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明全，复旦大学中文系202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大家》杂志主编。著有《隐藏的锋芒》《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等；与陈思和共同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文学报·新批评》2015年度优秀评论新人奖特别奖，2020年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等。

越来越明白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

张玲玲（以下简称张）：你出道和大多数当下年轻的批评家的出道有些不一样。几乎所 有当下活跃的批评家都是硕士、博士毕业后，经历多年的学院教育而后走上批评之路的。而 你是先从事批评，之后才开始读硕士、博士。是你觉得做批评还是需要经过学院的理论训练 的一种自觉选择吧？你认为从事一段文学批评再开始进入学院深入地学习文学理论，对你自 身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长江文艺评论》2016 年第 2 期“轻骑士”栏目做我的评论小辑时， 我写了一篇自述性的文章《我是批评界的“野狐禅”》。之所以自喻为“野狐禅”，一是当时 的我还没有去高校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这在重师承、重学术谱系的学术界，的确显得野。二是我身处边地，且供职于和学术研究无半点瓜葛的出版系统 , 主要工作是做出版，虽偶尔写评论文章，也属野路子。三是我自己的学术准备也还不足。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一个上山打柴的野孩子，无意中发现“寺院”里的武僧在练武， 就站在“寺院”的高墙外，一边看一边跟着比划，然而这种比划，除了动作和姿势能像那么回事外，其实是没有“内力”的。我曾经渴望自由，想象着自己像古时的游侠，执剑走天涯， 我不羡慕“寺院”的真和尚，总觉得他们清规戒律太多，不自由。相对于自由，“内力”又算 啥呢！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野和狂莫名其妙地减弱了，开始羡慕那些不动声色，却能以无 形之招制敌于千里的高手，遂莫名地羡慕那些高墙内的真和尚了。这才是我 39 岁“高龄”自觉自愿地苦背单词，复习文学史，重回考场的动力 和原因。

跟随张清华、陈思和两位导师的系统学习，让 我明白了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毕竟是非常专业化的 工作，只有“放胆为文”，只有野和狂是不行的。在 思想上，做学问是要有狂野精神的，要敢于“大胆假 设”，但在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却需要有理论的支 撑，需要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和“小心求证”。而这些， 都需要跟随导师，认真地去修炼，单依靠自己看书有 些东西是很难内化于心的。

但作为“野和尚”的这段经历，于我还是很珍 贵的。我在“真和尚”苦练内力时，曾洒脱地吃肉 喝酒走天涯，遇见不少真性情的朋友，碰到各种啼笑 皆非的事，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书，也算丰富了自己 的阅历吧。现在对很多人与事，都能以很平常的心 态去对待，对世界和自我都多了包容。

张：年轻一代批评家近十年来逐渐走上了批评 舞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出道初期，中 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培养机制，以及《南方文坛》 等理论刊物对青年批评家大力扶持。你 2015 年入 选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2016 年第 6 期《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客座研究 员和“今日批评家”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帮助？

周：2012 年从散文随笔的写作转入文学批评，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是 2012 年第 12 期发 在《名作欣赏》上的《可以无视，但不会淹没》。这 么多年来，我对《名作欣赏》心怀感激，它是我文学 批评起步之地。虽然我至今仍未到过太原，但我的 学术之路和太原是紧密相关的，或许可以说，太原是 我的福地。除了《名作欣赏》，当时还在《都市》杂志工作的闫文盛兄邀请我在《都市》开设了研究“80 后”批评家的访谈栏目“同步成长”。这组“第七代 批评家”访谈，或也将在王朝军兄的垂爱下由北岳 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概是 2014 年在昆明市文联搞一个活动，邀请 了时任《小说评论》主编的李国平兄讲课，课后闲聊， 当国平兄得知我在出版系统工作，很感慨地说，现在的青年学者科研压力太大，要在万千人中冒出来太 难了。你在出版系统工作，就更难了。所以，能入选 2015 年第四批客座研究员，对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 重要的。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入选客座研究 员后，他实现了学术论文发表的自由。这个话，说得 特别真诚。能顺利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对年轻批 评从业者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客座研究员机制， 让很多青年学者“浮出”了历史地表，也让很多刊 物认识了这批年轻批评从业者，为他们迅速走上批 评舞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素有批评家重阵的《南方文坛》“今日批评 家”2016 年第 6 期推介过我。中国最一线的批评家 从最早的南帆、陈晓明、李敬泽等到时下更年轻的 “90 后”批评家，均被“今日批评家”推介过。自 1998 年至今“今日批评家”几乎涵盖了“60 后”“70 后”“80 后”“90 后”四个年龄层的主要批评家群体。我自己能被纳入这个谱系里被推荐，不仅是一种荣 幸，也是一种激励。

我身处边地，能被这些最为重要的平台关注、推介，在精神上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真是孤独者的事业，它需要精神上的热情响应和支持，没有这些，很多人会选择放弃的，我也是。同时，《滇池》杂志“中国批评家”栏目 2015 年第 3 期、《创作与评论》（现在更名为《文艺论坛》） 杂志“新锐批评家”栏目 2015 年第 4 期、《长江文艺评论》杂志“轻骑士”栏目 2016 年第 2 期分别推出过我的批评小辑。2018 年，在国平兄的邀请下在 《小说评论》开设了“中国小说”专栏，让我得以集中、 系统地对中国古典小说发表自己的浅见。这些都是我成长路上非常重要的外部助推力量。我们现在总 是强调一个批评从业者要如何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 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内因。但也不能忽视外部力量 的助推，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协助，一个年轻的批评 从业者，很难“浮出”已经板结化的批评界地表的。从我自己来说，若没有这些关爱与帮助，我可能蜗居 云南，堕落成整天和小地方的文友们吃肉喝酒，相互吹捧，百无聊赖地在虚荣或是虚无中，如井底之蛙一 样混日子了。

张：听你多次聊起过陈思和先生对你的影响，你 现在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也算遂了心愿。我看你 在文章中也写道：“思和先生认为：‘只有传道授业、 出版和学术研究三位一体，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 想岗位。’这句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期许之言，对我影 响甚大。”我想知道的是，陈思和先生对你有哪些影响？

周：思和先生对我的影响，首先是精神气质上 的。我最近在编撰先生的年谱，我发现，无论顺境还 是逆境，先生都不抱怨，都在认真地做事、做学问， 始终将对文学专业的研究与对现实批判的介入紧紧 结合在一起。谢有顺师兄在《成为一个创造者—— 我所理解的陈思和老师》中说：“在陈思和身上，洋 溢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极为可贵的担当精神、岗位 意识。由他，我经常想，中国不缺思想者、写作者， 最缺的恰恰是如何把思想转化成实践，如何把纸上 的构想变成现实的人。空想容易，行动却难……一 切思想，不能返回到现实，不能转化成实践，它的意 义都是有限的。”有顺师兄对思和先生的这一判断极 为准确，先生就是这样的人，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行 动，将自己的思想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也正是在先 生的影响下，这么多年来我才结合自己在出版系统 的岗位，与先生共同策划、主编了《“80 后”批评家 文丛》和《“70 后”批评家文丛》；2022 年主编的《当 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也是在先生的支持下策 划编辑的。当然，离先生的境界还相差万里，但我始 终在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身体力行地做些有价 值的事。做这些工作，无非想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 在承传、接续、播撒精神传统方面，做一点自己的工 作。对我而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后学既能亲炙前 辈们的风范，同时，也算是努力朝先生所言的“理想 岗位” 慢慢靠近吧。离先生之理想，我差距万千，但 在精神的血脉上，我渴望与先生并肩。其次是做学 问的态度，有次我写一篇批评史的文章，在谈胡适称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 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时，因为这个评价我很熟悉， 就懒得去翻《胡适文集》，顺手抓起手边杨犁编的《胡 适文萃》做了注释。先生看我文章后，特意将此处 标红，并注明让我查原文。先生说做学问一定要去 阅读最初的文献资料。先生常说，他的导师贾植芳 先生，在他刚起步写论文做研究时，就告诉他：研究 一个作家，一定要读他最初发表的文本，了解它的最 初动机是什么，出发点是什么，并且要注意他是在 什么时代背景下对文本进行修改的。这一点让先生 受益匪浅。或许，这也是学术传承吧。最后是先生 总是关爱年轻人的成长，看到很多师兄和其他学者 的文章谈到先生在学术、生活上对他们的关爱。从 2013 年 9 月第一次拜访先生到现在，近十年来，经 常受到先生的鼓励和帮助，或许可以说，若没有先生 的鼓励和倾尽全力的帮助，我想大概我是不会去念 博士的。当然，在具体专业的学习上，先生对我的启 发、帮助也非常多。

张：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作家老村对你的影响， 每位批评家都有几位或一位与自己气味相投的作家， 除了老村，你还关注过哪些作家？他们对你做批评研究有什么影响？

周：我听老村之前和我讲，一些批评家在和他聊 天时对他的《骚土》赞赏有加，但一转身写文章盘 点年度的长篇小说时，却只字不提老村的创作和《骚 土》。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批评界的一些 实情吧。我从不回避老村对我的影响。我在多篇文 章中都谈到当初阅读《吾命如此》的震撼，老村的 底层色彩与我当时内心的失败感意外重合，让我产 生了巨大的感动，自此我将老村视为知己，并从单纯 的阅读转入现实的交往。我一直觉得，失败者只有 在失败者那里才能得到精神的安慰，别指望从成功 者那里学到反败为胜的秘诀。一个失败者，在成功 者那里，得到的只有伤害，甚至绝望。

我最初从事文学批评，是从阅读《吾命如此》 以及《骚土》开始的，老村给了我一个世界，这个世 界有情绪，有对抗，有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执着和探 寻，有在命运无情戏弄下生命的坚忍和坚守。另外， 对“中国小说”的理解、阐释，也基本上来自老村的 《骚土》为我提供的美学经验。可以说，是通过对老 村创作实践的理解研究，构成了我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兴趣，甚至也构成了我今天的小说评价方式。这些年我阅读过很多作家的作品，和不少作家也交 往甚密，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喝酒吹牛， 谈和文学无关的事。一个人对另一个的影响其实是 很难的。幸运的是，在我懵懂之时，受益于老村。

张：《长江文艺评论》2016 年第 2 期“轻骑士” 栏目做你的批评专辑时，你写过一篇《我是批评界 的“野狐禅”》，自称“野狐禅”。此后你到北师大和 复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按你自己的说法，应该是 从“野狐禅”变成了“学院派”了。这种转变，对你的批评写作或研究有哪些影响？

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披露了刘半农 的事：“刘半农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为胡博士他们 所看不起。半农受了这个刺激，所以发愤去挣他一个博土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刘半农本人 是始终留恋于新文化战线的战斗的；因此，他在去 欧洲留学前夕，还写信给周作人，倡议与周氏兄弟合 作，共同编《近代文艺小丛书》，系统介绍西方文学 艺术（除小说、戏剧、诗歌、文艺理论外，还包括音 乐、雕刻、绘画、歌谣等），并以其固有的热情，开始 着手王尔德短篇小说与屠格涅夫散文诗的翻译。此 动议得到鲁迅、周作人的支持，后因刘半农出国而未 实施，留下了中国翻译出版事业上的一大遗憾。讲 这个故事，倒不是说有人嘲笑我没有博士学位，我才 去读博士的。事实上，我和刘半农正好相反，很多人 觉得我根本不用去读博士浪费时间。有选择，自然 就会有放弃。刘半农选择去国外拿学位，离开了新 文学阵营，很多计划也落空了。我选择去读博士，可 能也会放弃有些世俗的名利，但我肯定也会得到很 多东西。比如，我的阅读是很随性的，写文章也随 意而为，但现在，开始很认真、系统地读书了，写文 章也有了一定的规划，这可能就是很具体的变化吧。但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学院派，或者说，自己离学院 派还远着呢。所谓的学院派，不是说在高校拿个博 士学位，或者身居学院成为教授、博导就理所当然地 成为学院派。我觉得，真正的学院派，他需要有深厚 的理论修养，对知识本身有信仰，不受世俗名利的左 右，能静心地从事自己的研究。

张：这几年，你从出版社调到杂志社，又不停地辗转在北京、上海读书，你自己觉得，这十年来，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周：第一变化就是酒量越来越小了，油肚却变大 了（笑）。第二个变化就是越来越明白自己究竟想做 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三是在阅读、写作和思考中，我 找到了一个生命个体面对虚无、面对伤害的抵抗方 式了。

一切研究终究是“人”的研究

张：很多人认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作家作品文 学史，而你 2021 年在《光明日报》发文提出“研究 作家作品，也要研究批评家”，你身体力行地做批评 家研究多年。请你谈谈批评家研究的一些想法和收 获吧？

周：一是从批评史书写和研究来说，目前仍然是 数量偏少、质量相对偏低的状态，且主要集中在现代 部分或某个领域，如“五四”、左翼文学批评、京派 批评家等的研究上。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研究，除 了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9 年 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和台湾吴怡萍博 士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及运作》 外，几乎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研究。而汗牛充栋 的现当代文学史，只有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 对批评家开设专章展开论述，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对现代文学批评有所涉及，其 他的即使有，也只是作为文学运动或思潮的附带物， 论述也很单薄，偏重于知识介绍。二是我始终认为， 只研究作家作品、文艺思潮和文学制度，对整个文学 发展的研究，还显得不足，至少不完整。“五四”时期， 20 世纪 80 年都是理论先行的特殊时期，先有理论上 的探路然后才有创作的跟进。不搞清批评史，对作 家作品的研究也无法做到准确。三是，我更喜欢做 “人”的研究。我做批评史研究，首先是从我的同代 人开始的，采用了访谈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此 后才进入丛书的编选、重要批评家的口述史等方面，这些工作，都是在和具体的人打交道。我一直认为 与那些优秀的学者面对面交流，实乃人世一大幸事。至于收获，除了更清晰地理解了近百年文学批评的 演进外，还让我明白，不能乱写文章。

张：自 2013 年开始，你已经做了“80 后”批评家、“70 后”批评家，甚至部分“90 后”批评家的访谈和个案研究，你刚开始研究这几个年龄代际的批评家时，他们刚刚“浮出”历史地表，为何会选择这个群体持续多年研究？

周：我持续多年关注年轻一代批评家，首先是因 为职业原因。起因是 2013 年第二届“唐弢青年文学 研究奖”颁奖会上，有参会者惊呼“80 后”批评家 在文学评论界的缺席而被媒体炒作成一个显性话题， 当时我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工作，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的选题生长点，就迅速组织出版了国内第一套《“80 后”批评家文丛》。很多事就是在无意中做的，为了 选编这套书，就大量研读所选的年轻批评家的文章， 随着阅读的深入，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然后就开 始做他们的对话和撰写对他们的个案研究文章。此 后，延续着对“80 后”批评家的研究思路，后来又 开展了对“70 后”“90 后”的研究，并组织出版了《“70 后”批评家文丛》。二是我当时还没去念硕士、博士， 但求学之心却很旺盛，就想通过对这些名校毕业的 年轻批评家进行研究、对话，来吸收对自己成长有益 的养分。

张：你策划组织了《“80 后”批评家文丛》《“70 后” 批评家文丛》，你是如何看待以代际作为方法来归 纳、概括，进而研究批评家群体的？有学者认为“80 后”的命名，理念大于实践，炒作大于创作，可能更 多是“影响的焦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作为同 代人，近十年来对青年一代批评家的访谈、研究，组 织出版等，为你个人的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

周：我记得几年前，有老一辈学者批评、质疑“80 后”批评家，以及所谓的抱团取暖，我写过一篇文 章《脱“代”成“个”终有时》，文章就发在《名作 欣赏》2016 年第 7 期上。用年龄代际作为一种权益 式的、临时性的方法对一代人进行研究归纳，肯定有 其合理性，当然也有其缺憾，在没有更好的归纳方式 之前，在一个时期内使用年龄代际，我觉得是没问题 的。这首先是因为这代人基本上都是名校毕业的博 士，接受的学术训练，甚至阅读、生活方式，都大同 小异。

从学理上讲，批评者对 80 后批评家、对“代际” 的批评并非完全无理，放在一个更宏阔的时空，代际 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就当下的文坛和文学批评 界而言，代际是有着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批评 者不能以自己的成长经验来完全对此做否定，更不 必持严厉批评之状。针对“80 后”批评家的批评， 至今仍无“80 后”批评家站出来反驳，就证明了这 代人是能接受批评，甚至尊重长辈的批评的。至于 批评者认为“80 后”批评家的理念大于实践，炒作大于创作，可能更多是“影响的焦虑”的问题，我觉 得就过了。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代际”概念已经无 法框住早年被放在代际里讨论的人了。比如“80 后” 批评家中的杨庆祥已经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理论奖， 这足于说明问题。另外，如金理、黄平、岳雯、王晴 飞、李振等才俊，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也逐 渐成熟了。每代人的成长都会遭遇批评，这也是正 常的事。我还记得我们“80 后”这代人之前被称为 温室里的花朵，但后来我发现舆论或部分长者也这 样苛责“90 后”，甚至“00 后”。

这十年，对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研究，给我最大 的感触就是分化严重。李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写 过一篇《写在即将分化之前——对“青年批评家队伍” 的一种展望》的文章，对当时的青年批评家队伍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批评了整个批评队伍面临从年 轻化转入名人化的危机，青年批评家的贵族化等问 题，这其实不单单是第五代批评家的问题，每个代际 的批评家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分化吧，第七代批评 家的分化，可能比第五代批评家的分化更显性吧。

我个人的收获是，作为一个同代人、观察者，通过对话、个案研究、组织出版等，我更系统地理解、 认识了这代批评家，这对我将来的批评史研究将是 一个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张：今年在《名作欣赏》开设批评家访谈，你命 名为“第七代批评家”，据你自己在“作者手记”《第 七代批评家》一文中讲，“第七代批评家”这个概念 是从 1986 年《当代文艺思潮》“第五代批评家专号” 延展过来的。你自己认为，以“代”来研究批评家， 有其合理性吗？

周：最早使用代来归纳批评家的是《当代文艺 思潮》杂志。1986 年第 3 期，该刊就推出了“第五 代批评家专号”。之所以打破简单的年龄代际，以更 大的“代”的概念来讨论，是因为，虽然每位批评家 因阅读、学校教育，甚至是导师的思想资源不同而呈 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但在个体差异下，我们也不难 看出每个代的批评家的共性。而这个共性，和时代 的大主题与个人之间，亦存在着对话或矫正的关系。所以，我认为，以“代”作为一种方法对批评家，甚 至批评史研究是有效的。

张：你曾经和陈思和合作主编了《“80 后”批评家文丛》《“70 后”批评家文丛》，在批评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出版了你主编的《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据我所知，这样的丛书读者面是很小的，你是出于什么考虑主编这套丛书的？

周：我断断续续都在关注现当代批评史，而我看 书有个习惯，对引文的出处特别留心。对自己感兴 趣的知识点，会根据这些著述的引文再去寻找其 他更多的著述或资料。但顺着引文的牵引去寻找 更多资料时却很难，我不在高校，没有图书馆作 为寻找资料的支撑，一度为购买资料在孔夫子旧 书网上花了不少钱，即便这样，有些资料还是很 难找到。

2020 年，窝在家重读《陈思和文集》。我其实对 陈思和的著述是很熟悉的，就想看看他的同代学者， 后辈学者、包括他的学生，是如何评价他的文学研究 的。就查到了不少杂志，并在知网检索、下载了数百 篇评论陈思和的文章一一拜读。我读书有个习惯， 喜欢在文章上写写画画，就顺手在那些评论文章上 做了不少批注，并把我觉得评价得非常好的文章分 门别类地做了归纳整理。等我把整理好的文章打印 出来后，发现有五十多万字，整整一大本。我当时想， 若有人要研究陈思和，除了看他本人的著作外，我手 上这本自己编辑的研究资料，肯定会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参考文本。正好那段时间，我对第五代批评家 做了不少研究，就想编辑一套第五代批评家中最有 代表性的学人的研究资料，为当下以及后来研究这 代学者提供一些参考。我最初其实是为自己方便找 资料而萌生编辑这套书的。为自己，方能为别人，渡 人先渡己吧。现在很多学者都一心憋大招，想写出 惊世骇俗的大文章去渡世渡人，却忽视了自己才是 最需要渡的那个人。另外，这种资料整理性的著作， 在高校，是不算学术成果的，所以，在考核、课题的 压力下，很少有学者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整理。我 不在高校，没有这些压力，所以能很自如地来做这些 工作。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看似是一种很笨的方 式，但对研究这批顶尖的学者，还对自 1985 年新方 法热后批评的转变是有很多帮助的。

张：你做过很多学术访谈系列，在研究界颇有名 气。你认为学术访谈的性质、范式与文学史意义是 什么？与学术论文相比，有什么异同？你做的学术 访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周：我们现在其实窄化了文学批评的范围，以为 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就是一本正经地写学术论文、 专著。陈平原在《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中讲得非 常有趣，“五四”时期那批知识分子，非常喜欢用演 讲的方式去阐释自己的思想，这难道不是批评？我 看陈思和先生收在文集中的不少批评文章，是以书 信体的方式展开的，这难道不是严肃的批评？我以 为以对话的方式展开批评，更鲜活，更能突出研究对 象、访谈对象的个性。同时，读者也会觉得亲切，有 代入感。从我个人阅读的喜好看，我还更喜欢明清 那种评点式的批评。

好的学术访谈，把一个研究者在学术文章中没 有表达的部分真实地表达出来了，也在提问与回答 间，生发出很多新的观点，比如，我和思和先生关 于他参加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会议的对话《八个会 议 一个时代》，还原了很多 80 年的文学会议和其背后的文学演变、理论重构，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学史价 值。还有，我 2021 年底和先生关于近四十年文学批 评发展的对话《当代文学批评四十年》，这不仅是先生自己从事批评、研究的一个回望，也是近四十年来 整个批评史的缩影。

我做访谈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就拿在《名作欣 赏》上的第七代批评家访谈来说，我本人早在 2013  年就开始集中对“80 后”“70 后”批评家进行过访谈， 今年，重新回望第七代批评家这十年的成长之路，不 仅是对此前访谈的一个深化和拓展，更是观察这代 批评家的一种方式，所以，在部分问题的设置上，是 有相似性的，就是想看访谈者对相似甚至相同问题 的回答和看法，从中观察这代批评家的异同。多年 前的访谈和今年的访谈，形成了一个张力场。在这 两个对话形成的张力之间，我们能窥见这代批评家 的成长。另外，我们也会发现，十年前非常活跃的而 一些“80 后”“70 后”已经不在文学现场了，转入 其他领域了。这也是一个淘洗的过程吧。

张：“80 后”一代批评家的成长背景几乎都是 从高校成长起来的，都有自己的师承和“门派”，有 人说这一代批评家在对待老一辈批评家时，继承多 于反思和批判，据你对“80 后”批评家的整体观 察，这种说法是否有一定的依据？你如何看待这个 问题？

周：孟繁华和张清华在《尚待完成的批评变 革——关于 70 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一文中说：“实 事求是地说，今天从事文学批评的全部困难要远大 于八九十年代。因为那个年代提出振聋发聩的问题 是有可能的，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到处积满了问 题，而且处理起来也相对简单些。到‘70 后’这代 批评家，他们面对文学或文化的问题几乎是进了无 物之阵。不要说提出问题，即便是对一个事物的命 名都显得格外困难。”这个观察更适合“80 后”批 评家，所以我们会看到，大多“80 后”批评家的博 士论文，都是在导师的研究范围内、关注领域内展开 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更多是在导师已经打下 的地盘上开疆拓土，自然继承就多于反思了。另外， 1990 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批评队 伍进一步分化，形成了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两分天 下的局面。第七代青年批评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下群体崛起的。向外，生活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 在一线城市；向内，学院的考核机制严苛。可以说， 这代年轻学者是内外交困的一代人，这或许也是 所谓的继承多于反思的一个原因吧。学术的光大 就在于传承，当然，反思是必要的，要不，传承就 失去了意义。

张：对目前的批评现状你是如何看的？你对学界一直被诟病的人情批评、圈子批评如何看待？请 你谈谈“80 后”“90 后”青年批评家如何规避这一 问题。

周：去年年底，我在与思和老师交谈时，他说：“在‘庙堂—广场—民间’三维价值观的演变过程 中，群体批评的立场慢慢在游移，由前向后。但是在 1990 年代以后，因为市场经济大潮更加有力的冲击， 进一步促使批评队伍分化，最后形成了媒体批评与 学院批评的两元互动。新世纪的国家经济发展，学 院体制的完备，资本势力对文化建设的渗透，使学院 批评的理性力量逐渐淡化，媒体批评迎合权力市场 等外部元素，形成哄抬叫骂的乱象。”今天依然是这 种乱哄哄的局面。当然，这种乱哄哄的局面，或许也 才是批评的正常状态、健康状态，若一个时代只有一 种声音，那么它肯定就是安静的，但这种安静也意味 着批评的真正死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圈子和人情，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行业都一样，不唯独 批评界是这样的。但是，时间是公正公平的，它会淘 洗掉那些没有学术含量的人情批评。

“80 后”“90 后”青年批评家还是其他年龄段的 批评家，都是无法逃避掉这个怪圈的。所以，我觉得 适当关注一下批评史是有必要的，哪些人情批评，或 者说那些挥舞大棒置人于死地的批评，都只是一时 的。自古文章千古事，所有从文的人，都应该谨记吧。网络时代是有记忆功能的，一切不负责任的鼓吹，都 将被记住，都将被嘲笑。

今天的创作者折身传统或是一种新的先锋

张：你今年除了对批评家做研究外，对古典小说 的研究兴趣也不减。你一直在强调“中国小说”这 个概念，2018 年在《小说评论》开设的专栏叫“中 国小说”，今年在《微信小说选刊》上的专栏叫“伟大的传统”，2019 年出版的专著叫《中国小说的文与 脉》，都是在研究古典小说。你认为，在今天的研究 中，有必要刻意或特意去强调这个概念吗？

周：2020 年获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批评家奖时， 我写过一个答谢词，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 点——老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让我穿越时代 的尘埃，仿佛进入时间，进入时间里的写作现场。在 那一个个和当下相隔久远的写作现场，我看到当时 的一位位写作者，他们在各自的作坊里就像汉语的 工匠，对自己的“手艺”无比用心，孜孜矻矻地斟 酌每个字、每句话，孤独而卓绝地精心制作着自己 的语言工艺品，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奋力开拓着一 门后来叫作“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看着他们流 传下来的“手艺”，我感到这门古老的艺术是如此高 级、细致、优雅、微妙和完美。用学术的说法就是， 中国古典小说在长期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 种特殊的叙事、审美风格特征。而这些特征，和西方 源自史诗的小说传统判然有别。晚清年间，西学东 渐潮流加速，小说艺术亦如此，自民初的翻译大潮、 “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百年间，中国小说的写作者 们，大都以向西方小说学习为要务，对西方小说技艺 尤其是对西方小说现代性的学习，灌注了巨大激情。这种学习的激情，如今依旧延续在当下中国小说家 和他们的作品中。而在这种学习借鉴中，中国古典 小说的叙述传统、美学特质，这门如此精致、高级甚 或伟大的“手艺”却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它 的高贵传统，只能在极少数的优秀写作中得以存续。

我通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发现文学包括艺术的 美学高度在于它的混沌之美。含而不露地写生活的 混沌状态，却包含有人生最深沉的智慧和最美好的 情感，画家黄宾虹先生将这样的状态称为“内美”。这从《山海经》《史记》到唐宋传奇、明清笔记、四 部古典名著等，几乎都显示出这种美学大气象。我 想，一部作品假如能将这种文学品格和进步的时代 文明融为一体，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 当期待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我个人也愿做这样的批 评家，与这样的纽斯女神相知相恋，自始至终。

我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也不是阿Q“我们先 前——比你阔多了”那般无知，只是在对古典小说的 阅读中，以及作为职业编辑每天看大量的当下作品后 觉得，今天的写作者，还是有必要认真研读一下中国 古典小说。如果说20 世纪80 年代向西方学习是一种 先锋，那么，今天，是不是折身自己的传统，认真拜师 学艺也是一种先锋——这个时代的先锋呢？

当然，我常说，做批评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至 少我是这样，至今也不敢去尝试写小说。但从美学上讲，我一再强调“中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小说 传统和西方的小说有别。最近，一个朋友给我传了 一份别人统计的“关于中国小说的选题分析报告”， 分析显示，自 2010 年以来，关于对“中国小说”的 研究，发文较多的学者是：周明全 (7 篇 )、温庆新 (7 篇 )、鲍国华 (6 篇 )、宋丽娟 (5 篇 )、陈文新 (5 篇 )、 王春林 (5 篇 )、刘晓军 (5 篇 )、郭冰茹 (5 篇 )、赵维 国 (4 篇 )、张文东 (4 篇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 确和权威，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对“中国小说”的 研究和关注还是不够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中国” 也是有必要的。

张：在捡拾我们自己的小说传统和学习西方文学两者间，你认为需要一个平衡吗？或者说，今天的 写作者和研究者，要如何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传统？

周：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强调和对西方现代 主义以来小说美学的重视，其实是不冲突的。恰恰 相反，今天的写作者，应该要认真地阅读、学习西方 小说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对小说题材边界的突破， 甚至在小说写作技术上，依然要认真地研读。我个 人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体的，不存在需要特别去平 衡的。今天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要如何去面对我们自 己的传统，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我 以为，从《琐语》《山海经》《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幽明录》、唐传奇、宋以后的话本小说、《聊 斋志异》等文言、白话小说一路读下来，重新建立， 至少是扩容自己的美学范围，还是有必要的。

张：在你和李遇春的对话中，你问他：“在复兴 传统和坚守‘五四’新文学传统之间，今天的学者 要如何才能平衡两者的关系，而不会导致复古？” 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周：我在一次讲课中，也被学员问到这个问题， 我就用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说，你见哪个婴儿 在吃母乳时，永远只吃一只乳房。婴儿肯定是既吃 左边的母乳，又吃右边的母乳。只有这样，婴儿才能 吃饱，才能得到营养。中国自己的小说传统和西方文学传统，就如一个文化母亲的两只乳房，无论是写 作者还是研究者，都要吃的，只吃一边，肯定营养不 良，吃不饱。

文学研究同样需要“心”在场

张：你一直在做青年批评家研究，这些被你研究 的青年批评家都是你的朋友，在朋友和学术之间，你 是如何平衡的？

周：我和绝大多数的“70 后”“80 后”批评家 都是朋友。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完全抛开情谊，做 到纯客观，我想是很难的。但我所选择对话的对象， 都是当下最优秀的青年批评家。可能还有一些非常 优秀的青年学者我没注意到，但可以保证的是，我选 择的都是优秀的。最近外出开会遇到一些批评界的 长辈，都在夸“第七代批评家访谈”的对象选得好。我想，这也说明了我是极大地克服了人情和兄弟情 谊的。

张：2016 年《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 做你专辑时，你的批评观是“做心的批评”，我想问 的是，做批评需要“心”的在场，做文学研究呢？个人情感过于浓烈，会不会影响研究的严肃性和客 观性？

周：陈思和先生曾经说：“一个知识分子，如果 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 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 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 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 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我非常喜欢这段话。我 们看书时会发现，有些著作说理说教，看似客观冷 静，有学理，但是读起来却不会产生太多共鸣。它只 是作为知识，而缺乏必要的体贴感。

很多事一定是自己要走到了才知道，走不到就是不知道，而这个“道”是“道可道”的“道”。”“道” 没有那么玄妙，对一个学者来说，它就是一个人自己的阅读、思考。我在批评观里说，要做“人的批评”， 说直接点就是，我以为好的批评就是那种能深入文 本内部，深入作者的精神世界中，与其共同经受语言 和心灵的体验，用自心的在场进行阐释和批评，从而 让文本在解读和观照中焕发出独具特色、交相辉映 的美。文学研究其实也一样，同样需要“心”的在 场。也只有“心”在场，他的研究、他的学问才会是 有温度的。它不仅不会影响研究的严肃性和客观性， 相反，它会使你的学问有温度，有人文情怀。

张：你一直关注批评史，目前批评史的研究和书 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周：给我的感受是，相对于汗牛充栋的现当代文 学史的研究和著作，对现当代批评史的研究还很薄 弱。我自己研读过的有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 年）、李何林的《近 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1938 年）、 比利时汉学家文宝峰《新文学运动史》（1946 年初 版）、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86 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3 年）、 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1995 年）、斯诺 伐克汉学家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 （1997 年）、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 （2002 年）、黄曼君的《中国 20 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 （2002 年）、周海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2002 年）、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 1989 大陆部分）》（2005 年）、陈晓明的《中国当代 文学批评史》（2022 年）等。

从目前出版的专著来看，现代部分的较多，当 代的较少。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王永生主编的《中 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 学批评史新编》是质量最高的，不仅史料翔实，论述 有力，宏观和微观、思潮和批评家个体都得到了很好 的观照，而且新见颇多。我一直将两套书作为这一 两年的枕边书，时不时拿起来重温一下。温儒敏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刘锋杰的《中国现代六大 批评家》、高利克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以 重要批评家来勾连整个批评史，突出了人，但作为 史，还是显得没有连贯性和整体性，观照度不够。另 外，如李洁非、杨劼的《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 子和文化》《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对延安文学、对 共和国文学的内部肌理的研究是非常扎实的，我推 荐给很多搞现当代的朋友看。艾晓明的《中国左翼 思潮探源》、张广海的《政治与文学的变奏：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组织史考验》、黄健的《京派文学批评》， 都是某一个领域批评史研究非常优秀的著作。当然， 我个人对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周策纵的 《五四运动史》、舒哲衡的《中国启蒙运动》这样的 著作更感兴趣。我觉得这些著作，才是有个人温度 的学术著作。

张：你认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如何与他生活的时代相处？

周：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学 问。我在很多地方都在重复一个观点，那就是知识 分子对一个时代最大的贡献，不是去批判现实，或者 说，批判只承担了一个知识分子极小的一部分责任。创造，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时代最大的贡献。

张：未来有何打算？博士毕业会考虑进高校当 大学老师吗？如果进入高校就会有科研课题、项目、 发 C 刊的考核压力，这些会对你选择高校形成障碍 吗？你觉得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有哪些束缚？

周：我是一个随意而安的人，不太愿意打破规律 性的生活节奏。对未来，暂时没有太多考虑。至于 去大学教书，目前尚无此念。至于科研课题、项目、 发 C刊的，我想到不至于成为压力。

关于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的束缚，这个话题可 能是被传媒放大了，没有学院的文学教育，没有深厚 的理论修养，如何去面对文本，或者说，你和普通读 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把握处于同一水准，那还要文学 批评干什么？我们会发现，当下从事文学批评最优 秀的一波批评家，全是高校毕业的硕士、博士，而且绝大多数也是身居学院的教授、博导。从我的观察 看，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本身是没有多少束缚的，可能束缚来源于批评家个体的需求、欲望和得不到之 间产生的心理落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