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以掌故为小说——曾朴的《孽海花》与晚清民国的掌故之学

一

关于晚清小说，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说法——“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而来。此书是他在北大的讲稿，初版于1926年。鲁迅的文学修养及品味，以及对晚清小说的熟悉，都令人信赖，颇具权威性，被他归为“四大谴责小说”的几部作品，也都是在晚清非常有影响，后遂以“谴责小说”之目而进入了文学史。

“谴责”这个概念，在鲁迅那里是从讽刺小说的脉络而来，谴责要比讽刺更重口味一点，用鲁迅的话说就是：

光绪庚子（一九○○）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1]

鲁迅在谈谴责小说时，无论是从主题，还是写作风格及技巧上，主要指的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2]这两部小说都以“连缀话柄”的方式揭发官场腐败之弊恶，而又“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达不到讽刺的艺术高度，故别谓之“谴责”。说到谴责，刘鹗的《老残游记》“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并首揭“清官之恶”；曾朴的《孽海花》“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得并列于鲁迅所谓“谴责小说”之“四大”。其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的此类小说在晚清颇多，或流于“谤书”（不真实），或“有嫚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堕为“黑幕”。[3]

此后的晚清小说史叙事，一直将“四大谴责小说”作为主要作品论述，而学界则一直有研究者致力于辨析四书的不同，指出《老残游记》是政治小说（或文化小说），《孽海花》是历史小说（或政治小说、风俗志小说等），尽管二书都有谴责的成分，但真正引人关注的，并不是谴责官场，而是另有所在，殊不宜以“谴责”限之。相比之下，鲁迅对《孽海花》的评价，曲解尤多。[4]此后学界关于《孽海花》一书主题的讨论，众说纷纭，各具只眼，但揆之原作，却又让人觉得此前诸说皆有未明与未尽之处。即以最能近之的“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社会小说”、“风俗志”等来标记和解读《孽海花》，仍不如说曾朴撰写此书，无论动机还是方式，都是“以掌故为小说”，来得更醒豁。从掌故入手，联系晚清民国掌故之学的线索脉络，可以作为解读曾朴《孽海花》的一把钥匙。

二

关于《孽海花》“以掌故为小说”的著述立场，曾朴本人在《孽海花》第一次结集出版时所附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有很清晰的表述。此书之作，并不起于曾朴，最初发起此书并做了前几回的，是金松岑。而金松岑所作，“过于注意主人，不过描写了一个奇突的妓女，略映带些相关的时事，充其量，能做成李香君的《桃花扇》，陈圆圆的《沧桑艳》，已算顶好的成绩了，而且照此写来，只怕笔法上仍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蹊径。”[5]可见，如果依着“孽海花”这样一个名妓传奇的原型（或者说是类型）来刻画一个女性形象，无论再写得怎样好，哪怕是可以媲美《海上花列传》，亦非曾朴所愿。依曾朴之见，“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因此，书中那些与金雯青傅彩云无关的文字，像皇家的婚姻史，官场文人的聚会谈资，所谓“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非但不是因为小说结构不够紧凑的等闲笔墨，反而正是作者真正的命意所在。

在此书出版后，一方面得到了读者极大的欢迎和肯定，行销不下五万部；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新文学专家胡适的批评，认为其连缀短篇故事的结构，和关于孽报的描写，不是高明的小说家所为。胡适在二十年代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名家，他的批评，在当时很受各方重视，也因此而有争议。

曾朴在为自己的创作辩解的时候，明确地说“我的确把数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条线上，表现我们的想象……”[6]而林纾以《孽海花》“鼓荡民气”“描写名士狂态”对曾朴赞许有加时，曾朴又辩称，那“不过附带的意义，并不是他的主干。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拢在我笔头的摄像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7]

曾朴在这里所说的“避去正面”，专注于琐闻逸事，将“数十年所见所闻的零星掌故”贯穿于小说，合拢一些关于晚清政治变动和文化推移过程中的“侧影”、“远景”、“细事”的追求，殊有别于固有的历史演义小说，也不同于讽刺谴责的趣味，而与晚清以降士大夫文人考究掌故的风气趣味一脉相通。因此，蔡元培说：“《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他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的多,为从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的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大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 所以读起来更有趣。”[8]而胡适认为《孽海花》“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9]也是认为曾朴的书，更近于掌故笔记，而非小说佳构。

胡适说《孽海花》只能算是二流小说，是把札记之体与小说文体分别开来的，对此不止是作者本人在改编增订时特别要为自己辩解几句，就是在当时，也有读者对胡适的说法不以为然，吴耀祺的《孽海花考证》可为例证：

近代小说家群推李（伯元）吴（趼人）而东亚病夫亦以《孽海花》享盛名。全书以名妓傅彩云为主，而同光两代逸闻轶事，网罗无遗。描写名士习气，如温犀照渚，尤为淋漓尽致，洵稗观中之上乘也。或有病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而不得为佳小说者。然杰作如《儒林外史》，隶事亦至夥，而布局之松懈，反较《孽海花》为甚。乃吴敬梓则奉为安徽第一大文豪，东亚病夫则贬为第二流小说家，其识见之谬，论断之偏，可以见矣。……[10]

这里的分歧，表面看是对曾朴作为小说家优劣的评骘，但其实对于《孽海花》之网罗同光两朝逸闻轶事，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当时官场文苑的名士习气，是有共识的，分歧在于：

一、“以笔记掌故为小说”，是否合于小说的叙事文体？

二、如此脱离小说主题（名妓傅彩云）而津津乐道各种传闻轶事，能不能算是“佳小说”？

先说第一点，在清末民初，所谓小说的概念，合古今中外于一炉，实包含了很多种不同的文体样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此有清晰的梳理：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

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案语云，“《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忽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惟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高儒作《百川书志》，皆收《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11]

可见“小说”在中文里的原义，本多出于道听途说，而小说家与杂家，亦时分时合。至清末，中国传统的小说，既有道传奇、讲演义的章回体，也有记言行、述佚闻的笔记体。则笔记可以为小说，当无疑义。但是，笔记之体，与从西方传入的小说观念，有一大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强调虚构，即其文学性，有别于史学的客观实证性；而笔记之记言行轶事，则重在有此一说，这种说法不出于作者的拟想，而是一种记录。

笔记之体，在补史之阙这条线索上，以其广见闻，资考证，在晚清士大夫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有关于朝章国故的掌故之学，所谓掌故笔记之作，在清末文人留下的著述中堪称独盛，于史学一门中，可谓是以附庸蔚为大观。

关于第二点，小说既然名为《孽海花》，如绳之以西方之“小说”观念，当然是应该对标《茶花女》或《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写法，集中笔墨于对主角傅彩云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其生平经历与命运起伏为线索，写出社会的广度和人性的深度。这是成为一部“好小说”所不可缺少的。而曾朴的《孽海花》，第一回是“楔子”（主要出自金松岑之手），第二回则开篇是从同治戊辰会试（1868年的科举考试）说起，引出小说的男主人公——科举状元金雯青。小说前七回，都在写官场交游，作为本书主角的傅彩云，直到第八回才露面。而一开始，曾朴的《孽海花》一共只写了二十回，傅彩云之出场，是有些晚了。如果说，此书主要是为了刻画男主人公金雯青，则为何曾朴原定要写六十回的小说（最终完成了35回），却在第二十四回，金雯青就已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如果从小说塑造典型人物这个功能上看，《孽海花》的小说结构安排，的确不能算是佳构。但是，这样一部小说，在出版后引起了如此之大的反响，能够让读者反复索隐，津津乐道，欲罢不能，而为鲁迅列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又不能不承认，《孽海花》作为小说，实属佳构。这种看似矛盾的地方，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斑驳混杂有关。

曾朴关于“珠花式”小说结构的自我辩解[12]，与其说是对《孽海花》小说结构之独具匠心处的提点，不如说，是谙熟法国文学的曾朴，对于小说“应有较为复杂的结构”这种小说观的认同。而在这部小说中，最能体现出他所说的“前后照应”的地方，当属第十五回，对傅彩云与瓦德西在德国即有过从这一段内容的虚构。[13]这一段本为后来庚子事变中，关于赛金花与瓦德西之传奇关系的铺垫，很可惜，曾朴本人终其一生，也只把小说写到了甲午前后，令读者无缘看到这朵“珠花”在小说中完整的呈现。

蔡元培先生在《追悼曾孟朴先生》一文中，直言此书中傅彩云与晚清社会最有关系的举动，“还是拳匪之祸她在瓦德西面前，劝不妄杀人，劝勿扰乱琉璃厂”，而曾朴“起草时已在拳匪事变后七年，为什么不叙到庚子，而绝笔于‘青阳港好鸟离笼’的一回？”[14]蔡元培以不能起孟朴先生于地下追问其因为憾，曾朴之子曾虚白代父亲回应此问，则以曾朴自比“江郎才尽”，至死未能完成此书，告于读者。但这不是也恰恰承认了，此书在结构上，有不够完整的遗憾吗？而一部结构并不完整的未完成之作，竟能如此“成功”引起读者大众的雅俗共赏，其真正贡献于晚清小说之处，当是别有所在了。

三

国人对于小说佳作，有一种特殊的揄扬方式，就是补做续书，曾朴这部未完成的《孽海花》也不例外。曾朴身后，也主要有陆士谔的《新孽海花》和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陆士谔袭用了曾朴他们六十回的回目，构成侵权，后来被毁版了[15]。张鸿则是曾朴同乡挚友，受曾朴之托而作续书。此书衔接真美善本《孽海花》一至三十回，由三十一回续写至六十回，仍以赛金花为线索，主要描绘了清末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两大历史事件，1941年在《中和月刊》二卷一期开始连载，后于1943年由真美善书店出版，翌年还再版过一次。“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仅仅一年时间，《古今》就连续刊登了10余篇探讨《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文章，作者有纪果庵、冒鹤亭、瞿兑之、周黎庵、文载道等，其中除瞿兑之身处北京外，其他人都是当时沪、宁地区的文史掌故名家。”[16]

《续孽海花》一书的出版，可以让我们更加看清《孽海花》一书与晚清民国掌故学的关系。连载《续孽海花》的《中和月刊》和登载相关谈论《孽海花》文章的《古今》杂志，正是1940年代京沪两地掌故学家们活动的主要场所，核心人物是瞿兑之、周黎庵、冒鹤亭、纪果庵等。

瞿兑之《关于<续孽海花>》一文，对曾朴《孽海花》一书的主要价值，明确定位于描写同光朝士之种种，认为书中描写名士狂态，虽云附带而非主干，此点在书中“实为极精彩之处”：

清季自光绪庚子之役以后，舆论发舒，小说家也应时竞起，大抵以政界或社会为对象，若吴趼人李伯元刘铁云之伦，家张一幟，各负盛名。其间曾孟朴氏以《孽海花》出而与世相见，藉名妓赛金花（傅彩云）为线索，演晚清史迹，妙于描摹，尤为个中翘楚。盖师友渊源，家世雅故，习知同光京朝风采，名人性行。而藻思健笔，复能就各种资料，善于运化，用使形形色色，点染如意。所写朝士之情态及谈吐，历历如绘，生动逼真，读之觉老辈风流，去人未远，斯其最难能可贵者。并时诸家，实无其俦也。[17]

燕谷老人（张鸿）的续书，虽也依曾朴之体例，写戊戌、庚子中之人物轶事，颇可与史籍相表里，但文笔远不如曾朴《孽海花》精彩，也是一时读者的公论。瞿兑之对此并不讳言，但认为续《孽海花》与续《红楼梦》不同。《红楼梦》为凌空之作，续书者可见仁见智，自抒胸臆。而《孽海花》“明明以光绪初年至甲午间之朝局为背景，为主题，是确实不可移易的事，那么就非一直写到戊戌、庚子，或者竟至辛亥，不能算是全璧。所以《续孽海花》一书实在不可少。”张鸿此书，能不悖曾朴叙写“大事的全景”之志，并时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已经是很难得了。瞿兑之对《续孽海花》一书的发行、出版、修订，都颇费心力，功不可没。他说“我为什么热心于这部书呢？”：

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四次重要关头都在我的一生经历了。垂老而逢此地变天荒之世,抚今追昔,履霜坚冰,然后知光绪朝史事之关系重要。中国自宋以后，是士大夫的政治。士大夫政治可以说误尽苍生，但是没有士大夫呢，更不知今日成何世界矣。即以光绪朝中而论，自相残害破坏的是士大夫，议论纷纭以至国是不定的也是士大夫。然而试想光绪初元，清流的纠弹权贵,扦击阉竖,扶植纲纪,排斥佞谀,是何等义正词严,凛凛有生气。尽管动机不尽纯洁,尽管直言不被采纳。然而这种气概,是叫人有所忌惮的。国本所以不动摇,就靠在此。君主之威虽然无所不极，小人之倾害亦无所不至，终觉得士大夫的公论不能轻易抹杀，士大夫的身份不能轻易摧残。不料戊戌一举，把三百年不杀士的成宪打破。就满清一姓来说，是不惜与全体士大夫为仇，这个仇结得太深，是无法修好的了。就国事来说，是把障遏小人的壁垒打破了。大凡人在政治组织中,必须有所畏,畏公论,畏国法,这是最好的。总不能告诉人公论不必畏，国法不必畏。戊戌是使人不畏公论,庚子更是使人不畏国法。不得已倒有一样,就是怕洋人。到了不畏自己的公论国法，而畏外国人，请问怎样立国呢？（清季各小说所描画的都可以看出庚子以后的变态心理）辛亥以后,一切的改革总不能抓住中心。虽然若干地方有些进步,总抵不过破坏之多而且大。这就是由于戊戌庚子所受的创太巨，痛太深了，我并不是说士大夫政治恢复起来就好了。宋以来的士大夫政治，到今日大约也就结束住了。正如封建政治到秦而结束一样。但是今后的方向，应该极力将士大夫政治的坏处洗刷干净，而将其中好处维持培植起来，以为立国之大本。

我们所要看的不是一朝的史事，而是这三十年中的国民心理的变迁。这便要从社会各方面来看，而亟需要一部好的小说了。《孽海花》是一部好书，续书比起前书来，当然还差一点，然后以之为椎轮大辂之始，或者后人可以有一部空前成功的作品，亦未可知。[18]

纪果庵也说：

余虽嗜史,而深恶正史。翻阅清史,殆个人之履历表,官阶表耳,其余个性,固无所描绘, 即事实之肯萦,亦不愿明言。昔人称墓志碑铭,为谀墓之文,披览史书,诚不知相去几许。(《清史稿》尚不如《碑传集》等所刊之文能尽委曲)所幸私家记载,往往详官书所不详,纪正史所不纪。而数十年来,以时事为背景之说部,迭出不穷，其中缘饰固多，然亦必有其质地以为根核。吾人欲明晚清之社会，转不如于此觇之。若《孽海花》，固此中佼佼者，续书恣纵，虽不逮正，惟于戊戌以来三十年之朝局，大致可以得一轮廓矣。[19]

可见瞿兑之、纪果庵等人，所看重于《续孽海花》的地方，在于其仍欲“以掌故为小说”，以见光绪一朝的士大夫言论行事，而其小说艺术上与曾朴原作的相形见绌，也都在尚能“补史之阙”的考量下，得到理解、宽容和接纳。

曾朴的《孽海花》以掌故为小说，在小说文体上，是沿着《儒林外史》的路子，把固有的章回小说和笔记小说从形式上打通。其对于人物事件之历史背景，持一种有别于正史的立场、角度和趣味，“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的写法，也颇得《中和》、《古今》一班掌故学家的激赏，认为是此书最有趣味和价值的地方。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兴趣，因此多数不认同鲁迅“谴责小说”之定义的读者，会认为《孽海花》是一部历史小说。而在关系晚清三十年间之政局的意义上，《孽海花》也常常被看做是一部政治小说。但是曾朴的本意，也不在于谈政治，而是写官场佚闻（士林掌故），以见时代风会。故“以掌故为小说”，才是曾朴与四十年代的掌故家们别有会心之处。

关于掌故学之渊源, 瞿兑之认为它导源于古代正史与杂事的分途和笔记之体的兴起, 而直接动因则为救济旧式治史体裁的不足。他认为, 正史与杂史之分途, 由《三国志》启其端, 而博采群书、引杂史入正史则由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肇始。关于掌故学的用处，瞿兑之也是着眼于对历史的记录：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随着时间而变动不停的，而已经变动了的事物，往往如云烟之逝，要想追摹起来以供参考，就很不容易。历史本身是不会留下记录的，如果不依靠具体的事物映写下来，则所了解的历史不能真实而正确。掌故学的作用就是把关于变动了的事物种种知识积累储存起来，以供应各种需要——特别是历史研究的需要。

在中国的史书中，往往只看见兴亡大事的记载，或者官式的表面记录，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只有从其他的来源中才能体会到。这就使得从事掌故学的人要负起相当重的责任了。[20]

瞿兑之等掌故学家比较看重和强调的，是掌故对史学的补充作用，偏于“传信”的史的趣味，而对小说中富于“传奇”性的虚构笔墨，则不太感冒。周黎庵说:“一般对《孽海花》说部有兴趣的读者,大都寄重心于主角赛金花,即十年前逝世于故都的刘半农先生也是如此。而我们则不然,完全对于说部中的人物发生兴趣。对于赛金花,不但没有什么兴趣,而且还要从各家的记载中,指出原著人的荒谬,证明书中关于赛金花的种种风流绮事,都不大靠得住。这固然是大煞风景的事,但为了一点胡适之所谓‘历史考据癖’的存在,便顾不得许多了。”[21]纪果庵也说：“吾辈中年读此书(《孽海花》),所喜者不在其文笔之周密瑰奇,而在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碱酸之外,自与专注意赛金花之风流放诞,而为之考索本事,有见仁见智之分也。”[22]这也是他们能对张鸿的《续孽海花》评价相对较高的原因。但小说毕竟是小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小说的《续孽海花》，已极少为人提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曾朴的《孽海花》虽以掌故为小说，也在小说艺术上达到了一种新高度。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以《续孽海花》的出版为诱因，在这批掌故学者那里，将《孽海花》一书的读者，分成了“一般的读者”和“我们”。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界分。

“一般的读者”，感兴趣的是赛金花的传奇身世，从妓女成为状元夫人，又在丈夫死后再张艳帜，并在庚子事变中与德帅瓦德西有染，而于乱世中有保全国人生命财产之义举。这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虽取诸真人，而借助小说之虚构的特权，曾朴笔下的赛金花（傅彩云），既是孽海之花，也是自由之花。而“我们”感兴趣的，却是《孽海花》所写种种有关晚清官场士林的掌故，是“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我们”对那些“靠不住”的描写，不但不能欣赏，容忍度还非常低，对其荒谬之处，非要广而告之而后快。《孽海花》一书在晚清出版后的意外走红（曾朴称之为“幸运儿”），应该说跟同时满足了这两类不同趣味的读者群有关。

掌故之学，本起于官场（有关于朝章国故）。掌故与官场的关系也值得分梳，比如职官制度、风俗礼制、奇闻轶事，都是掌故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像升官图之类，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掌故之学，虽有些不登大雅之堂，但感兴趣的人也是不少。因此，谈掌故也有雅俗之分。雅的部分是拼学识、见闻、背景的，可以积累个人在官场及学术圈文坛的声誉，聚会宴请，谈言微中，也不全是附庸风雅的无聊应酬。俗的部分，多是八卦和小道消息，真假难辨，道听途说，耸人听闻，也是历来有市场的。对掌故学家如瞿兑之、徐一士们而言，谈掌故，既要辨真伪，也要别雅俗。真伪之辨，靠的是史学考证功夫，而雅俗之别，在喜爱《孽海花》的读者中，就是“我们”与“一般的读者”之间的差异。

曾朴对《孽海花》的写作和修改，前后跨着二十多年的时空，中间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临终仍然是未完成。1930年代前期，因为曾朴的改写《孽海花》，而赛金花（傅彩云）也被媒体曝光尚在人世，而吸引过大众猎奇的目光。1930年代后期，又因为抗战中“国防文学”的走红，而有排演话剧《赛金花》的公共事件。这是《孽海花》的“一般的读者”所关注的主题。1940年代，因张鸿《续孽海花》的连载和出版，而在京沪两地，以《中和》和《古今》为中心，再次引起有关赛金花史实的真伪之辨，则参与其中者主要是心系掌故之学的“我们”。那么，《孽海花》中，究竟是靠着哪些情节或笔墨，深深俘获了这些掌故学家的心呢？

掌故学在晚清非常盛行，比如说“究心掌故”“谙熟前朝掌故”，是对人见多识广的夸赞。有一种说法，认为清代文人这种对掌故之学的趣味，还是从龚自珍开始的，“近数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23]龚自珍自己也在其《己亥杂诗》中说：“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鐀如蒐采，来扣空山夜雨门。”[24]

掌故之学，在文史领域有其独特性。首先，掌故不承担宏大叙事，不承担意识形态职责，不是正史，而是避开正史；其次，关于真实性，掌故也是有点模糊，掌故也是一种历史记录，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传闻的，记录掌故的人不能保证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只能保证有人这样说过。就像钱基博说王闿运的《录祺祥故事》，是逊朝一大掌故文字。但其中关于肃顺事之无旁证之情节，可以言掌故而不足为信史。掌故之学，本来是正史的边角料，于史学为附庸，其于晚清之蔚为大观，一方面固然有补于正史之阙，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不少八卦和谣言的成分。这是因为掌故本身，是一种兼容真实和传说的文体，有些传说可能是谣言，但是这种谣言曾经传播过，却又为一种事实，非为掌故学者所编造。在真实与传闻之间，掌故这个文体比较有弹性，既可以记录一种谣言，也可以对此谣言做澄清和辨伪。

比如《孽海花》的风行一时，即因赛金花之事，是晚清一大掌故。曾朴以掌故为小说，欲以此一大掌故为线索，贯穿三十年中所见所闻之士大夫官场之逸闻轶事（也都是各有原型的士林掌故），以见光绪朝的社会历史变迁。故其虽为小说，却以“真人真事”为一大特点，所叙无不有所出、有所本。其中，关于龚自珍的死，以及火烧圆明园的起因，都成为此后广为流传的说法，并引起文史研究领域中的专家如孟森、苏雪林等人的撰文考证。但是即便是大家发现，不论是龚自珍与顾太清的隐情，还是赛金花与瓦德西的艳遇，都并非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也无法厚责于作者，更不可能要求作者将其改正。这毕竟是小说，小说作者出于叙事技巧的考虑和对文学性的追求，拥有在作品中虚构的权力。“以掌故为小说”，其实也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过于虚构则为无稽之谈，失去了“真人真事”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过于坐实则易流于无趣，也无以显示作者在文学上的才华和造诣。像书中所涉之聚会宴请，席间之行酒令、臧否人物、拜祭先贤等场面，写到细腻逼真殊为不易。如果没有实际生活经验，那些细节是想象不出来的。而一定要有过真实生活经历，又敏感而富于文学的才华，才能膺此任。但以《孽海花》和《续孽海花》比较，可见续书作者虽也有亲睹亲历，所述也有其“补史”之价值，但是在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文学才华上，二者实不能相提并论。曾朴所谓“叙写的精神”，使其《孽海花》在“以掌故为小说”之余，别有一种“文艺上之境界”[25]，这也是为什么金松岑推给曾朴去写，而张鸿续书，虽义不容辞而又力有不逮的地方。

张爱玲《忆胡适之》中说到《孽海花》：“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在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说。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也看不出幕后事情。”“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马上记得，一归入正史就毫无印象。”[26]由此也可见《孽海花》“以士林掌故为小说”，是曾朴对晚清小说贡献最大的地方，他的成功之处，在于能较好地利用掌故文体的弹性，和文学的虚构权力。

四

《孽海花》一书的读者，在无关于考据（龚自珍案、赛金花案）的地方，也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我们”和“一般的读者”。这里的“我们”，主要是与作者同时代，而又有着与科举考试相关的经历或见闻的读者，以及会对科举考试之细节及周边感兴趣的文人雅士。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人群，范围要比娴于掌故的旧文人圈子大，但又比津津乐道于赛金花艳史，而无辨识史实能力的一般读者圈子小。这个“我们”，是由受过传统科举教育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构成。随着科举制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此后一代一代的读者，就越来越对《孽海花》中写科举的这部分内容（包括状元的产生、制艺的商量、备考的文具、阅卷的过程、磨勘的花絮等）无感了。此后的作者，也再难对那个“学而优则仕”的科场官场，方方面面都能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生动可感。可以说，曾朴《孽海花》的独特之处，因其“以士林掌故为小说”，还可以被当做一种类似于西方“学界小说”[27]的类型小说来看。

小说第二回开篇是从同治戊辰会试（1868年的科举考试）说起，引出了小说男主人公，这一年的科考状元金雯青（金钧）。科举考试是中国的文化特产，传统读书人最重要的出路和成就，都系于科举考试的成败。书里说状元的出色价值，“这是地球各国，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而且积三年出一个，要累代阴功积德，一生见色不乱，京中人情熟透，文章颂扬得体，方才合配。这叫做群仙领袖，天子门生，一种富贵聪明，那苏东坡、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何况英国的培根，法国的卢骚呢？……”[28]

状元金雯青的原型实有其人，叫洪钧(1839-1893)。小说按他的生平经历来写，却不是要给他做传记，而是借着他的科场折桂、官场交游和宦迹所至，写了很多晚清名士的轶事和大小事件的佚闻。这些人物皆有原型，事情也皆有所本，取之于士大夫口耳相传的掌故，而非作者向壁虚构。这也是为什么晚清文人士大夫对这本书尤其感兴趣的地方：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看出小说里的人物原型；考科举、办文会、吃花酒、谈洋务，也都是他们熟悉的生活内容。《孽海花》等于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文人群体的自我写照，就像欧美学界小说中主要描写教员的教授小说，其读者群体以及评论者也是以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学院中人为主。

作为类型小说的“学界小说”，是有其专业门槛的。一个从未在大学里教过书的作家，很难写好一个教授的专业研究。可以说，专业性是“学界小说”的硬指标，以此为标准划出的“学界小说”的边界，既限制了作者的数量，也限制了读者的数量，使之成为一个小众的领域。今天的读者再读《孽海花》，对于其中谈科举的内容，比如“雅聚园”的聊天，“含英社”的制艺，翰詹大考的调墨、挖补，就未必会觉得多有趣。但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像蔡元培，就是因为“书中的人物，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更因为背后有“影事”可据，还增加了读者的索隐（八卦）趣味。而这种趣味，在一般读者（后世读者）那里，是难以领会的。

《孽海花》里那些更专业的话题，像研究边疆史地，谈论今文经学，都是同光间的学术新潮流，了解学术背景的人读来趣味盎然，别有会心；看不懂的人就难免味同嚼蜡，兴趣索然。这也是此书读者会分为“一般的读者”和“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学界小说”在欧美，基本上被评论家认为是属于讽刺小说的一类。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鲁迅会把《孽海花》看做“谴责小说”的原因。但曾朴笔下的官场士林，与其说意在讽刺、谴责，不如说更多的是借士林掌故中的趣闻轶事为士大夫写照。如写龚自珍和宝廷之事，都是如此。曾朴自己说，“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敬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例如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写雅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中的足印。全书叙写的精神里，都自勉地含蓄着这两种意义。”[29]可见，以佚闻掌故的方式写出这一时期文化的推移，正是曾朴拟想中本书的主干之一（另一个是写出政治的变动）。正是出于如此清醒主动的创作意图，曾朴的《孽海花》才会在金雯青、傅彩云的情节主线之外，连缀许多的科场风气和文人聚谈，而成为一部读者因此而分层（群）的“学界小说”。鲁迅谓《儒林外史》“婉而多讽”，这其实也是“学界小说”的特性之一，从《儒林外史》，到《孽海花》，再到《围城》，这是中国文学中优秀的“学界小说”的一个脉络。常常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围城》写学界中人要用一副如此冷峻的笔调，将那些教授们写得如此不堪？殊不知，“学界小说”这种类型，本身就是与讽刺文学同道，而与伟光正、高大全的文学审美异趣。从这个角度解读《孽海花》的话，我们可以对它在晚清作为一部“新小说”的特质有更深的认识。

作为学界小说，《孽海花》的作者全用掌故，哪怕像龚自珍之死、傅彩云与瓦德西的异国艳遇这种被学者专家证伪的情节，也不是出于作者虚构，而是当时确有此一说。读者考证也是依赖于掌故笔记的记载，于是小说是借才子佳人故事为线索，来串联晚清掌故；读者则是一方面借小说所记之掌故扩大自己的见闻（八卦）视野，一方面又将自己所熟悉的相关内容，借着考证本事的话题而以谈掌故的形式参与进去，共同构成一个事实与传闻虚实相应，作者与读者切磋商榷的文学场域。这是学界小说的类型化特点，非学界中人既不感兴趣（对专业方面的东西不感兴趣，只出于猎奇，好奇），也插不上话，学界中人却以指摘专业方面的纰漏，和书中人物原型为乐趣。

五

与《儒林外史》和《围城》不同的是，《孽海花》的读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冲着赛金花的传奇人生故事而来的。这部《孽海花》本不是由曾朴发起，而是金松岑先写了六回，并发表了两回。曾朴接过此书，纯属因缘巧合。而曾朴也借此书，抒写了他在男女情感方面的一些感想。本书从线索上看，是一部才子佳人小说的题材。年轻貌美的名妓嫁给了风流儒雅的状元，这在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可谓是修成正果。可是，既然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曾朴的《孽海花》自写到傅彩云在金雯青去世后，脱离金家重新挂牌做回妓女，已经是脱离甚至颠覆了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类型，也可谓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30]，回向写实主义，这也可视为曾朴“梦想改革中国文学”[31]的一个努力。

虽然小说不是为了表现名士美人的命运，但是这个状元配名妓的组合还是特别容易吸引读者眼球。彩云嫁给金雯青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金雯青已经是48岁（30岁中状元）。一个青楼女子能够嫁入状元家里（第二房妾）已经很幸运了，正房太太还把凤冠霞帔借给她，外交官丈夫携她出任驻外大使，都对她够好了，彩云是不是应该对得住这份好呢？虽然出身青楼，在国外毕竟是大使太太的身份，是不是应该恪守最起码的礼法？而彩云却是一路僭越出轨，从不消停，最后金雯青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气死的。这样一个女性，在传统小说里就是《金瓶梅》里潘金莲那种角色，淫荡不忠，红颜祸水，但是我们发现在《孽海花》里尽管曾朴写到了傅彩云这些败坏门风、背叛婚姻、玩弄感情的事情，但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谴责”，他的态度是呈现，也有点不赞成、感慨，但是没有道德审判。这一点在晚清就跟传统旧小说的“惩恶扬善”这种主流写法判然有别了。《孽海花》里面塑造的傅彩云这样一个在传统观念里认为是尤物和祸水的女性，放在今天来看，却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晚清女性解放的先驱，是新女性的代表。[32]她并未有意要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只不过生逢其时，加上个性张扬，她有聪明可爱的一面，也有无耻甚至狡诈的一面。在金雯青这样的精英男性在晚清不断败落的时候，傅彩云这个妓女出身的女性却一路上升，与金雯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傅彩云作为一个青楼女子，可以说处于社会底层，虽然年轻貌美，也只不过是金雯青这样的男性的欲望对象，是个被动的角色。她直到第八回才出场，而且尽管被纳妾，在家庭里也没什么地位。但是金雯青被指派为驻外公使，这给了彩云一个机会，实现了一系列的身份跨越（僭越）。先是穿上正室的凤冠霞帔，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金雯青出使各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是等级森严的，妻和妾地位本来很悬殊，在家里的话语权完全不同。就算嫁入状元家，从妾到妻一般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彩云竟然得到了。从女性获得权力的角度说，这得算是很大的成功。而彩云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德国以大使夫人的面目出现。

除了身份，彩云还有一大跨越，直接跨过了状元金雯青，就是在船上跟夏雅丽学会了德语。在晚清官场和社会中，洋务是一个热点话题，那语言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金雯青虽然贵为状元，作为大使出行，他却不通外语，而彩云年轻，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语言，使得她在国外生活得如鱼得水。在她随金雯青出使国外的这段时间里，因缘巧合，使得傅彩云实现了多重跨越，活成了人生赢家。这些跨越，包括身份的跨越，语言的跨越和空间上由内而外（出国）的跨越，从另一个角度看，都是对女性的解放。就连她的不断私通出轨，毫无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换一个角度看，也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一部分。鲁迅的《伤逝》里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这是新文化运动时的女性觉醒，而傅彩云可是比子君还早了二三十年。她无视传统礼法和社会道德，任性纵情，惊世骇俗，反而活出了自我，成为晚清女性的传奇人物。

金雯青和傅彩云，一个是起点最高的状元，可是人生之路不断落败：考了状元却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不通洋务，不会外语；研究《元史》，花了大量时间精力，却买到假地图，差点让国家遭受领土损失；娶了年轻貌美的小妾，却不能让她真正爱上自己，忠实于自己，不能约束她不去出轨，这也是一个男人不堪承受的失败。金雯青的败落，其实不是个人意义上的，他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个代表和象征。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国文化里面培养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都无法胜任朝廷的需要和外交的使命，这也是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事变，中国会经历一连串重大的失利。

而与此同时，一个起点最低的青楼女子，却能在晚清的大变局中，实现了人生的跨越和不断晋升：先是从青楼嫁入状元之家，然后以妾身扮演正室，在赴欧洲的船上学会德语，参与上流社会的社交而获得中国第一美女的艳名，再到情感和身体的不断出轨，最后丈夫死后，也能全身而退，重出江湖。小说中的傅彩云，不仅不再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和玩物，反而差不多是一个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和命运的女中豪杰。在庚子事变中，更是盛传其以自己和联军统帅的交情而劝说不要滥杀无辜，在皇帝和太后都逃出北京的时候，一个风尘女子却以一己之力救助了北京的百姓。相对于金雯青的暗淡和败落，彩云却是辉煌而成功的，这是一个上升的人生轨迹。尽管她也是声名狼藉，不是道德高尚的大家闺秀，却也能自食其力，还通一些德语。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傅彩云身上已经有了新女性的影子。

王德威曾在《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中国小说世界中“祸水”造型的演变》[33]一文中，谈到了赛金花这个人物形象的特殊性，从中国小说中“坏女人”造型的发展角度看，傅彩云这个典型的“荡妇淫娃”，居然全身而退，这一点是相当特殊的。王德威推测曾朴在处理洪钧和赛金花的关系上，可能沿用了法国风情戏剧的模式。而这一推断被曾朴研究者认为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34]的确，曾朴对二人关系的描写，主要还是以记掌故为主，但是小说的效果溢出了掌故“补史之阙”的功能，而进入了文学塑造典型人物的空间，傅彩云成了晚清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女性形象。

掌故学家高伯雨在他的《名妓赛金花的状元丈夫》一文中感慨道：“……清代百多个状元中，能讲实学者不过数人，洪钧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元史译文证补》，影响很大，出版后，东西洋研究元史的学者如法国的伯希和、汉比斯，德国的葛鲁贝，苏联的郭真，日本的小林高四郎、白鸟库吉，我国的历史学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君精于元史，陈寅恪还精通蒙古文、德文）等人，无不案头置有此书，以备参考。洪钧早死赛金花四十多年，她的名字到今日还为人所知，但一代的史学家洪钧，只为少数研究专门学问的人所称述，而在一般人的口头上，他还要得力于赛金花，才被人搬上舞台，写入小说。他死后还要藉名妓之力，才能在流俗人口中传名，这是洪状元生前万万料不到的。”[35]

《孽海花》本不是为了塑造晚清新女性而作，其本意是写“文化的推移”，也是为金雯青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同光年间）的文人士大夫（包括曾朴自己）的做一个自我写照。在这方面，若以学界小说的专业性衡量，他也达到了几乎是无可替代的成就。尽管如此，《孽海花》的走红还是出人意料的，连曾朴本人也归之为“幸运”。但是，傅彩云这个形象（尽管曾朴并没有写到庚子事变），在《孽海花》里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到了张鸿的《续孽海花》里，则变得苍白无力、面目不清，这也不是仅仅用文学才华不足就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孽海花》里的傅彩云之所以能写得如此之好，跟曾朴本人看待男女关系的态度大有关系。

曾朴晚年，虽欲将《孽海花》续成完璧，却觉心力交瘁，江郎才尽，而未能完成。但他却又有自传体小说《鲁男子》的创作，虽也是只留下一些断章，却是认识曾朴真实情感的重要资料[36]。他的儿子曾虚白说他年轻时在恋爱上所受的创痛，是终身无以弥补的，直到五十多岁创办真美善书店的时候，借着《鲁男子》第一部《恋》以小说的形态，尽情宣露了出来。[37]在他1928 年5月25日的日记里，他曾经记录了其幼年时的性幻想与性体验，以文学的笔调来描述，细致而又大胆。次日的日记里则总结说：

我一生的学问事业，都受女性绝大的影响：

我的种种学问和文章，都在十四到十七岁，这三年半里面，筑好的基础，差不多日夜兼程的前进，睡觉吃饭全不在心，为什么这样用功呢？就为了T。……

我热心科名，辛卯乡试，在病中拼命去干，终究中了一个举人，为了谁呢？为了要安慰汪珊圆，我贤淑的妻。然后来灰心名场，……也是为了汪珊圆的死，心灰意懒的缘故。

忽然投身商界，冒险营丝业，致移居上海，丝业失败，又继续营书业，这是为谁呢？为的是继妻沈香生，不甘居姑威之下，欲谋独立生活故。……

离了上海，不愿家居，去办引见，到浙江候补，过那官僚生活，为什么呢？就为和香生感情上起了裂纹，忽然迷恋了张采鸾，脱离了家庭，去创造独立的生活。

……

把我一生的经历来看，从良心上说，不论好的坏的，几乎没一事不受女性的影响。所以在人生里，女性的权威，简直伟大的如帝如天。现在一般人总以为女性是男性的玩物，其实骨子里男性常不知不觉的做女性的奴隶。[38]

这是曾朴痛彻心扉的真切感受，也是曾朴两性观的真实写照。与一般人的视女性为玩物不同，曾朴从自身的经验里体会到了女性的力量，有时竟有大如帝天之感。这是曾朴为人的极其敏感之处，这“不知不觉的做女性的奴隶”的感叹，在《孽海花》中的状元金雯青身上，也有不少影迹可寻。不妨说，在金雯青身上，不论仕途所向，还是情感所系，都有曾朴自己的影子。能够把晚清状元金雯青写得如此细腻入微，生动可信，不是仅仅熟于晚清掌故就能够做到的，曾朴在这个人物身上当有自我投射。也因此，我想在此大胆地推测一番——此书的最终未完成，或许与金雯青已经死于第二十四回有关？小说后面的章节早已设计好了，但是失去了金雯青这个角色，曾朴的自我也觉无处安放了。或许这就是他对写完《孽海花》感到意兴阑珊，而转做自传体小说《鲁男子》的原因之一？

《孽海花》最初发表时，曾朴的署名“东亚病夫”，也是耐人寻味的。“东亚病夫”本是外人对国人带有歧视性的称呼，身为中国人，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曾朴这样，以病夫自命（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不妨对照一下鲁迅《狂人日记》里的“我”）。这个笔名，应该是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曾朴是鸦片瘾君子，体素羸弱，病夫于他，是人生的写实；另一方面，东亚病夫，感觉是尤其指涉男性的一个时代隐喻，这里面既有状元。就曾朴的性别观念而言，给人一种大大超前于时代的感觉。阿英在《晚清小说史》里面说《孽海花》“所表现的思想，其进步是超越了当时所有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39]阿英意在说曾朴有“革命思想”，曾虚白也愿意向此方向发挥，但是作为一个被新文化运动推排成旧物的“老新党”、旧文人，曾朴在政治上，是不曾特别激进的。但他的小说，在男女关系的描写上，对于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红颜祸水类型，都是颠覆性的，也可以说，是有革命性的。他笔下的傅彩云，因此成为晚清文学的女性画廊中，一个独具异彩的人物。同时，金雯青这个状元的形象，也是独一无二，难以复制的。

六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文学立场，回看晚清小说，无论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鲁迅命名的“四大谴责小说”，还是旧文人笔下的鸳蝴派小说，都不免被归入了“旧文学”的营垒。但若以“小说观”和“女性观”之新旧来衡量的话，曾朴的《孽海花》都是“新小说”而非“旧小说”。其“以掌故为小说”的文学实践，不仅打通了章回体与笔记体的传统小说样式，也能以西方文学的小说观念为参照，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期，适成为新旧文学的桥梁。《孽海花》写了才子佳人，但不再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写法，而是其终结；写晚清历史，也不是历史演义体，而有丰富的生活细节，是一种风俗志式的呈现；作为描摹官场士林之小说佳作，不仅在晚清小说中无出其右，至今也难乎为继，从类型小说的角度，也可视为中国“学界小说”之先驱，上继《儒林外史》，下开《围城》，倘与欧美“学界小说”所描写的士林画像及学术场域对照磨勘，更可知曾朴的《孽海花》有其不可磨灭的文学贡献。至于对曾朴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定位，还是郁达夫说得较为确切:“中国新旧文学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中国20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作家中的一位最大的先驱者 。”[40]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

[2]《官场现形记》“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始自童年，末无结束，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如《钟馗捉鬼传》之类），以为新闻。……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3]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

[4]一是鲁迅说庚子时“赛金花为联军统帅所暱”，是当时的谣传；二是鲁迅撰此书稿时只看到此书的前二十回，而曾朴此后曾有较大的增改，及撰述缘起本末等自述，是鲁迅不曾见到的，

[5]曾朴《孽海花》附录，311页，岳麓书社，2014年版。

[6]曾朴《孽海花》，312页。

[7]同上，313页。

[8]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蔡登山编辑《孽海花与赛金花》，60页，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3年版。

[9]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中与钱玄同通信，见《胡适文存》第一集28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10]吴耀祺《孽海花考证》，《税务专门学校季报》1923年第4卷第4期 ，62-96页。

[11]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

[13]即便是这一段为曾朴所承认的虚构情节，也不是全无来历的。后文当论证之。

[14]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蔡登山编《孽海花与赛金花》60页，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3年。

[15]陆士谔的《新孽海花》衔接小说林本《孽海花》一至二十回，自二十一回“背履历库丁蒙廷辱，通苞苴妃子受官笞”起，至六十二回“专制国终撄专制祸，自由神还放自由花”止，回目完全袭用曾朴、金松岑所订的六十回回目，1912年9月由上海大声图书局出版，共四册，后因涉讼毁版。

[16]符静《从<孽海花><续孽海花>人物谈看上海沦陷时期的掌故热》，《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六期。

[17]瞿兑之《关于<续孽海花>》，《古今》半月刊，第32期。

[18]瞿兑之《<续孽海花>后序》，《古今》第32期。

[19]纪果庵《<续孽海花>人物谈（下）》，《古今》第35期。

[20]瞿兑之《听雨楼随笔·序》，高伯雨《听雨楼笔记》

[21]周黎庵:《记<孽海花>硕果仅存人物》,《古今》第42期。

[22]纪果庵《<续孽海花>人物谈（下）》，《古今》第35期。

[23]朱杰勤之《龚定庵研究》谓此语出自张维屏，也有说此语出自程秉钊或魏源，都未见具体出处，待查。

[24]龚自珍《己亥杂诗第十二首》

[25]瞿兑之《关于<续孽海花>》，《古今》半月刊，第32期。

[26]张爱玲《忆胡适之》https://site.douban.com/istarsea/widget/notes/329737/note/163596448/

[27]“学界小说”是欧美现代文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分支，斯诺的《大师》、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戴维·洛奇的《小世界》等是其中的代表。

[28]曾朴《孽海花》第二回，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9]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蔡登山编《孽海花与赛金花》94页。

[30]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中评价狄更斯小说之语。

[31]胡适《追忆曾孟朴先生》中说曾朴“是一个梦想改革中国文学的老文人”，《孽海花与赛金花》64页。

[32]参见胡樱《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一书中的第一章《<孽海花>：一个跨界传说》对傅彩云形象的分析，本节主要受胡樱著作的启发，并多采其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3]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2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4]见马晓冬《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2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5]高伯雨《听雨楼随笔》15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6]曾朴本人在日记里说《鲁男子》的“恋”，“写情感处全是真的”。见1928年5月25日日记，《孽海花与赛金花》88页。

[37]曾虚白《曾孟朴先生年谱》，《孽海花与赛金花》14页。

[38]曾朴《病夫日记》，《曾朴全集》第十卷，233页，广陵书社，2018年版。

[39]阿英《晚清小说史》，第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0]郁达夫《记曾孟朴先生》，《孽海花与赛金花》70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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