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写于1980年的创作自述中，巴金曾详细列举自己“写小说”的“老师”，计有法国的卢骚、雨果、左拉、罗曼·罗兰，俄国的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以及中国的鲁迅和“中国社会生活”。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名单。不仅说明了鲁迅在他心目中的特殊重要性，更揭示了在巴金的文学师承中，直接的外国影响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这些直接的外源影响，无疑是更能体现“新文学”之“新”的。我以为，在文学师承的外源作用的主导性这一点上，既体现了巴金与鲁迅的巨大不同，又揭示了二者之间亲和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从“呐喊”开始，回到“伤逝”，巴金的文学道路看起来仍然像是一种宿命，仿佛注定了要与鲁迅相始终。幸耶非耶？从一方面来说，中国新文学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不仅仍然走不出生前渴盼“速朽”的鲁迅的阴影，而且长期未能在意识层次真正接近鲁迅文学的境界，这当然是一种悲哀；从另一方面来说，经历漫长的单面化发展之后，能够有一部《随想录》来终结这种单面，重新接续鲁迅文学最深邃的余脉，毕竟还是幸运的。

对二十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学来说，也许真正的宿命是在于社会功利和美学价值的难以两全。鲁迅不把自己当成一位作家，是因为他觉得作家应该是理想家，对于改造社会怀有强烈意愿，而他自己早就曾经沧海，没有了这样的动机；他在朋友的促动下拿起笔来，也只有个人的遣怀和对朋友的慰藉。结果，他所留下的“鲁迅文学”成了文学中的文学。巴金也不把自己当成作家，是因为他拿起笔不是基于艺术的目的，而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肚子里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我才写东西”。结果，他成了鲁迅生前十分赏识的作家之一。“鲁迅文学”和“鲁迅所赏识的文学”之间的参差对照，应该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学最具戏剧性的悲喜剧之一？

具体来看巴金的文学创作，他有非常多的自述可供参考。他是典型的五四文化产儿，使用五四文化所赋予的新的意识、新的思想武器、新的世界观来和旧的东西做斗争。文学对他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学可以帮助他找到思想上的出路。当他思考一些宏大的问题，找不到清晰结论的时候；当他面临个人行动的某种局限的时候，他发现文学是一个好的替代品。文学可以把他无法当众说出的话记载下来，可以帮助他发泄因为身体条件限制不能从事某些事情所积聚下来的力比多和生命力，如此这般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路径依赖”。所以他一边反复表述着“我不是一个作家，我也不想成为一个作家”之类的意思，一边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巴金在以1949年为分界的前期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取决于在成为鲁迅所期待的“闯将”方面，他做得非常出色，他确实是一位闯将，像一位拼命三郎。巴金当然有才情，有文采，但这些都还是比较次要的，使他成为一个出色作家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不犹疑，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思想目标，就是达到社会改造的意图。他曾说：“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在社会意识的塑造上，《家》的历史贡献很大，它塑造了我们对旧式大家庭和家长制的认识。其文学感染力也很强，在这方面，巴金确实是新文学的骄傲，可以和旧文学争夺读者。三十年代以来多少人在《家》的激励下冲出家门，进入外面的世界。而到了《寒夜》，他把这些出走的青年组合在一起，看他们会发生什么故事。《寒夜》的艺术感染力也很强，读后让人不能释怀。一对知识青年，在战时首都重庆遭遇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生活变得不可收拾。本来两个刚毕业的青年应该是前途光明的，可是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会变成这样？巴金就是要借此展开社会批判，战争是国家的不幸，腐败是民族的不幸，国家和民族的不幸最终落实到个人身上，造成个人的不幸。所以这个作品最终要落脚的地方仍然是社会批判，仍然是要和他的敌人战斗。

其实从作品构型上来看，《家》和《寒夜》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写或续写《伤逝》。《伤逝》写一个女孩子走出父亲的家门以后的遭遇和命运，《家》写的是男孩，到了《寒夜》，写的是这个男孩和女孩走到一起组建新的家庭，开始新的生活之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巴金前期的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社会改造的层面继续五四第一代作家的未竟工作。尽管这些前期作品在思想意识层面与《伤逝》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鲁迅“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如果他一直活到抗战胜利，看到《寒夜》出版，他一定会很欣慰地认同巴金这样的作家为新文学拓出了新的天地，因为那是一个他所不能进入的世界，也是他所不能主宰的世界。鲁迅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宽阔光明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传统家庭的门槛之外。而他自己却只能站在这个门槛之上“肩住黑暗的闸门”。所以所谓“历史中间物”的意识，鲁迅是很强的。他对自己的估价并不高，他把自己看成过渡人物，是历史的中间物。他觉得写那些东西都是迫不得已，因为自己身上传统的阴气太重，摆脱不掉。他痛感已经被旧文化养成了一种只能用这种方式说话的人，所以心底里是唾弃自己，看不起自己，不把自己在新文化方面的成就看得多么了不起的。实际上，鲁迅1923—1926年间内心的挣扎，正是纠缠于在自我身份确认和社会要求于他的角色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真的跨出门去，不管自己是不是“老头”，就去做一个“思想界的先驱”和“青年导师”，还是继续缩在自己的壳里写“自言自语”？一度成为他绝大的问题。与此同时，他对青年人的鼓励和支持却是不遗余力。“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要放的正是巴金这样的青年和这一代作家。巴金是一个代表，因为他着力于处理青年主题，形塑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的青年心理和青年世界。

由此，作为文学史结论，我想今天我们或者可以说，巴金这样的作家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国新文学的代表，是五四文化或五四文学所期待要抚育的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很好地承担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引导了社会的动向，塑造了中国新文学甚至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面貌。从巴金这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到渐渐离去，整个这一段中国现代的历史，时间上相当长，可是在思想过程上却是一个非常短的历史，也就是作为五四后果的历史。作为这一代人中最后的一位杰出代表，巴金去世了，这个历史确实可以结束了。我们今天称巴金为“大师”，是基于对其毕生贡献的评估。这些贡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作为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他贡献了以《家》和《寒夜》为代表的巨量文学作品，直接作用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实践了以文学方式服务社会的知识理想。在这一部分，确如其自我确认，巴金之成为作家，的确是偶然的，不排除他以其他方式报效社会，完全可以达到文学方式的同等成就，甚至更大成就。而在其毕生贡献的另一部分，巴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以其“把心掏给读者”的《随想录》，直面自身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从而不期然接续了鲁迅文学最深邃的余脉，追比《伤逝》，以将近一个世纪的跨度，勾连起探触“现代性困境”的文学史线索。在这一线索上，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鲁迅文学的内面——细读与通讲》张业松/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