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梳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一个突出印象是，他们之间的往来总是以神交为主。见面的有无，见面的频次……如果以这些作为标准和前提，很多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但分明，我们又能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力量，即无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无交往，无论这种交往在频次上如何并不足观，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联系与互动，总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话题又是成立的。鲁迅与周恩来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可以断定，鲁迅与周恩来并无见面的经历。两个并无直接往来的人，他们之间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的确，故事产生于交往，素昧平生，何来关系？可能神交一词就是用来解释以下这些故事的吧。

一、周树人、周恩来：同宗同族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周恩来，江苏淮安人。然而，真的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周”字，他们二人原来还真有同宗渊源。周恩来曾多次强调，他是绍兴人，而且是鲁迅的本家。

根据有关考据，再往上溯，周氏二人或许还与另一历史上的周姓名人有关联。我们都知道一篇古文《爱莲说》，作者周敦颐，湖南人氏，就被后人考证为周树人和周恩来的先祖。据《周恩来自述评传》一书介绍，1961年，身在台湾的于佑任先生想到其时生活在大陆的夫人八十大寿，不能相见更不能祝寿自然令他焦急。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于佑任先生遂了心愿。有关人士致信于佑任时，自然想告诉他这一信息，但顾及到台湾方面对“周恩来”三字的敏感，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邵力子出了个计谋，即在信中说明是“濂溪先生”帮忙就好了。果然，于佑任先生见信后，大喜过望的同时对这一密称也心领神会。“濂溪先生”是周敦颐的别号，本来只是借用，且不知或许还真有渊源。据说，在绍兴周恩来的祖居“百岁堂”，有一门联就写道：“濂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这是后世人对先祖功德的铭记。而在湖南道县的濂溪故里，宗祠里撰有一副楹联：“周庭举世皆尊元公哲学鲁迅文章恩来开国总理，风景这边独好濂水湛蓝都庞苍翠道岩今古奇观。”这又是用今人的骄傲告慰先祖。特别是把周树人和周恩来并提，视作周敦颐的后代。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浙江绍兴人。1946年9月，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讲道：“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是浙江绍兴人。”在1962年3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又说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啰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同年12月，他再一次在大会上向与会者讲述了自己的出身：“我原籍绍兴，就是戏曲中绍兴师爷的那个绍兴，他们长着红鼻子，也是丑得很！”

绍兴人，姓周，就是周树人的本家吗？对此，周恩来本人深信不疑，且确有家谱之类的记载为证。1939年，周恩来为考察抗日军事和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曾回到绍兴，这是他第二次回到故乡。第一次是1909年随伯父周贻赓回绍兴探亲。百岁堂祖居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在抄录乡人沈复生的一首诗后注明：“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那次回乡，周恩来查看了家族的族谱，并续上了自己的身世：“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

据谱牒学方面的专家考证，按世系表排列，鲁迅是周敦颐第三十二代孙，周恩来是周敦颐第三十三代孙。鲁迅要比周恩来长一辈。周恩来对于与鲁迅同宗的关系曾多次提起过。1938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周恩来在武汉纪念会上作讲演。他一开头就说：“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意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在绍兴城的周家，所以并不如主席（按：指会议主席郭沫若）所说以来宾资格讲话。”

他还几次主动与鲁迅的亲属谈及这份亲缘。1952年，许广平到中南海周恩来家做客时，他再次提到这个话题，很认真地对许广平说：“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许广平自然是表示不敢当。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期间，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鲁迅三弟周建人，对他说：“建老，我已查过哉，你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周建人忙说：“你是总理，这样叫我不敢当。”

无论如何，这一切都体现出周恩来对故乡、对故乡人特殊而深厚的感情。身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十分关心绍兴的发展。一方面用自己的工资资助求助的乡亲，同时对亲属们也严格要求。他曾向毛泽东主席推荐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著名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就得自于观此剧并和郭沫若诗而得。

总之，绍兴周氏，让周恩来与周树人有了同宗同族的解不开的缘分。

二、鲁迅、周恩来：错失了的见面机缘

鲁迅与周恩来本来是有机会见面的，这要追溯到1919年。那一年的6月19日，鲁迅与周作人一起到北京的第一舞台，观看北京大学生剧团演出的新剧《新村正》。周作人当日日记：“晚同大哥西珠市第一舞台观新剧。演《终身大事》及《新村正》。十二时回寓。”[《周作人日记（中）》第32页]鲁迅日记写道：“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夜半归。”其中的“南开学校本《新村正》”，就是周恩来等人在南开学校时编演过的五幕剧。鲁迅与周作人观看的，是由北京大学新剧团改编、排演的四幕剧。周恩来在南开学习期间，“曾担任南开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并多次参加演出。……南开新剧团在社会上很有名，周恩来则是南开新剧团的出色演员。”（《周恩来自述评传》）

1919年，鲁迅本来已经受邀到南开演讲。如果这次演讲成行，周恩来和鲁迅就有了见面结识的机会。那一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常邀请新文化运动名人演讲，鲁迅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可是，约定的1919年11月8日，鲁迅忽然有事，不能如约前来，便由二弟周作人代替前往。为此事，周恩来到晚年还深深地感到遗憾。1971年夏天，周恩来在接见日本作家、鲁迅研究专家尾崎秀树时还谈及这件事。他告诉尾崎秀树：“鲁迅先生到了那天，忽然有事走不开，来了代替他的人——周作人，同学们略感失望，但相谈后，就说那也好吧，就请周作人先生去学校，他讲的是关于新村的事，也提到武者小路实笃先生，讲得非常有趣。”

查《周作人日记（中）》，1919年11月8日记有：“8日晴。上午同重君至东站，乘火车午至天津，寓芝迺馆。下午在各书店得《三重吉集》等五册。往东马路青年会。四时至三戒里李宅闲谈。晚回会饭。七时至新学书院讲演，题为《新村的精神》。九时返旅馆。十一时睡。寄绍函。”演讲后的第二天，周作人“上午同重君往旭街买玩具。九时二十分乘火车，午回北京”。

为什么鲁迅没有成行？据鲁迅日记，其时，鲁迅刚买下八道湾的房子，要付房款，还要亲自指挥工人搞装修。家事让他忙得不可开交。“四日晴。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弯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七日昙，风，午晴。下午往八道弯宅。”“八日晴。下午付木工泉五十。”鲁迅为什么不让周作人盯着装修，自己去天津演讲呢？这只能说，鲁迅太了解自己这个弟弟了，周作人生活能力比较差，让他写文章、讲课没问题，让他指挥装修，这种活儿他可做不了。鲁迅只好亲自盯着了。

周恩来与鲁迅错过了见面机缘自是遗憾，不过，周作人这次与周恩来的见面机会居然在三十年后还产生了回响。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名被判刑十年，1949年1月提前获释。这一年的7月，周作人曾致信周恩来。这封长达六千多字的信里，周作人竭力为自己辩解。比如，对自己为什么在抗战时留在北京而没有南迁，就写道：“北大迁移长沙，教授集议过两次，商定去留随意，有些年老或家累的多未南下。那时先母尚在，舍弟的妻子四人，我的女儿（女婿去西北联大教书）和她的子女三人，都在我家里，加上自己的家人共十四口，我就留下不走。”信中还举例自己的文章、演讲为日本人所不满，从而为自己开罪。“这里可以看出来我在沦陷中的文字是那一种色彩，敌人认为是他们的障碍物，积极之妨害者，必须扫荡摧毁之对象，这种可以表明不是合作得来的人。”信的最后写道：“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但是我的真意真相，也许望先生能够了解，所以写这一封信，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

但这封信的结果却并未如愿。信件发出去之后，根本就没有下落，周恩来似也并没有看到。信件中转了好几人，学者林辰1951年向冯雪峰同志借阅的时候抄写下了副本。后发表于1987年第二期的《新文学史料》。

可能由于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复，1951年初，周作人又分别致信毛泽东“毛先生”以及周扬。我从《胡乔木书信》中读到有关此信的过程。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致毛泽东信全文如下。

主席：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敬礼。

乔木

二月二十四日

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

从《胡乔木书信集》对此信的注释可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照办”。

无论如何，周作人先后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很大程度上是仗着自己是“五四运动”的前辈，毛泽东、周恩来都见过自己，又曾经是李大钊的好朋友。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趣。鲁迅与毛泽东、周恩来在思想上多有相通处，却未有见面之缘，而周作人，倒是在两位政治人物的青年时期，就与他们相见得识。鲁迅在世时，周恩来十分关心鲁迅的处境。尤其是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据《周恩来年谱》对于1930年3月2日的记述：

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中出现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新进展，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中共中央向文艺界有关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周恩来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在中央文委领导下于一九二九年冬开始筹组。本日，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

据有关文章介绍，因为太阳社、创造社的党组织关系直属江苏省委宣传部，周恩来便委派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处理此事。“1929年秋的一天，李富春与文化支部书记阳翰笙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谈话。李富春说：‘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引自《“左联”：以笔为戈，鼓舞大众》，澎湃新闻）

在批评、制止太阳社、创造社攻击鲁迅方面，周恩来做了直接工作。

从鲁迅这一面来说，对周恩来也颇有好感。据冯雪峰回忆，1936年10月初，鲁迅逝世前不久，“当时鲁迅有一点钱在我身上，我就替鲁迅买了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送毛主席，他说很好。也是差不多这时候，《海上述林》上卷刚装好，鲁迅拿了两本给我，说皮脊的是送给M（毛主席）的，另一本蓝绒面的送周总理。火腿、书等都是由‘交通’转交陕北的。”[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册（上）第241页]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本身也很复杂，但至少说明一点，鲁迅知道、惦记着周恩来。

虽未谋面，却也有神交记录。

三、周恩来历论鲁迅

鲁迅逝世后，周恩来曾参加过多次鲁迅纪念主题的活动，发表过关于鲁迅的演讲和文章。主要有以下几次。

（1）1938年，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周恩来发表题词。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生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未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

周恩来

（2）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会上发表讲话。

最后一个讲话的是周恩来同志，他说：鲁迅先生的许多话，活生生的在记忆之中，成为奋斗的指南针。他首先提到鲁迅先生所说“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

……

接着恩来同志说，我又想到十几年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要坚决持久，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实力，这句话首先说明鲁迅先生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向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斗争，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次说明了：要是没有这种持久下去的清醒认识，我们就不会了解新文化是需要长时期去建立，而且还要靠人民大众来铺路，要唤起和依靠人民来参加。文化战线要扩大，应广泛吸收文化斗士参加，去动员广大人民为新文化奋斗。鲁迅先生对文化青年新战士的欢迎、提携、培植不遗余力，这精神也是今天非常需要的。鲁迅先生所说的以上三点意见，是今天我们所需要接受的，此也看出鲁迅先生的立场和态度。鲁迅的立场是与革命息息相关，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鲁迅的态度是对敌人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值得每一个作家学习的。

（3）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

除了上述些有文字记录的演说，周恩来对鲁迅身后事，对鲁迅亲属也多有关心和帮助。1946年，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后，周恩来于次日和许广平、沈钧儒、郭沫若等前往鲁迅墓地祭扫。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内，整整放了两架子书，其中就有他十分喜爱、经常翻阅的《鲁迅全集》。1968年3月3日，许广平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她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周恩来得知后，提出可少取一点骨灰，撒到上海鲁迅墓前的小松树旁。其中的用意不言而喻，既尊重了各方，又肯定了许广平的地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周恩来为其准备的礼物，就是一套《鲁迅全集》。这一故事多有记述，我在本专栏第一篇《纸张寿于金石——〈鲁迅全集〉出版述略》里也曾叙述，在此不赘。

不仅如此，周恩来对鲁迅纪念场馆也十分关心。1950年11月，为上海鲁迅纪念馆题写了馆名。1955年5月22日，周恩来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及鲁迅故居参观。我曾读到鲁迅故居的工作人员李育华口述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周恩来在参观过程中的几次感慨。颇能见出他对鲁迅文章、生平的熟稔，对鲁迅作品的了然。看到故居里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和十分简单的陈设，周恩来赞叹道：鲁迅的生活可真俭朴啊。参观至西屋时，工作人员又介绍说：鲁迅的母亲送给鲁迅的“爱人”朱安，当时就住在这间屋里。周恩来听到这儿，立刻爽朗地大笑：咳，那怎么能叫爱人呢！在故居后园，周恩来询问道：鲁迅《秋夜》的后园就是这里吗？那两株枣树在哪儿呢？工作人员说：《秋夜》里的两株枣树就是邻家院里伸向这边的两棵。总理抬头看看说，是这两棵吗，还活着呢。当他听说原来的两棵已死，这是解放后按原位置补种的两棵时，不免有些惋惜，同时又热情地赞叹道：《秋夜》写得不错呀！周恩来还在后园过道推开一扇门，知道里面是22号，当年是一个姓白的木匠居住在里边，“三一八”惨案后，鲁迅还曾在这里避难并写作。总理频频点头，并指示说：这房子也有意义，应该保留……（以上内容摘引自李育华、张小鼎《“小，价值可不小”——忆周总理视察北京鲁迅故居》，见《党史纵横》1997年第1期）可以说，每一句点评都包含深情而且到位精准。

这就是鲁迅与周恩来之间的神交，你可以说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可以说深情似海，令人难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作家的价值。他的作品被人欣赏、认可，他的人格为人敬仰，围绕在他身边的故事就会特别多，而且多有感人之处。也可以领略到一位杰出政治家的风范。他对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的赞许，对其作品的阅读，对其思想的弘扬，都可以见出一种道义担当和令人动容的情怀。

主要参考书目：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版。

《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1月版。

《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周恩来自述评传》，中译出版社，2016年6月版。

《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