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余治（余莲村）为晚清著名慈善家、戏曲作家，以一秀才肩任江南慈善领袖，其江南门生有严作霖、施善昌、谢家福、经元善等善士，广东买办唐廷枢、吴炽昌也是余治上海普育善堂的同仁。吴炽昌将普育堂经验带回岭南，催生了晚清广东最著名的爱育善堂。余治“友生”将洋务与慈善相结合，其影响及于岭南、华北，非前代慈善事业可比。晚清慈善近代化包含很多特征，其中以大都市为中心进行组织、与洋务相结合、跨区域活动似不容忽略。

朱浒通过晚清义赈活动、团体、人物的研究，雄辩地指出了晚清洋务与慈善近代化的关系，特别留意盛宣怀通过赈务进入洋务、吸纳慈善同人进入洋务企业的独特历程。王卫平将以余治为中心的“江南慈善家群体”，分为“朋友”“弟子”两类，把郑观应列入与余治同办慈善的“朋友”之中，对李金镛、谢家福、严作霖、经元善等余治弟子特加注意，尚未能留意到唐廷枢、吴宗瑛、吴炽昌、蔡崇光等人。余治弟子严作霖1885年的岭南赈灾之行，意味着通过上海这个枢纽，从1876年赈济华北“丁戊奇荒”开始，江南、岭南、华北慈善事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频繁互动，值得关注。

善书《得一录》

余治（1809-1874），江苏无锡县人，号莲村，晚清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被誉为“江南第一善人”。余治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学家，尤注重创作戏剧用于劝善，著作繁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笔者重视的是余治编纂的集大成慈善著作《得一录》。《得一录》收录了清代各地各种类型行之有效的善会、善堂章程，给民间善士提供了实用性极强的指针，在各省多有翻印。这部书倾注了余治一生心血，流传甚广，其出版却颇费周折，第一次刊刻系由四位岭南善士为之出资。

同治八年（1869），近代著名思想家冯桂芬为《得一录》作序称：“粤东吴紫石明府、蔡桂培司马、吴南皋部郎、唐景星司马见而善之，相助捐赀，遂得次第梓行。四君善与人同之心，亦有足重者，予故乐为序之。”书成，余治本人写成跋语：“去年薄游沪上，晤粤东旧好吴紫石明府，即予初集是书时所竭力赞成者也。至是知是书板片垂成被毁，深为惋惜，嘱余重为补辑，以成前志。并为代商于香山蔡桂培司马。蔡君素好善书，即慨任刻资之半。吴君又偕唐景星司马暨令侄南皋部郎，相与协力捐助，促付手民，因得次第告成。分作一十六卷，凡亲亲仁民爱物，以及养生送死、兴利除弊、移风易俗诸善举，各已粗备，均系古今良法美意、可师可法、久著成效者。”传教士林乐知与江南民间善士有密切交往，《得一录》出版至次年，他给吴宗瑛《粤东创启蒙义学议》一文作跋称：“《得一录》凡十六卷，其书为余茂才治所辑，而粤人吴紫石明府宗瑛、吴南皋郎中炽昌、唐景星司马廷枢、蔡桂培司马崇光所集资梓行者。”（《教会新报》1870年第90期第6-8页）

出资刊印这部著名善书的四人，均非等闲之辈，有近代第一企业家唐廷枢（唐景星），广肇公所创始人吴宗瑛（吴紫石、吴子石），率先向曾国藩提议创办招商局的吴炽昌（吴南皋），还有近代石油开采的先驱者蔡崇光（蔡桂培）。

晚清旅居上海的广东买办，与江浙士人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楚河汉界的刻板印象是不真实的。蒋敦复（1868-1867），宝山人，晚清诗词名家，少有神童之目，与王韬友善，曾入曾国藩幕。蒋敦复自述：“余客沪上，与粤人绥江吴氏群从昆弟游有年矣。”（蒋敦复《啸古堂文集》卷五）绥江为流经四会的北江支流，所谓“绥江吴氏群从昆弟”，指的是吴宗瑛与其从侄吴寿昌、吴炽昌、吴逖生，以及侄孙吴大猷。蒋敦复曾为吴宗瑛之父吴广熙撰写墓志铭，又替吴逖生为其祖父吴讷斋撰写行状，极称吴氏乐善谦退的良好家风。（《啸古堂文集》卷六）杜凤治当广东四会知县时见到吴炽昌，“少年至上海，所交皆江浙，全脱广东风气。”（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796页）值得注意的是，宝山今时虽属上海，当时的宝山人蒋敦复仍认为自己“客沪上”。从蒋敦复的措辞看，开埠初期到上海谋发展的江浙各县士人、商人，认为自己是“客居”上海，不觉得是天生的“上海主人”。

唐廷枢

著名学者朱英认为，慈善的近代性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从以养为主转向“养教并重”，上海普育善堂1867年由上海道台应宝时倡办、绅士余治领衔。普育堂除收容流民、收养孤寡老人、施医赠药等传统慈善事业外，还专门为失学青少年设立义学，初步出现了向近代慈善“养教并重”模式的过渡。

唐廷枢与余治的友谊，应该是通过上海普育堂的共事经历得以加深。1867年，应宝时出于收容游民的需要，请余治领衔创办普育善堂，吴炽昌、唐廷枢“劝办捐事”。（《录普育堂章程（第一段）》，《教会新报》1867年第53期）善堂之所以仰赖吴炽昌、唐廷枢，是初期经费收入依赖茶捐，“由各茶商栈不论红绿茶每箱到沪捐钱五文，归茶董集收充堂费。”（《普育堂章程（第五段）》，《教会新报》1867年第57期）后因经费不敷，又批准普育堂抽收丝捐，而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吴炽昌，正是茶业、丝业巨擘。广东买办为上海善堂担任募捐工作，也与他们掌握的“行业权力”有关。

日本学者夫马进为中国慈善史权威，所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对明清江南善会、善堂的研究可谓十分深入，唯该书对上海开埠初期的族群结构仍有些误解。他写到上海另一善堂果育堂董事时说：“在上述20人当中唐廷枢是广东省香山县人，对上海人来说他是新来之人，与同仁辅元堂的董事相比名望不高。”（该书第573页）就其家族而言，他长兄唐廷桂1843年就被英国驻沪领事馆聘为翻译，他本人1858年起任职江海关“副大写”，三弟唐廷庚也随之到沪，唐廷桂1861年重返上海，唐氏兄弟在上海“落地”，比同时代许多江浙人士还早，根基很深，不能称为“新来之人”。在洋行主导的上海商界，唐廷枢身为第一大行怡和洋行总买办，也不能说是“名望不高”。据果育堂征信录，20名“董事”当中，有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吴炽昌、李朝觐（李秋坪）5名广东买办，显示这些广东买办在当时的上海已形成一定慈善力量。

当“丁戊奇荒”初起时，唐廷枢率先在《申报》上连续发布募捐公启，成为近代发起赈灾、救灾活动的标准模式。靳环宇认为：“在1876年底到1877年初，唐廷枢与由其领导的上海轮船招商局是上海倡导和办理义赈活动的中心。”（《晚清义赈组织研究》第108页）唐廷枢利用轮船招商局的便利条件，迅速转运救灾物资、人员，这是慈善与洋务结合的正式开始。

吴宗瑛、吴炽昌叔侄

经宋钻友、林辉锋等学者的挖掘与传播，上海广肇公所业已广为人知。这家同乡会性质的机构，在近代上海社会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岭南社会也深具影响。广肇公所的创始人当中，唐廷枢、徐润早已名满天下，但大力劝捐的吴宗瑛至今仍默默无名。究其实，若无吴宗瑛的积极参与，这家公所很可能定名为“广州公所”或“广州会馆”；之所以加一“肇”字，很大程度上是吴宗瑛的缘故。吴宗瑛来自广东四会县，属肇庆府。肇庆府与广州府相邻，多数县份与广府语言相通，民俗高度相似。当年旅居上海的广东人，以广州府所属各县最多。四会人吴宗瑛似乎是个特例，他在鸦片战争前已在苏州经商，估计在上海开埠不久即转来沪渎，在上海讲粤语的商人中属于老资格。

笔者曾写成《清末的广东慈善家吴炽昌》，依据友人提供的吴氏家谱、族谱写成，如今看来尚多阙略。近读邱捷教授点校的《杜凤治日记》，发现杜凤治在当四会知县期间，与吴氏兄弟有十分密切的交往。同治七年（1868）初，杜凤治调署四会知县。杜凤治首先见到吴炽昌长兄吴寿昌，号仁山，户部陕西司员外郎，又记“弟南皋名炽昌，花翎四品衔郎中，在上海开怡和洋行，京省有汇局名生和泰”。“在上海开怡和洋行”属于误会，杜凤治不熟悉洋务于此可见，但可证实吴炽昌确为怡和洋行买办。

杜凤治莅任四会，首先碰到的头痛问题是积谷防饥。杜凤治虽向富户劝捐，大家都不为所动。“惟有且候吴南皋仁山之弟回来，令其大宗先捐，方可集事。南皋八月间可归。”显然，四会县举办善举，要吴炽昌率先出钱捐物作为提倡，才能得到大家响应。

1871年春，吴炽昌回广州，与桂皮商人钟觐平、汉口广南洋行买办陈次壬等粤商共同创办广州爱育善堂，在呈递给粤省当局的文书中，声明“仿上海普育堂章程”。爱育善堂在随后数十年里，成长为广东全省规模最大、声誉最隆的慈善机构。广州爱育堂成立不久，即在广州重刊《得一录》。故而，近代岭南慈善事业，受惠于余治的慈善精神与慈善实践，吴炽昌也可以说是传播余治慈善思想的重要“门生”之一。当然，上海普育堂属于“官办民捐”性质，广州爱育堂则是纯粹的“民办民捐”，两者在领导体制、人员构成有着较大差异；广州爱育堂实质上是模仿香港东华医院，但在慈善精神、注重贫民义学方面，确实对上海普育堂经验有所吸收。

蔡崇光与“亚洲第一油矿”

同治六年（1867），余治来到上海，寓居松风巷，吴宗瑛仰慕善声，登门拜访。吴氏得知，余治希望尽快刊刻《得一录》，“而苦无力，因为亟商余香山友蔡桂培。蔡君一见称善，即力任刻资之半。遂促余君重加厘定，即付手民，余更为设法集资，以速其成。”林乐知给吴宗瑛《粤东创启蒙义学议》一文跋语中称“蔡桂培司马崇光”，意谓蔡崇光字桂培。据台湾淡新档案，蔡崇光有“选用同知”职衔，故此处尊称为“司马”。由吴宗瑛跋可知，蔡崇光为广东香山人。

咸丰末年，广东客家人邱苟在台湾淡水厅所属猫里溪上游发现石油，与英商宝顺洋行合作开采。丁日昌巡台得知其事，将油矿入官。“光绪四年，雇美国工师二人勘验，以后垅地方油脉最旺，乃购机器掘之，其始多盐水，掘至百数十丈，达油脉，滚滚而出，日得十五担。”（连横《台湾通史·榷卖志》）所述后垅地方，当时属淡水厅，曾划归新竹县，后新设苗栗县，即属之，苗栗实即“猫里”一音之转。连横的记述尚有未尽。苗栗后垅油矿，为亚洲第一个机器开采的油矿，时间上仅次于美国。1877年，福建台湾巡抚丁日昌认为油矿甚有潜力，让唐廷枢向美国方面聘请两位矿师，并采购机器。在钻探至开始出油时，钻头断折，两个美国矿师回国，开采中断。

1881年，台湾知府陈星聚札委“知府衔升用同知”唐培香承办台北煤油矿务，与蔡崇光等招商集资一万圆，重新开采苗栗油矿，蔡崇光驻扎油井现场“总管煤油磺务”。后垅地方的平埔族人以及更早来此开垦的客家人提出地权争议，与蔡崇光等人发生严重冲突。1882年夏，蔡崇光以生产、运销无法正常进行，股本亏折过巨，宣布停工。日治时期，台湾苗栗油矿得到大规模开采，唐廷枢、蔡崇光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忘却。

蔡崇光生平履历，现时所知仅是吉光片羽。从零星史料推测，蔡崇光应该是唐廷枢、吴宗瑛的友人，熟悉洋务，对近代机器也有一定讲求，《得一录》刊行时在上海工作。蔡崇光在台湾开采油矿之前及之后，受过何种教育、从事何项洋务工作，目前尚不清楚。

郑观应、徐润

郑观应早期著作《救时揭要》由余治作序。余治一生除行善外，致力于戏曲改良，希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播儒学理念，劝人向善。余治为江苏无锡（梁溪）儒士，郑观应则是广东香山买办，按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会觉得毫无交集。其实不然，他们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友谊，是以慈善作为媒介。

余治逝世后，郑观应为其收集整理出版剧作集《庶几堂今乐》，郑跋云：“金匮余莲村先生，敦行善事，垂五十年。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日余善人。其徒数十人，承其师说，凡济物利人之事靡弗为。……而先生晚年独取近世足为劝戒事，演为杂剧，牧童竖子无告者，令梨园老优，教以歌歙，而自为之行列节奏，携以出游，资用屡困，谤讥屡作。先生力经营之不少衰，至病作，不能自强，乃散诸僮，各为之所，而以所演杂剧编订付梓，将俟有力者终成其事，工未竟，而先生归道山，故世未尽见也。余求之有年，光绪己卯望炊楼主人为辗转搜辑，得先刻小板九种，近刻六种，草稿十余种参互厘定，得二十八种，尽付梓人。”郑观应在余治身后，与友人多年里搜集整理余氏杂剧著作加以刊行，表明两人并不仅仅是慈善同仁，私人交情也极深。

徐润晚年在自序年谱中写道：“历年同办公益、善举之友：余莲村、李秋亭、谢绥之、施少钦、严佑之、陈竹坪、胡雪岩、盛杏荪。”在他心目中，余治在一起办理善举的友人中排在第一位，而李秋亭（李金镛）、谢绥之（谢家福）、施少钦（施善昌）、严佑之（严作霖）都是余治门生，其中李金镛、谢家福等都深度参与了李鸿章的洋务企业。

光绪初年，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吴炽昌、李朝觐（李秋坪）5个广东买办加入了上海另一个慈善组织果育堂。“丁戊奇荒”初起时，果育堂率先模仿传教士，在《申报》发布“捐启”，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各个义赈组织发起募捐的标准模式。

严作霖岭南赈灾之行

1885年，两广暴雨成灾，为数十年所仅见，西江、北江同时发大水，淹没田庐无数。江南慈善领袖严作霖携带巨款，亲自到两粤勘灾赈灾。江南善士亲临岭南赈灾，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其中余治慈善网络的存在不可或缺。

严作霖，字佑之，江苏丹徒人，以一廪生从事慈善，为余治最忠实信徒之一。自光绪二年（1876）至三十年，历赈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直隶、广西、奉天、陕西、湖南等行省，兼凌河修堤，以工代赈。“性强毅，赴事勇决，综毁无糜费，久而为人所信，故乐输者众。其施赈不拘成法，随时地而取其宜。当时疆吏以义赈可矫官吏拘牵延缓积习，乐倚以集事。不求仕进，屡辞荐剡，仅受国子监助教衔，数被温诏嘉焉。”（《清史稿》严作霖传）

其时，广东已有爱育善堂等慈善机构率先出发救济，上海慈善界以文报局粤闽江浙协赈公所、陈与昌劝收广东西赈捐处名义，委托严作霖为代表，直接前往两广灾区查赈散赈。与严作霖一起南下赈灾的，还有历在华北各省赈灾、富有经验的香山人梁辉庭（梁资卿）。

以当日官场习惯，严作霖不过一微末书生，只有一个“候选教谕”的虚衔，一般来说官场不予理会。他此次岭南之行，在两广总督张之洞、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眼里变成了贵客，函电交弛，关怀备至，安排各处地方官接送，体现的是两广官员对江南慈善网络的高度重视。

8月30日，张之洞从广州发急电给梧州知府梁俊，抄送身在龙州指挥中法战争善后工作的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江苏善绅严作霖携银赴桂林以上办赈，所过沿途州县加意护送照料，切要！”次日，严作霖一行从梧州启程赴桂林，李秉衡即刻“飞电桂、平、梧三府饬属加意照料，并备扒船沿途护送矣。”梧州知府梁俊在拨出扒船护送的同时，立即向张之洞发电报汇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38册第193页，第55册第714页、第721页）1886年1月，严作霖因山东赈务急需，先行回沪，梁辉庭仍留粤跟进，至此时两人已在广西散赈七万八千余两，广东二万二千余两。（1886年1月11日《申报》）

严作霖一行不仅组织灾区的散赈工作，还十分关注灾后重建，特别是西江、北江堤围的建设。他回沪之后，仍与粤省善士协商重修堤围方案，并从上海筹集二万圆筑堤经费。（同上第56册第625-626页）

天津广仁堂

天津广仁堂是余治友生郑观应、李金镛、经元善用江南赈济华北“丁戊奇荒”的善款余额所创办，1878年正式成立，1880年-1911年一直由“南绅”经营管理，灌注的是江南善堂的慈善精神。朱浒认为，广仁堂代表着“江南善会善堂向华北的移植”。由于李鸿章、盛宣怀等高级官员被视作“南方人”，创始董事李金镛为无锡人，天津本地绅士虽有一些挂名，实际参与广仁堂的经营管理程度甚浅。值得注意的是，李金镛在负责广仁堂之后，创办了漠河金矿，该金矿被认为是最成功的洋务企业之一。

郑观应参与天津广仁堂的创办，出自王承基的提倡。王承基曾任陕西按察使，退休后担任上海果育堂善首，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广东买办都是果育堂董事。郑观应与经元善凑集英洋一万圆，交给在天津办理赈务的李金镛“酌量筹办”，郑观应为余治挚友，李金镛、经元善则是受余治多年熏陶的门生。天津广仁堂由此，可以说是从上海果育堂“孵化”出来，两者还保持着密切关系，如广仁堂在津沪轮船上面增设“太平棺”善举，在上海的棺木即托果育堂暂存。

天津广仁堂在清末时期为北方办得最为成功的善堂，善名远播，直达宫廷。光绪七年，翰林院编修袁善等，呈请“仿照天津广仁堂办法，在广安门内烂面胡同购屋建立广仁堂一所”，成立后收养无依幼童，颇见成效。1891年，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祁世长等上奏，请朝廷每年拨给京师广仁堂小米三百石，得到批准。（《谕折汇存》光绪十七年九月九日条）1899年，吉林将军延茂奏请在吉林“仿天津、山东等处章程设立广仁堂”。余治友生将江南办理慈善事业的经验“移植”到天津，而天津广仁堂经验又传播到北京、东北地区。

洋务与近代慈善

江南慈善界赈济“丁戊奇荒”的主力唐廷枢、郑观应、徐润、李金镛、谢家福、经元善、吴炽昌等等，其中多数为余治友人或门生，除少数儒生外，又多为商人、企业家，揭示中国慈善事业在此前后也已发生了初步的近代转型。余治的岭南慈善同仁，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吴炽昌、蔡崇光都是洋务中人；余治的江南“友生”有很多从事洋务工作，如冯桂芬（外交）、李金镛（漠河金矿）、经元善、谢家福（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

朱浒新著《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将晚清洋务与慈善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慈善史研究的一大推进。正是1871年积极投身直隶水灾的赈济（河间赈务），“才使盛宣怀得到了参与筹议轮船招商局并开启洋务之路的机缘”，随后被李鸿章委办中国电报局，“全面扭转了自己在洋务事业中的颓势”，并通过李金镛“与当时十分活跃的江南义赈群体建立了密切联系”。充满活力的江南义赈领袖，对盛宣怀后来的洋务事业有着极大帮助。

洋务与慈善之间存在着“相得益彰”的关系。郝延平曾指出：“这类绅士活动是郑观应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因为他在1878-1879年间为赈济山西水灾和饥荒而募集资金的活动，结果这位当时的太古洋行买办第一次引起李鸿章总督的注意，李鸿章后来委派他去管理几个官督商办企业。”（《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231页）

近代慈善以大都市（上海、香港、天津、广州等）为核心，形成一定慈善网络，在大规模救灾时进行大范围动员，其中，余治友生连结起江南、岭南、华北，打破了传统的畛域之见，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说余治代表着“传统慈善”，他的友生办理义赈，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传教士率先救济“丁戊奇荒”刺激的结果。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的创设，同样是对西人在华慈善事业的回应。香港东华医院从华洋社会对处理“临终”事务与中西医药的对立冲突中诞生；广州爱育善堂吸收香港东华医院、上海普育善堂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是对洋人所办广州博济医院用西医从事慈善的竞争性回应。近代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往往是内在需求与外来刺激相结合的产物。

梁其姿曾谈到清代慈善的“儒生化”，笔者认为余治代表着“儒生化”的尾声。在洋务运动中，口岸城市的慈善机构逐渐从儒生主导转向商人、企业家主导，从中涌现的一些杰出慈善家，被李鸿章、盛宣怀的洋务企业所吸纳。近代慈善实践锻炼了一批实干人才，这些人也很容易成为洋务企业骨干。近代慈善显示出强烈的跨地域特征，有赖于洋务运动时期报纸、轮船、电报的出现。晚清慈善与近代新事物、洋务事业、经济创新的关系，跨地域的慈善活动如何塑造国人的“同胞”认同，尚有继续探讨的空间。笔者认为，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慈善事业就已出现了近代转型，戊戌变法只是加速了这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