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房伟：当代文学史是一个迷雾重重，矛盾重重，也充满话语冲突的研究场域，您多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且成绩斐然。您能否概括一下文学史研究的心得？

王尧

谢谢房伟。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讨论和交流一些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当代文学史研究，这些年来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成果，作为学科的中国当代文学也因此逐渐成熟。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需要拓展、深化和激活。就我个人而言，从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史》算起，三十余年我的主要精力是在做当代文学史研究，兼及文学批评。我导师范培松专治中国现当代散文，对我影响很大。越深度进入文学史和相关学术史，越会发现自己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局限。“文学史家”这个概念需要谨慎地使用，一个学者出版了学术性的文学史著作，或者主编了文学史教科书式，不等于自然而然获得了“文学史家”的身份。我们今天称为文学史家的学者，如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先生、唐弢先生等，他们对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范式的建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他一些学者，严家炎先生、范伯群先生、樊骏先生等，在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型或在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上也各有建树。按照我说的这条线索梳理，陈平原、陈思和、洪子诚、丁帆、於可训等先生都有重要的建树。程光炜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张福贵关于民国文学的研究，陈晓明关于当代文学与现代性的研究，等等，都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还有不少我没有提及的一些学者的文学史研究。这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格局。在学者的身份表述中，没有必要把“文学史家”置顶。

从文学史口述史研究开始，这些年来，我除了关注文学史研究的复杂性、关联性外，我比较侧重探索文学史论述的形式。我们已经习惯于文学史教科书这种形式，但文学史著作同样有一个文体问题。这是我在阅读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美国文学史译丛、《俄罗斯文学史》和《英格兰文学》等著作时想到的问题。当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经给文学研究者启发，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就选取一个时间点来写作文学史。文学史著作的论述方式，其实就是文学史著作的文体问题。用什么样的形式论述文学史，不仅是形式问题，与治史者的史观密切相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内容的呈现。我想完成的是“三体”当代文学史，“口述体”完成了，现在做的是“叙事体”和“论述体”文学史。在《文艺争鸣》连载“叙事体”文学史时，我写了这样一段“前记”：我一直想用叙述的方式写中国当代文学史。试图将场景、事件、思潮、人文、作家、文本及其他相关要素融合叙述。这种“叙事的历史”并不排斥“分析的历史”,叙述本身已经是分析之后的选择，但包含了分析的“叙事的历史”显然会呈现出与“分析的历史”并不完全相同的景观与肌理。这是我近几年研究和写作文学史的计划。

房伟：您一直强调，要用“关联性”观念理解当代文学的复杂面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学史过渡状态”“扩大的解放区”等关键词。具体文学史实践之中，对关联性的关注，在增强对文学现象复杂性认知的同时，是否会因为对不同观念的调和，降低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权威性？如何使关联性研究，真正推动当代文学经典化进程？

王尧

“关联性”研究和“文学史的过渡状态”、“扩大的解放区”和“无作者文本”等，是我在文学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概念、观点和方法。在研究“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文化时，我意识到了方法的重要，问题是与方法想联系的。所谓“关联性”研究，重视的是文学史的结构关系，在各种因素之间寻找历史和逻辑的联系，不仅是呈现文学史的复杂性，还试图分析文学史的内部矛盾运动，而不只是呈现结果。无论是在文学史内部还是外部，各种因素纠缠、碰撞、融合，单一的因素分析不足以呈现文学史的复杂进程。所谓“矛盾运动”，不全是对立的冲突，有融合，才构成文学史的主线，有并列，才有文学的多样性。我们需要剪裁的枝蔓是那些不能入史也没有对文学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因素。“关联性”研究，将有助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在各种关系中认识文本的意义、讨论文本的内部构成，会避免线性分析的偏颇。“关联性”研究还涉及到“学术共同体”问题，在相同的问题域，需要比较中国学界和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我的同事季进做得很好。

我讲文学史的“过渡状态”，是“关联性”研究的一个结果。文学史不同的阶段之间，既有断裂也有联系，还有其他特征，这是需要研究的，不能简单化。如果我们要建构具有总体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框架，需要解决“过渡状态”的问题，否则不能形成文学史阶段之间的联系。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最直接的背景是“解放区文学”，在1956年之前，文学制度的设计也基本按照解放区的模式进行，这个阶段可以称为扩大的解放区文学。1956年之后，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认识深化了，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也发生了重大转换。在研究“文革”时期文学时，我提出了“无作者文本”这一概念，这些文本有些是集体创作，但更多的是个人署名，这些文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个人”，基本内容都是对主流话语的转述，而不是个人的见解。我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这一现象，“无作者”不是“作者已死”的概念。

房伟：您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非常强调思想史研究的路径。请问如何将思想史研究结合入文学史研究？是否存在“喧宾夺主”的情况？文学史研究如何利用思想史研究丰富自身，又不失其研究主体性？

王尧

我年轻时候写过一本书《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我想从文化精神角度进入散文研究，还提出了“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这一命题。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转向“文革”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时体会到离开思想史，很难研究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文化。此后我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都保持了对思想史的兴趣。文学史当然是文学的历史，但文学历史的生成过程中，政治、思想、哲学、伦理、经济、法律、军事等对文学和文学的历史产生了影响。不必说作家的生平道路创作，研究者的文学史观、世界观与方法论等，都不是单一的文学因素养成的。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学，研究当代文学史中的思潮论争运动，都离不开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如果考察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会发现，你说的思想史研究路径一直存在着。九十年代以后，确实出现了“文学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这一现象。比如汪晖、王晓明等，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侧重思想史研究。一些学者比如蔡翔、贺桂梅、罗岗等，他们的文学研究有着显著的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特征。我熟悉的另一批学者，丁帆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包括他谈俄罗斯文学的一组文章；张福贵关于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的研究；孙郁关于鲁迅和民国作家的研究；陈晓明关于百年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王彬彬关于鲁迅和现代史的研究；李建军关于俄罗斯文学与思想的研究，等等，都介于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之间。当然这些研究者进入思想史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这一现象的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问题，学科边界的问题。但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讲，思想史研究路径的介入，首先是文学史研究的内在需要。刚刚我也说到这点。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有不同路径，思想史研究是一种路径。我说的关联性研究就包括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关联。这些年来，何谓文学和文学史，分歧很多，唯一的共识可能就是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如果不把文学史史视为思想史研究的素材，这样的研究仍然是文学史研究研究。

房伟：您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曾获鲁迅文学奖，广受学界赞誉。您认为目前汪曾祺研究存在什么问题？对汪曾祺的推崇，是一种对逝去的文人品格的怀念，还是汪曾祺本人的艺术成就使然？对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应有一个怎样理性而准确的判断？

王尧

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关注汪曾祺创作，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列了专章谈汪曾祺的散文。现在看，这本书当然很不成熟，现在回头看，当年对当代散文史的基本判断是能够成立的。我没有写过很多关于汪曾祺的研究文章，但对汪曾祺和汪曾祺现象一直有所思考。能不能在文学史的脉络里讨论汪曾祺的意义，是我想做的事。这篇论文时在旅途中写的，我带了很多书想在旅途和学术会议间隙完成这篇文章。如果不是张涛不停催促，也许还不能完成。我对汪曾祺先生的创作和文学史意义评价很高，也在文学史和文化现实的结构关系中讨论了汪曾祺何以成为汪曾祺。这篇文章也简要提到了汪曾祺创作的局限，包括他晚年作品的一些问题。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先生是少数几位差不多被“经典化”的作家。《汪曾祺全集》、《汪曾祺别集》的出版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都将离开我们二十余年的这位先生建构成“传说”一般的人物。一位当代作家大半生处于寂寞，因《受戒》《大淖记事》和重写的《异秉》而声誉鹊起，辞世后影响力在相当范围内持续不减，这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个现象与汪曾祺先生鲜明的个人特色有关，但其中研究者的审美趣味、当代作家的文化素养以及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的文化结构都催生了我说的这种现象。因为文化断裂，汪曾祺先生的意义凸显，他衔接了传统，恢复了语言的文化属性，话语的个人特质鲜明，而这些都是当代文学史在一段时间里缺失的。我无法预测以后的文学史会如何论述汪曾祺，但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结构中，汪曾祺当有一席之地；同样，我也认为，过往汪曾祺研究中的水分或许也会收缩。我在2020年第12期《文艺争鸣》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的札记》，谈到这些问题。我在文章中说：汪曾祺研究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从个人偏好出过度阐释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在文本之过分把玩汪曾祺个人生活的趣味，对汪曾祺“士大夫式”生活方式的过度渲染有可能将汪曾祺先生的性情与作品变成一种文化消费。如果汪曾祺先生健在，他也可能对这些善意的夸大与过度解读不以为然。汪曾祺先生本人的文论，对自己作品的解读其实是非常谨慎的，特别是意识到自己这种写作方式的局限。我们当然不必完全以作家的夫子自道论长短，但我以为汪曾祺先生自己是清醒的。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在表达敬意和缅怀的同时，我坦率说出我的忧虑和异议。这是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观点。汪曾祺先生是一位大家，但逊色于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

房伟：您在郁达夫文学奖评审会议上，提出“新小说革命”命题。您认为，当下小说洞察历史、回应现实的能力在衰退，小说艺术发展滞缓，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时代变化引发的结构性问题，还是当下文坛生产机制问题？柄谷行人曾大谈“日本近代文学终结”，他认为，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方式的文学，是现代的发明，也有特定的政治有效性范畴，今天“以小说为中心”的现代精英文学模式，必然会走向衰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小说，还有着“小说革命”的可能性与冲击力，那么，它将在哪些实践层面展开？

王尧

前年在郁达夫小说奖初评会议上，我提出了新“小说革命”的话题。这个想法并不是一时兴起。我们在一起交流也比较多，会谈到小说的问题和新的可能性。这几年，阎连科提到21世纪小说的概念，他觉得小说应该在19、20世纪的小说基础上往前走。我和连科也经常讨论这个话题。以这个思路来看，我们对当下的小说创作不是很满意。《文学报》的傅小平报道之后，“小说革命”的话题引起关注，他又约我写成文章，这就是《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文学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组织了专题讨论，钟求是主编的《江南》杂志又请杨庆祥、张莉二位组织了一批小说家批评家和编辑讨论这个话题。我这里不重复我的基本观点。但想强调，不仅是小说，文学在整体上陷入了困境。丁帆老师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都痛陈过当下的问题。现在说百年未有之变局，其实百年前也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变局，曾经的变局和现在的变局叠加在一起了，我们不能孤立地现在的变局。百年前现代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介入中国和世界的方式仍然值得我们重视。我们不能把今天的困境和小说的停滞不前归咎于文化现实，文学知识分子从来不应该被文化现实裹挟。我们在思想上艺术上缺乏应对变局的能力。

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时有人断言文学的命运，小说会死亡的说法也不曾停歇过。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小说成了文学秩序的中心。以小说为中心的精英文学模式会不会衰退，我无法做出判断。文学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某一个阶段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可能只是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我关注的重点不是衰退，而是在文化结构，特别是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形下，文学如何来应对这种变化，而精英文学的模式肯定也会发生变化。最近我读到柄谷行人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不搞文学了》，这题目是译者戏拟的，这篇汉译出自《柄谷行人讲演集成1995-2015：思想的地震》。柄谷行人说，尽管不想反思自己，但是仍然反思了过去的工作，仅仅是反思了一下《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这一本书，就能看出许多东西了。柄谷行人对文学有点悲观，说他已经没有积极地思考文学的心情了，连今天这种半死不活的心情都没有。他说《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这本书，虽然是对文学的批判。但是在文学具有特别价值的时代里写出来的。如今怎样批判都没有意义了，文学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了。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是不是准确，柄谷行人说文学的身价一落千丈，这没有错，但我不认为文学没有价值。价值是独立的，文学卖多少的身价是受市场和读者影响的。我注意到，柄谷行人还说：“政治对于文学而言也是重负。毋庸置疑，从属于政治的文学根本不是文学。但是完全丧失了政治向度的文学，就变成了娱乐。而在1990时代之后，文学已经从一切重担下‘解放’了。但是与此同时文学也终结了。当然，作为娱乐的文学还残存着，毋宁说还很兴盛，但是却丧失了连接理性和感性的想象力。”柄谷行人这里说的“终结”了的“文学”是特指的，他说的这种文学的困境在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柄谷行人提出了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文学/想象力和理性的关系这一问题。阎连科早些年出版的《发现小说》和近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关于外国小说研究的讲稿，对文学/想象力和理性的关系有许多新的思考和见地。

房伟：您曾在一篇文章谈到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看法。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热点之一。如果说，加强史料研究，可以回到古典文学成规，推进当代文学经典化，那么，目前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它是否能达到某些学者的预计效果？如果没有达到，问题出在何处？我们是否要让当代文学研究在“淡化批评、走向学术”的过程中，保持史料研究的“有效性”？

王尧

重视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其实是中国学术的传统。我读大学时，有专门的文学文献课程，我另外还选了《文献检索》，这是一门选修课。给我们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的卜仲康教授长期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我和卜老师交往密切，他参与的这一工作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八十年代初中期，明清诗文研究室和现代文学教研室，和我们的教室以及我后来的办公室靠在一起。钱先生在主持清诗纪事编纂工作，范先生在主持通俗文学史料的编选工作，会感受到“故纸堆”的氛围。后来，我自己做过些史料的编纂，如《文革文学大系》、《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现在写作的“叙事体”文学史，需要非常充分的史料准备。

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兴起，尤其是史料整理一时蔚然成风。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固然是当前文学史料整理热潮产生的原因之一，更多的则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意识的深化和学术研究的成熟有关，一些整理者和研究者个人的特质和学术兴趣也促进了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但史料意识和学科意识的强化，并不等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学术”分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淡化具有合理性，同样也不助长史料的整理远比当代文学史论述更有学术生命力这样的偏见。

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时，我个人的习惯表述是“整理”与“研究”。我目前不太赞成“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这样的提法，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古代文学史料学有自己的体系，当代文学因其当代性，其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文学。“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如果整理不是堆砌和复制，那么整理无疑带有研究的性质。事实上，对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一种学术研究。尽管文学史料学也可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我觉得史料学还是服务于文学史研究的，没有孤立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史料整理和研究是和文学史研究相关联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整理与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换言之，我们存在如何整理文学史料的问题，但在整理之后如何研究，同样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如果把史料的整理简化为文献的汇编或者以新的分类重编文献，而忽视对现有文献是否具有史料价值的判断，忽视对史料的再挖掘、拓展和考订，那么这样的史料整理可能会为一般的研究者提供查阅资料的方便，但就学术价值而言只是平面上的重复，通俗地说就是“炒冷饭”。现在需要用学术思想对应和激活当代文学史料。

在文学史料学的分类中，文学批评是史料之一种。对当代文学批评学术性的质疑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不必因此委屈。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论著，还是文学批评，都需要经过学术史的检验。如果没有及时性的文学批评，其实就没有后来的文学史论述，或者说文学史论述是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正说明了这一点。

房伟：您曾出版《“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汤普逊称口述史为“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能否算做传记式史料？当代文学学科引进口述史方法，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相比，有着怎样的自身特色？目前，当代文学口述史研究推进的难点和突破点在哪里？

王尧

在史料学的分类中，口述史料是文学史料的一种。如果用“口述体”的方式编纂文学史，那么口述史又是建构文学史的一种文体，它的意义应该大于史料。口述史料中有一部分是传记式的，但不全是。我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开始文学口述史的工作，除了做口述的史料准备外，我关注和思考文学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我自己做口述体文学史的路径、方法和结构。前者，是思考和研究口述史方法的文学化。口述史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比较成熟，也形成了各个领域自身的特点。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作家的访谈录，可以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口述史，但和用口述史方法建构文学史是不同的。我自己在设计和操作口述史的文学方法时，着眼于文学生产的全过程，除了作家外，文学组织者、活动家、编辑家和批评家等都是口述者，口述活动的这一过程，就是文学史建构的过程。这也是文学口述史的特色。当代文学有鲜明的当代性，因为参与者的“在场”，这才有编纂口述体文学史的可能性。所以，现在需要抢救口述史料。专题的或者作家的文学口述史应该可以侧重去做，时空辽阔的文学口述史已经很难做了，许多亲历者过往了。根据不同的口述对象确定口述史的方式、做好口述史料的鉴别和注释、设计出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结构，这是口述史的难点。

房伟：您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当下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但批评影响力并没有增强，反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学院派批评受到多方制囿，活力逐渐萎缩，豆瓣、知乎等网络媒介为载体的“新大众文学批评”对“传统文学批评”形成质疑，而“批评粗暴化”和“批评赞歌化”，几乎同时出现在当下批评场域，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王尧

我已经不是一线批评家，对文学批评现场的关注比以往少了。现在的文化现实就是各种话语并存和冲突，这是常态，而且会越来越喧哗。我们在前面谈到，文化现实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文学批评的影响力一方面由于自身问题的局限，一方面受到各种话语的挤压。文学批评有自身的逻辑，它无法和所有的话语去较量，但在传播文学、思想、审美和人文价值方面是不可替代的。我偶尔也看看豆瓣和知乎等网站，这些网站也有学院批评的声音。媒体只是载体，可以有大众的声音，也可以有精英的声音，学院批评也需要借助媒体。我们都曾经想过，学院批评应该去影响什么，现在看来思路需要改变。新文学以来，批评粗暴化、批评歌颂化等现象从来没有停歇过。历史在积淀过程中会留下的是那些发自内心的声音。

房伟：我注意到您非常关注“语言”的问题，例如，您认为，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接续了旧传统与新传统的独特语言，您也曾谈到文章学传统的语言诉求在当下文本之中的缺失，请问，您如何将“语言”问题放置于文学史研究视野之中？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是否也影响到了您的小说和散文创作？

王尧

大学期间，我非常喜欢现代汉语和修辞学，但风生水起的八十年代一直蛊惑我参与现实，因此选择了现当代文学研究。最初对现代散文的研究，对我自己的语言修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青年时期写的那些文章，现在看当然很幼稚，但从那时开始我似乎就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读现代批评家的文字，包括当代批评家如谢冕先生的文字，我确认这样一种观点，文学批评也应当有自己的文体特点。语言的问题，是文学的基本问题。汪曾祺先生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汪曾祺先生说，这是他的老师闻一多先生说的。汪先生在《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中进一步说，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汪先生的这些观点特别重要。我想补充的是，语言浸透了内容和思想，也浸透了作者的性情，个人的语言才会产生。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是当文章写的，这就有了小说散文化的特点。短篇小说可以当文章写，长篇小说则很困难。进一步说，写散文、写诗歌，也是写语言。所以，将“语言”问题置于文学史研究视野之中是必要的。这方面我也做得不好。在研究汪曾祺先生时，我比较多谈了语言的问题。我们需要重视作家对现代汉语的贡献，重视文本如何因语言而成为经典。

房伟：您的学术研究工作，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一般学者的阔大面貌，可以说“小说研究与散文研究并重”，“文学史探索、史料建设与文学批评并进”。这种多维度研究视野，是否影响到了您在散文与小说领域的创作？有人认为，您是“学者作家”代表，您在小说领域的创作，是否可称之为“批评家小说”？或者说，是从更深广的思想领域出发的小说实践？

王尧

自古说术业有专攻。其实，我自己的领域并不广阔，是因为人为的学术体制将研究领域和方向划分得太细了，我只是在这样的边界里移动了几步。新文化的传统便是跨界研究、跨文体写作，这个传统后来式微了。这是我们今天都开始意识到的问题。我写作散文的历史，早于学术研究，这影响到我后来的文学批评文体。在某种意义上说，散文是现代学者基本的存在方式。你自己也是跨界的，既学术也创作。以我的理解，写作者的学养、思想、文化都会对散文和小说产生影响。散文自不必说，学术写作者的学养和思想同样十分重要。我在《民谣》的“后记”里谈到这个问题：小说写作需要思想、学养和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我们不是把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附加在小说中，而是说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把我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故事、语言、结构和意义。换一种表述是，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人的理解。就此而言，批评家或学者写作小说，如果他能够在理念之外，找到自己的审美方式，他所有的资源将会提升他的写作境界。

小说的写作者可能有身份侧重，这种身份会影响到小说的特质。但我认为小说就是小说，没有“批评家小说”“学者小说”这样的概念。

房伟：您的长篇小说《民谣》，出版后引起广泛影响，尤其是激活了小说重新介入历史与现实的能力。它既有非常先锋化的形式探索，也有深刻又含蓄的内涵。您能否介绍一下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今后您是否还会继续小说创作？下一步有何打算？

王尧

对一个小说写作的新手来说，这些鼓励很重要。但我自己知道《民谣》的不足。我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有小说家的梦想，即便到了这个年纪，我还有这样的梦想和冲动。我一直想尝试用多种问题表达我对一段历史的理解，学术的，散文的，都尝试过了，终于完成了小说。我在学术上的思路你是了解的，我想在另一个方向上展开，这就是虚构的方式。我在《民谣》的后记、《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等创作谈和一些访谈中，我都说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感觉说多了，太“批评家”了。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我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散文写作中，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除了故事、细节、意象外，对语言和结构的摸索是我的重点。我曾经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也较长时间写作散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写作小说的语言。除了文学的渊源外，写作者个人的心理、气质和趣味影响了语言。写小说和抽烟一样，会上瘾。现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试图一步把故事、思想、语言、结构等融为一体，能够完成到什么程度，自己没有把握。我已经从码头上离开，我在另外一个时空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