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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事在我国由来已久。北宋丁谓在《天香传》中说：“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洁。”早在先秦时期，兰、蕙、艾等草本植物中因含有芳香气味，被人们称为“香草”而佩戴于身，用于驱虫辟邪或保持清洁。汉武帝时，中外往来逐渐增多，番邦的贡品当中开始出现月氏香、茵樨香等树脂类香料。隋唐时期，香料仍作为一种奢侈之物为上流社会所独享：“隋炀帝每除夜，殿前设火山数十，皆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数车，暗即以甲煎沃之，香闻数十里”。可以说，宋代之前，我国香料的使用群体以皇室贵族阶层为主，香事活动也多与宗庙祭祀、求仙访神等有关。

入宋之后，随着商品经济及海外贸易的发展，檀香、乳香、苏合香等名贵香料陆续涌入国内，市民阶层的品香、用香需求随之攀升。《东京梦华录》记载：“正月十六日，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上至宫廷内苑，下至市井乡里，制香、贩香之所随处可见。宋徽宗、宋高宗更在宫内设立御用“香坊”研制珍品；都城汴梁专设榷易署（香药易院）贩售香药；《清明上河图》里出现了“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的香铺招牌。宋代香事之盛、范围之广为前朝所不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文人用香。

宋代文人喜好“燕居焚香”。南宋沈作喆在《寓简》中说，“每闭阁焚香，静对古人，凝神著书，澄怀观道。或引接名胜，剧谈妙理；或觞咏自娱，一斗径醉”，此乃香之至味。宋代画作《槐荫消夏图》中，一位文人姿势洒脱地仰卧于藤床之上，身旁书案上依次摆放着香炉、蜡扦、手卷等文房用具。他可焚香研读、静坐思古，亦可仰观宇宙、心游物外，一股闲适自得之意随阵阵香气悄然浮动。燕居中行走坐卧，皆有香影相随：“窗明几净，罗列布置，篆香居中”，“夜深人静，明月当轩，香爇水沉，曲调古弹”，“绿窗寒，清漏短。帐底沈香火暖”……书房、琴室、寝帐，无一不笼罩在似有若无的香气当中，可谓风雅至极。

三五知交以香会友，以香寄情。宴会之前，燃香一室，既是待客之礼，又是自身品位的表现。宋代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述：一日，南宋诗人张功甫在家中举办“牡丹会”，宾客坐定之后四周寂静，不闻丝竹管弦之声。“俄顷，主人问侍从：‘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可见，闻香优于闻乐，是当时不可或缺的待客之道。“以香会友”也是宋代绘画作品中较为常见的场景。《文会图》《听琴图》《西园雅集图卷》等画作当中，写词赏画、讲经说法的文人雅士身旁，总少不了几尊古朴雅致的香炉。恰如米芾在《西园雅集图卷》上的题记：“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文人香事，在草木掩映之中愈加葱茂。

宋人焚香之时，讲究“唯取香清而烟少者，若浓烟扑鼻，大败佳兴”。浓烈刺鼻的烟气已不再为时人所推崇，他们更着意于一种清净悠远、淡雅芬芳的熏香意境，因此摸索出一套“隔火熏香”法来控制香炉的出烟量。《陈氏香谱》中记载：“焚香，必于深房曲室，矮桌置炉，与人膝平，火上设银叶或云母，制如盘形，以之衬香，香不及火，自然舒慢，无烟燥气”，说的就是“隔火熏香”的秘诀。焚香之前，要先将部分炭火埋于炉灰当中，依据所需温度调整炭火露出的面积。随后在炭火之上用银片或云母片做为承盘，放置香料。利用炭火的温度使香料缓慢、均匀地受热。这种焚香之法不但使得香味和缓，不过于浓烈刺鼻，而且能有效减少烟雾出现，使室内焚香环境更为安全舒适。摆脱了上古燃香时出于“奉神明”的需要而刻意追求的烟火气，这种“有香不见烟”的焚香方法显得更加细腻雅致，充满生活智慧。

此外，宋代还有一种十分有趣的焚香方法名为“打香篆”。即将研制好的香末填入固定的篆模当中，随后倒扣于香灰之上，击打篆模，使香末一瞬间从模具中脱落定型。所谓“轻覆雕盘一击开”，说的就是“打香篆”。这要求击模之人手法干净利落，用力精准，位置适当，还要能明辨各种香末成型后的细微差异，以便调节分寸。难怪宋代的“打香印”演变为一种专门技艺，出现“供香印盘者，每日印香而去，遇月支请香前而已”的场景。香篆的使用，解决了线香出现前大多数香品不能持续燃烧的问题。文人眼中的香篆更因其回环曲折的造型、明灭变换的微火而别具一番情味：“夹路行歌尽落梅，篆烟香细袅寒灰”，“愁肠恰似沈香篆，千回万转萦还断”，“还同物理人间事，历尽崎岖心始灰”。小小的香篆承载了文人之趣，文人之思。

在宋代的诸多香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样器具便是造型各异的瓷质香炉。宋人雅好博古，金石之学大盛，尤以徽宗一朝为甚，博古之风遍布朝野。人们模仿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物原型，制作了大量仿古青铜器型的瓷质香炉，主要包括鼎式、鬲式、簋式、奁式四大造型。从外观来看，变原先的棱角分明为圆润细腻、小巧精致，同时舍弃了繁缛华丽的纹样装饰，以简素大方的外观印证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宋式美学。这些仿古香炉的尺寸都比较小，高约10厘米，是宋代文人日常生活中较为常用的器形。当时各大窑口均有香炉艺术品的呈现，如“雨过天晴云破处”的“汝窑淡天青釉三足樽式炉”，“琢瓷作鼎碧于水”的“龙泉窑粉青釉鬲式炉”，“颜色天下白”的“定窑白釉弦纹三足樽式炉”……还有以哥窑“开片”工艺闻名天下的“灰青釉鱼耳簋式炉”。其“金丝铁线”的纹路给人以层叠变化的视觉效果，细密古朴、禅意深深。听闻哥窑开片声“如筝之丁零，如琴之婆娑，如钵之惊觉，又如风铃撞击之清脆”，使人如入仙境，豁然澄明。

宋代瓷质香炉上承前代古韵，下定明清范式，囊括了中国香炉史上几乎所有的典型器形。加之宋代独有的简洁流畅、浑然天成的审美风格，造就了一批精妙绝伦的传世珍品。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记》中说：“非敢以器为玩焉，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遗风，如见其人也。”可见当时文人们对待器物的态度：不单为赏玩，更注重器物的内在价值，以器明史、以器识人。通过线条、装饰、造型等外在审美特征，追溯上古遗韵。这也是宋代文人“以器载道”思想的生动体现。

宋代文人不仅焚香赏炉，还著述香谱，如丁谓《天香传》、洪刍《香谱》、叶廷圭《名香谱》、范成大《桂海香志》、陈敬《陈氏香谱》等一系列香事著作。嗜香如命的文人们还留下了许多与香事有关的趣闻奇谈。宋代诗人黄庭坚爱香成癖，喜好搜罗研制各种香方，其日记中多次出现与“香”有关的记述：“二月七日丙午，晴。得李仲牅书，寄建溪叶刚四十銙，婆娄香四两”，“十八日丁巳，晴又阴，而不雨，天小寒。唐叟元寄书，并送崖香八两”。黄庭坚与好友品评香方无数，早年曾手书一帖《制婴香方》赠予友人，详细叙述了这一合香制作的配方，至今还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晚年的黄庭坚被贬谪至广西宜州，只能居住在喧嚣市集中的一间小屋，窗户正对的地方恰是一张屠户宰牛用的桌子。然而，就是在这样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他“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还给屋子起名为“喧寂斋”。点点香火，为他筑起了一道远离世间纷扰的屏障。正如其诗中所写：“险心游万仞，躁欲生五兵。隐几香一炷，灵台湛空明。”

在《松窗读易图》《竹涧焚香图》《飞阁延风图》等宋代名画当中，窗前、林间、湖畔，伴着一盏小炉，几缕青烟，三五文人，是如此自然妥帖的存在。这不是后世眼中的附庸风雅，而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戾家。”焚香作为四大雅事之首，渗透着宋代文人的生活品位和美学追求。阵阵香风间，是先人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和尊重，也为如今忙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生活方式。

（作者：王黑特，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玥辉，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