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气象：宋代文学中东京的声音景观与身份认同
引言：寻找逝去的声音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宋代文学的城市书写也成就卓著。就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而言，中外研究成果已不胜枚举，但还缺乏对东京声音景观的关注，导致宋人对首都的听觉感受尚未被激活，今人对东京声音空间的认知尚不完整。探讨宋代文学所呈现的东京声音景观，将有助于完整理解首都的人地关系、宋人的身份认同及文学对地方的塑造作用。
虽然“声音景观”的概念是现代学术的产物，但中国古代对听觉和声音都有丰富的论述。声音由物体振动而产生，是听觉的对象；声音景观（简称“声景”）则是人对声音环境的感觉，是听觉的结果，包含感知方式和声音感受的表达方式，具有空间性和人文性。汤普森在研究20世纪早期美国的听觉文化时，将“声音景观”定义为“倾听的或听觉的景观”；她指出，与风景一样，“声音景观既是一个物理环境，又是感知该环境的一种方式；既是一个世界，也是为了理解该世界而构建的一种文化”；“声音景观的文化层面包括科学和审美的倾听方式、听者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决定谁能听到什么的社会环境”。这就把对声音和空间的关系研究细分为以下一系列问题：在哪听、谁在听、怎样听、为何听、听到什么、结果如何。本文将采用汤普森的定义，根据古代“杂文学”的性质，利用宋人的文、诗、赋、词和笔记杂著等文学作品，还原北宋东京的声音景观，分析其中声音空间、身份认同和语言表达的多重关系。
一、声音景观的空间分布
东京城自内向外共有三重城墙：皇城（宫城）、内城（里城、旧城）和外城（新城）。东京是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密度大，城区热闹非凡。苏轼回忆道，至和三年（1056），京师发大水，他曾站在龙津桥上观夜市，只见灯火辉煌，人声鼎沸：“不知京国喧，谓是江湖乡。”“京国喧”三字概括出东京热闹的声音特点。
综合宋代文献材料，可知东京皇城里的声音景观主要有：
1.宫殿中的报时声：鸡人唱和、钟鼓和漏刻声。皇城南侧设有钟鼓楼，在文德殿，“殿庭东南隅有鼓楼，其下漏室，西南隅钟楼”。钟鼓楼靠近皇城南门，处于皇城和内城的交界，以报时声沟通朝野。《宋史·律历志三》对皇城中昼夜不停的鸡人唱和、钟鼓报时声有详细记述，并记录了鸡人所唱的歌词。贯穿十二时辰的歌唱，以整齐的节奏、清平的歌词、悠扬的歌声，引领着钟声和鼓声，回荡在皇城内外。
2.馆阁翰苑里的铃索声。学士院的引铃制度源自唐朝，唐人韦绚《戎幕闲谈》记李德裕言：“翰林院有悬铃，以备夜中警急，文书出入则引索以代传呼。”宋太宗时恢复了学士院的铃索制度。
3.宫殿里的朝参之声。包括鸣鞘、静鞭、音乐声和“万岁”喊声。与唐都长安相比，东京宫城的面积较小，朝参之声突出，或与此有关。
4.考场里的科举之声：下笔和唱名。不少诗文都捕捉到考生静穆答题时纸笔发出的声音，描摹了科举场屋中这种特殊的声响。唱名分两日举行，具体过程是：
故事，殿试唱名，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军头司立殿陛下，以次传唱。
新科进士的姓名从皇帝口中喊出，并由各级文武官员在宫殿内外依次传呼，这是科举之声的最强音。
东京内城和外城是士人与庶民、宗教与世俗、军队与百姓共同分享的空间，主要的声音景观有：
1.莺啼蝉鸣。在古代都城中，东京的绿化成就异常突出，河边、皇宫、街道、园林和墙壕等各处都植满槐、柳、榆、草、桃、李、梨、杏等各种树木花草。这为莺啼蝉鸣的基调声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这两种声音弥漫城内外，伴随着居民的日常生活。
2.车马声。东京交通繁忙，车马声日夜喧闹。北宋后期人更以车马声作为帝京的标志，如晁端礼在词中以“车马喧青（清）晓”粉饰“又喜皇州春早”的“盛世”，张耒在诗里以“喧阗车马音”表现“秋日丽玉京”的美好。
3.军声。一是军营日常操练和警戒的军声。众多的军营被布置在外城和城区之外，是东京随处可见的建筑物。根据北宋中期编成的《武经总要》，京城内外日常响起的军声当以鼓角金钲声和呼喊声为主。二是大小型讲武阅兵的军声。北宋大规模的讲武礼虽然不太多，但小规模的训练式阅兵活动经常举行，雄壮的阅兵军声在皇城、内城、外城和城外响起。
4.读书声。宋朝极度重视教育，在东京内城设立国子监、太学、辟雍、武学、律学、算学、开封府学等教育机构，增加招生人数，官民子弟皆得入学，神宗、徽宗时期实行三舍法，学生人数更多，学规更严密。全社会又崇尚科举，户户重读书。教学之法，据仁宗时京兆府小学学规，生徒每日学习均须诵读文句，作业考核有念书、吟诗、念赋。京师学规当亦近似，城里自是处处书声琅琅。欧阳修《读徂徕集》：“生徒日盈门，饥坐列雁鹅。弦诵聒邻里，唐虞赓咏歌。”此即石介任教太学时诸生响亮的读书声。至徽宗朝，官学大盛，读书声更是响彻京城。
5.街道的报晓声。北宋起初沿袭前代夜禁制度，东京城内街道长期有街鼓敲响，街鼓安放在街边小楼上，用于夜晚报时、早晨报晓，专为分隔坊市、闭启坊门而设置。仁宗庆历七年（1047）前后，已不再设置街鼓。此后，由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沿着居民的宅门边走边报晓，后世的打更方式由此变化而来。
6.市声。除了传统白天的市井声，东京还多了早市和夜市的喧闹声。早市和夜市是宋代市场出现的新事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狭义的市声专指叫卖声。京都的叫卖声不是自然人声，而是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歌唱形式，谓之“吟叫”。人声叫卖之外，东京又有替代性的乐器叫卖声。如吹箫卖糖声，源自汉代，在宋代文学中常见，“饧箫”在诗词里已凝定为一个市声意象。又如鸣鼓卖䭔声，卖䭔者辅以䭔鼓促销，省力而响亮，引人注意，后来的货郎鼓殆由此演变而成。
7.寺院钟乐市声。东京城里寺院众多，钟声本是应有之景。但京师寺院地处闹市，相国寺更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和游乐场所，因此寺院更多时候不是清幽，而是热闹，钟声不再是寺院的主导声景，寺院里的乐声和市声更加吸引人。
8.音乐声。北宋的经济、商业发达，市场繁荣，文化多样，文艺演出场所众多，统治者也刻意营造歌舞升平的表象，故首都各个区域都有音乐声、戏曲声。前引黄艺鸥的论文足以窥见东京城的音乐之声。
9.陈情鼓声。北宋设置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制度，击鼓陈情者先经鼓院进状，若不受，再到检院。毛滂在《登闻鼓诗》里就说：“九重赤涂高如天，四海黔首纷于蝝。……朝阳门外登闻鼓，鼓下章飞如急雨。一声直堕勾陈中，谁言天门严九虎。”登闻鼓声在内城和皇城之间响起，勾连起朝廷、官吏和百姓，成为国家和社会直接联系的一条通道。
至此，宋代文学中东京皇城、内城和外城的声音空间和声音景观已得到初步还原。在皇城四种类型的声音景观中，科举唱名声是宋代的制度化创新，报时、铃索、朝参和答题声虽前代已有，但宋代有新的变化和描写。这些声音受到皇权操控，科举士大夫也参与制造，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其声音空间虽主要属于上层阶级，但寒门子弟也有机会跻身其中，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内城、外城乃至郊外的九类声音景观，分布在不同的空间，官民都能听见。其中莺啼蝉鸣得益于全城的绿化美化，街道报晓声的变化是坊墙倒塌以后城市生活的产物，登闻鼓声是宋朝独立完善的监察和司法制度的听觉表现，禁军军声、叫卖声和音乐声则是首都的标志。街道、市场和寺院的声景转变表征着市井俗文化的崛起，反映出中国传统城市在宋代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并影响到此后近千年的基本格局。
二、声景与身份
重构声音的物理环境之后，需要追问的是：不同阶层的个体听到了哪些声音、如何表现声音？换言之，谁在听、听见什么、没听见什么、如何听、感受如何、如何书写？所有这些最终指向一个问题：听者、作者和读者的身份。我已论述过东京莺啼蝉鸣的自然基调声与身份的关系，以下专就人工发出的信号声和标志声展开分析。
北宋皇帝在书写东京声景时着力营造心目中的太平景象。前期，太宗在《缘识》其十九中写道：“京都繁盛谁比矣，十二楼台重重起。九衢车骑日喧喧，广陌欢呼歌帝里。”选择车马声和欢歌声来宣示京师的繁盛。末期，徽宗作《宫词》组诗，其二九有云“通衢争听卖花声”，既是对街巷卖花声的认可，也用以塑造时代的富足和悠闲。论者以为，徽宗亲作《宫词》组诗，描写理想化的、尽善尽美的宫廷生活，是为了避免他人或后人染指自己的宫廷生活，具有某种“先发制人”的意味。徽宗对宫城内外欢声笑语的描画亦可作如是观。
少数士子和官僚通过描画阅兵军声以颂扬皇帝和国威。北宋几次阅兵大典都有人献上大赋。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将伐北汉，先习武事，故九月在东京西郊讲武台举行大阅。田锡作律赋《西郊讲武赋》，肆力描写阅兵之声势。他此前已多次上书朝廷，倡言礼乐改革。阅兵前刚通过开封府解试，高居榜首，正踌躇满志。他献上阅兵律赋，既是投上所好，也是表达自身对未来入仕的期待，震荡天地的军声隐喻着新君和新进跃跃欲试的心声。端拱元年（988）冬，到京师干谒权贵的学子丁谓献《大蒐赋》以博好评。丁谓称写作目的是用来“赋大蒐而歌盛礼也，俾千古知至德之巍巍”。全赋铺叙阅兵过程，强调“军声振而方国耸立”。按是年十一月，契丹发重兵至唐河北，将南侵北宋。太宗借田猎之礼举行游猎阅兵，当含示威之意。史书对此次田猎记载阙如，丁谓此赋则可补史书之阙，赋中雄壮威武的军声是北宋对契丹的军事威慑。此赋所体现的文学语言自信也是宋初罕见的，恰与军声振立之示威相配合。咸平二年(999)八月，为应对契丹的南侵威胁，真宗于京城东北郊举行大阅。谪居黄州的王禹偁撰《大阅赋》，进言真宗要强化武备、保宁社稷。他渴望重返京国权力中心，在赋中想象阅兵盛况，渲染震天动地的军声，展现摇荡乾坤的气势，正符合皇帝宣扬军事力量以威慑外敌的目标。律赋是一种仪式性、表演性的文体，重在夸饰而非写实，阅兵也是一种重在展示强力、威慑外敌的礼仪活动，三篇律赋可谓切合朝廷需求。三位作者或为学子，或为逐臣，而皆主动颂美阅兵，渲染军声，流露出他们追求进用的心声。
士大夫则对科举之声情有独钟。考生走笔作答的声音早就存在，但一直到科举制度完全成熟的宋代才有人注意及此，并作了划时代的描写。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即云：“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王珪《呈永叔书事》也说：“卷如骤雨收声急，笔似飞泉落势长。”二人都捕捉到考场里纸笔发出的特殊声响，欧阳修比作春蚕食叶，王珪比作骤雨收声。尤其欧阳修“春蚕食叶声”之喻，不仅真切生动，而且契合礼部春试的时令特点，优美而形象，当即被梅尧臣誉为“食叶蚕声句偏美”。欧梅诸人的礼部唱和诗传出后，批评者指控他们高高在上，将广大考生视同桑蚕蚂蚁，竟引起场屋风波，但反而扩大了“春蚕食叶声”的影响，被宋人作为科举考场的专门典故反复使用，成为两宋科举考试标志性的文学声景。
宋代制度化的殿试唱名声更被科举士大夫奉若仙音。梅尧臣《和范景仁王景彝殿中杂题三十八首并次韵》其三八《殿中飞絮》云：“群公唱第鱼龙化。”唱名是人生的大转折时刻，皇帝用这种声音笼络知识精英、维护专权统治；对十年寒窗的举子而言，这是人生首战告捷的标志声，是一生中最动听的声音，终生难忘。蔡确《崇政殿放榜》回忆多年前身遇唱名的情形：“威颜咫尺瞻中扆，名姓传呼下九天。……孤臣拜赐交悲喜，相望先分五十年。”能近距离一睹皇帝容颜，听到自己的姓名从皇帝口中喊出，他不禁悲喜交加，五十年后记忆犹新。欧阳修谪守滁州，作《临江仙》词送一同年，上阕即唱：“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虽然感伤老来遭贬的遭遇，但开头忆及金殿被唱名的往事，仍语调轻快，回味无穷，尽现喜悦之情。释文莹著录此词及其本事，赞为“飘逸清远”，逼近李白之品流，并说“予皇祐中，都下已闻此阕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此词在东京城里长期传唱，科举唱名声随之持续回响。
不仅被唱名者激动万分，旁观者也觉得有幸倾听是一种荣耀，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宋庠《次韵和石学士见寄十首》其九强调自己“亲见仙科唱第时，宠均宣室对神釐”，自注：“君擢第之日，余以学士为殿试考官。”徽宗朝，给事中王易简作殿试唱名诗，引来多人唱和。程俱《和王给事易简殿试举人五首》，其五《唱名》云：“香扑赐袍迷草色，风传宫漏出花声。”轻风阵阵，将宫漏声烘托着的动听唱名声到处传送。韩驹《次韵王给事观殿试唱名》四首，其四云：“集英春殿唱诸生，日转觚棱晓色清。近侍皆分金带赤，内人争看雪衣明。罢朝诏赐群公坐，合殿欢传万岁声。我老倦随宫漏永，江南归去听鼍更。”自注：“内人多自升平楼上下观。”唱名声起，宫女们也登楼围观，侍立集英殿旁观唱名的韩驹更是念念不忘，在诗中频频回忆，视作一生中莫大的荣耀。唱名声成为科举士大夫的声音标记和社交密码。
对科举之声的敏感是两宋科举士大夫的时代共振，类似的声音敏感还有朝参时的靴声。朝靴声古已有之，但王安石《和吴冲卿雪霁紫宸朝》的描写最符合艺术陌生化的要求：“帚动川收潦，靴鸣海上潮。”李壁注：“帚以扫雪，言其多如潦之缩。百官入贺者皆著靴至殿门，其声如海潮之上。”以海潮上涨之声浪比拟群臣朝拜时的靴声，新奇、逼真、生动而得体，无怪刘辰翁将此二句加以涂点，表示赞赏。
朝参是官员的荣耀，但并非每个官员都喜欢跟朝参有关的声音。首先，睡眠不足者对催人早起通勤的报时声深感不满。欧阳修《集禧谢雨》说：“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苏轼《薄薄酒二首》其一干脆抱怨道：“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睡足是难得的享受，他们不愿听到催促上朝的钟鼓声和待漏声。其次，厌倦官场的士大夫对报晓声和朝参声也深感厌倦。在写作《集禧谢雨》的治平元年（1064），身居参知政事高位的欧阳修有多篇作品感慨老病、向往归隐。《早朝》诗前六句极写朝会威仪、春意盎然，颔联“鸣鞭响彻廊千步，佩玉声趋戟百重”专写朝参之鸣鞭佩玉声，尾联却说“少年自结芳菲侣，老病惟添睡思浓”，在老少对比中流露出深深的衰疲之感。《早朝感事》前四句描写早朝的时间和礼仪，颔联“玉勒争门随仗入，牙牌当殿报班齐”被后人誉为能道“太平气象”，后四句却转而表达对归隐的向往，尾联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反思自嘲了朝官生涯。《下直呈同行三公》尾联直接表明志向：“稻粱虽可恋，吾志在冥鸿。”在物质生存和避世隐居的矛盾中志在后者。作家们在抱怨、反思报晓和朝参之声的过程中，更深刻地感知空间和地方，也更深入地理解了自身。
东京广大官民都能听到的声音是钟鼓声。郑獬《上朝》云：“秋风御路冠盖满，晓月画楼钟鼓迟。”大臣们在通勤途中不时听到钟鼓声。宋初，宋白《宫词》其五六描绘宫中女性在鸡人和钟声的报晓声中起床梳洗：“天上鸡人唱晓筹，严妆钟动景阳楼。千门竞洗燕脂面，流作香波入御沟。”中期，夏竦《帝京春日》写鸡人唱早、钟声远扬、城门打开，夸饰首都的升平：“景阳钟尽唱邻鸡，十二都门报启扉。一带楼台擎落月，万家桃李待朝辉。”后期，王安石《和吴冲卿雪霁紫宸朝》描写鸡人报晓、卫兵开门的情景：“虎士开阊阖，鸡人唱九霄。”在士大夫笔下，鼓声雄壮，钟声悠扬，宫廷钟鼓楼上发出的颁授时辰的钟鼓声往北响彻宫城，往南传至内城外城，宣布一日之中不同的时辰，决定着从皇帝、朝臣直至普通百姓的作息时间。钟鼓、刻漏、铁牌等报时声象征着政治权力，表明中央政府控制着首都以及首都居民的日常行动。
让广大官民都倾注热情的是市声。市声最能体现时代特征，堪称宋朝的标志声景。学者指出，吟唱叫卖的市声是一个专属于宋诗的词汇，是一个新型文学意象，“与唐诗相比，市声一词只有在宋诗中才得到固定的表达”，宋诗明确注意到“市声”的存在并频繁提及，“这是诗歌写作对现实生活的如实回应和积极表达，与城市形态及商业文明在有宋一朝的新发展密切相关”。的确，北宋士大夫对东京市井的喧闹声和叫卖声多持肯定、喜爱的态度，仕途顺利的高级官员宋祁和经历坎坷的中级官员梅尧臣是其中的代表。宋祁在诗中多次书写寒食前后吹箫卖饧的市声给他带来的享受。《寒食假中作》云：“九门烟树蔽春廛，小雨初晴泼火前。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京城里春烟、雨霁、草长，四处街巷响起促销麦芽糖的箫声，远上云天，给寒食时节增添了暖意。“催暖”二字，既是拟人，又是通感，突破了一般经验的感受，将主观的心理感受赋予卖糖的箫声，将听觉和温度感觉相联通，塑造出新警的声景。《赴直马上观市》又云：“上直驱羸马，凌晨望百廛。垆喧涤器市，箫暖卖饧天。流水随轻毂，翻花送驶鞯。区区市门吏，无复子真仙。”用轻快的笔调描摹东京城的繁华，虽然守门的官吏并非有成仙潜质的梅福，但作者显然很享受喧闹市声所代表的富庶而悠闲的日常生活。梅尧臣在枯燥的锁院生活快结束时，想象出省后的欢快情景，就是“广市吹箫尚卖饧”。他听见卖韭黄者，遇见卖葫芦者、卖梅花者，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仔细观察思考。此外，葛胜仲《出院有期呈同院二首》其一，在锁院期间感叹“山色未容飞盖赏”，但又庆幸“市声时得隔墙闻”，前代文人厌烦的市声到宋代已变成安慰寂寥的声景。
喧哗的市声中，清幽的卖花声最具雅致。《东京梦华录》卷七的回忆很具体：季春时节，各种花卉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清奇悠长的卖花声优美动听，动人心弦，体现出时代的太平闲散。省试考官刘弇捕捉“数歇卖花声过耳”以表现清闲，旅居京师的孔武仲静听旅馆外的卖花声而稍减旅愁，曹组以“一竿红日卖花声”的清丽景象颂美辇下升平。卖花声清雅悠扬，晨起听之，最有韵味。它体现日常，又超越日常，在大街小巷中指向天空和远方，对贫富贵贱者都是一种精神性享受。
一方面，市声是东京城突出的信号声，是北宋商业繁荣、坊市混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宋代文学中的东京市声景观反映了民众生活的物理环境，也是作家在感知该环境的过程中构建的一种文化。南宋末吴自牧回忆临安街市的叫卖声，总要指出与东京的相似，早市里商贩“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夜市里各色食品商贩“亦俱曾经宣唤，皆效京师叫声”。这说明东京的叫卖声独具特点，自带“汴京气象”，是首都的标志声，与各地不同，且为外地所效仿，成为南宋人的故国记忆。“汴京气象”可作为东京声景特征的简要概括。
东京热闹的市声甚至改变了人们感知寺院的方式。寺院钟声本是佛寺书写的常见意象，唐诗里常见对钟声的描写，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也有学者借用声音景观的概念分析唐诗中的寺庙钟声。但宋人写东京寺院时，极少涉及钟声。李含章《相国寺晚钟》云：“高韵出重城，林梢鹤梦清。九衢方月晓，四野复霜晴。会有神仙听，能无魍魉惊。寒山深洞口，依约片云横。”描写重城之中的相国寺高远的钟声给人带来清幽的感受。但这类作品极为罕见。东京寺院里的声音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钟声乏人关注，音乐声和市井声则频频进入寺院书写领域。究其原因，一是宋代佛教的世俗化程度加深，东京寺院多地处交通要道，形成商贸网络和公共空间，寺院不再清静，都城士庶到寺院往往是为了购物、娱乐和社交。韩维《答范景仁叹花，花在相国寺，近舞场》，写游人在相国寺里看花赏歌舞，呈现的寺院里满是游人的喧哗声、舞场的歌舞声，足以压倒钟声。二是东京寺院高塔众多，巍峨耸立，连成东京城的天际线，成为新地标和制高点，转移了民众对寺院钟声的注意力。太平兴国寺有二阁，“高与塔侔，以安大像，远都城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观者无不骇愕”。高峻阁楼与巨型佛像震撼人心。开宝寺塔和天清寺塔尤为高耸。开宝寺位于东京内城外东北角，其福胜院内初有木塔，本欲造十三层，实建八角十一层，上下360尺，为东京诸塔中最高者，“巨丽精巧，近代所无”，庆历四年（1044）毁于雷火；皇祐元年（1049）又于其光教寺（上方院）造琉璃砖塔，八角十三层，建基夷山上，更为高耸。天清寺塔位于外城东南角的天清寺内，又称繁塔，塔有九层，高240尺，建于繁台之上，更显高大雄伟。从北宋中期到末期，多位作者都在佛寺诗中描写诸塔的雄伟、攀登的艰险、视野的开阔和皇都的气势，皆不提寺院钟声。钟声退隐，市声、歌舞声和视觉奇观崛起，构成北宋东京寺院独有的时代景观。
与市声一样吸引全民倾听的还有音乐之声。仁宗朝影响最大的词人柳永在东京生活数十年，是东京音乐文化催生的大作家，其作品也深入地表现了丰富的京城音乐景观，塑造了一个无处不歌舞、无人不游乐的京师。他笔下的京城乐声是复杂的。当他颂美时政，或回忆京师冶游生活，多写箫鼓、弦管等响亮的乐器，以“急管繁弦”“箫鼓沸”“喧天丝管”等富有穿透力和冲击力的乐音表现太平繁华的东京城。当他为歌妓代言，则以檀板、象板的节拍烘托她们美妙的舞姿，或以低沉的弦管反衬她们嘹亮的歌喉，或直接赞赏她们歌声的“清丽”“清幽”，最终传达她们悲苦的生活遭遇。
整体上，宋代文学中的东京音乐声响亮而热烈，造语动辄是“沸重城”“沸管弦”，打通不同感官，在元旦、元宵和中秋之夜还要叠加鼎沸的欢笑声。唐代长安有金吾禁夜之制，北宋东京不再禁夜，夜市繁荣，节日之夜更是游客如织、声震云霄。徽宗朝名僧惠洪（德洪）流放海南期间，于元夕作《青玉案》词，回味东京的美好声景：“凝祥宴罢闻歌吹。画毂走，香尘起。冠压花枝驰万骑。马行灯闹，凤楼帘卷，陆海鳌山对。当年曾看天颜醉。御杯举，欢声沸。时节虽同悲乐异。海风吹梦，岭猿啼月，一枕思归泪。”京师沸腾的歌吹和欢声，与海外凄凉的风声和猿啼，形成鲜明对比，在画面叠映中从听觉的角度突显出东京的时代和空间特征。
这是宫城内外、朝野上下相互影响的声景。《礼记·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两宋之交的人对此尤为敏感，多以东京的乐声怀念北宋的升平。施德操记载，仁宗某夜在宫中听到外面传来丝竹歌笑声，问：“此何处作乐？”宫人回答：“此民间酒楼作乐处。”仁宗以宫中冷落而民间快活为荣。《东京梦华录》卷八回忆，中秋之夜，东京城里“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同样高亮的乐声穿越不同的空间，统治者刻意营造的礼乐太平景象在东京的音乐空间中得以完成。一旦东京陷落，北宋灭亡，音乐之声也瞬间绝响。刘子翚《汴京纪事二十首》其二十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以京城名妓李师师的南渡漂泊，表现礼崩乐坏、中原陆沉的家国惨痛。到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韩元吉在使金途中经过已被改称汴京的东京故国，在金人的宴席上听到北宋的宫廷乐曲，悲从中来：“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世易时移，人已衰老，故都的乐音犹在，只是词人感知到的声景已截然不同，繁华时代早已结束。
同一座都市里，声音丰富多样，不同身份的人听到不同的声景，各有各的地方感知和归属感。
三、特殊的声景：寂静和哭声
与身份相关的东京声景中还有两种特别的声响状态需要另加讨论：寂静和哭声。
人类生存的环境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声音，“在听觉世界中，间隔普遍比在视觉世界中更加困难：各种声音势必包围我们”。绝对的死寂是不存在的，但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寂静书写，文字和图像中的寂静体验指向哲学、宗教或审美。在美学上，东京声景中的寂静多被描写为幽静。
第一种是颂美派的幽静。如王仲修《宫词》其二九：“宫槐御柳绕池亭，水殿中间暑气清。珠网帘深尘不到，静闻燕子引雏声。”前面写清，后面写幽，以细微的燕子引雏声反衬宫殿里的幽静，从而制造承平气象。
第二种是科举考场的安静。王珪《较艺书事再呈永叔并同院诸公》开头即写出试院幽静的环境：“小雨班班拂晓除，新禽格磔静相呼。”梅尧臣《较艺和王禹玉内翰》云：“分庭答拜士倾心，却下朱帘绝语音。白蚁战来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被帘子和帷幕分隔开的试院绝无人语，成千上万的举子安静作答，恰如万蚁相战，紧张而悄无声息。这种寂静只有考官能感受到，忙着思考作答的考生无暇注意。
第三种是馆阁词臣的幽静。北宋馆阁翰苑作为辅相养材之地，位于禁内，亲近皇帝，被视为清华的“玉堂”，入选者皆精通文章、学术，职事悠闲，地位清贵。苏易简记述学士院的环境是：“每外喧已寂，内务不至，风传禁漏，月色满庭，真人世之仙境也。”身处如此幽静的仙境，词臣的唱和诗都竭力描写幽静声景。南宋人列举赞赏的北宋初期翰苑词臣唱和诸诗，均在表现宫禁幽深、环境幽静和身份优越。词臣撰作的春帖子和端午帖子各有定式，而皆以静美为旨归。司马光《春帖子词·夫人阁四首》其四：“圣主终朝勤万机，燕居专事养希夷。千门永昼春岑寂，不用车前插竹枝。”恭维皇室环境的虚寂幽静。苏辙《学士院端午帖子·夫人阁四首》其四：“御沟绕殿细无声，飞洒彤墀晓气清。开到石榴花欲尽，阴阴高柳一蝉鸣。”高柳蝉鸣，更显出宫禁的清静无声。周煇认为，司马光在日记里特别记录自己的四首春帖子词，“盖为玉堂之楷式”，则词臣的文学职责就包括制造幽静。北宋末期，陈与义擢入馆阁，夏日与同僚集葆真宫池上避暑，以“绿阴生昼静”分韵赋诗，得“静”字而作五古，全篇词句共同营造出宫殿池上“清幽凉静”的感受。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许士大夫作诗，但此诗一出，“京师无人不传写”，对幽静美学的喜爱冲破了诗禁，足见士大夫对幽静的极度向往。
然而，在繁华、喧闹、人口密度大的东京，寂静是一种奢侈品。谁能感受到寂静？是身居高位者，是有权有钱有闲暇的阶层。寂静和声音一样能够提供信息、传达感受。寂静不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声音环境，而是一种主观的景观文化和美学趣味，是政治权力和文化资本通过文艺作品制造而成的一种声音景观。
宋代文学极多民生疾苦的作品，唯独在东京书写中鲜见哭声，直到首都陷落前后，哭声始大爆发。靖康元年（1126）冬，金人攻陷开封，在城里烧杀抢掠，本地强盗恶霸趁火打劫，又加大雪天寒，民众被杀、被掠、饿死、冻死者无数。东京官民的哭声终于被大量书于文字。身处城内的吕本中用诗记录了军民的抗敌过程和民众的巨大苦难，《兵乱寓小巷中作》写金兵的罪行和居民的哭声：“城北杀人声彻天，城南放火夜烧船。……明日开门雪到檐，隔墙更听邻家哭。”《城中纪事》写民众哭泣时的愤怒和恐惧：“都人向天泣，欲语声复吞。”邓肃《靖康迎驾行》也说：“斯民嗷嗷将焉之，相顾无言惟泣血。”居民哀号，无处可逃，泪尽而血出。靖康之变的悲惨现实改变了宋代文学中的东京声景。
更密集的哭声见于靖康年间及随后的史书和笔记。《三朝北盟会编》多处记述京师城破后，钦宗“恸哭”，居民闭门“号恸”。更有甚者，开封府竟然派士兵帮助金人掳掠人口财物，导致“哭泣之声，遍于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绝”。汪藻《靖康要录》对各阶层的哭声有详细记载。靖康二年（1127）二月初八，金人张榜公告：“别立贤人，以王兹土。”京师居民“恸哭”。初十日，孙傅率百官父老聚集南薰门，“号哭数刻”，乞求存立赵氏。至午后，才有翰林学士吴幵来告不可，“幵哭，众愈哭”。金国又命宋朝交出皇室成员。十一日午后，皇后、太子出门，官员、士兵和百姓“奔随号泣”，“攀辕号恸”，多人昏死在地。至南薰门，诸多太学生“拥拜车前，哭声震天”，“车中有一人大哭，擗蹈于上，其他往往皆气塞泪尽，无能哭者。时薄暮，将近门，犹闻车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虏酋在门下者迫行，不得已而出”。从皇帝、宗室、文武百官到士兵、学生和百姓，全在失声痛哭。
东京哭声是惨痛的声音，也是奇怪的声音。号称百年无事乐升平的东京被金军快速攻陷，危难之际，皇帝百官束手无策，一味屈膝求和，只会哭泣，统治者接受百姓的供养却无力保护百姓，甚至助纣为虐残害子民。醉心于制造东京好声景的朝廷和士大夫最终酿成了东京大哭声。这哭声是万千庶民的血泪，也是统治者的耻辱。金人撤出后，繁华的东京已沦为一座废墟，目睹惨况的赵鼎痛陈：“所谓京师者，数千里瓦砾场中岿然一空城而已。”至此，北宋东京的声音景观，在统治者的笑声中开始，在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哭声中结束。
以上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讨论了宋代文学中东京声景的文化和美学意义。此外，文学中没有呈现什么声音也值得关注。东京是最大的手工业制造中心，大小不等的官营、民营和家庭手工业工场、作坊分布在城区各处，从业人员众多，生产时必然发出声音，尤其武器、金属器皿、家具等的制作，声音尖利，传播广远。但宋代文学中难以见到对东京生产之声的描述，这也许是因为作家们轻视手工业生产，或厌恶其声响，视为噪声而在文学中予以清除，或偶有表现但未能流传。无论如何，东京生产之声在宋代文学中的缺席也是作者身份认同的结果。
结语：重新学会倾听
以上本文从听觉角度研究宋代文学的东京书写，通过文史互证，对东京的声音景观进行还原、分析和阐释，在声音层面揭示出唐宋间的重大变化，并分析宋代文学的认识作用和艺术成就，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东京是一座响亮、喧闹的大都市，其声音景观丰富复杂，动态变化，最终在皇帝和官民的哭声中结束。从“京国喧”到“都人泣”，东京声景是皇权、科举士大夫、军队、庶民、宗教徒和作家们共同作用的结果，蕴涵着北宋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既展示出时间性，又塑造了空间性。报晓声从官府的街鼓声演变为寺院打铁牌子或木鱼的声音，昼夜市声的喧闹多样，都在声音层面显示出唐宋间城市发展的重大变化：坊市分离制度被打破，城市市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受到制限，早市和夜市繁荣，商业经营获得巨大的自由和发展，影响深远。高度发达的科举文化产生了科举之声。佛教的世俗化、市声的兴起和巨型佛教建筑的崛起导致寺院钟声意义的衰减。有些声景是宋代出现的新现象，有些虽前代已有，到宋代又有新的变化和突出描写。政治、社会和空间的变化带动了东京声景的转型，改变了宋人的倾听，也表明这是一个与过去相比性质大为不同的时代。南宋人所谓叫卖声的“汴京气象”，可作为东京声景特征的简要概括。
第二，对东京多种声音的经历和体验构成了特鲁瓦克斯所称的“听觉共同体”（acoustic community），在共同体里，“听觉信息在居民生活中起着普遍的作用”。听觉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源于身份的差异，背后是政治权力和文化资本的力量在推动。一方面，声音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具有流动性，给空间赋予意义，帮助建构起地方的特征。另一方面，认知主体通过声音感知地方，声音勾连起个体的经历、感受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独特的地方感知和地方认同。研究欧洲近代城镇声音景观的学者指出：“特定的声音和对它们的反应有助于建构不同的听觉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不仅与特定区域有关，而且与特定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群体有关。”东京声景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也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不同身份的作者和作品中不同身份者发出的不同声音，构成了各种听觉共同体。
第三，宋代文学建构了东京的听觉风貌。弥漫性的声音通过其延展性而营造起空间性，东京因此而变得立体、丰满、多面而生动。通过阅读宋代文学，读者能够听见东京。艺术成就突出的作品在塑造声景上固然起了引领性作用。如朝靴、答题和饧箫声古已有之，由于王安石、欧阳修和宋祁的出色描写而将其凝定为东京声景，功莫大焉。同时，艺术成就不高的文本仍有着群体性的重要意义。仅就宋诗而言，大量文本贴近东京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形成文本交叉，共同塑造了东京声景，对宋诗“日常性”特色的形成关系重大。近有学者提出“情境诗学”概念，作为理解历代非经典诗歌的一条路径，使宋代以来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中被重新赋予意义。宋代文学中大量的东京声景文本亦可作如是观。东京影响了宋代文学发展，宋代文学也塑造了东京特征。
第四，为了完整地理解历史、世界和我们自身，有必要深入研究文学中的声音景观。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认为，听觉在大脑认知空间的偏侧优势（lateralization）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空间是被看到的，也是被听到的，空间在进入人的视野之前首先被听到；在某些纪念空间里，空间是被耳朵测度的。宋代文学对东京声景的书写即是其例。人对场所的归属感是通过对场所的体验获得的，传统的“声音”研究偏重听觉性，而“声音景观”的视角则偏重空间性，强调处于特定空间中的人对声音的独特感受。长期以来人们过分依赖观看，产生了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甚至对立。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即认为，视觉人创造的环境是强烈分割的、疏离的，完整的世界需要建立与“视觉空间”感受相异的“听觉空间”，而后者“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因此，我们急需重新学会倾听，与客体建立亲密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没有声景，空间书写就有缺失；没有倾听，我们对历史、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认识就不完整。是时候倾听文学中的声音景观。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宋文》未收书简辑考暨宋代书简会通研究”（项目编号20BZW06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