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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悚旧影

疫情又在反复，只好宅在家里读书。最近有一本《四十年艺坛回忆录》挺火的，作者丁悚是一百年前中国现代漫画的先驱者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活跃于摄影、文学、新闻、电影、戏剧等各个圈子，其《丁悚百美图》《丁悚百美图外集》《上海时装百美图咏》曾轰动上海滩，引领社会风尚。这本《四十年艺坛回忆录》我读了两遍，意犹未尽，许多故事是第一次知晓，因此长了不少见识。据此书的编者、丁悚之孙丁夏说，这本书里的文章是丁悚应蒋九公之邀，自1944年8月开始在《东方日报》连载，几乎每天一篇，历时四百余天，集腋成裘。数年前，丁夏为配合上海枫泾镇修建丁聪祖居，开始整理祖父丁悚留下来的资料和遗物，他从长辈口中得知有这样一批回忆文章，而后又得朋友的鼎力相助，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那段时间的旧报纸，遂将微缩胶卷上的连载文章编辑成书，于丁悚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出版发行。上海图书馆原研究馆员张伟在序言中说：“丁悚一生，值得我们回味、研究、景仰的地方实在太多，岂是一句‘鸳鸯蝴蝶派’可以形容的。”

为什么一本讲述前尘往事的书，在问世后能立刻得到读者的青睐？张伟认为：“不为名人讳，也敢曝自己糗，快意潇洒，毫无阻隔，保证了这部回忆录的真实透明感，而这也正是回忆文字最难能可贵的。”

这批回忆文章诞生的时代，是一个正处在新旧交替中的中国——中国人民饱受列强凌辱和内乱之苦，但知识分子的启蒙和市民阶层的成熟，使得上海文坛一扫颓废之气，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尽管文化市场的各种生产要素仍旧稀缺，但人们十分活跃，以丁悚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旧文化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结社、办学、办报、办杂志、开专栏、打笔仗，指点江山、月旦人物，言行举止中流露出来的舒张和奔放、激进与乖张，令后辈低回不已。

不妨举几个例子。丁悚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初创时的第一任教务长，他在《艺术叛徒》一文中写道：“刘海粟作画，曾自署艺术叛徒，人家辄目为狂妄夸大。我认为他这个别署，并不过分。”继而谈起上海美专的“裸体画事件”。现如今美术院校请一位女模特不算什么大事，但在民国初年保守势力强大的背景下，这件事并不容易。丁悚澄清了一段历史：刘海粟请的第一位女模特并不是传说中的四马路的青楼女子，而是他姐姐身边一个唤作“来安”的丫头，“来安”穿着随身的服装勇敢出场；至于裸体女模特，是由刘海粟家中一名唤作“阿宝”的“粗做大姐”喝了“头啖汤”。而第一位男性模特，是美专的茶房。为了减轻模特的心理压力，刘海粟采取“男女有别”的做法，让女学生画女模特，让男学生画男模特。

对邵洵美的“红粉知己”项美丽，丁悚也有记载。1935年，项美丽以《纽约客》杂志社中国海岸通信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继而与邵洵美相识、相恋，两人联手创办了双语画报《声色》，还一同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某天，张光宇邀宴文艺界的朋友，邵洵美与项美丽联袂而至，老朋友相聚，“殊尽欢乐之能事”。翁瑞午和陆小曼也走进今富民路的那条弄堂，他们是偷偷摸摸带着烟枪来的，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到了张光宇家中，“在一张矮得不能再矮的榻榻米上，铺设好了一幕《万世流芳》的镜头后，你们猜第一个横下去表演的是谁？竟是这位年轻美貌碧眼金发的外国女郎，而且姿势极其老练，手法相当纯熟……”项美丽竟然会抽大烟，后世的作家恐怕想不到吧。

丁悚与梨园界的名家也相当熟稔，《四十年艺坛回忆录》中对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谭小培、程砚秋、荀慧生等都有记述。在《程砚秋赴宴受窘》一文中，丁悚披露了当年程砚秋南下申城所受的一段委屈。文章开篇说：“……其实一个唱戏的能成为名伶，做到红角儿地位，千人中能有几人呢？况且其中甜酸苦辣备尝，非身历其境者，谁都不知。”接下来讲一次高亭公司老板的徐小麟为欢迎程砚秋而招宴于大西洋餐馆，邀请文艺界四五十人作陪，排场着实不小，但程砚秋迟到了足足两个小时，用过一菜一汤后即向主人作揖告辞，作为特邀嘉宾的徐郎西击桌而起，“直指砚秋谓：‘你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唱戏的，瞧得起你，请你，搭那么大的架子，一到就走，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不准走！’一时主宾尽窘，几无法下台”。

徐朗西是于右任的同乡，早年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与邵力子共同创办《生活日报》《民国日报》，后与汪亚尘一起开办新华艺校，抗战时期避居上海租界，顶住了日伪的威逼利诱，保全了民族气节。徐朗西应该是经历过新文化狂风暴雨洗礼的人，但他性格峻急，脾气暴躁，对伶人存有偏见，这也算是“时代局限性”吧。

在《市长醉后失态》一文中，丁悚提到了近些年来以《春申旧闻》重燃海上文坛的书画家陈定山。抗战前夕陈定山住在愚园路，交游广泛的他有一次大宴宾朋，许多社会名流躬逢其盛，当晚与丁悚同桌的有邵洵美伉俪及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副市长。“讵市长年少兴豪，频以巨觞向在座女宾劝酒，而本人被酒，已渐入醉态状况，故言语动作，也渐越出常轨。对于洵美夫人，似更不敬态度，致触洵美兄之怒，以堂堂市长，在高贵华筵之中，竟无赖若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声色俱厉地当席严词斥责，某仗醉肆性，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邵洵美无惧威权的“霸凌”行径，不负郁达夫对他“有声、有色、有情、有力”的评价。

《四十年艺坛回忆录》中还涉及许多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明星的旧事，如聂耳、王人美、英茵、胡蝶、周璇、陈云裳、黎锦晖、刘琼、严斐等。比如丁悚披露了周璇和严华由结识到婚变的经过，不偏不倚，不加掩饰，客观生动，可信可叹。他也写了不少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沉鱼落雁，心比天高，但往往命比纸薄，鲜有善终，让人在扼腕叹息的同时，对那个时代的凶险与黑暗有所了解。

总之，丁悚笔下的声色之娱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气节与立场，与此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政治态度。更多曲折与隐秘，有待读者的探幽发微，这将是一次愉悦的文史掌故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