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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位于北海东门外的雪池胡同，很多人都会想起这里的雪池冰窖。

冰窖是旧时储冰之用，皇帝在夏日赐给大臣，曰“颁冰”。明清时，北海、景山之间有一条东西长不过三百米的御道，其名称也以北海东门——陟山门代称。街道的中部路北，有一条南北小巷，小巷北侧尽头建有东西一字排开的六座冰窖。

清代乾隆时期，包括北海在内的众多皇家苑囿进行整修扩建。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京城全图》上，陟山门外的这处冰窖被冠以“雪池”之名，而冰窖所在的小巷也被标注为“雪池胡同”。

民国年间，这里坐落着一座宅院，林长民一家常住于此，林徽因在此度过了最美妙的青春时期。因地处北海与景山之间，可以享受到绝佳的景致，这座宅院也给她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在林徽因与梁思成携手赴美后不久，父亲林长民去世。这座宅院先后租给胡适夫妇、陈源凌叔华夫妇、周大烈许大山翁婿等社会名流。

即便离开雪池多年，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仍然提到“旅居的梦魂常常绕着琼塔雪池”。这座宅院人们也常以“雪池林宅”称之。

4月1日，是林徽因去世的纪念日。在这美妙的四月天，不妨一起凭吊这座宅院里的非凡岁月。

林徽因雪池故宅位置示意图。上世纪二十年代，先后租住雪池林宅的胡适与许地山在介绍地址时都提到了陟山门6号（今13号院），这个地址应该就是雪池林宅所在地。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林徽因以及梁思成在雪池故宅里。

1918年，林长民写给林徽因的信，林徽因在信上题跋。

林徽因与梁思成在织女桥初相见

五四运动中，清末民初的政坛风云人物梁启超、林长民等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9年5月2日，身为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字宗孟）于《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书》，将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准备牺牲国家利益的行为公之于众，痛心疾呼：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此文无疑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在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下，同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发表声明，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沉重打击了北洋政府的统治，这也令林长民在官场中备受排挤。1920年3月，林长民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总务干事的身份，携年仅16岁的长女、后来有着“民国才女”之称的林徽音（后改名徽因），告别北京，经上海乘船赴欧参加国际联盟会议，借机考察政治。关于他们离京时间，好友胡适在3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早8点，送林宗孟，与慰慈诸人。”

福建闽侯（今福州）林氏乃当地名门望族，历来具有深厚爱国情怀。林长民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后，在家乡兴学办教，积极投身推翻满清腐朽统治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成功后，林长民曾参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4月被推为众议院秘书长、议员，并前往北京。

1914年5月26日，临时立法机构参政院成立，林长民出任秘书厅秘书长兼总务科主任。林徽因大致在这一时期随家人搬至北京。

多个版本的林徽因传记、年表指出，这一时期，林家居住在前王公厂——明代称王恭厂，即今宣武门光彩胡同一带。

然而，笔者查阅1915年9月和1916年5月编制的《参政院职员录》发现，林长民通信录一栏分别显示为：“崇文门内沟沿头”和“东城苏州胡同沟沿头”。这两个地址实属一地。北京火车站建成以前，今北京站街北口向南可直抵内城南城墙。旧时，以苏州胡同为界，街北称“闹市口”，街南称“沟沿头”。也就是说，林家最初应该住在苏州胡同一带。

“沟沿头”的东侧是盔甲厂。据《大明会典》，明代工部设军器局。宣德二年（1427年），设盔甲厂，承造军器。后又设王恭厂，统于军器局。传记研究者是否将盔甲厂和王恭厂混淆？亦未可知。

1916年6月29日，参政院裁撤。一个月后，新一期国会成立，林长民再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当时编制的《众议院议员一览表》中，其住址一栏记录为：“南府口御沟河边织女桥西林宅。”南府位于今南长街南口路西，是清代内务府承应宫廷奏乐演戏之事的机构，始于康熙年间，道光七年（1827年）改称升平署，部分建筑尚存。织女桥大致位于今中山公园西侧门前偏南一点。

1918年春夏，林长民与汤化龙等友人赴日游历期间，十分惦念北京的家人，多次致信林徽因。林徽因在4月的一封来信上题跋曰：

民国七年，爹爹赴日。家人仍寓南府口织女桥。徽自信能担任编字画目录，及爹爹归，取阅，以为不适用。颇暗惭。

织女桥西的林宅恰与梁启超家族大宅（南长街54号）为邻。据说，1918年仲夏某日，17岁的梁思成正是在自己父亲的书房中第一次邂逅小自己三岁的林徽因，一见生情。可惜的是，如今林、梁两宅皆已无存。

林徽因随父亲赴欧前迁居雪池

林长民一家后来常居雪池宅院。关于入住雪池的时间，有不同说法。

1944年，掌故大家徐一士在《谈林长民》一文中写道：

（林氏）其后游英，约二三年而归。寓北京景山附近。庭中有栝树二株，故称所居为：双栝庐。

徐氏此说部分符合史实，但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先说史实：林长民人生最后几年与家人搬至景山、北海之间一处被称作雪池的大宅内居住。所居庭中植有两棵栝树（“栝”音guā，古书上指桧树），故将书房取名“双栝庐”，自号“双栝庐主人”。

再来说说徐一士文章中需要商榷的地方。

其一，林家移居雪池“双栝庐”的时间。

林长民善书，闻名于时。目前，除民国时期出版的《林长民遗墨》外，其书法作品尚时常出现于各大拍场。观之，带有“双栝庐主人”题款，或钤“双栝庐”印者皆是他住雪池时期所书。或许是受到徐一士的影响，世人普遍认为林家移居雪池是在结束欧洲之行回京以后。

然而，中国嘉德2014年秋拍，上拍了一幅林长民书法作品《读王临川二首》大轴，题识：“天如先生书家正之。己未端阳，长民书于双栝庐。”钤印：“林长民印”、“桂林一枝室主”。端阳即端午。己未端午节，对应的时间为1919年6月2日。由此可见，林家这时已搬到雪池，而彼时，五四运动的热潮远未结束。

所谓孤例不证。当代富有收藏的作家初国卿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他藏有林长民七言行书联：“文章声价登坛重，耆旧辛勤伏案成。”上款“己未七月”，落款“长民”。钤白文印“林长民印”，朱文印“双栝庐”。这幅作品同样是作于1919年，当时林长民还未赴欧。可见，林家移居雪池寓所的时间大概率发生于五四运动之前。

其二，林长民归国时间。

徐一士文章中说林氏父女“游英，约二三年而归”。事实上，林氏父女二人是1921年10月14日乘坐“波罗加”号游轮归国的。同年11月下旬抵沪。

笔者查到林长民题写的五言诗一幅，落款为“子新老弟大雅之属，民国十年十二月长民书于双栝庐京寓”。由此可见，林长民在1921年底之前便已回国，距其父女二人离京也就一年多。

1922年2月12日，林长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发表题为《恋爱与婚姻》的著名演讲。也就是从这时起，林家有女初长成，“梁林之恋”的大幕在雪池宅院中开启。

众所周知，爱慕林徽因的远非梁思成一人。从英国回国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同样向她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最终的答案世人皆知。在双方家长的玉成下，1924年6月，梁、林二人共同赴美攻读建筑学。1928年3月21日，两人在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总领事馆举行了婚礼。

1925年初冬，奉军将领郭松龄发表《反奉通电》，并盛邀林长民入其幕府。不久郭氏兵败被杀。林长民也不幸于11月24日在乱军中为流弹击中身亡。年仅49岁。

梁启超对好友的遇害伤心欲绝，一面函告梁、林二人在美国安心于学业，一面协助林家料理后事。他亲自撰联挽之：不有废，谁能兴，十年补苴艰危，直愚公移山已耳！均是死，庸奚择，一朝感激意气，遂舍身饲虎为之。

林长民福建同乡、末代帝师陈宝琛亦撰挽联，曰：丧身乱世非关命，感旧儒门惜此才。

江冬秀就租住林长民家一事给胡适写的信。

江冬秀承租雪池林宅

林长民去世多年后，曾与他同赴日本考察的俪白，于1949年在第17期《时事新闻》上发表《忆林长民先生》一文，追忆了早年与林长民的交往经历。俪白还提到，抗战初年旅港时，许地山将岳父周大烈的《夕红楼诗集》赠给他。俪白翻阅诗集时发现了一首题为《移居雪池友人故宅》诗。俪氏随即写道：

“雪池”位于北平景山之西，北海白塔寺之后边。昔闽侯林长民先生曾寓此。……林死后，其雪池故宅，先为胡适之接住。适之移居米粮库后，将此宅转让与周翁。宅中有一阁，登高远眺，则景山与白塔，远近在望，风景绝佳。昔周翁暇时，常来此叙谈，故诗中云。

梳理一下这篇文章透露出的两点重要信息。

其一：“林死后，其雪池故宅，先为胡适之接住。”

1925年底，林长民不幸遇害后，在亲友协助下，林长民的后事得以妥善处置。其后，林氏遗孀及子女悉数回归福建老家，闲出的院子不久便租给胡适一家居住。

而胡适1925年10月正在上海养病，其时人未在京，其夫人江冬秀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景山东街钟鼓寺14号。通过胡、江二人的通信可知，出面承租林长民雪池故宅的是江冬秀。1926年2月25日，她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

前天丁在君由天津来，昨天他打电话来找我，他一定要我同去看林长民的房子。他叫汽车来，与我一阵去看。我看看房子不大合适，我又贤（嫌）他太贵，七八十元怎么住得起呢？他一定劝我租下来，他说你租一堂好房子，适之少在外面住两个月就有了……

随后，在3月4日和3月14日的信中又分别提及，“这一次买了林家一百七十元家用东西”、“我们十号搬进新房子了，房子大好。”

丁在君，即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我国地质事业奠基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适近亲石原皋在其所著《闲话胡适》中也记载了胡家此次迁居的一些情况：

胡适在北京最初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我到北京时，他家已搬到钟鼓寺十四号。钟鼓寺的住宅，实在太狭小，不能不另找新居。恰巧，林长民的住宅出让。房子在景山大街陟山门六号。钟鼓寺的房子是寻常老百姓家，陟山门的房子却是官僚政客的公馆了。房子宽敞很多了，庭院也大，气派也两样了，有长廊，厨房中有机井。林家原有的家具陈设及皮沙发等，出了顶费全部买过来了。

1926年5月初，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新家。在6月10日致钱玄同的信提及：

我搬在陟山门大街六号，在景山的西面；电话仍是东、2429；你什么时候来谈，总是十分欢迎的……隅卿借《国子先生集》，我一时竟检不出来。你知道几万卷书被别人替搬动了之后检书真有多大的困难。

同年7月17日，胡适离京赴英、美、日等国出席会议。1927年5月20日，胡适回到上海后留沪任教。随即他租下极司菲尔路49号楼房一幢，接眷属至上海居住。但藏书、家具等仍留北京宅中。

1930年底，胡适应北京大学邀请，受聘为文学院长。他携家人重返阔别已久的北京居住，并且搬了家。《胡适日记》记载：11月28日离沪，“（30日）十二点五分到北京，车下遇见周寄梅，借车送我们到米粮库四号新寓。”

陈源凌叔华夫妇与胡适夫妇是邻居

陈源凌叔华夫妇

其实，俪白文中有一项重要信息被遗漏，而在江冬秀致胡适的信中有较为详尽的交代：林氏雪池故宅内部分为东、西两个院落。最初，东院的一部分尚为国际联盟同志会使用。胡家只租用了西院。胡适夫妇租住数月后，东院腾空出租，承租者为新婚燕尔的陈源、凌叔华夫妇。

陈源有个更熟知的名字：陈西滢。1923年，陈源从英国留学归来后，27岁的他便出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在胡适的支持下，他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并以“西滢”为笔名开辟“闲话”专栏评论时事。他们也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因为陈源、王世杰、李四光、周鲠生、丁燮林等多位年轻的北大教授均有留学英美的经历，且当时共同居住在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3号院，故被鲁迅称之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其父凌福彭，广东番禺人，与康有为同榜进士，系袁世凯手下干将，做过天津、保定知府，代理顺天府尹等。民国后，他先后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凌福彭退出政坛后，寓居东城干面胡同一所五进院落的大宅中（现门牌49号，老门牌21号），赋诗绘画，与齐白石、姚茫父、金城等著名文人、画家过从甚密。

凌叔华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创作方面受到周作人的提携，后逐渐成为著名的京派作家。

1926年7月，陈、凌二人结为伉俪。众多研究资料指出：凌福彭将干面胡同大宅的后院28间房作为嫁妆送给爱女，他则另立了门户，即把门开在史家胡同24号（老门牌甲54号，今已改作史家胡同博物馆）。

坊间有陈氏入赘凌家的说法，这与史实严重不符。事实上，陈氏原拟租住时任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的房子，后因故未果，随即夫妻俩租下林长民雪池故宅的闲置房屋。

此事在1926年下半年江冬秀致胡适的信中屡次提及，她在10月28日的信中写道：

通伯、叔华他们把楼房修好了，叔华东西全搬来了。白天、晚上他们常来家中，倒见热闹一点。

1927年2月的通信中又指凌叔华将其母接来同住。为此，胡适和陈源两家还相互调换了部分房间。

关于这件事，1927年3月15日林徽因写给同样身处美国的胡适的信中也有所提及：

通伯和夫人为我道念，叔华女士若是有暇可否送我几张房子的相片，自房子修改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我和那房子的感情实是深长。旅居的梦魂常常绕着琼塔雪池。她母亲的院子里就有我无数的记忆，现在虽然已不堪回首，但是房主人们都是旧友，我极愿意有几张影片留作纪念。

由此可见，林、凌这两位才女彼时早已相互熟络。至于徐志摩身后，两人因所谓“八宝箱事件”而交恶，则是始料未及的后话。

陈氏夫妇在雪池林宅租住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秋，二人同往日本作为期一年的旅行访学。1928年7月15日，身处日本的陈源给上海的胡适信中谈及：

北京的房子已经白空闲了一年，八月底、九月初将去走一趟，收束一切。我想一时你也不能北去，那么存在我们东厢房的你的藏书，临时怎样摆布，请打算一下，通知我俩。

1928年10月，刚一回国的陈源就受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即刻前往武昌，并写信告知胡适：“叔华十一月底来武昌。”

1928年12月25日，由沪抵京的徐志摩致妻子陆小曼的信中写道：

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房，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

“老金”即现代著名哲学家、徐志摩和陈源旅英时期的好友金岳霖。综合以上信息，笔者推测：凌叔华赴武昌前，从林家雪池故宅退租，搬到了自己家：史家胡同24号，把母亲也接了回去。不久后，金岳霖携其美国女友丽琳搬到史家胡同，和凌母分住两厢。

胡适搬走后 许地山一家租住雪池

1933年1月女儿出生后，许地山一家的合影。

俪白的文章说：“适之移居米粮库后，将此宅转让与周翁。”周翁即周大烈。那么周大烈搬入此处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周大烈，字印昆，斋号夕红楼、十严居等（注——与近代金山籍藏书家、南社社员周大烈并非一人）。周氏家族为湖南湘潭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周大烈年轻时与陈宝箴公子陈三立友善，受聘为陈衡恪（字师曾，以字行）、陈寅恪昆仲的业师。光绪末，周大烈东渡日本学习法政。回国后，他任吉林民政厅长。民国初任国史馆纂修。1913年4月和1916年8月两度当选众议院议员。

清末民初，周大烈旅居京、津两地。来京时，他有时住在姚华所居的南城莲花寺。1916年《众议院议员一览表》住址一栏记录为：“六部口水泡子周宅”，该位置大致是今北京音乐厅一带。晚年周大烈远离政坛，过着诗歌酬唱的隐居生活。周氏富收藏，工诗，书法简练古拙。同乡齐白石与陈师曾、黄少牧等名家曾为周氏篆印一百方，汇成《周大烈印谱》一册。自编有《夕红楼诗集》八卷，《续集》三卷。

周大烈育有七女，尤以六女周俟松、七女周铭洗最为出名。姐妹二人在天津读书期间，与邓颖超、郭隆真等人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参与“五四运动”。

周俟松（1901-1995），字芝子，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29年5月1日，与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在北京“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婚后，周俟松任北京女高师附中教师。

据《许地山生平大事年表》显示：

许、周二人婚后住石驸马大街。1932年，石驸马大街寓所遭火灾，全家迁至景山西街……

年表仅提到许氏全家1932年迁至景山西街，具体时间并不明确。笔者查阅1934年4月刊印的《夕红楼诗续集》，收录了周大烈1930年至1932年的诗作159首。其中，卷二“辛未七十四首”内，有1931年秋天周大烈所作《题石驸马大街屋壁》，曰：

石氏街南且暂居，老来儿女共扶余。满城黄叶声多处，四载题诗倚病书。

可见，1931年秋，他们一家还在石驸马大街。而俪白《忆林长民先生》一文所引《移居雪池友人故宅》诗，则收在第三卷“壬申四十首”中，为开卷第三首。其后还有一首题为《壬申三月陈叔通寄示诗答之》。壬申为1932年，也就是说，周大烈搬至雪池是在农历壬申三月、阳历5月之前。据此判断，周大烈移居雪池的时间在1932年1月至4月间。

笔者查阅了1929年至1930年和1930年至1931年《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名录中记载，许地山职务为宗教学院副教授，通信地址分别为：北平石驸马大街8号和北平石驸马大街绍园5号。而在1932年至1933年和1933年至1934年的《燕京大学教职员名录》中，许地山的职务已升级为教授，通信地址均为：地安门内景山西街陟山门6号。

许地山的散文《上景山》，开篇这样写道：

无论那一季，登景山，最合宜的时间是清早或下午三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底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雨脚底长度和电光底迅射；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底滋味。

如此精妙的描写，不是登一两次景山就可以轻易体会出来的，想必与作者的居住环境不无关联吧。

1934年10月，周大烈病逝。1935年8月，许地山举家迁往香港。1941年许地山去世。此后，周俟松携子女回到内地，曾长期在南京从事教育工作，直到94岁高龄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先后租住雪池林宅的胡适与许地山，在介绍这处宅院时都提到了陟山门6号，这个地址应该就是雪池林宅所在。那么，这座曾经承载着无比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名人故居，如今是否依旧尚存？它又在哪里呢？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和现场走访，大致断定陟山门6号，正是如今的陟山门街13号院，推断过程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