能地接近了真相，也让情感更加丰富和饱满了。作品讲着鸡毛蒜皮、充满烟火气息的乡村故事，将家庭之间的纠葛、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呈现在读者面前，虽家长里短，却能打动人心。

▷ 尹：

前几天看王安忆的访谈，有句话记忆深刻。她说不要觉得年轻的时候就多么好，年轻的时候是很焦虑的，因为你看不清方向。大致是这个意思。我很意外她会这样说。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她出身名门，自带光环，如果不是她的表达过于真诚和凝重，会觉得她是在为赋新词。但焦虑与焦虑又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其他人年轻时的回忆。当即就想起了读《小鲍庄》时的情景，曾激动得彻夜难眠。

这就要说到年轻时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代价。有些代价是年轻的专属配备。做对了不知算侥幸，还是算命运。这就给叙事留下了空间。也由此想起了认识的一个女孩，因为漂亮，从十几岁就想嫁得好，成为锦衣玉食的人。初嫁，儿子长到五六岁的时候离了。后来嫁的那个人据说有些钱，其实就是开个小赌场。几年以后我才听说，男人有老婆孩子，而且不离婚。生了个女儿，她就浑浑噩噩过了几十年，人与壮硕的乡村女人别无二致，大概连年轻时唯一的想法也没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总是能挑起探求的欲望，她何以至此，为什么这样，主观和客观各占多少，不光是文学应该关心的事。这部小说擦着地面行走，我告诫自己要写出乡村的质感及疼痛。小说中都是小的事件在推动节奏，如果熟悉乡村背景，你就知道任何小事都不是真的小。像雪燕喝醉酒这样的事，也许在娘家不算什么，在城市也不算什么，但在罕村的齐志家就是大事。这种微妙的差别是作家应该洞悉并了然于心的。

乡村小说越来越不好写，是因为越来越难以把握。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有一个大致的趋向，现在你会发现，那种趋向不适宜当下了。在乡村的街道上行走经常会觉得恍惚，人和景物都像道具，是因为隔膜在加深，乡村正在从你的生命中剥离。应该警惕岁月抽空你的情感囊，使你变成空心人。

▶ 喻：

现实题材的小说，你把握住了两个要点，一个是中国情感，一个是中国伦理，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两个重要抓手。你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涉及乡村社会伦理和对伦理问题的辨析，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人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伦理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日常的伦理冲突，绝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它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立，进而发生激烈的冲突。

你的具有伦理倾向的小说，关注的都是现实生活最惯常、普通人无法绕开的问题。要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人的风花雪月》如此，《铁雀子》更值得一提。这是一篇被忽略的小说。作品中情感与伦理的对立关系被推向了极致。年轻时刘相娶大白，图的是大白娘家可观的陪嫁品，但刘相并没有信守当年对老岳父的承诺，打骂大白如家常便饭，即便他们的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智障的大白思考问题简单、感性，丁七对她好，经常喊她“大宝贝”，她就死心塌地站到了曾经“调戏”过她的丁七一边，大白对丁七生死相依的情感叫人动容。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是依娜与健春的情感问题。从城里回罕村的依娜就是喜欢罕村大白的儿子健春，哪怕依娜母亲以断绝母女关系要挟。刘相与大白的合法夫妻关系是否应该得到尊重？逃离随意打骂她的刘相，到关心她的丁七那里去，从情感的角度考察，大白是否应该被同情和理解？这种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以丁七的死了结。依娜与大白有相同的情感命运，不同的是，依娜是健全的成年人，她有把握自己的情感和命运的自由。但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考量，作为长辈的父母，初衷是为了依娜“好”。当然，父母被自私与功利的观念左右了。这里的情感与家庭伦理关系也是撕裂的。《铁雀子》具有明显的现实批判色彩，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大白和依娜的同情，也让作品显现了悲悯的底色。

你的众多乡村题材的小说，对乡村社会伦理、家庭伦理、人情伦理的关注非常多。在《李海叔叔》《喂鬼》《四月很美》等等作品中，作为作家叙事“代理人”的“云丫”经常出现，“云丫”是叙事的视角，她毫不避讳自己的好恶，经常在小说文本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些作品的叙事，也从伦理辨析走向了价值判断和价值指引。

▷ 尹：

生活在这片土地，能讲的大概只有中国情感和中国伦理。现实反映到小说层面，多少会有些偏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一颗心放在什么位置。老实说，如丁七那样的人物，在现实中也不好接受。真的，我问过自己，当你面对生活中的某人，他看上去那么不入眼，你有兴趣探求他的内心世界么？我们会想起卡西莫多那个敲钟人。但不是所有如丁七者都有卡西莫多那类的选项，能在关键时刻证明自己。文学的作用之一就是捕捉人性的温暖与光。“发现”是一个有意思的事，人对世界知之甚少，对同类其实也一样。

你一再表达对《铁雀子》的惋惜。它发表得早，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我先发布一条消息，这个中篇收录到了最近的一本书里，多少可以消除些遗憾。我在一个访谈中曾经说过，小说就是寻找生活的空隙。关于伦理的话题，其实也再合适不过。对弱智的同情该是本能，这是最起码的文学属性。何况强与弱都是相对的。“小人物并不真的小”，这也是文学的意义之所在。

▶ 喻：

我从你的作品中感受到了爱、自尊、同情、悲悯、宽容等等感情。我将这些理解为你内心里写作的真理。如果一个作家心中有爱、光亮和温暖，他的作品就会焕发出这样的气息。而极端、片面、偏狭、怨恨等等心理和情愫极有可能遮蔽那些美好的事物，这考验一个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包容心态。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能遮蔽“个人真理”的存在空间，同一件事物，站在不同个体的角度，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当小说里的人物“振振有词”的时候，在他的伦理层面很有可能站得住脚，我们也可从中找到他行为处事的动因。你的叙事经常是在替人物辩护，给他们“发言”的机会，你在包容和理解那些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人，同时又在“心疼”那些倍感委屈的人。对于“个人真理”的尊重，可以让叙事全面打开，叙事的格局和作品的悲悯情怀往往可以通过此类途径呈现出来。这样的叙事是充分的，当然也是有难度的。

如《一个人的风花雪月》中，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感受，都被呈现出来，人物和事件纠葛在一起，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些幽微的感受让读者感慨万千：小说里的齐志不就是我么？那个叫尹学芸的作家真是理解我们！哪有非黑即白的生活，哪有非此即彼的情感，该有多少人家的双人被被束之高阁，从未用上。梦想总是被我们的生活消解，就像齐志一样，有心无力，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我们又从未放弃梦想。能够让读者如此感叹的小说，必定会被记住。你的作品让读者也再次感受到，文学就是人学。

▷ 尹：

让每个角色都有发言的权利，也是文学作品的特性之一。很小的时候我围观一个新娘，真是再寒酸不过的新娘，在一个很旧的小房间，穿着家常衣裳。是因为男方兄弟众多，而且多是残疾人，甚至就买不起一件新衣裳。我们放学一窝蜂跑到那户人家，清楚记得她脸上的泪痕，与头上的红纸花相映成趣。如今他们已经老了，日子实在不经过。我偶尔能看见她父母的坟。就是因为他们的抵死反对，才让新娘如此悲伤。有时候我想，生命假如有轮回，他们不知是不是还会这样选择。那个叫命运的东西，会不会在某个角落窃笑。因为没走进小说，我从没想过她是怎样过的，似乎在倏忽之间，这一生就过完了。

这样那样的人物，都活在心里。有的写出来了，有的可能永远都不会碰触。心中那样多的人物，自己又何尝不是其中之一呢。第一人称的作品不少，这样那样的角度，这样那样的叙事，这样那样的可能，若说拼出一个自我，怕是连千分之一也不能。人类是造物主的杰作，除了爱他们，也没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