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虽然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朦朦胧胧地读过鲁迅杂文并受到心灵的启发和感染，但对中国现代杂文和鲁迅杂文的真正关注，是从1979年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的，三年中系统拜读的第一套大书就是《鲁迅全集》，本书第五章《“形象化”系统——鲁迅杂文的三个艺术世界》即是硕士论文的原稿。论文的三个部分分别在中国社科院的《鲁迅研究》、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研究资料》和《山东师大学报》发表后，使我第一次尝到了治学的喜悦，越发激起了对杂文研读的兴致，但却不敢有撰写杂文史的奢望。不敢归不敢，此后有关鲁迅杂文和杂文史的资料，就一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见到的和见不到的都用心费力地做了收集，以至于书房的大半都被它占据了。有一次我背着一大捆关于中国现代杂文的“史事编年”材料去北京，偶尔遇到了素不相识的出版界泰斗李文兵先生，他仔细看了大半天后虽肯定有加，但却不肯帮我发表也建议我不要匆匆发表，而是鼓励我用这些资料写杂文史。我当时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确被李先生的信任和鼓励所感动。但又很是愕然和犹豫，能不能胜任的疑虑浓浓地萦绕心头。然而分手后李先生又多次书信予以鼓励和指导，密密麻麻的“瘦金体”小楷俊字所给予的热望和对杂文的真知灼见，真使我受益匪浅。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蛰居一隅认认真真地做了起来。这期间真切地感到了学力不足的困惑，同时又跃动着探索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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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一向很慢。抛开集中收集资料不算，单就从系统规划动笔写作开始算起，这个课题已历时20年有余（此间曾因编著《民国杂文大系》和完成国家社科规划课题《鲁迅与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任职文学院院长三届九年误了不少时光）。我惭愧于自己的疏懒，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心的，是我没有因各种诱惑或干扰而放弃自己的学术坚守和文学好尚。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选择做一件事，那我是甘愿选择研读杂文的。我发现，自己是被杂文牢牢地“绑架”了：杂文不仅是我长期矢志不移的研究对象，而且是我人生的向导，以至于使我常常本能地到鲁迅杂文中寻找生活的智慧和把握行为的方式。即连自己的性格、性情和文学好尚，也受到杂文的影响。我对杂文感触最深的是：它不畏强权和黑暗，不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勇敢地面对严酷的生活现实，在长达百年的曲折坎坷的历史风浪中，始终未曾放弃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卫士和社会清道夫的工作，就如同但丁《神曲》中那些不计成败得失而硬要同顽石作对的“异端”一样。这是站着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这是我喜欢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杂文并与之生命互动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对杂文艺术精神的概括认识。但在成书的过程中，却尽量以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研究对象，即是情动于中也竭力加以克制，以避免用赞美取代科学评价，力求全面地反映出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历史真实。然而这毕竟是我选择的事实和我感悟到的杂文史脉及创作规律，这就必然地打上个人的主观烙印。因此，如果书中某些观点不当或有与事实相违之处，应由我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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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本书我本想与杂文研究作别，但根性难除，我又于2021年申请到了国家社科规划项目《鲁迅杂文艺术研究》。这也是多年的夙愿。在研读杂文史的过程中我由衷地感到，鲁迅杂文确系文学中的“奇葩”，其艺术内涵是异常丰富、深刻而又独特的，以至于聂绀弩说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用一个“绝”字进行了史的概括。《中国现当代杂文史通论》对此虽设专章关涉，但未能深入也因史著的限制不能全面展开，我不揣浅陋决计要回头再作研读。前军作殿军，但愿不是后退之相，也但愿能弥补史著的某些缺憾。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明、宫京蕾先生对本书出版的精心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