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民间俗称“七月半”。俗话说“七月半，鬼乱窜”，也即所谓“鬼节”，较为正式的称谓是“中元节”，是为祭祖祀神的重要节日。旧时中元节的祭祀时间是整个农历七月，南北各地根据各自习俗，择日举办祭祀活动，有放河灯、祀亡魂、焚纸锭、盂兰盆会等等。

1928年农历七月

“小镇文青”郁达夫，写成小说《盂兰盆会》

1928年8月29日这一天，正值农历七月十五日，也即这一年的中元节。

此时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心情相当郁闷。因为力挺鲁迅，与昔日一帮文友意见不合，已然脱离了自己就是发起人之一的“创造社”，这般境况之下，岂止是心情郁闷，简直就是极度抑郁。因为在沪上文坛不断受到质疑与抨击，好不容易出版了一部《达夫代表作》，还被当局查禁。一时间郁达夫忧愤交加，却又无可奈何，身心俱疲，便暂时搬离了上海，迁居至杭州郊外某处暂避，这一避就是好几个月。这一年的夏秋两季，郁达夫从一位风头正劲的“文坛健将”，画风突变，转瞬间成了“小镇文青”模样。这一年7月间写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语：

……我自己也好像是受了催眠术者的暗示，一天一天的只在沉没下去。迁居到这一个小乡镇后不知不觉又是两个月了，没有事情，从没有到热闹的上海去过。

直至这一年的9月底，已然入秋，郁达夫仍然心情不佳，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继续留在小镇上避暑养病，与沪上文坛的交道，几乎是完全隔绝了。9月末曾有一天去过上海，次日即又返归小镇，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告知其近况：

……我因为身体不好，近来不大到上海来。入秋以后，萎靡得尤其厉害，几乎咳嗽都不敢大声的咳，为的是怕惹是非。即使像今天似的偶尔到上海一回，也不过是买点书报，买点食品而已，明朝一早，就要赶车到乡下去的，所以见面的机会，在近一两月之间，怕难以得到。

可就正是在这样忧患交加、萎靡不振的小镇岁月里，郁达夫还是终于强自振作起来，就在这一年的中元节前后开始酝酿拟稿，写成了一篇题为《盂兰盆会》的小说。

这篇不足五千字的微型小说，以江南小镇上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为背景，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少年“树澄”与女孩“莲英”，在赴圆通庵上香祭祀途中初遇的情形，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少年情窦初开之际，对心上人念念不忘却又始终逃避远离的复杂情绪。

应当说，整部小说并没有什么宏大高远的人文关怀与时代寓意，倒更像是在忆述作者自己的一段少年往事——文中多次出现的以英文字母标示的地理方位代号“F市”，恐怕就正是暗指作者原籍浙江富阳（今杭州市富阳区）。同时，在小说中出现的江南地区中元节前后的风俗细节描写，也应当是时年33岁的郁达夫，在忆述自己少年时代亲力亲为的种种景况，否则不会如此的自然亲切。也即是说，小说中关于“盂兰盆会”的描写，或即可视作20世纪初江南地区中元节期间的某种实况之忆述。

小说《盂兰盆会》完稿后不久，于同年9月20日，即刻发表在了《大众文艺》杂志的创刊号上，杂志主编即是郁达夫本人。显然，郁达夫认定自己在这一年中元节前后创作的《盂兰盆会》这部小说，是符合“大众文艺”这一概念范畴的，也是符合其一贯的文学主张的。谁也没有料到，看似已隐居到乡野小镇里，一直避暑养病，颇有些一蹶不振之势的郁达夫，竟然在这一年的中元节前后重新振作了起来，要在愤而脱离“创造社”之后，自行创造出一个文艺“新世界”，重新打拼出一方“新天地”来了。

1933年农历七月

郁达夫的“杂谈”，鲁迅的“漫谈”

如果说郁达夫写《盂兰盆会》，是对自己少年时代的中元节观感有所记述的话，五年之后的1933年农历七月，他又撰发了一篇《杂谈七月》，研讨了中元节以及盂兰盆会等传统习俗问题。文中把北平与绍兴的中元节习俗都列举了一番，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这典故的出处，大约是起因于盂兰盆经的目莲救母的故事的……因目莲救母的故事而来的点缀，还有七月三十日的放河灯与插地藏香等闹事。从前寄寓在北平什刹海的北岸，每到秋天，走过积水潭的净业庵头，就要想起王次回的“秋夜河灯净业庵”那一首绝句。听说绍兴有大规模的目莲戏班和目莲戏本，不知道这目莲戏在绍兴，是不是也是农民在七月里的业余余兴？

这篇《杂谈七月》，刊发于1933年8月27日《申报·自由谈》之上。当时已举家移居杭州的郁达夫，回想起往昔暂寓北平期间所见识过的中元节习俗，复又联系到当时江浙一带的节令习俗，尤其是经常听闻到的绍兴“目莲班”盛况，遂饶有兴致地写下了这么一篇杂文。

实际上，与郁达夫一直是挚友，郁达夫也一直力挺的绍兴人鲁迅，应当对此最有发言权。就在《杂谈七月》一文刊发四天之后，即同年8月31日，鲁迅写成一篇《秋夜漫谈》，也谈到了中元节的习俗问题，于9月13日发表在了《申报·自由谈》之上。

不过，鲁迅笔下并没有谈及绍兴的中元节习俗，只是就眼皮子底下的上海人过中元节的情形，来了一番冷嘲热讽；写下的文字，纯是白描式的勾勒，并不是什么研究，倒更像是一位过客，当街走一走，凑近瞅一瞅罢了。文中有这么一段话语：

再前几天，夜里也很热闹。街头巷尾，处处摆着桌子，上面有面食，西瓜；西瓜上面叮着苍蝇，青虫，蚊子之类，还有一桌和尚，口中念念有词：“回猪猡普米呀吽！唵呀吽！吽！！”这是在放焰口，施饿鬼。到了盂兰盆节了，饿鬼和非饿鬼，都从阴间跑出，来看上海这大世面，善男信女们就在这时尽地主之谊，托和尚“唵呀吽”的弹出几粒白米去，请它们都饱饱的吃一通。

说到对中元节的不感兴趣，在这一番白描式的勾勒之后，鲁迅坦言：“我是一个俗人，向来不大注意什么天上和阴间的……”后边的行文，鲁迅只是捎带着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抗战不力、一败涂地的不满，以及对当局“不抵抗”政策却又虚张声势的不屑，又洋洋洒洒写下了两大段文字。

当然，若把写成这篇《秋夜漫谈》的时间，往前挪移整整十年，即1923年的农历七月间，鲁迅也是谈到过中元节的，且这次还真与绍兴的中元节习俗有关了。1923年8月2日，因家庭矛盾，搬出了北京八道湾寓所的鲁迅，当天下午即搬进了砖塔胡同61号暂寓。那一年的中元节，是8月26日。可能也就在这一天之前不久，随同鲁迅一道搬迁至砖塔胡同的原配夫人朱安，问及“七月拜”相关事宜，似乎是要张罗着过中元节的事情了。只不过，此举竟令鲁迅颇感不满与不快。

据考，朱安提及的“七月拜”乃绍兴习俗，即每年农历七月十四这一天，民众都要进行的祭拜活动。事实上，无论是“目莲班”，还是“七月拜”，这些绍兴中元节习俗，与当时江浙沪等南方地区的中元节习俗，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彼此之间相互融合、紧密互动的态势，一直维持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

1932年农历七月

林徽因诗咏“莲灯”，缅怀旧友

话说就在这郁达夫“杂谈”，鲁迅又“漫谈”的前一年，即1932年的农历七月间，且明确的就在“七月半”这一天，一代才女林徽因在北平香山，写下了一首看似与中元节有关的诗歌，题为《莲灯》。诗云：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

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

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

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

宛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

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

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二十一年七月半，香山

1932年的农历“七月半”这一天，即公历8月16日，林徽因在北平香山写了这首《莲灯》。次年，1933年3月，这首诗与另一首同样是林徽因所作的《中夜钟声》，同时刊登在了《新月》杂志的第四卷第六期之上。其中写道：

……

像哭泣，

像哀恸，

将这僵黑的

中夜

葬入

那永不见曙星的

空洞——

应当说，《莲灯》这首诗，隐约透露着深沉微渺的感伤情绪，可以将之视作一篇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诗。没有时间落款的《中夜钟声》，则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情调，全篇都弥漫着相当沉重郁结的气氛，仿佛一首关于诀别的哀歌。如果将这同时刊登于同期杂志之上的两首诗，都视作林徽因于1932年农历“七月半”前后的作品，再联系到1931年11月19日，准备参加林徽因演讲会的徐志摩坠机遇难事件，不难发现，这两首诗作，或者说至少《莲灯》这首诗，是明确写于徐氏遇难之后的首个中元节期间的。那么，浪漫主义色彩的自由诗也罢，诀别的哀歌也罢，恐怕都是对这位不幸遇难的诗友最好的祭奠方式罢。

值得注意的是，林徽因笔下的“莲灯”，虽看似与北平中元节期间燃放的“莲花灯”相仿，无非只是省略了一个“花”字的“简称”罢了，可是逐句细读之下，稍微熟悉北平中元节传统习俗的读者就会发现，这一诗意盎然的“莲灯”，乃是既被赋予莲花般外形，又被赋予了河灯功用，可能又有“莲花灯”意趣的诗意想象之物。那么，故都北平的农历七月间，在燃放河灯、莲花灯及“灯会”的旧俗，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故都北平的农历七月

河灯荷灯莲花灯，“今日中元如上元”

且看当年北平的旧报纸上，对于中元节旧俗，既有宣传造势的动态报道，也不乏如数家珍的掌故介绍。譬如，1931年8月26日的北平《实报》之上，就曾刊发过一条题为《北海赛荷灯》的简讯，向广大市民通告：

廿八日为废历中元节，本市人民习惯，除举行祭扫坟茔外，晚间并燃放莲花灯，北海公园历年于是日散放河灯，现在该公园，定是日晚间举行花灯彩船比赛大会，以助游人兴趣。

据此简讯报道可知，时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江浙宁沪等南方各地，官方已明令严禁的中元节民俗活动，在北平还完好如初地存续着。以平津地区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虽然亦有相当程度的官方管控，可至少中元节期间祭扫坟茔、燃放河灯、糊莲花灯等民俗活动，还是得以完整保留与存续了下来。可以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整整半个世纪以来，故都北平的中元节传统习俗，虽屡经时局动荡与战火侵扰之影响，可仍旧几乎完好如初地保留了下来。

即便“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年之后，时至1939年的8月29日，即这一年的中元节这一天，北平《实报》这份统共只有四个版面的市井小报，还专门为这一节日辟出一个版面来，推出了“中元节专叶”。言及这一份颇为特别、难得一见的“中元节专叶”，不得不提及版面上一篇题为《今日中元似上元》的文章来。此文记述当年北平中元节期间灯会之盛，恍若与正月十五闹花灯一般，并引《京师竹枝词》里“咏河灯”诗末句为证，感慨称“今夕中元似上元”。除了怀旧与感慨之外，文中还将河灯、荷叶灯、莲花灯的燃放与制作习俗娓娓道来，文中这样写道：

今晚所放的河灯有两种：一种是用油纸做的：一种是在小荷叶里插上一枝蜡，燃点起来，放乎中流，荧然万盏，漂流无定，倒是很可一观。像这种河灯，又岂是上元节的那些灯所能及的？

河灯以外，就是那些大大小小五色缤纷的莲花灯了，形式既各不同，颜色更是好看，谁见了，也得要买一盏回去点点。小孩子更都要点上一盏小莲花灯，拿在手里，连觉都不肯睡。

荷叶灯，是把那完整的大荷叶连梗摘了来，到晚上，点上蜡，高高擎起，就和一把小伞似的。那冉冉的绿光，能把人的脸都映成绿色。这种灯是既不费钱，又很简便，还显着别有风味。

读罢这三段不过二百余字的简要记述，河灯、荷叶灯、莲花灯的基本概念，已然清晰明了。其中，河灯也可以是用荷叶制作而成的，故又可称之为“荷灯”；不过，这可不是“荷叶灯”的简称，荷叶灯乃是直接带梗的大荷叶制成的，燃放时需“高高擎起”，与那些投放于河流中的“荷灯”是两回事儿。

“中元节专叶”推出的前一年，即1938年的农历七月间，北平《实报》虽然并没有辟出专版，推出“专叶”的创举，可还是于当年的8月3日，特别推出了一篇以《中元节的点缀：莲花灯》为题、关乎这一节令习俗的专题报道，将这一传统习俗的来龙去脉表述得一清二楚。

这“今日中元似上元”的北平中元节，想来为那些在这一特殊节日里寄托哀思的人们，又赋予了些许繁华似锦、浮生若梦的新鲜观感，以及可以由之引申而来的，关于镜花水月、梦幻泡影的某种深沉领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