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选中短篇 | 202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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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的篇幅，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它的意旨和内涵却非常丰富。在我看来，它至少包括了四个方面的意旨。首先，就小说的题目《瞳距》来说，戴眼镜的读者应该都知道“瞳距”这个词的意思，它指的是两个眼睛瞳孔之间的距离，这是配眼镜时的一个重要指标。小说的男主人公武静国是一个“院士”级别的专家，在外人看来，他呼风唤雨，风光无限，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中龙凤，也有自己的心理隐疾。他在配眼镜的时候偶遇了身为眼镜店员工的女主人公尹芳，在不得不让她看到自己不戴眼镜的样子的同时，又从她身上体会到了一种“安心”的感觉，并进而对尹芳产生了爱意；而从小就在一个贫寒家庭里长大的尹芳，在日后的接触中也对这个比自己大十一岁的男人产生了一种“很模糊的心疼”的感觉，从而与他缔结了一段有较大年龄差距的婚姻。显然，这段婚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因此在三年之后必然产生了裂痕。其次，“瞳距”又暗指男女主人公之间社会地位、家庭出身之间的巨大差异。第三，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尹芳的弟弟尹翔。尹翔的悲剧，既有原生家庭的原因，又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不无关系。
小说的结尾，尹芳与武静国正式离婚。两个人完成了形式上的离婚，尹芳获得了形式上的心理胜利，但是作为悲剧根源的心理阴影和阶层差距并没有消失，就像人的两只眼睛之间永远存在“瞳距”一样。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
《命运慢跑团》书写了一个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在办理完父亲的葬礼后，离开家乡，离开母亲，两年没有回去。故事是从他回到家乡后开始的。他着力塑造了一个叫黑昌的人，这个人是他父亲特别好的朋友，他借助这个人物，讲述了父亲不为人知的多面。尤其是父亲年轻时，以及中风前后如何对待儿子的故事。黑昌的讲述，以及母亲对父亲的讲述，让父亲的形象在主人公心中愈发鲜活可触。主人公逐渐懂得了父亲，更加体悟了父爱。
《命运慢跑团》叙事简洁明快，语言朴素诚挚，作者使用散文的笔法，娓娓讲述源自生命深处的体验与感受。作品中的人物很成功，这群人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生活面前，不管多么困难，他们始终乐观，并且有一种强悍的生命力，在朋友，亲戚，家人面前，又是无限柔和，充满深情。整个作品情感丰沛又节制，意蕴丰富。可以看作是致敬父辈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对成长的思索，还可以看作是对希望的书写。
《佛罗里达有多远》是较为典型的“易性叙事”，即男性作家借女性视角来讲述故事，小说并未采用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但充分发挥了女性主人公有限视角的限定功能，摹写心理丝丝入扣，细腻传递出苏粒的感知和感喟，也在叙事内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波折和波动。
《佛罗里达有多远》首先触动我们的，是苏粒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超越固化性别认知的复杂性。因为一次年轻的放纵，苏粒成为一名单身妈妈。未婚先孕，女儿发育迟缓，独自抚养的经济压力，与母亲的紧张关系，这一切都紧紧地压迫她，直到从事的教培行业整体地垮掉，再也无力独自支撑下去的苏粒选择带女儿南下昆明投奔孩子的生父。小说并没有因为要赞美女性，就让苏粒轻易摆脱“第二性”的标签，而是从她选择南下那一刻起，便把她置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但另一方面，小说也展示了苏粒的韧性，面对女儿生病、疫情漫漶、行业退市、人生无常、性别秩序牢固的暗影，她依然有梦和憧憬，让人们看到“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不止是浪漫的想象，让人们知道，困在宿命里的人也有不倦追求的勇气，小说的题记选用王安石的《咏梅》正是为了证明这勇气的“重量”！
在《母亲的悬崖》中，蒋佳兰把自己推到了日常生活的悬崖上，因为她赌气式的一意孤行地生下了被医生诊断为高危异常的胎儿。她甚至来不及做好准备，就成了一个智障儿的母亲。于是，她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不得不离职、离婚，又只能在父母去世后独自承担起照顾女儿的责任。伍倩把蒋佳兰镶嵌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让她时时面对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爱与耐心、付出与拥有的痛苦撕扯。这缝隙狭窄逼仄，毫无回旋的余地。最后，立在“悬崖”上的蒋佳兰终于能够平静接受、坦然面对生活给与她的一切，那是“有它们挺好，没它们，一条命也能好好的”的释然。伍倩在这种种矛盾、撕扯和挣扎中写女人的精神成长。通过磨砺，蒋家兰最终成为能担得起生命磨损的人，这意味着能够担负责任、成就自我也成就他人。伍倩以和解的方式，给她笔下的人物以出路，显然，和解不是被动的退却，而是主动的接纳，是以一种更柔软、更有韧性的生存方式在俗世中成长。
小说以久违的北京口语写作，呈现了凡俗琐碎的北京生活，展现出高大上的北京城背后市井日常的一面。小说中的米乐夫妇买不起学区房，但为了孩子上学，竟然买了辆房车，在里面吃喝拉撒，这也就是小说中所谓“四轮学区房”的来源。小说以这样一个既现实又荒诞且极富想象力的“骚操作”展开故事，引出我们今天城市中产急需严肃思考的问题：“卷”还是“不卷”？小说中，米乐老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家庭卡在底层中产向高阶中产进军的路上，而让米乐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老婆要如此力争上游地“卷”，如此过度内耗地“鸡娃”。事实上今天，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已然演变成躺平的与不躺平的人之间的矛盾，变成了过度内卷和遵从内心的矛盾。这背后固然体现了世俗功利与随性纯粹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小说也将其设置成二元对立的结构。而且在这个结构中，作者的立场是极为鲜明的，体现了孙睿一贯的情感态度。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追问的是，城里的996和城外的音乐节，难道一定是对立的吗？有没有可能它们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孙睿提出的有趣的问题，其实是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