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迅是思想家，尽管对此质疑的声音不断。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鲁迅在许多机会是被称为一个思想家了，其实他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1]有的学者认为：“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家。把鲁迅的思想，作为客体抽取出来，是很困难的。”[2]但是，这都是用某种特定标准来恒量的，并不能用来评价所有的思想家。其实，思想是异彩纷呈的，思想家也不是只有一种形式，例如鲁迅与尼采就有相似之处，不能说他们都有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思想的独立性和深刻性方面。鲁迅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思想随着时间和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深化，在不断自我否定中丰富着自我。因而我们不能用某种单一模式和标准来评判鲁迅，倘若一定要归纳概括出某种模式或标准，那便是一种不断思考、批判和怀疑的精神。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总是在与社会和生活的交流中，不断地反省自己、改变自己，不断地投入生活、改变社会。

从这种维度来分析，鲁迅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探索外部世界，并不断地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调试和更新自己的思想，就在于他具有一种超越现实、洞见未来的博大胸襟。这是一种人们所普遍追求的、永恒的精神情怀，其隐藏在鲁迅那些不断变动的思想背后，使鲁迅不断更深入地探索和认识外部世界，并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

在鲁迅思想发展中，启蒙思想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要了解鲁迅后期的思想状态，就不能不深入探究和了解其启蒙思想的发展变化。对此，我们注意到，在以往对鲁迅启蒙思想的研究中，尽管有所发现，但是亦出现了某种“断裂”现象，即简单地把鲁迅后期转向革命作为思想归宿，往往忽略了前后期之间的不变与变的关系。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启蒙思想在鲁迅前期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到了后期鲁迅的思想转向了革命，启蒙思想自然就淡漠了，甚至出现了某种中断现象。[3]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其看到了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变化。确实，随着时代和社会语境的变化，鲁迅后期更加关注社会革命和革命文艺问题，并对早期启蒙思想进行反思，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后期启蒙意识产生了断裂呢？甚或，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后期放弃了自己早期的启蒙思想呢？本文将通过对鲁迅前后期启蒙思想的梳理，探究其后期启蒙思想的延续性以及其深化和拓展之处，进而着力剖析促使其后期思想更加丰富、复杂的深层原因。

一、叛逆与批判：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特点

按照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看法，启蒙是人类文化共同经历的阶段，是人类自身获得进步和解放的重要途径。但是，从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视野来考察，启蒙并没有唯一的定义和模式，而是在不同文化语境和文明进程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具有不同的特点。因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状态，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个体又有自己不同的思想侧重点，所以必然会呈现出启蒙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例如，在欧洲，人们起先通常用“光”来表述“启蒙”的意义，即是对人类自我意识和冲破思想禁忌的唤醒。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人们开始对其内涵进行拓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康德在1784年发表的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文章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指的是那些在精神上“懒惰和怯懦”的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仅靠他者为其提供种种现成的观点，以此来认识和判断外部世界。由此，康德指出，启蒙运动便是使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也就是让人们获得表达独立见解的“言论自由”。[4]要实现这一点，最关键的因素是人们要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

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的启蒙思想，如民主与科学，但是又有其独特的历史要求和追求。与欧洲启蒙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将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其能够自由运用理性进行独立思考有所不同，中国的启蒙运动主要着力于将人从传统文化束缚中挣脱出来，腾出足够的精神空间，去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旧文化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新的思想、知识系统过于薄弱的缘故。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推动启蒙运动发展、也是启蒙思想中最显著的因素。[5]可以说，整个“五四”运动的锋芒离不开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启蒙。这点与康德所强调的批判精神有某种共通之处，但是在批判传统文化方面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叛逆和批判精神，这也是他早期启蒙思想最显著的特征。这种叛逆精神和批判意识有其独特性，其最显著之处就是其批判精神的彻底性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整体性。其实，自明代开始，许多知识分子就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但他们的批判往往是局部的、个别的、有所保留的，不同于鲁迅对传统文化所做的彻底、深刻和整体性的批判。这种整体性批判，并非是全面否定传统文化。[6]

鲁迅的这种启蒙思想，除了为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和本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变化的这双重挑战”[7]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系统性的存在，需要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批判。一方面，鲁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有非常强大的控制力，犹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社会中。另一方面，鲁迅看到某种既定的文化思想顽固地攀附在每个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人们在专制文化的精神奴役下，很难接纳新文化和新思想。

这就有了鲁迅的“染缸论”。鲁迅当时多次将被传统文化窒息的中国生动地比喻为“黑色染缸”[8]，认为其具有非常强大的同化力量，如果没有一种整体性的批判，一切新的东西都将被围堵在人们的思维之外，“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9]面对如此的文化现实，鲁迅意识到了启蒙在中国的艰难，难以通过短促的、温和的方式突破传统文化的禁忌和束缚，非得用持久的雷霆之力将其整个砸碎，然后才能让新思想站住脚；如果不对中国旧的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反思和批判，就根本走不出其魔咒、束缚和阴影。

正因为如此，鲁迅对于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主张用“中体西用”或“因时制宜，折衷至当”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方式表示怀疑，认为要想真正改变人们的精神状况，唯有对维系社会的封建思想和专制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和整体性的否定——这正如鲁迅所赞成的易卜生对文化改革的观点：“All or nothing！”[10]因为这样才能让人们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去接受新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假若知识者只对局部的、个别的文化现象进行批判，非但不能突破它的束缚，反而会使人们回归传统老路，滋生不切实际的文化梦幻。

显然，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批判和否定，是为了给新思想、新价值观（如自由、民主、科学等新观念）开辟道路。就当时来说，鲁迅的这种启蒙思想并未被所有人接受。有些人就认为鲁迅是偏激的，甚至把鲁迅视为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之根丢失的“罪魁祸首”。在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言论赞扬和倡导传统文化，让人们回归传统，躲在“旧城堡”中寻求庇护；一些现代知识者主张采取折中模式，用某种中庸思想制造某种梦幻的心理舒适区，使旧体制有了新的文化附着点，加固和维护着旧文化、旧秩序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在鲁迅看来，这些主张不仅仅表现了一种文化视野上的局限性，还掺杂了思想上的某种奴根性和劣根性，是为了维护其固有的个人利益所做的“明哲保身”之举。

二、“不变”与“变”：鲁迅后期启蒙思想的嬗变

然而，经历了“五四”运动及随后一系列社会运动，鲁迅并没有看到对于启蒙运动所期盼的结果。尤其对于大众来说，启蒙仅在舆论上涤荡起一丝涟漪，并没有在思想深处引起大的反应。于是，鲁迅开始反思此前启蒙运动及其理念的局限性等问题，包括如何面对“娜拉走后怎样”“青年未必胜于老人”“安排筵宴”和“诱杀青年”等一些尖锐而又棘手的问题。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初甚至曾对友人说，自己“不很喜欢去‘唤醒国民’”了[11]，此后他还多次强调自己“渐渐倾向个人主义”[12]了，等等，表达了自己心中的失望。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鲁迅后期的思想由以启蒙为中心的文化批判转向了以革命为中心的实践启蒙，中断了启蒙思想进程呢？[13]

对此，我们需要从鲁迅后期所从事的一系列文学活动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来看鲁迅翻译的作品。鲁迅后期尤为重视翻译，他将近乎一半的精力投入到翻译中。鲁迅后期翻译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包括童话故事、民间传说、短篇小说、时政杂文和文艺理论，等等。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国民性批判题材的作品。如在《〈思想·山水·人物〉题记》中，鲁迅就指出，翻译此文集的原因是由于它“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14]，鲁迅说他从中看见了“中国的影子”。其二是与“革命文学”相关的外国文艺思潮作品。对这一类作品的译介，鲁迅认为同样具有现实针对性。他希望以此“借镜”，照出当时革命文艺作家及其创作的局限，如思想守旧、欺瞒倾向，等等。鲁迅还特别指出，当时许多革命文艺者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15]。其三是西方美术作品和史论。鲁迅对外国美术作品的译介有其特殊用意，他强调中国是个“在新艺术毫无根柢的国度”，有关绘画的“书籍既少，印刷又拙，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领略艺术的美妙，我觉得是万难做到的”。他还说，自己对绘画“零星的介绍”难以达到好的效果，希望通过对绘画和史论进行系统的介绍，对受众有所启迪，也能推动中国艺术的发展。[16]

这里应该特别提及的是，鲁迅译介了很多童话故事，其中浸透了鲁迅对于启蒙教育的重视。这些童话故事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的童话故事[17]；第二种类型是给适龄儿童阅读的童话故事，目的是为中国儿童介绍一些新的童话，用来代替不适应新文化、新时代的旧的童话故事；第三种类型是借童话形式批判社会上的旧习俗的童话故事，如鲁迅翻译了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16篇，他在译文小引中提到，这些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18]。从以上这些翻译活动中可以看出，鲁迅后期仍然持续坚持着启蒙精神和启蒙实践，希望“借镜”外国文学以实现其思想文化启蒙的目的。

其次再看鲁迅写作的杂文。鲁迅早期曾高度关注女性解放、少女成长、儿童教育等问题，这种关注点在其后期的杂文作品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例如《关于女人》《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等文章都表现出了深刻的批判意识。鲁迅后期的杂文对于启蒙的追求就显得更加突出、丰富和复杂了。例如，后期鲁迅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度一点也没有减弱。鲁迅认为，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社会运动只有通过更大的改革力量，才能使之有所变动。如果新力量不够，便容易妥协。所以，他强调“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19]。由此，鲁迅面对社会上礼教文化的复苏，一直保持着高度警觉，一直坚守着“五四”时期坚决的批判态度。他曾指出，当时“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封建“礼教都拉出来了”，是一种文化倒退的现象；[20]在《偶成》中，鲁迅则对中国历史上的酷刑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指出当时社会酷刑的方法就是“师承或祖传”自“虎吏”和“暴君”的：“奴隶们受惯了猪狗的待遇，他只知道人们无异于猪狗……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21]。

另外，鲁迅在杂文中还对包括自欺欺人的“宣传”“做戏”“中庸”“礼”“儒教军师”的德治、“帮闲”等文化现象不断进行抨击，表现了一如既往的战斗精神。在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时过境迁，鲁迅对于下层民众的看法有所变化，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批判，在这方面的批判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更加具体化，也更加具有针对性了。例如对于国人喜欢对外说谎、“自欺欺人”恶习的批判，鲁迅就指出，“‘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22]。鲁迅还对“揩油”和“堕民”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揭示了其奴性的文化特征。鲁迅认为，“‘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23]；而“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24]。

与早期的作品相比，鲁迅后期的作品对国人盲目排斥新思想、固守旧文化心理的批判，不仅更贴近社会现实，也更加尖锐，更具有嘲讽色彩。比如，鲁迅在《“皇汉医学”》一文中指出，“‘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人民”一向不大关注外国的先进科学思想，不重视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却热衷于“收买废铜烂铁”。再如，鲁迅在《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之“译者附记”中，具体分析了国人将具有新思想的外国电影当成“陈旧枪炮”工具的心态，认为这样一来电影失去了启迪思想的意义。在鲁迅的眼中，国人“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事巨片，不意中也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25]。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在后期启蒙思想中对于落后国民性的批判，延伸到了对知识者本身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批判了知识者不敢正视黑暗现实的态度。鲁迅指出，“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26]；其二，剖析了知识者的守旧思想。鲁迅认为，他们一边“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27]，而那些在文坛上被他们捧为佳作的作品，其思想只不过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28]；其三，揭露了所谓启蒙者、知识者的盲目自大、不切实际的文化心理。比如，鲁迅这样批判一些知识者对革命所存的罗曼蒂克想象：“‘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29]这种与大众隔膜的创作，不但使文艺作品难以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理解，而且消解了文艺发挥其启蒙效益的功能和作用。

从20世纪初弃医从文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经历了多次失望乃至绝望的心路历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他并未就此否定和放弃先前启蒙主义思想和主张，以及自己所承担的文化启蒙的责任，而是延续了前期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其基本精神没有变，价值观也没有变，并且后期的启蒙思想在前期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和拓展，这就是鲁迅后期的启蒙思想所谓的“变”与“不变”。他从过去着重于对普通大众“国民性”的批判，延展到了对知识者和启蒙者本身的质疑与批判，这是鲁迅不断突破自我的一种表现，也是鲁迅后期启蒙思想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深化与拓展：鲁迅后期启蒙思想的掘进

鲁迅后期对于知识者自身的批判，是其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不断深化的结果。首先，鲁迅对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早期启蒙思想中，鲁迅追崇尼采“超人”精神，提倡“置众人而希英哲”，寄希望于“精神界战士”，期盼社会出现更多的天才来启蒙庸众。但是，他亦意识到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存在距离，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很难产生真正的对话。这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有所体现，鲁迅注意到了易卜生在《民敌》中所展示的情景，即“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30]，看到了先觉者往往被庸众疏离和唾弃、常常处于落魄潦倒的窘境。同样，在《寸铁》中，鲁迅发现了“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31]。类似的描写在鲁迅早期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比如《药》《长明灯》《孤独者》《在酒楼上》等等。由此可见，鲁迅对于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隔膜，流露出了某种叹惋、愤懑和失落的情绪。

随着社会阅历和人生经历逐渐丰富，鲁迅后期对这种距离有了更切实、深刻的体会，尤其在阅读和翻译了一些苏俄革命文艺理论之后，鲁迅对知识者的社会位置和身份意识有了更进一步的把握。鲁迅意识到，知识者与民众之间的距离，不仅造成了难以沟通的思想鸿沟，而且有可能形成某种敌对关系。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就强调：“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32]可见，与早期思想相比，鲁迅后期对启蒙与被启蒙者之间的关系有更加清醒和理性的认识，这也是其后期思想变化的关键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关鲁迅对知识者与大众之间紧张关系的认识多有人探讨[33]，但是对鲁迅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一关系还缺乏深入研究。

显然，鲁迅后期启蒙思想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对启蒙和被启蒙者关系的认识方面，更深刻表现在对启蒙者及其启蒙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方面。这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强调启蒙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平等地看待大众。他曾批评当时知识者认为自己的身份“高于一切人”、自己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34]的观点，指出知识者应当放低自己的姿态，主动接近民众，把自己当成大众中的一员。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民众的思想状态及其心理需求。唯有如此，才能将其内心的不满、痛苦表达出来，才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35]，才能担当启蒙者的责任。

其二，鲁迅积极提倡和支持文学创作的通俗化和大众化。鲁迅批评当时许多作家不顾及大众的接受能力、只是一味地创作高深作品的倾向，主张打破其与大众的隔膜。鲁迅说：“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36]而那些“有志于改革者”除了要“深知民众的心”之外，还应当“设法利导，改进”，否则，自己“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罢了。[37]由此，鲁迅对自己的创作也进行了反省和批判，他觉得自新文学运动以来，自己“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且还“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使“文艺和大众隔离”了。[38]这种自我检讨和批判态度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三，鲁迅深刻反思启蒙者自身的不足，发现大众思想的闪光点。与前期对普通大众所持的完全批判态度不同，鲁迅后期不但对启蒙者和知识者自身许多弱点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而且看到大众思想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例如，鲁迅曾指出，面对社会的黑暗现实，与知识者“畏惧黑暗、掩藏黑暗”的怯弱性格相比，有些大众“却毫不客气”拿起手中的笔，“自己表现”黑暗现实了，且其简明深切的表达方式，甚至连文学家也难以达到。[39]

可见，鲁迅后期启蒙思想出现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早期“任个人而排众数”转变为“重众数且任个人”，在坚持自我独立批判精神的同时，开始把希望放在了人民大众身上。他曾很明确地指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40]。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者应该放弃个人思想立场，去迎合大众[41]，而是强调文艺者要传达大众心声，替处于社会边缘的多数民众着想，书写他们想表达却无能为力或无法表达的苦楚和向往。这是思想启蒙的基本点，也是知识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强调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应尽可能通俗化，使作品有更多受众，满足不同文化程度的受众，而不是走向平庸化和低俗化。

更为鲜明的是，作为一个自觉承担启蒙历史使命的知识者，鲁迅后期始终坚守自我思想的独立性，继续坚持和深化着早期的文化批判精神。他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42]也就是说，一个启蒙者应当始终保持其独立的思想立场，不能去迎合和媚悦大众。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鲁迅后期思想中出现的重重矛盾以及在启蒙思想方面的变化。例如，鲁迅就曾提及，自己的翻译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43]。这里，鲁迅所说的“个人主义”和“社会”看似没有关联，实则包含着一种个人通过对于自我角色的反省和自我牺牲，达到与所期待的“社会”相通的目的。也就是说，鲁迅后期的启蒙思想既有其变化和调整的一面，也有其执着不变的一面，显示了鲁迅根据变革现实的需要进行不断反思和掘进的过程。所以，尽管鲁迅后期的启蒙思想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是放弃或否定此前的启蒙理念，而是体现了对启蒙思想本身更深入的思考，呈现出以往所没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说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革命与启蒙，救亡与启蒙并不一定都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它们也有相互发展和促进的一面。鲁迅后期就是这样，他试图探索一种更有效的、新的启蒙方式，在没有放弃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知识者的批判，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对大众思想的启蒙。

四、批判与重构：鲁迅对于新的启蒙方式的探索

鲁迅后期启蒙思想的深化和拓展，不仅体现在对落后的国民性和封建的传统文化的持续性批判中，而且还包含着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对先前的启蒙思想有所反思和怀疑，对启蒙的成效也感到不满意，但并未对启蒙思想和知识系统本身进行反思，其启蒙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到了后期，鲁迅逐渐开始“自下而上”地思考启蒙问题，对知识者、启蒙者以自我为本位，向大众灌输新思想的方式有所反思，开始探索新的启蒙路径。

启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知识系统，一旦被固化，就会阻碍启蒙本身的价值。有的学者针对知识的产生以及存在的问题这样认为：“人类的任何知识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它们是经过人们一系列的观察、定性、检验、认证、描述和阐释过程而形成的体系，所以真实的现存的知识体系并不是绝对真理，而只是一种符合特定社会需要和平衡规则的、能够介入社会实践的话语体系。正因为如此，知识的存在并非一定与真理相关，而是依存于某种特殊的话语体系。”[44]中国“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包括早期的鲁迅，都是在接受西方思想包括西方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启蒙的，所基本遵循也是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这就有可能忽视这些启蒙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差距。

在此，如果回溯一下西方近代文化的起源就会发现，西方启蒙思想之生发和发展，有两个重要前提和特点。其一，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悠久和坚实的文化传统，尤其在启蒙运动发生之前，西方就经历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为打破神学枷锁、解放人们的思想、张扬个性自由和理性精神奠定了基础。西方的启蒙思想是特定的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其产生、生发都有其特定的“话语体系”。这些启蒙知识系统一旦离开了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及其“话语体系”，也就难以发生其应有的效力。其二，西方的启蒙知识系统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其启蒙理念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更新。也就是说，一种思想体系或知识系统，其既不断地被神话、被固化，也不断地被质疑、被批判和被重构。比如，18世纪康德提出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思想，这“无疑是在肯定的意义上来谈启蒙的，这种启蒙观念的进步意义也无须在此多言，没有启蒙就没有现代社会”。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理性”思想逐渐被绝对化，它“取代了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无法避免理性成为某种新的崇拜、新的神话和新的宗教”。[45]这自然也会引起人们的反思，正是在此基础上，福柯对这种被工具化的理性思想进行了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新的启蒙理念。

无疑，当这种西方启蒙文化系统被“移植”到一个与之完全迥异的国度时——其曾长久被一种封建专制思想和落后文化所笼罩，就不能不显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当然，这种启蒙思想最初是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引入中国的，在与中国具体的现实社会发生碰撞时，会发生种种变异，进入另一种被融合、被重塑，也可能被固化的状态，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系统之间产生了某种对抗、博弈和促进的特殊关系。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启蒙运动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当时中国的启蒙者和知识者一时难以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鲁迅后期启蒙思想的变化，就体现了对上述问题的思考。通过一系列启蒙实践，鲁迅意识到启蒙不能是单向度的，不应该只是启蒙者所进行的单向灌输行为，而是应该考虑到启蒙对象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需要达成某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例如，鲁迅根据知识水平，曾对被启蒙者进行了细致的划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并强调应根据被启蒙者的不同情况，提供相应的知识和思想内容。而就翻译作品来说，鲁迅认为必须区别种种的受众层，有种种的译作。他还说，上述“丙”类大众“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受众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46]。由此可见，为了促进思想启蒙，鲁迅后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进行了精细的考察。例如，对于不识字的“丙类”读者，这类读者在当时社会中占大多数、处于文化的最边缘，鲁迅设想通过推广绘画、版画和演讲等方式来促进思想启蒙。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就指出，“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他还鼓励青年要“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结合欧洲名家作品，“但也要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来进行创作。他相信，对于这样的作品“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47]为此，鲁迅身体力行，在自己后期译作中想方设法插入大量插图。为满足此类读者的需要，鲁迅还致力于推广版画艺术，他从国外引进并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版画，如《死魂灵百图》《苏联版画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亲自策划和组织木刻展，邀请国外的优秀木刻家为青年木刻学习者传授经验等，自己也花费大量时间与青年分享和交流经验。据统计，“鲁迅有生之年一共写了三十多篇有关木刻的论文，与木刻青年们通信多达一百多封”[48]。

作为促进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面向，鲁迅不仅自己在创作中，而且希望和鼓励其他作家在创作中学习和挖掘民间文化，从中汲取创作养分，以更贴近民众生活的方式传达思想。鲁迅认为中国民间有许多优秀文化，甚至不比“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逊色，创作者可从民歌、民间故事或戏剧中汲取“刚健，清新”之风骨和鲜活的生命力。他指出：“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对此，鲁迅还在《朝花夕拾》中通过塑造无常鬼这个形象，展示了大众民间文化的活力和魅力，他说，这部戏剧“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49]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就借鉴了一些民间文化故事，尝试用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来继续进行思想启蒙。因此，我们也就很难接受那种认为鲁迅后期所创作的《女吊》仅仅是将“民间”作为一种方法，或者作为一种“策略性话语”的观点。[50]

这一切都体现了鲁迅在启蒙思想和实践方面的新的掘进。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启蒙渐落低谷，文化批判意识逐渐变得淡薄，且新思想也面临被加工和阐释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体系”的时候，鲁迅清楚地意识到，启蒙可能难以逃脱被绝对真理化和话语化的命运、可能背离其本来的价值取向，在被同化和融合进旧的文化传统之中，形成一股新的阻碍启蒙的力量，所以更需要一种坚韧不拔的批判精神，将启蒙进行到底。

可见，鲁迅后期没有随着时代潮流陷入理论工具化的泥淖，而是通过不断进行自我启蒙及自我批判的方式积聚力量，不断推进启蒙运动和思想的发展。就此来说，如果说鲁迅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来自西方尼采式、康德式的思想，那么后期他则表现出是一种类似福柯式的对原来启蒙理性的反思和质疑，不断根据中国社会实践的变化调整和拓展着启蒙的路径和空间。显然，鲁迅绝不是一个反启蒙者，有的学者为了强调鲁迅在“五四”运动之后对启蒙的失望，称鲁迅为“反启蒙者”，笔者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鲁迅后期对启蒙的反思和质疑，是针对那种被工具化、神化的启蒙思想状态的。鲁迅在20年代说过自己不再进行启蒙了，也正是体现了他对“娜拉走后怎样”，做“醉虾的帮手”以及强调个人主义等问题的重新思考，是对固化的启蒙神圣性的某种消解。这表明鲁迅始终是一个不断进行反思和批判、不断有所探索和发现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将自己放在启蒙的审判台上，即用其后期所强调的“煮自己的肉”的方式来进行启蒙。他不断将自己与被启蒙者的身份进行“倒置”，把自己也看成一个需要被启蒙、甚至被解构的对象。唯有如此，鲁迅能够从旧的启蒙框架中挣脱出来，不断重塑和重构一个新的启蒙思想系统。

这种新的启蒙思想系统，也是鲁迅以新的姿态投入社会变革的基础。纵观鲁迅启蒙思想的流变，可以发现鲁迅启蒙思想在其后期的“变”与“不变”，不是启蒙思想的中断和断裂，而是一种延续和增新。这一方面表现了鲁迅后期启蒙思想的复杂性、多元性和连续性（既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也有不断融合创新的一面）；另一方面，说明鲁迅后期的启蒙思想向更加丰富和深化方向延伸。随着阅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鲁迅不断吸取和整合更多的文化资源，使其启蒙思想变得更加坚实和深刻。

注释：

[1]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2][日本]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6页。

[3]例如，张洁宇认为：“1912年到1927年间鲁迅的道路，这里包含了传统书斋到现代学院的独善到启蒙的两种形态。但是，这两种形态在1927年这个‘大时代’来临之际，被鲁迅彻底舍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他曾认同的现代学院式生活也随着党国体制的建立与强化而失去了独立性与革命性。”张洁宇：《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24页。

[5]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批判也有继承。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是糟粕；继承的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指归的社会实践精神，是精华。文中所说的无论是传统文化进行彻底还是整体性批判，均指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批判。

[6]这里所强调的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批判，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如钱理群所言，我们“必须正视另外一个方面的事实，鲁迅在论述传统的时候他并不是全面展开的，从来不说‘既这样又那样，既有缺点又有优点’，而是更多地谈传统的缺陷，弊端，他是有偏向性的。在观照传统文化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主要着眼点，是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他确确实实较少地谈到传统的肯定性方面。当然‘否定’和‘全盘否定’不是一个概念。鲁迅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但是他确实又是从偏于否定方面去观照、去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鲁迅一个自觉的文化选择”。钱理群：《漫谈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文史知识》1999年第4期。

[7]钱理群：《漫谈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文史知识》1999年第4期。

[8]鲁迅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鲁迅：《热风·随感录 四十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6页。1925年，鲁迅曾对许广平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同样，1934年在给姚克的信中，鲁迅提道：中国社会“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鲁迅：《书信·340422 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9]鲁迅：《热风·随感录 五十六 “来了”》，《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页。

[10]译为：“不能完全，宁可没有！”鲁迅：《热风·随感录 四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3页。

[1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无题》，《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12]例如，1926年鲁迅对许广平说：“我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欲人要顾及自己，也是为此。”鲁迅：《书信·261216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7页。

[13]例如，贺仲明认为，鲁迅后期的思想重心“不再是以启蒙为中心的文化批判，而是转到以革命为中心的实践启蒙上”了。贺仲明：《后期鲁迅（1927—1936）新论》，《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14]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15]鲁迅：《壁下译丛·小引》，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4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6]鲁迅：《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13-414页。

[17]鲁迅：《表·译者的话》，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6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2页。

[18]鲁迅：《俄罗斯的童话·小引》，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6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05页。

[19]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

[20]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21]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00页。

[22]鲁迅：《二心集·以脚报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

[23]鲁迅：《准风月谈·“揩油”》，《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9页。

[24]鲁迅：《准风月谈·我谈“堕民”》，《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25]鲁迅：《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

[26]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27]鲁迅：《三闲集·文坛的掌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28]鲁迅：《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29]鲁迅：《三闲集·革命咖啡店》，《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30]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3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寸铁》，《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32]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240页。

[33]例如，邓晓芒认为，鲁迅“把‘个人主义’原则与‘众数’原则完全对立起来……鲁迅排斥民主政治的‘多数之说’，昌言‘置众人而希英哲’，其理由也恰好是站在国家立场上‘揆之是非利害’”。邓晓芒：《鲁迅思想矛盾探源》，《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此说法多少忽视了鲁迅启蒙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及其后期思想的变化。同样，李欧梵指出，鲁迅“在1918年至1925年所陆续发表的小说、论说文以及散文诗中，最普遍的意象便是一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与冲突。……一个孤独的天才，被无知及残酷的群众疏离、惩罚，却无法为他的自我存在定义；尽管他为拯救惩罚他的人，甚至不惜冒着被牺牲的危险，群众依然无法了解他的意图。”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季进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页。由此，如果说早期鲁迅对站在时代前沿的先导者的悲惨境遇感到悲哀，那么到了后期，他经过了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接受了知识者这种悲剧性命运，减少了早期那种过于急切要改变现实所带来的焦躁、悲观和虚无之感。

[34]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3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36]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7页。

[37]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38]鲁迅：《三闲集·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39]鲁迅：《三闲集·太平歌诀》，《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105页。

[40]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41]例如，鲁迅所强调的，知识者“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105页。

[42]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7页。

[43]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44]殷国明：《知识状态的批判》，《上海文学》1999年第12期。

[45]马汉广：《论福柯的启蒙批判》，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7、287-288页。

[46]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1页。

[47]鲁迅：《南腔北调集·“连环图画”辩护》，《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8-461页。

[48]杨志宇：《鲁迅提倡木刻版画的原因探析》，《文艺争鸣》2010年第16期。

[49]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50]苗帅：《〈女吊〉：“故事新编”一种——被发明的“复仇”与作为方法的“民间”》，《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