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6年，二十三岁的孙犁离开家乡安平，来到河北省安新县同口镇。同口镇位于白洋淀西南方岸边，“人到了同口，所见都是水乡本色：家家有船，淀水清澈得发蓝、发黑；村里村外、房上地下，可以看到土堆海积般的大小苇垛；一进街里，到处鸭子、芦花乱飞……”[1]在这里，孙犁担任村镇小学教师。尽管只居住了一年，但孙犁对白洋淀生活念念难忘。1939年，他在太行山深处的行军途中，写成长篇叙事诗《白洋淀之曲》。

《白洋淀之曲》最初发表在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上，主要讲述的是菱姑的成长，得知水生在抗击鬼子战斗中受伤后，她跳上冰床去探望。但是，水生牺牲了。接下来是送葬和菱姑的觉醒，女人拿起枪去战斗，为丈夫报仇。《白洋淀之曲》与《荷花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荷花淀》的初稿。但写得不成功，也没有引起读者深刻的共情。白洋淀生活令人难忘，那里优美的人事风光应该被记下来，但是，如何用最恰切的艺术手法表现人民的勇敢、爱和恨？很显然，当时只有二十六岁的孙犁还未做好准备。

1945年，身在延安的孙犁遇到了白洋淀老乡，听到他们讲述水上雁翎队如何利用苇塘荷淀打击日寇的故事时，沉积在孙犁心中的故事再次涌现，“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2]。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说他兴奋地跳起来，这部作品让他感受到“新鲜”：“那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荷花淀》的出现，就象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3]小说引起了编辑部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1945年5月，《荷花淀》在延安《解放日报》首发，深受延安读者的喜爱，很快重庆的《新华日报》转载；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各解放区报纸转载；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香港的书店出版时，还对“新起的”作家孙犁进行了介绍。——一夜之间，《荷花淀》和作为小说家的孙犁为人所识。《荷花淀》是孙犁创作生涯的分水岭，此前，他是作为战地记者和文学工作者的孙犁；此后，他是独具风格的小说家。

七十多年过去，《荷花淀》早已成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经典，也被认为有着鲜明的革命主题和强烈的抒情美学特征。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论文希望探讨的是：一种以抒发个人情感、情景交融的美学如何启发孙犁，使他得以协调“诗情”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抒情美学”如何在革命文学中找到恰切的位置？是哪些因素促使战地文艺工作者孙犁成长为一代深具抒情美学风格小说家的？这是重读《荷花淀》的动力。

“光荣事情”：时代风云从何处写起

《荷花淀》只有5000字，别有清新之美。以时间为线索，小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少年夫妇话别，第二部分是女人们不舍，想给男人送衣物，不料遇到鬼子。第三部分则是漂亮的伏击战，女人们无意间诱敌深入，游击队趁机歼灭了日本鬼子。

从《白洋淀之曲》到《荷花淀》，小说人物依然叫“水生”，故事依然发生在白洋淀，依然有夫妻情深和女人学习打枪的情节，但两部作品语言、立意、风格迥然相异。尤其是题目用“荷花淀”来称呼“白洋淀”更鲜活灵动，读者们似乎一眼就能想到那荷花盛开的图景——这个题目是讲究的，借助汉字的象形特征给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想象空间。没有残酷的战争风云，小说从日常生活的宁静起笔：“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4]口语而又家常的表达，勾勒了诗画般的风光。之后，小说家荡开一笔，描写白洋淀人的劳动生活：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著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5]

白洋淀属于冀中解放区，孙犁所写的正是解放区的日常生活，那个晚上的平静因“丈夫回来晚了”而打破。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6]

从“女人的手指震动”和“女人低着头说话”可以看到，“去大部队”这一决定的重大。而北方人民的坚忍和深明事理也浸润在这样的细节中。正如研究者们所指出，这样的北方人民其实是经过了“挑选”的，——虽然是经过挑选，但这种场景并不是个案，作为解放区革命工作者，孙犁所写的正是他所见到的：“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强敌压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要求保家卫国，他们要求武装抗日。”[7]要诚挚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是孙犁理解的朴素现实主义。

写作《荷花淀》时的孙犁，已经深刻认识到时代和战争在改变着每一个人，而一位作家要写的，则是他所面对的新现实、新生活：“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行动，确是波浪汹涌的。而且它‘波及’一切东西，无微不至。这精神和行动，便是战斗和民主。大浪潮冲激着一切，刷洗着一切，浮动了一些事物，也沉没了一些事物。它影响着社会上的一切人，连山上寺院里的尼姑道士在内，它变化人的一切生活，吃饭睡觉大小便在内。大浪潮先鼓动着人。因为人是这个时代精神和行动的执行者和表现者。它波动着这些人的生活，五光十色。这便是我们的新现实。”[8]

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是百姓家庭内部的事情，同时也是时代生活的微小浪花。但正是这样的浪花也才最切中人心，因为它与每个时代的个体命运相关。伴随“新现实”的则是“新角色”与“新人”：“以前，在庙台上，在十字街口，在学校，在村公所，上城下界，红白喜事，都有那么一批‘面子人’在那里出现、活动、讲话。这些人有的是村里最有财富的人，有的是念书人，有的是绅士，有的是流氓土棍。这些人又大半是老年人，完全是男人。”[9]可是，在冀中边区，一切发生了变化：“而今天跑在街上，推动工作，登台讲话，开会主席的人，多半换了一些穿短袄、粗手大脚、‘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一些女人，小孩子。一些旧人退后了，也留下一些素日办公有经验有威望的老年人。这些新人，是村庄的新台柱。以前曾淹没田野间，被人轻视，今天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超越那班老先生，取得人民的信赖。”[10]

《荷花淀》里的新人是水生，他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11]这个年轻人有责任、有担当，是抗战的骨干力量，有着不一样的精神面貌。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12]

新的现实催生新人，同时一种新的革命伦理关系也开始建立。小说中提到水生对水生嫂的嘱咐，这往往被认为是对女性的“特殊嘱咐”，但其实这样的“嘱咐”也是在民族国家话语逻辑里完成的。在民族国家话语里，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并不仅仅在家庭内部获得价值。一如小说中的场景：“父亲一手拉着水生，对他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13]父亲提到“光荣事情”，话语简洁朴素却有强大力量，彰显着战时军民保卫家园、抗击日寇的决心。对光荣事情的记取既有民族国家意义、也有家庭伦理意义，这是作为父亲的承诺，更是作为乡亲对子弟兵的承诺。这也让人想到中国的古诗，“位卑未敢忘忧国”，想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高尚品德，在最普通的中国百姓身上闪光。

因为大敌当前，夫妇话别便也不再是简单的夫妇话别，而父子之间的托付也不只是“简单的父子托付。“这当然不是一般的‘儿女情，家务事’，也不仅是一对青年夫妇的‘悲欢离合’，而是深刻动人地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那种‘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的壮烈精神，体现了解放区人民和前方战士那种相依为命、同生共死的亲密关系。”[14]——《荷花淀》使抗日战士看到了后方人民的力量：“看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因此就对这篇小说产生了喜爱的心。”[15]

《荷花淀》自发表以来便被视为革命文学经典，几十年来一直被收入中学课本，影响了一代代人。小说表现了战争年代最大的政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作家聚焦于那些最普通老百姓们的生活、情感、欢乐以及内心波澜，书写时代精神如何涉及人民生活，同时也书写人民如何影响我们时代的走向。作为主体的农民形象被重新构建，他们勇敢、团结、深具主体意识，他们并不是知识分子要启蒙的对象，而是前方战士最稳固的靠山。《荷花淀》的重要贡献在于重新书写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这也正如郜元宝所言：“从‘五四’新文学开创以来，如此深情地赞美本国人民的人情与人性并且达到这样成功的境界，实自孙犁开始。也就是说，抗战以后涌现出来的孙犁以及和孙犁取径相似的革命作家、确实在精神谱系上刷新了中国的新文学。”[16]

“公我”/“个我”的统一：革命生活与有情的叙述

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在于“抒情的传统”，这对于理解中国文学深具启发性和开创性[17]，也为重新理解《荷花淀》打开了新的入口。——很少有人像孙犁这样，可以将一部同仇敌忾的革命小说写得如此柔情似水，《荷花淀》既壮烈又柔美，既果敢又明媚，而他所使用的语言又是如此生动、鲜活、冼练。这让人想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滋养，《荷花淀》的“别开生面”，也在于它的诗情画意，在于它独具“中国风景”之美。

情感是这部小说最大的核心——它表面以时间顺序结构，其实内在里是一种情感结构。小说的三个部分也正对应了水生嫂们的情感波动。小说中，景物与人物情感之间的互相对应关系，常常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情景互现。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18]

此时的生活是安宁的，景色的安静与人物内心相互应照。但“女人们到底藕断丝连”，因为“藕断丝连”，所以想去追踪，想再看看他们。对于男人的思念、不舍在她们的闲谈里，也体现在风景里。从亲戚家出来，得知了他们的消息，女人放了心：“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19]哗，哗，哗的水声是平缓的，与她们的心情正好相衬，丢到水里的菱角也变得安稳了。

但是，片刻的美好随即被鬼子打破。“后面大船来的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20]与之前轻划着船“哗，哗，哗”不同，鬼子来之后，“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已经不再只是象声词，它还是情感和动作，是紧张的气氛，是“命悬一线”。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21]

眼见之处，花朵枝叶以及芦苇都是有生命、有气节的，——“铜墙铁壁”和“哨兵”是比喻，但也是风景的态度。《荷花淀》中，“一切景语皆情语”，景色是真实的存在，同时也是白洋淀人民心灵与情感的投射。

情感是流动变化的，时间的逻辑里暗含着的是情感的逻辑。“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声!”[22]这是战时的风景，是切近的现场：“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23]

壮烈的抗日故事里含有迷人的柔软的情感内核，即夫妻之情。那些欢快与思念、热爱与深情、依依不舍与千钧一发，都浸润在女人的行动、语言和所处风景里。而更好的风景则是男人们打胜仗的喜悦。“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24]

那些以往围着锅台转的女人哪里只是柔弱的被保护对象？她们开朗、明媚、乐观，也有承担。读者在小说中听到了她们爽朗的笑声，逐渐感受到她们的力量：“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亩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25]拿起枪来保家卫国的女性与做家务的女性是同一个女性，但又有不同。一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于是，水生嫂们在‘多情女人’的伦理身份之外又有了‘革命女人’的社会政治身份”，‘革命’与‘人性’就此建立起了和谐的联结。战争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也让‘革命’获得了必要性与真实意义，而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将幸福生活还给水生嫂和所有的善良的人们，美的人性与崇高的革命，就这样统一在孙犁的浪漫叙事中。”[26]

其实，《荷花淀》不仅以情感结构，它本身还是“思念之情”的产物。1992年5月20日，孙犁在致卫建民的信中写道：“《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27]1945年春天，对家人的思念向他袭来：“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很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28]事实上，1944年，孙犁刚到延安便听说了故乡人民经历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他曾为八百万人民以及家里亲人的安危，梦魂惊扰。后来接到家信，得知敌人‘扫荡’已彻底失败，现在更得知故乡已完全重新获得解放，家里人也都无恙，才放了心。但是绵绵的思念之情，还是经常地袭上心头。”[29]（克明：《一个作家的足迹》）没有人知道战争哪一天结束，这位小说家/年轻的丈夫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纸上建设他的故乡、挂牵和祝愿。

与其说《荷花淀》是一个故事，不如说是孙犁以小说的形式写就的一封充满思念之情的家书，这封信里有着一位丈夫和一个儿子最深沉的情感。当然，这样的情感不只是个人的，也是战时千万人共同的心之所念。——写作《荷花淀》时的孙犁将“自我”完全浸入了革命战士的角色之中，作为抒情者与作为革命战士、作为士兵战士亲人的“自我”才能融为一体。于是，《荷花淀》中内置的抒情声音没有出现分裂而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统一：“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30]

孙犁以个人声音写出千万人的心之所向，由此，“个我”便也成为了“公我”，“个我”与“公我”情感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契合是优秀革命抒情作品成功的关键，也是《荷花淀》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自《荷花淀》开始，以热爱出发的情感写作，一直贯穿孙犁的创作之路。“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31]

这也意味着，在孙犁那里，“抒情”不只是一种表现手法，也是面对人生的态度，将他的写作放入普实克所理解的抒情方式是恰切的：“抒情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发端。抒情在这里指的不只是诗歌文类，也是文学写作、思想的整体模式，或者是承接看待历史的方式。”——对孙犁而言，抒情当然是写作的动机和写作行为本身，但也是他观照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孙犁成为了自觉的抒情文学传统的继承者。

一位革命抒情作家的养成

《荷花淀》发表之前，孙犁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与《荷花淀》故事相近的《白洋淀之曲》，可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像《荷花淀》这样得到如此广泛而热烈的认可。是什么使孙犁在六年之间发生了如此重要的变化？作家的抒情美学趣味如何养成？

以“后见之明”看来，孙犁成为小说家与担任《冀中一日》编辑工作有密切关系。“冀中一日”是号召冀中百姓人人拿起笔书写“一日”生活的群众性写作活动。1941年4月，中共冀中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冀中一日》的通知”，决定全区上下都共同记录5月27日所发生的事，写稿范围上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行署、冀中各团体；下至村公所、村团体。……从发动到编稿历时七、八月。最终，征文收到了近五万篇。

孙犁是偶然加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1941年9、10月间，孙犁住在冀中二分区，等候过平汉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时没有过路机会，又患了疟疾，就没有过成。后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林约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了下来。”[32]五万多篇稿件最终选出233篇，三十五万余字，分为四辑出版。孙犁编辑的是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在大量的稿件阅读中，孙犁发现，这样的群众写作运动对上层文学工作是一种“大刺激，大推动，大教育”“使上层文学工作者更去深入体验生活，扩大生活圈子重新较量自己。在《冀中一日》照射之下，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无物，与人民之生活、人民之感情距离之远。”[33]

《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结束后，孙犁根据群众来稿完成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这是用来辅导冀中人民进行写作的小册子，后来改名为《文艺学习》，甚至比《冀中一日》发行更广。王林回忆说，因为此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所以使冀中文艺青年感到特别亲切，在写作水平上也大大提高了一步”[34]。

《文艺学习》并不长，分为“描写”“语言”“组织”“主题和题材”四章。在这部论作中，孙犁深刻思考了何为革命作家、时代与作家之间的关系，何为好的文学以及何为好的文学语言，一位作家如何锻造好的文学语言等重要文学问题。

《文艺学习》的出版表明，《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已经开始促使孙犁思考“如何成为一位好小说家”和“如何写出一部好作品”这些问题了。多年过去，他的许多思考依然有启发性。比如他提到好作品与时代、与生活的关系：“作者更要有远见和勇气，永远望在时代的前面。”[35]“生在这一个时期的作家，责任就更重大。因为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任务。在这个时期，文学事业和那些人一样是生气勃勃的。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作家便好像勇敢的鱼浮在汹涌的江河里。同时，在这个时期，社会也需要大批的人向文学事业努力。”[36]

他认识到作家与农民的关系：“在乡村，我们要认识新的农民，农民的心理。从他们过去的生活和今天的生活上来观察他们。在部队上，认识那些接受新的理想而战争的战士、干部，从部队生活的具体环境来表现他们。把新农民和战士连起来看，把部队和农村连起来看。要看出和抓紧我们的时代精神，在生活和工作上笼罩着的那个总的、战斗的、热情的、新生的气氛。在小的方面，要看出和抓紧一个人的进步和没落的过程里的重要筋脉。”[37]也认识到作家的责任：“在历史上，哪一时代都有它的有功绩的作家。而且，社会发展向前，在转变的年头，新的人大量产生出来，这些人因为他们的责任——埋葬旧的，创造新的，他们是生气勃勃，有勇有谋。这些人呼喊着，创造着，战斗着，这些人环绕起来，把新一代的社会捧献给人类的历史。”[38]

……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进行创作，但孙犁也已经有了革命作家身份的某种自觉。当然，在《文艺学习》中，孙犁更强调了语言及表现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

好内容必需用好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才成了好作品。用滥调堆砌起来，堆砌一房高也不是好作品。好的作家的一生的工作，也可以说是文字语言的工作。不断学习语言，研究语言，创造语言。……文学的大师同时就是语言的大师。[39]

……

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40]

……

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了。一个写作的人，为自己的语言努力，也是为了自己的故事内容。他用尽力量追求那些语言，它们能完全而美丽地传达出这个故事，传达出作者所要抒发的感情。[41]

什么样的语言是好的语言？在孙犁看来，好的语言要“明确、朴素、简洁、浮雕、音乐性、和现实有密切联系”[42]。近几年来，研究者们都注意到孙犁对文学口语化所做出的贡献[43]，事实上，他对好的语言的理解也可以概括《荷花淀》的特点，准确、冼炼而又有音乐性。——在《荷花淀》的写作实践中，他已经认识到语言与内容相契合的问题，他已经找到一种独属于他的表达方式，一种腔调、韵律与节奏。而正是这种对语言的执着追求，支撑了他的革命抒写与对抒情传统的继承。正如王彬彬在《孙犁的意义》中所言：孙犁“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实践‘口语理论’的冼炼之美，在幽默与坦诚中表现人道主义，……使他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遗产。”[44]孙犁对语言的这样的追求，使人重新看待他与抒情传统的关系——在孙犁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从青年时代的《白洋淀纪事》到晚年的《芸斋笔记》，兴与怨、情与志、诗与史都在他的文字里糅杂在一起，他的写作意义需要在中国抒情传统而不是史诗传统上去认知。

《文艺学习》并非成熟写作者的写作经验集大成之作，因为此时的孙犁还没有动手写小说，所以这本书充其量只是他的阅读心得。但是，这些心得对这位年轻作者弥足珍贵，它是一种创作的储备——也许他对群众创作的看法太犀利、对他人文字的批评太尖锐了，以至于他的同事有一次委婉提醒他，“你也可以写些创作，那样一来，批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些了”[45]。很多年后，孙犁对这个提醒依然不能忘记。

“我自己，从写了这本书以后，就开始学习创作”[46]，从《文艺学习》开始，作为写作者的孙犁开始有意克服那些创作中的“随大流”，那些抗战写作中的“程式化”，那些对抗战生活的“浮夸”以及语言形式的平庸。——如果说《文艺学习》写下的是孙犁关于“人民—生活”“文学—生活”的理解，那么《荷花淀》则是这位作家对其“所知”的践行，换句话说，《荷花淀》的面世表明，孙犁不仅是“有所知”的人，也在努力成为“有所做”者。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荷花淀》，会发现革命抒情美学风格的诞生不是凭空的，他有革命工作者的自觉，有对诗性表达、抒情方式的深刻认知……动手写作《荷花淀》之前，孙犁的抒情美学趣味已然养成。

结语：在晋察冀山地扎下的根，在延安开花结果

要特别提到孙犁那篇《谈赵树理》，这篇不长的文字无论是在赵树理研究还是在孙犁研究中都有深远影响。在讨论赵树理何以成为赵树理时，孙犁特别提到抗日战争之于赵树理写作生涯的重要性。“当赵树理带着一支破笔，几张破纸，走进抗日的雄伟行列时，他并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刚放下锄头，参加抗日的广大农民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异地方。他觉得自己能为民族解放献出，除去应该做的工作，就还有这一支笔。”[47]为什么赵树理最后成为了赵树理呢，是因为，“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爱，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这一巨流之中，没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处。他同身边的战士，周围的群众，休戚与共，亲密无间”[48]。

他要写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他要宣传、鼓动，就必须用战士和群众的语言，用他们熟悉的形式，用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而这些东西，就在赵树理的头脑里，就在他的笔下。如果不是这样，作家是不会如此得心应手，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正当一位文艺青年需要用武之地的时候，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49]

这些文字对赵树理是“知音之言”，也是孙犁的“夫子自道”。孙犁之所以能成为风格独异、气质卓然的革命作家，其实也在于“他遇到了最广大的场所，最丰富的营养，最有利的条件”[50]，“可以自信，我在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思想、感情，和我所处的时代，或人民对作者的要求，不会有任何不符节拍之处，完全是一致的”[51]。——在革命年代里，孙犁以文字应和了时代的呼唤，从作为个人的抒情主体成为集体的抒情主体代言人，表达了万千民众的心中所愿。一如传记作者所说，“在河北平原和晋察冀解放区扎下的文学之根，最终在延安开花结果了”[52]。

注释：

[1][32][52]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142-143页、195页。

[2][7][15][28][30][51]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新港》1979年1期。

[3]方纪：《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新港》1959年第4期。

[4][5][6][11][12][13][18][19][20][21][22][23][24][25]孙犁：《荷花淀》，《孙犁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31页、32页、32页、33页、34页、31页、36页、36页、36-37页、37页、37页、37页、39页。

[8][9][10][35][36][37][38][39][40][41][42][45][46]孙犁：《文艺学习》，《孙犁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226页、226页、225页、122页、224页、122页、115页、150页、170页、151页、278页、276页。

[14]黄秋耘：《介绍<荷花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阅读和欣赏》第二集（现代文学部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第91页。

[16]详见郜元宝：《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17]语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37页。王德威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提议寻找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

[26]丁帆、李兴阳：《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抒写》，《江汉论坛》2007年第1期。

[27]孙犁：《致卫建民（一封）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见刘宗武编《芸斋书简续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29]克明：《一个作家的足迹——孙犁创作生活片段》，《长城》1981年第2期。

[31]孙犁：《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孙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33]孙犁：《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孙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4]王林：《回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冀中一日》，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43]胡河清认为：“孙犁在解放区作家中，大概也可以算得最善于使用口语的一人。他小说里的叙述文字，几乎都是从冀中地域流传的口语中提炼出来的。不仅不掺丝毫半文半白的‘杂质’，且又似乎进一步革了‘五四’以来书面化白话的命。”（胡河清：《重论孙犁》，收《胡河清文存》，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44]王彬彬:《孙犁的意义》，《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47][48][49][50]孙犁：《谈赵树理》，《孙犁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110页、110页、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