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生命、时代与文本

江 飞

四十岁的生命仿佛已到了如日中天的时候，正如这酷暑，让人难耐，又让人热血澎湃。回忆是把钝刀，切不开过去和现在，现在之我是过去之我的累积与延续，也是白纸黑字的涂抹与叠加，散落在与文学有关的批评之中。这里写下的与其说是我的批评观，不如说是我对批评的思考和对自己的期待。

批评家的批评与作家的创作都是一种生命形式，都能够赋予生命以意义。斯坦纳说，“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这意味着批评家与作家在文学投入上是等量的，是殊途同归的生命回报。批评的“对象化”实质上就是批评家自我生命体验和情感思想的实践，既“披文以入情”，又“情动而辞发”。由此，批评就变成了一种带有批评者生命体温和人间情怀的批评，能让读者切身感受到批评者的生命律动和“压在纸背的心情”。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是批评之所以具有动人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首先应当建立的一种生命契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批评。我的博导童庆炳先生曾指出：“文学批评的根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创作，而在生活、时代本身。生活、时代既是创作的根基，也是批评的根基。因此，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如何来理解现实与时代，就成为他批评赖以生存的源泉。”强调批评的时代性，不是说要与时代亲密无间，而是说要“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阿甘本语）。所谓“同时代性”正是一种“不即不离”的批评姿态：一方面，批评家要“入乎其内”，置身于当下生活的、社会的、文学的现场，感知和洞察或显或隐的时代潮流，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形式意识，剖析时代精神的文学显现，甚至预见文学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批评家又要“出乎其外”，置身于相对安全的距离之外，以平和中正的态度对时代问题进行理性批判，大胆发声并及时反思，不仅要揭示出幽暗的假恶丑的生活现实，更要显示出光明的真美善的永恒价值，给人以信心和希望。如此，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诚实的创造者、审美者和阐释者，一个具有时代精神和责任担当的批评家。

当然，从具体的批评实践来说，这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可能并不在于如何对时代进行洞察和批判，而在于如何突破观念性批评的遮蔽与误导，如何避免鉴赏式批评的主观与随意。毫无疑问，文学批评需要摆脱此前观念性的批判，需要避免拿现成的某种理论模式去套用或压制文本，而应当借用和吸收各种批评理论和方法，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文化的，以文本为中心，以细读为方法，进行实证性的论述和阐释，追求义理、考据、辞章的完美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对文本绝对崇拜，而是说要回到文本、尊重文本、相信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发阅读兴趣和想象力的那些关节，从而打开文本无限广阔的天地，唯有如此，文学批评才真正成为一种“本体阐释”，而非“强制阐释”。

文本的打开正是生命的绽放，时代的现身。这样的本体批评才能让批评充满生命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也才能让自己气定神闲、勇往直前吧！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江飞印象记

王达敏

大概是十多年前的2004—2005年间，在安徽省文联举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按照惯例一一发言，二三十位作家和评论家发言后，时间已近十二点，而未来得及发言的人也都知趣地不再发言。当主持人准备宣布会议结束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者站起来，他说他是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名叫江飞，是苏老（苏中先生）指名叫他来参加会议的，并且写了文章；既然来了，就想借此机会讲讲自己的看法。

话说得不卑不亢。是苏老让我来的，这话就有分量了。苏老是安徽省文学评论界的灵魂性人物，安徽当代文学评论的发展与成就，几代评论家的成长，都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他看重的人，几乎都很出色。江飞刚刚出道，就被苏老看中，其人必定不简单。当时，我还不认识江飞，也没有留意过他的文章，便想通过他的发言来见识这位年轻的学人。果然，他的发言地道专业，是一位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训练有素的青年学者。我对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也下过功夫，因此，他的发言内容极合我的口味。平心而论，他那天的发言效果并不好，原因有二：一是他照本宣科读文章——学理色彩很强的文章，而多数作家普遍不喜欢这样的文章。他显然不清楚这样的文章是不适合用来发言的，发言要化繁为简，要迅速变换学术表达的语式语调，使人人都能轻松地听明白。二是他不明白大家开了一上午的会，已经疲惫了，早就盼着会议快点结束，而且时间已近十二点，到了吃饭的钟点，还有几个人能够耐心地听你说道。他显然很看重自己的文章，一直把文章的主要内容全部讲完为止。也许有人觉得他不懂规则，可我觉得这人可爱，他分明在说：讲不讲是我的事，听不听是你们的事。

我欣赏他的才学，更欣赏他于文质彬彬的外表之中显露出来的“自信进取”的心劲。自这次会议后，我与他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转眼过了十多年，当年年轻气盛的江飞依然年轻气盛，但此时的江飞的学术有了长足的进展，视野开阔，底气充盈。这些年，他一路走来，步步扎实，先读硕士，再读博士，觉得不过瘾，又到复旦大学拜名师做访问学者，故而学术不断精进。特别是近几年，由于主持和参与了五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其学术呈井喷之势，文章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高水平学术期刊纷纷刊出，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或摘转；出版学术专著《文学性：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朱光潜尽性全人教育思想》、文学评论集《理想与诗意》。毫不夸张地说，凭着这些成果，江飞已经成为学术界小有名气的80后青年学者。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会不会操之过急，如同不少青年学者那样，急于成名，匆忙为文，几篇文章就把自己掏空了，以致“江郎才尽”“学无隔宿之储”。后来发觉他的治学是“以学养文”“以文兴学”，且在一个阶段以一个专题性的研究作为目标，因而能够步步推进，持续发展。

江飞治学著述，始终不脱学术主向：中西比较诗学、美学和当代文学评论。二者时而分治，又常常合流，相互涵化，彼此借力，相得益彰。

江飞做当代文学评论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即文学写作优势和理论优势。江飞出道之前就写过好多感情充沛、意境隽永的诗歌，之后又专写散文一直持续至今。其散文数量既不多也不少，出版过《何处还乡》《纸上还乡》两本散文集，有多篇美文被广泛传诵。别小瞧这些写作实践，有它与没它，对于文学研究者江飞来说，是绝对不一样的。有它，江飞研究文学，尤其是评论那些刚刚问世还未定评的文学作品，他就比没有创作经验的学者多了一双敏锐的眼睛，多了一份艺术的审美感觉。无影又无踪的艺术感觉出神入化，在文学评论的第一阶段——艺术感觉和审美把握阶段，往往比思想和理论更重要。在文学评论中，思想和理论是评论的中后程才能派上大用场的资源，而初始阶段的艺术感觉和审美把握若发生偏离，哪怕是微小的偏差，都会直接影响到中后程的判断、论析和创见，最终影响整个评论本身。

文学评论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理论，但又离不开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学理性文学研究即学院派研究中，理论和评论是相互依赖、相互涵化的关系：理论是对评论实践的升华与概括，又反过来指导评论；评论介于作品与理论之间，它一头通向理论，一头通向作品，是沟通理论与作品的桥梁。它连接作品，既可以对具体作品进行研究，又可以为最上层的理论提供思维材料，用以构建理论。它通向理论，目的是向评论提供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评价的标准和尺度。评论贯通作品和理论，就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升华与蒸发”与“从上到下的反射与关照”的双向同构格局。反过来，没有一套理论、概念、评价标准和研究方法作指导，评论会显得浅薄、浮泛和平庸。江飞的中西比较诗学和美学研究，为他的文学评论注入了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深知，在进行文学评论时，仅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还不能大显身手，它需要评论家动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虽不能深之，但必有之。江飞无疑深谙文学评论的这一奥秘，我从他的文学评论中能够发现众多学科的身影，比如《难度·限度·单向度——论当下知识分子的底层叙述困境》《人道主义：当今小说底层叙述的精神支撑》《现实批判：底层叙述的重要立场》等文章，他就运用社会学、思想史、人道主义、叙事学等学科理论，对底层文学作出了具有创见性的阐释。

理论指导评论，多体现为阐释的功能，而理论功能的更大意义和价值，则在于通过理论的观照使评论家作出新发现。理论的这一功能在江飞的评论文章中多有表现，从文章的标题、立论、结构、阐释、表述到语言，都能看出“学术文”的规范，比如他评论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有这样的发现：

“耶路撒冷”——小说以这样一个带有浓郁的以色列风情的音译外来词作为标题，显然意味深长。它表面上指向的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古城，一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教发源的圣地，实际上指向的却是一个“精神的圣地”。……作者有意识地祛除了“耶路撒冷”本身所蕴含的宗教、派别、种族等特定内涵，而将其转换为一个纯粹的精神信仰的象征……换言之，这不是一部关于宗教或宗教信仰的小说，而是关于信仰或寻找精神信仰（上帝之眼）的寓言。

发现了《耶路撒冷》思想要义之所在，然后再分析五位主人公的自我救赎，就入理至深，论析精准了。

相对而言，江飞的理论阐释的优势表现充足而文学灵动的发挥稍嫌不足。这可能与他的文学评论的属性有关，即他的评论基本上属于学理性较强的学术评论。江飞本是江城才子，又正逢青春勃发、才情浪漫、笔底生风的大好年华，怎能让思辨理性就这么遮蔽着审美感性？我一直希望具有文学写作经验的江飞，启动另一套笔法，把部分评论文章写得灵动飘逸些，使之成为“文中有学”的美文。江飞不妨一试。

写到这里，心有一念：江飞在安徽还能待多久？江飞生长于桐城，立足于安庆，两地人文荟萃，文化传统深厚，长期受桐城、安庆文化的浸润，江飞聪慧敏锐，又勤奋不惜力，故而学术上顺风顺水。人年轻，学术势头正健，便有多所高校送来橄榄枝，许以丰厚待遇。两年多前，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劝他别离开安徽，给出的理由却不充分，权衡再三，便想把他从安庆师范大学调到安徽大学，怎奈省教育主管部门有一严令，安徽大学不得从本省高校挖人才，只好作罢。这两年，眼见多位中青年文学评论家飞往上海、南京等经济发达城市的高校，我知道我再劝说他就太不近情理了，于是就一句也不说。江飞走到今天颇不容易，重情重义的他总是顾及这顾及那，牵绊之事何止一二，解决起来均耗费心力，有几次通话听他说，能够想象得出他身心疲惫的样子，我想，他是该换个环境了，运气好的话，既可以在更高的平台上获得学术的更好发展，又能使日子过得更舒心。但愿，但愿！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

（王达敏，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