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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1896年—1945年）的小说集《沉沦》，1921年10月15日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小说集《沉沦》收《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三篇小说。它以独特的文体形式、浓烈的抒情色彩、大胆的自我暴露而引爆文坛。据郁达夫回忆，当《沉沦》诸篇没有发表前，朋友们读完后非常吃惊：“中国那里有这一种体裁？”[1]朋友们的原话也许不一定如此，但至少表达了如下意思：《沉沦》诸篇作为小说，接不上中国小说的“传统”。这不妨说暗示了一种“新”的特质。郁达夫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新’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部分”[2]，没有“新味”，文艺的价值就等于零了。那么《沉沦》集的“新”在哪儿呢？当然可以从诸多方面入手分析，笔者关心的是《沉沦》的汉语诗学的新特质。周作人、沈从文、苏雪林、成仿吾、郭沫若等与郁达夫同时代作家都曾评论过郁达夫创作；后继的学者司马长风、夏志清、杨义、许子东等对郁达夫的创作深有研究。这些作家和学者的成果奠定了郁达夫创作——当然也包括小说集《沉沦》——的研究基础。不过，在笔者看来，小说集《沉沦》的汉语诗学还有值得深挖的空间。

一、“觉得”体与叙事：存在的自我确证

《沉沦》的主人公是“他”，小说的叙事视角为第三人称叙事。一般说来，第三人称叙事是全知叙事，而《沉沦》虽然以“他”为叙事视角，但无意中加以相当严格的限制，可以视为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主人公“他”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小说讲叙的全是“他”的体验、情绪、实感，全文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所有小故事都是在“他”的意识推动下发生。小说的第一句：“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3]如果改成“他孤冷得可怜”，那么原文与改句在叙事意向上有何不同呢？两句话都写出一个事实，即“他孤冷得可怜”。但是改句突出叙事者认为“他孤冷得可怜”，而“他”自己是否认同却不确定；原文表明“他”自己认为“他孤冷得可怜”，而叙事者是否认同却不一定。“近来觉得”，即“他”感知的方式，将“他”的心理体验和主观认识纳入一种强烈的意向投射中。

“孤冷”是一种生存状态。“孤”，孤单，有两个维度。第一，就主体与环境而言，缺少同类物，所以孤单。第二，就内心体验而言，缺少理解者，所以孤单。“冷”，清冷，与“孤”的生存意向大体相同，只是用有温度的词语来表达。“孤冷”乃是一种状态，主体对这种“孤冷”的判断，则需要另外的形容词来描述；于是“可怜”一词得以出场。“可怜”表达情感价值。“可怜”的对象乃是“他”自己，因而“可怜”就表现为自我怜惜和自我安慰。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留学海外。在一般人看来，这是风光体面、实现自我价值的让人羡慕的人生。但年轻人在异域他乡生活，多少会有孤独寂寞之感，但大部分都能化解。主人公“他”的自我“可怜”，暗示在海外留学生活中遭遇了情感或意识或两者兼有的严重挫败。

因此，小说的第一句话虽然运用“他”这一第三人称呈现出全知叙事的视角，但又通过“近来觉得”这种类似于第一人称叙事加以限制。小说通过“觉得”体语句，实现了叙事权的让渡，即把隐含作者的全知叙事“让渡”给以“他觉得”为视角的限知叙事。“让渡”这一说法也并不完全准确，《沉沦》的叙事看似全知叙事，却又严格控制在限知叙事中。这种全知叙事和限知叙事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有机融合，全知叙事仿佛一层透明玻璃，限知叙事是玻璃后的真实情景，并且清晰可见。这一叙事功能的实现，得益于“觉得”体的叙事语法。

“觉得”，说到底表现的是人的心理感知。“他”——“近来觉得”，表现的是“他”近来的心理感知。心理感知不解决“真”的问题，而是面对“意”的问题。“意”包括的是个体认知与情感体验等主观性内涵，通向存在意识。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说法，对于“他”而言，可以说“他觉得，他孤冷”。“他近来觉得孤冷”中，“孤冷”是“觉得”的结果；“他觉得他孤冷”接近“他觉得，所以他孤冷”，“孤冷”上升为谓词，成为一种独立的生存状态。“觉得”，将主人公的意向投射于自身“孤冷”的生存状态上，从而得出自我“可怜”的情感价值判断。“可怜”既是“孤冷”的延续，也是“孤冷”的平方。“孤冷”只是个体内在的自我感知，而“可怜”不仅向内怜惜自己，而且向外呼唤对自身的关注。这就可以理解《沉沦》结尾的出现，这个结尾曾让很多人不解和纠结，甚至嘲笑和讽刺。实际上，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注定了小说的结尾方式。

因此，“觉得”一词不仅仅引导对主人公“他”的心理感知的描述，更是在确证主人公“他”存在的方式。接下来小说描写主人公“他”感受大自然的情景与心态。“他”站在大平原内，四周是苍黄未熟的水稻，微风吹拂。“他”读着华兹华斯抒情诗，“他”被彻底感动了，一面用英语赞叹着屋瓦上的薄雾，一面涌出两行清泪。小说写道：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著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哼（疑为“喷”字之误——引者）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4]

“呆呆的”表明“他”完全沉醉其中。“他忽然觉得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觉得”是他感知世界的基本方式。那么“紫色的气息”是什么样的气息？根据下文看来估计是“紫罗兰气息”。接着是“息索一响”，一棵小草打破了“他”的梦境，把“他”从沉醉中唤醒过来。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清和的早秋、澄清透明的以太，这一切环境看似写实，但都经过了“他”的“觉得”的过滤与“美颜”。“他”的陶醉，用了三种情景来描写：睡在慈母怀里，那是童年的记忆，人类的记忆，也带有现实性；“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这是中国人想象的美好乐园，中国文化特有的乌托邦；“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这是“他”所想象的西方现代生活图景。

因此，“他”“觉得”，既有中国传统的见物感怀，又能融汇西方大胆而热情表达情感的开放自由。“觉得”即是将周围世界自我化，从而让“他”的主体色彩涂抹在任何出现在“他”的眼中之物上。“孤冷”，就全篇指向小说中的苦闷，即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这就形成了《沉沦》的浪漫主义特色。

《沉沦》集中的《沉沦》和《南迁》中“觉得”一词均多次出现，这在别的小说中极不常见。“觉得”体是否可以视为郁达夫那些“自叙传”小说的内在叙事语法，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二、自言自语：言说个体的叙事语体

夏志清先生认为郁达夫《沉沦》充满“一种神经质的紧张状态”[5]，而且“郁达夫的全部小说都是卢梭式的自白”[6]。这如果用来评论郁达夫早期的自叙传小说则比较恰当。1930年代郁达夫创作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等小说就不能说是卢梭式的自白。这种卢梭式的自白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就作者与小说文本而言的，即小说本身成为作者的自白。第二层次就小说中人物而言的，即小说人物的自言自语。这种自言自语在《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中都有出现，而以《沉沦》最为典型。

“自言自语”既是“他”的表达方式，也是“他”的存在方式。“自言自语”是将“觉得”的内在感知转化成外在形态的言语形式。因此，“觉得”体与“自言自语”组成了有机的叙事单元。《沉沦》中的“他”有时把自己想象成尼采笔下的Zaratustra，而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位喜欢“自言自语”的孤独者。

《沉沦》这篇小说共八节。第一节和第二节大致可以看做小说的发生，但从情感结构来看，实际可视为一个小高潮。第一节写“他”九月二十二日在大平原上的观察与感想、读诗与译诗。“他”的第一次自言自语，是叫出了两句英语：Oh,you serene gossamer!you beautiful gossamer![7]接着“他”在一番“觉得”之后，又开始自言自语：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8]

在这段自言自语之前，“他”那番“觉得”的内容包括：背上有紫色的气息、草木在对他微笑、苍空在向他点头、天空中有小天神在跳舞。因而“他”“觉得乐极了”。“他”在大平原上被大自然所折服，“他”获得大自然的安慰，惊喜于大自然的妙处。这些安慰与妙处成为“他”自言自语的素材。“他”通过自言自语这一行为，坦露自己，从而把自己与周围的社会世界隔离开来：一方面，“他”把自然设想为“他”的“避难所”，“他”的“朋友”“慈母”“情人”；另一方面，“他”把周围的社会设想为“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的世界，从中划出一条分离带。“他”对大自然的“觉得”和“自言自语”（包括阅读和翻译华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稻女》）已经充分显示“他”的敏感的神经以及多愁善感的情绪。但这种情感仅仅是个体的，纯粹个人性的伤感。第二节以“他”对两位日本女同学的日常交往为“觉得”的对象，产生了一系列的“自言自语”。此时，以“男-女”的性别意识为中心的个人伤感，已经掺入“日本人-支那人”的民族对立情绪：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9]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10]

“他”感知的这种民族对立情绪，小说没有给出现实的基础。因此，小说没有叙述具体事情，只是抖露了情绪。但接着“他”叙述了与两位穿红裙的日本女同学见面的情景。虽说是见面，“他”与两位女同学没有说一句话，也不知道是否对过眼。一场看似与“他”毫无关系的日本男女同学之间的说笑被“他”“觉得”成一场羞耻。这种羞耻感由内而外，“内”指的是“他”谴责自己的“怕羞”与“怯弱”：

You coward fellow，you are too coward!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

Oh，coward，coward！[11]

“外”指“他”想象所遭受的民族歧视而产生的复仇情绪：

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12]

被日本异性所忽视的性苦闷情绪，一下子激溅成民族歧视之间的复仇暴雨。这种转化，在“他”的觉得世界中非常自然而顺利地完成，而作为读者却又不能完全信服。果然，“他”的“二十一岁的日记”作为集中表达的“自言自语”，反而显露了性苦闷与民族歧视之间的裂缝。

“他”将故乡“明媚的山河”与东海的岛国对比，感叹留学生活的压抑与苦闷，从而谴责中国的贫弱。发出“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这两个感叹句后转入表达“他”对爱情的渴望：异性的爱情，肉体与心灵全归“他”的爱情。这种爱情显然是一种现代爱情。不过问题在于，贫弱之国与富强之国之间是否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爱情？更明白地说，贫弱的中国的男子是否不可能得到富强的日本的女子的爱情？这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现实情况上都不能成立。从逻辑上说，男女个人异性之间的爱情，并不由国家的强弱决定。从现实情况而言，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或者说中国名人与日本姑娘结婚的例子也不少，比如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周建人与羽太芳子、郭沫若与安娜、蒋百里与佐藤屋登等，这些中国男与日本女之间的婚姻，是否达到了“他”所说的爱情高度，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与郁达夫同时期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与安娜的爱情，完全是两厢情愿。当然，即使如此，也不排除郁达夫自己以及《沉沦》中的“他”确实因为中国的贫弱而遭受过日本人乃至日本姑娘的歧视。这种歧视有些是直接的，比如鲁迅留学仙台时日本同学怀疑他的成绩；有些是“冷歧视”即隐形歧视，比如鲁迅留学仙台看幻灯片时听到的欢呼声。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沉沦》主人公的屈辱感，是“穷国男人”的现代病[13]。

第三节和第四节属于回忆性叙事，阻止了“他”内心焦虑的进一步发展。回叙“他”在家乡的学习经历、来日本留学的过程以及到N市的过程和生活状态。他在家乡时喜欢读小说，常常把自己幻想成“多情的勇士”，增强了对女性的想象。尤其是离开东京赴N市的伤感，吟诵旧体诗词和翻译海涅的诗歌，成为另一种“自言自语”。第五节和第六节回接第二节末。与日本同学，还有与中国同学“交游离绝”，“他”无意中偷窥房东女儿的洗澡。“他”想起与兄长绝交的事情，往往因伤感而泪涕滂沱，继而自言自语：

啊吓，哭的是你么？那真是冤屈了你了。像你这样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样的虐待，这可真是冤屈了你了。罢了罢了，这也是天命，你别再哭了，怕伤害了你的身体！[14]

“他”夸大了自己的“善”以及遭受的“虐待”，将所受的“冤屈”很自然地提升为一种“可怜”。“他”与人世社会之间的紧张，都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得到缓减：“赦饶了！赦饶了！你们世人得罪于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来，你们来，都来同我讲和罢！”[15]

第七节和第八节相当于情节的高潮与结局。下午四点多，“他”换电车，乘小火轮，到了祝港，进入一家妓院：“他”自己觉得是梦游般的情景。夕阳下大海的美景，稳定了“他”焦躁的情绪，“他”不禁吟出“夕阳红上海边楼”的汉语诗句。当“他”不得不以“我是支那人”回答侍女“你府上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后，又因侍女没有及时拿酒来，“他”的“复仇”情绪一下子爆棚了：

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那里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16]

这一段话虽然没有说出声，但用引号标出，可以视为自言自语的一类。因说出“支那人”，唤起了“他”遭受民族歧视的复仇情绪；侍女的延迟，又使“他”增加了几分对女性的愤懑，于是性的苦闷与精神的苦闷扭结一处，重重地压抑着“他”。“他”爱祖国的情绪并没有促使“他”立即离开，还在渴望侍女的回来。当侍女称赞“他”是诗人后，信心陡然增长，痛饮几杯热酒，吟诵七律一首：

醉拍阑干酒意寒，江湖牢落又冬残，

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官，

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

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17]

与“他”所处情景最为配合的是最后一句“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一方面，此时海天一色，“西方的将落不落的太阳，好象在那里惜别的样子”，太阳落下之处即是“他”的祖国——中国；另一方面，所谓“泪暗弹”表达了“他”作为弱国留学生的内心伤痛；再一方面，为小说结尾处“他”蹈海自杀时的呼唤做铺垫，情绪上做准备。不过，整篇小说中，“他”唯一得意之处，或者说最为有力的抵抗，就是“他”高声念着这首中国七律诗，对抗隔壁日本人唱着日本歌的歌声：用汉声对抗和声！这种汉声，奏响着中国传统七律的声音节奏，混合着现代中国青年的苦闷之情，抵抗那现代的日本歌声。“他”在这种抵抗中获得暂时的满足，但终究不能获得自信的充分力量。

第八节叙写“他”从妓院出来，站在海边，欣赏夜景，自言自语。四段自言自语伴随着“他”蹈海自杀的行为，成为小说的高潮。读者对这一结尾质疑很多，“他”的性苦闷以及抑郁症基本上是个人行为，而且“他”手淫、偷窥等行为有悖日常道德伦理。这种理解的偏误在于将“他”自杀行为孤立看待。从小说叙事来看，“他”的性苦闷与遭受民族歧视而来的屈辱感和复仇情绪从一开始就纠结在一起，是不可分离的。上文分析小说第一节和第二节时就已经指明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如此呢？小说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叙述。不妨回到留学时期的郁达夫的精神状态上。郁达夫确有抑郁症倾向，到日本留学后，他除了学习专业之外，课余广泛阅读海涅、华兹华斯、歌德、佐藤春夫等人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创作中国旧体诗词，与日本的传统文人有些交往。那么他所感受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如何？是否涉及民族歧视问题？郁达夫1917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他遭受的侮辱：藤冢先生讲中文嘲骂中国人，日本人嘲弄中国衰弱[18]。他心想报复，但又胆小怕惹事，不敢有所行动，只能在日记中发泄情绪：

六月三日

予已不能爱人，子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目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之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国，不见彼印度、朝鲜、犹太、埃及人乎，彼亦犹人也，而为人所杀戮轻笑者何哉？无国故也。呜呼!彼辈生后已不识祖国之土地，忍泪吞声，甘心受人侮弄宜也!若予则生及季世，目见国事之沦亡，岂得瞑目学愚，甘心受人辱骂乎？吾不能也，吾不能也；宁死耳，吾不能学此也![19]

郁达夫所抒发的“国即予命”的爱国情怀，是遭受日本人歧视之后激发的。如果仅仅阅读这些日记，可能还觉得这种浓烈的爱国情怀带有几分青年人的矫饰；但如果联系到抗日战争时期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爱国行为最后被日本人暗杀的事情，就不会觉得这是矫情了。郁达夫把自己所遭受的民族歧视寄托在“他”身上，但《沉沦》没有设置情节以展示如此内容，读者因而觉得突兀。晚清民初的中国年轻人因为伤时忧国而自杀的不乏其人。写出了《猛回头》《警世钟》等文的陈天华（1875年—1905年）1905年在日本东京蹈海自杀，写出了《新湖南》的杨笃生（1872年—1911年）1911年在英国利物浦蹈海自杀。葬身大海，也许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抵抗，而且也是一种美学选择。2022年1月，寻亲男孩刘学州在三亚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阳光照在海面，我也归于大海，从这里结束自己的一生，也带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刘学州选择自杀，既有从小时候被卖开始的惨痛经历，也有寻亲之后双亲的冷漠以及网络舆论的暴力，但他选择大海作为归宿，也许是喜欢上了大海的壮阔与包容。

“觉得”感知世界，“自言自语”表达世界，两者的结合不仅成为小说文本的叙事形态，而且完成了“他”在“大自然”与周围世界的意向区隔，这种区隔反过来加深了“他”与现实世界的对抗，因而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因素。这种意向区隔实际就是“他”内在的情感结构。正如华兹华斯所言：“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20]，因为《沉沦》这篇小说没有贯穿全文的情节，很难按照小说情节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来给予全文一个合理的划分，它的叙事发展全靠情感结构的内在张力，以“觉得”体和“自言自语”相结合的方式向前运行。

三、雅致口语体与“文学的国语”

对于郁达夫小说《沉沦》的语言与叙事，有人给予很高的赞美，比如说“它的艺术的优美，完全在那凄婉动人的文字上”[21]，“凄婉动人”指向叙事的抒情语调，自然并非落实在汉语的构造上。沈从文以郁达夫朋友和同行的身份评论：“作者所长是那种自白的诚恳，虽不免夸张，却毫不矜持，又能处置文字，运用词藻，在作品上那种神经质的人格，混合美恶，揉杂爱憎，不完全处，缺憾处，乃反而正是给人十分尊敬处。”[22]“明白的诚恳”“毫不矜持”“处置文字”“运用词藻”等说法都表明郁达夫小说语言明白晓畅、真挚有情等特色。郭沫若将“清新的笔调”比喻为“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23]。司马长风极力称赞《沉沦》文字：“词藻的凄婉生动，情意的真挚纯粹”，当时文坛无人能及[24]。而苏雪林严厉批评郁达夫小说“句法单调”，“郁氏的文字比之旧小说更为单调”，只是她没有具体论述郁达夫的单调是怎样的单调[25]。郁达夫曾经回忆自己写作《沉沦》时，“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26]。郁达夫不事雕琢，语句确有粗糙之处。比如“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她们说”[27]，其中“三个日本人的同学”这一结构不符合汉语习惯；而“三个日本同学”就很精炼顺畅。“问”和“说”同时出现，也有重复之嫌。“他的二十岁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他一个人从东京的中央车站乘了夜行车到Ｎ市去”[28]中，“他的二十岁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用三个“的”字连接三个时间表达语，非常拗口不顺。在《南迁》中出现“影子的长！”[29]这样的日式语句。

尽管如此，《沉沦》的语句整体上流畅自然，毫不粘滞艰涩。笔者命名为“雅致口语体”。口语往往俗而不雅，简而不丰。《沉沦》却能在口语的生动活泼、简洁通俗中融入雅致的趣味和丰赡的修饰。

主人公“自言自语”的段落模仿说话的口气，往往语气活泼，情感高低起伏。造句少用关联词语，简洁有力，一个段落就仿佛是一首小的抒情诗。如：

那一双雪样的乳峰！

那一双肥白的大腿！

这全身的曲线！[30]

这三句描写“他”偷窥房东女儿洗澡时的惊叹，三个感叹句，分别赞叹房东女儿的身体之美。前两句用“那”这个远指代词引领，而第三句用“这”这个近指代词引领，仿佛表征“他”心情紧张时的语无伦次。又如：

名誉我也有了，从九月起我便是帝国大学的学生了。金钱我也还可以支持一年，现在还有二百八十余元的积貯在那里。第三个条件就是女人了。Ah，money，love and fame！[31]

《沉沦》的叙事写景不那么口语化，如：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真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清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著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Zaratustra，把Zaratustra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32]

这一段语言中，连用“天气清朗”“人迹罕至”“山腰水畔”“万籁俱寂”“天水相映”“草木虫鱼”“白云碧落”“孤高傲世”“超然独立”这九个四字结构，很容易使得小说语言板重呆滞，但整段文字却有活泼之感，因为四字结构序列之中嵌入了“不整齐”的单元。“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一句扭转了之前几个四字结构的整饬。“在万籁俱寂……隐者”这一句中有六个四字结构，但内部两两组合，形成三个小单元，内部参差有度，并不单调。后三句都是散体语言，嵌入一些外语词汇，使得叙述语句更为流畅。这一段文字，音节上平仄错落，很有美感。《沉沦》遣词造句，注重色彩的调配、物与情的融汇和音节的搭配，把一些中国古典诗词的情韵带入主人公在异国他乡的伤感中，不乏古代文言诗文的语言美质。司马长风称赞《沉沦》是“完全断绝古文束缚的美文”[33]，“断绝古文束缚”主要指抛弃了古文规范的作法，而不是指抛弃了古文的某些美学趣味。

《沉沦》中的译文也趋向口语化。郁达夫翻译华兹华斯的《孤寂的高原刈稻者》，并没有采用较为整齐的语句，仍是非常散体的语句：“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34]郁达夫曾经总结自己翻译外国作品有三条原则，其中有一条原则是：虽然也顾及到原作者的意思，但是“译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做的一样”[35]。在译文的语句构造上，郁达夫采用的是归化的策略，而且是个人化很强的归化策略。这首译诗的语句就完全是郁达夫式的小说语言。成仿吾就曾经指责郁达夫这类译诗的不精准。实际上，这是郁达夫有意为之的语言追求。

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于1921年，处于“五四”新文学刚刚起步阶段。关于新文学的建设目标，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而且以“国语的文学”建设“文学的国语”。两者看似是两条平行线在各自发展，实际是两面同体而有机结合。“人的文学”必得由“人的语言”来表达，这种“人的语言”与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国语”完全一致。自然，《沉沦》集的语言还可以更加简洁一些，域外的词语与语句还可以更少一点，但它以雅致口语体，采用觉得体和自言自语的叙说方式，刻画现代青年的精神苦闷，形成了独特的抒情笔调，成为新文学初期的重要作品。

注释：

[1]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文学周报》第5卷，开明书店1928年版，第327页。

[2]郁达夫：《〈达夫代表作〉自序》，《达夫代表作》，春野书店1928年3月15日初版。

[3][4][7][8][9][10][11][12][14][15][16][17][27][28][29][30][31][32][34]郁达夫：《沉沦》，泰东书局，1921年10月15日初版；1927年3月3日八版，第1页、2-3页、2页、3-4页、11-12页、12页、14页、15页、50页、52页、64页、66-67页、13页、24页、45页、39-40页、57页、9-10页、7-8页。

[5][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76页。

[13]许子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I），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22页。

[18][19]郁达夫：《郁达夫全集·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4页。

[20][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曹葆华译，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21]锦明：《达夫的三时期：〈沉沦〉——〈寒灰集〉——〈过去〉》，《一般》第3卷第1期，1927年9月5日。

[22]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23]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第3期，1946年9月30日。

[24][3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155页。

[25]苏雪林：《郁达夫论》，《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1934年9月1日。

[26]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北斗》第1卷第4期，1931年12月20日。

[35]郁达夫：《〈达夫所译短篇集〉自序》，《达夫所译短篇集》，生活书店193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