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爱玲登上文坛虽然一帆风顺，不到二十五岁就已走红四十年代十里洋场，但当时赏识她的才华的几位资深编辑也不能不提，那就是主持《紫罗兰》的周瘦鹃、主持《万象》的柯灵和主持《古今》的周黎庵。”那么，柯灵与张爱玲究竟是什么关系？只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吗？柯灵关于张爱玲及其作品，又有哪些具体的评论？柯灵在张爱玲的研究史和传播史上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柯灵的文学批评时，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解读柯灵的张爱玲观，柯灵的名篇《遥寄张爱玲》无疑是最经典的研究文本，也最受关注。但已往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柯灵在给刘以鬯、黄继持、傅葆石、胡杨、李开弟、陈子善等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张爱玲，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柯灵书信中的张爱玲。

一

《柯灵文集》收录的柯灵给《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的书信共计52通，其中有数通是有关《遥寄张爱玲》的，分别摘录如下：

1984年11月27日：“嘱写稿寄奉，不知合用否？不妥处请删改。刊物何时问世，乞多赐一、二份，感感。国内《读书》知有此文，要求同时发表（我想可以略缓于《香港文艺》），不知可行否？乞见示。弟现在京参加35周年电影回顾学术讨论会，十二月初返沪。”

1984年11月27日：“前嘱写稿，已于今日午前寄出，题目是《遥寄张爱玲》。因为我日前正在北京开会，住西郊，较为僻远，邮局不收港邮；因此改寄深圳转《大公报》，请潘际炯兄转给你，接信后请你向他洽取吧。”

1984年12月27日：“我正在北京，参加有关作家协会的会。来信昨晚才从上海转来。《遥寄》文中，有不服水土处，请便宜处理。应删则删。我对海外读书界缺乏了解，此弊自知难免。但很想听听我兄对拙文的意见，发表后有何反应，也乞见告。创刊号问世，盼惠赐一读。《读书》月刊我将尽量压迟给稿，如他们认为不妥，作为《香港文学》专用最好。”

1985年2月11日：“关于张爱玲文，兹已交《读书》，估计当刊于四月或五月号，当无害于《香港文学》。此文兄删改甚妥，国内发表稿，亦已据此稍作删芟。刊出后有何反应，便乞见示。”

1985年7月21日：“《遥寄张爱玲》一文，《读书》《收获》先后转载了。《传奇》听说有两三处重印（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8月11日：“遥寄张爱玲小文发表后，《传奇》已于上海书店影印问世，人民出版社也已见广告，有两本选集要出，都要求将此文代序。最近又因《读书》《收获》相继发表此文，得张爱玲姑母来信约见。拟请兄代购第二期《香港文学》以赠之。”

《遥寄张爱玲》最初发表于1985年2月的《香港文学》第2期，文末注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完稿于北京颐和园左近”。

《遥寄张爱玲》柯灵手稿

陈子善著文对《遥寄张爱玲》的不同版本作了分析，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柯灵给刘以鬯的书信，对《遥寄张爱玲》在内地及港台地区的刊物上发表过程作近一步梳理：

第一，《遥寄张爱玲》是柯灵应《香港文学》主编刘以鬯的邀约才写的；

第二，《遥寄张爱玲》是柯灵在北京参加“新中国35周年电影回顾学术讨论会”（该会于1984年11月20日至12月3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举办）时在北京西郊的京西宾馆写就的，1984年11月27日上午将稿子邮寄深圳，通过《大公报》的潘际炯转交给刘以鬯；

第三，刘以鬯收到稿子后按照柯灵的要求“复一短笺”。柯灵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迟至1984年12月26日晚才收到从上海转来的刘以鬯的回信。刘以鬯提出稿件需要删改，柯灵回复“有不服水土处，请便宜处理，应删则删”。因此，《香港文学》第2期刊出的《遥寄张爱玲》，并非柯灵寄来的原稿，而是经刘以鬯的删改与处理才刊发的；

第四，1985年4月《读书》第4期刊出的《遥寄张爱玲》是柯灵在刘以鬯对原稿“不服水土处”作了处理的基础上，又“稍作删芟”而成的；

第五， 1985年5月《收获》第3期刊出的《遥寄张爱玲》是柯灵在《读书》版的基础上，将“个别字句”“略有改动”才定稿的。

此外，由郑树森给陈子善的信可知，是郑树森征得柯灵的同意，将原稿作了部分删改，并“另作少量文字调整”，才在1987年3月号台湾《联合文学》第29期“张爱玲专辑”刊发《遥寄张爱玲》的。至于柯灵给郑树森的原稿究竟是哪个版本，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遥寄张爱玲》除了在《香港文学》《读书》《收获》《联合文学》刊出，柯灵在1987年4月21日给傅葆石的信中还提到“听说美国华侨报纸曾转载此文，您如能查到，盼能见告报名和刊登日期）”。

柯灵写《遥寄张爱玲》除了刘以鬯约稿，是否还有其他原因？《遥寄张爱玲》发表后，又有哪些反响？柯灵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反响的呢？柯灵1991年2月14日给导演胡杨的信，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摘录如下：

四十年来，张爱玲在海外和港台享有很高的声誉，台湾还产生了不少所谓“张迷”，在她脱颖而出的大陆，却反而销声匿迹，近于湮灭。这种反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时代和环境等客观原因，也不排除由张爱玲本人手造的主观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感到这种隔阂应该打破，明知障碍仍然不少，于1984年4月写了《遥寄张爱玲》一文，在《读书》杂志和《香港文学》同时发表，有影响的《收获》重刊了《金锁记》。可喜的是由此很快引起连锁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编辑部门立即从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表示准备出版《传奇》：因为他们只有《传奇》初版本，接着又派专人来上海，向我借用旧藏该书增订本加以复制。同时上海店以最快的速度，将《传奇》1946年原版影印问世，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一种。以后张爱玲的作品，就在全国好几家出版社相继出版……这种情况，并非出于偶然，原来在我国新历史时期以前，张爱玲的姓名和作品虽已在国内消失，却仍有口碑流传，许多文字爱好者争相搜求。据我所知，大学文科研究生中以张爱玲为研究对象者即不止一人。凡此种种，正如埋在河床下的一片潜流，早已蕴有冲出地面的蓄势。出版界的张爱玲热，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

此外，柯灵1984年写长文《遥寄张爱玲》“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实际上早在5年前，他在给刘以鬯的两封信中已经向张爱玲表达了“亲切的问候”（“尊文曾谈到张爱玲，不知此君动定如何？二十余年前曾有种种风闻，颇以佳人为惜，惟愿其别来无恙耳”），并表达了向她约稿的意愿——“张爱玲现在美国，你能否给她发一封信，代我致意。我也想代《文汇》约写些美国通讯，希望她能同意。”

二

柯灵的书信中有数封涉及《张爱玲文集》的出版这一话题。

柯灵在1991年2月14日给导演胡杨的信中写道：“最近常君实同志自北京来信，向我介绍了张爱玲的年青研究者于青，因为她正在写张爱玲评传。和另外一位同道合作，计划由安徽文艺出版社编印张爱玲文集。”不过，于青最终给这本传记起的名字是《天才奇女——张爱玲》，1992年7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于青在“后记”中写道：“在此谨向对此书的写作提过建议、提供资料书籍等帮助的柯灵先生、张爱玲的姑父李开弟先生、陈子善先生、常君实先生、田仲济导师等前辈和师长们表示诚信的感谢。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很难完成这部评传。”

笔者未能找到常君实给柯灵的来信，但幸运的是，在华夏天禧·墨笺楼2016年12月23日至29日举办的“翁同龢、张元济、罗家伦、夏衍、唐弢、黄裳等名家手迹”专场找到了柯灵给常君实的回信，不见于《柯灵书信集》和《柯灵文集》，照录如下：

君实同志：

手示奉悉。获奖一事，早见报端，足下劳绩卓著，实至名归，敬以为贺。

于青同志写《张爱玲评传》，编张文集，都是好事，如有所命，自当竭绵力。嘱任张文集主编名义，可以同意，但希望看到具体计划，再作决定。张爱玲姑姑张茂渊、姑父李开弟，现在上海（住黄河路65号106室），版权问题，最好由出版社方面，取得他们同意。此事决定后，请先见告，我可以向她们打招（原信如此——编者加）。茂渊夫妇已到高年，她正患病。否则于青有机会可以找她二位谈谈。《张爱玲研究》及《资料大全》日内另邮寄来，请嘱妥为保存，用毕见还。

祝新年如意

柯灵 91.1.2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了柯灵担任顾问，金宏达、于青编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首印五千册，出版社最初认为有可能卖不出去，最终发行五六十万套，据说盗版的比正版的还多。柯灵是只顾不问，还是怎样？他为《张爱玲文集》的出版，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呢？

柯灵1991年6月21日致信张爱玲的姑父李开弟：“爱玲在美，不知近况如何，尊处常有联系否？安徽文艺出版社正筹备出版《张爱玲文集》，编者为金宏达（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于青（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我被聘为顾问。关于版权问题，曾告以尊址，嘱由安徽文艺出版社直接与茂渊女士接洽，不知是否已接上头？事实上以后恐怕只好由足下代表了。《遥寄张爱玲》一文发表以来，禁区突破，先后出版爱玲小说、散文集者，据所知，京、沪、宁、粤、闽等地，殆不下7种以上，使大陆读者得以欣赏张爱玲文采，自是一件大好事。但爱玲远在海外，版权利益所关，估量均无着落。现在政府已颁布《著作权法》，此事已有法可依，足下是否可将上述情况告知爱玲，使她便于考虑如何处置此事？安徽文艺出版社曾印行《傅雷译文集》，装订、印刷、纸张均较认真，对爱玲文集，我也以顾问的名义提出，要求注意印刷质量。估计书不会印得太差……附上报载《著作权法》备考。”

柯灵1991年6月23日致信《张爱玲文集》的责编沈小兰：“小说卷次序按短篇、中篇、长篇排列，或颠倒过来，我看都可以。我所以主张长篇排在最后，是因为看到以前所列目录，多为未完稿，故有此意。现所列长篇目录为《十八春》《怨女》，都不是张爱玲最精彩的作品，《怨女》与《金锁记》为同一题材，而前者不如后者动人，因此我还是觉得排在后面为好。但我的意见只供参考，最后还是请你和金、于二位协商决定。出版说明中你主张保留的一段，主观感情色彩较浓，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但此类文字，客观些比较好，我觉得金宏达同志的意见不无道理。我不是文集的编者，列名顾问就可以了，校样请勿见寄。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已于上旬去世，文集版权问题，请和爱玲的姑父李开弟同志联系，我已将安徽文艺出版社印行《张爱玲文集》的事告诉他。现在大陆也只好由他代表张爱玲了。文集印刷质量问题，由你把关，我就放心了。”

柯灵1991年7月11日致信沈小兰：“你既然是‘张迷’，文集质量就更有保证了。看来你够认真的，真令人高兴。张爱玲的姑父最近来信，说出文集事已告诉她。我看早点写信和李开弟先生联系吧。”

柯灵1991年11月21日致信沈小兰：“知《张爱玲文集》排印接近完成，至感欣奋。尽管国内对张爱玲的作品‘评价褒贬不一’，有作品在，白纸黑字，牝牡骊黄，读者自能品味；文学作品的存汰，要由时间做主张，并不取决于少数人的口舌笔墨。你为此事煞费经营，饱尝‘难言之苦’，很值得感谢与钦佩……李开弟先生是科学家，对出版界的情况自然难免隔膜，但人极正直爽快，通情达理，你和他打交道，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的，请放心好了。”

柯灵1991年11月21日致信李开弟：“得安徽文艺出版社沈小兰同志信，知《张爱玲文集》排印接近完成，极为高兴。爱玲文集在国内问世，是一件大好事，无论对爱玲个人，对读者都有意义，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在文艺界的积极表现。附沈小兰来信，她是‘张迷’，对此书问世出力不少。稿酬问题，请和她直接交涉。另附我复小兰信，阅后请即付邮发寄为感。”

柯灵1991年12月6日致信李开弟：“致沈小兰尊函拷贝随信璧还。我以为您提出的办法，是合情合理的妥协，想必能达成愉快的协议。我给于青、沈小兰写了信，提请她们注意：以爱玲的成就和在文坛上的声望，据国家规定的稿酬办法，以上限（最高一级）付酬，是公道的，不要因为她人在海外，使她受委屈。信附上，请阅后付邮。”

柯灵1992年2月14日致信沈小兰：“《张爱玲文集》的印行会有这么些周折，很出我意外。张爱玲给李开弟的‘授权书’当然是真的，是她的亲笔，确凿无疑。我愿意向你介绍一些情况：李先生是老留学生，他有不少办事业办交涉的经验，所以他拟订的合同草案‘非常详细具体’（如来信所云）。你社领导认为‘授权书’未经我驻美使馆认可，在法律上无效。我早听李先生说到这一点。他有个熟朋友，是法律界权威，李向他请教过，那位律师就指出过有效无效问题，但认为请使馆认可，或请律师公证，要费许多手续，花很多钱，从实际出发，没有必要这样做……你为出版张爱玲文集所付的心力，我也历历如见。你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已很好地尽了自己的职责……‘授权书’复印件附还，从你们出版社的法律立场出发，这样的核实大概是必要的，但我将不告知李开弟先生，否则他将认为是对他极大的侮辱……我衷心希望此事能圆满解决，不再有任何意外。”

《张爱玲文集》需要附录《张爱玲传略》。柯灵1991年4月24日致信于青：“来信奉到，《张爱玲传略》立即分出时间来读了。看得出你是下了功夫的，很有感情，也不乏独到的见解；但我觉得还有不少可以斟酌之处，是否又当，请你考虑……此信请复制一份，退还给我，并希给金、沈两位也各复制一份，以便求得共识”。柯灵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七条意见。华夏天禧·墨笺楼2018年1月16日至23日举办的“同一上款——廖沫沙、吴祖光、臧克家、袁鹰、柯灵、范小青等名家信札”专场有柯灵1991年5月31日给常君实的书信，其中提到：“于青极有才气，但有些看法，未尽允洽，我的意见如对她有些用处就好了。”

《张爱玲文集》的责编沈小兰在《曾被遗忘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文集〉编辑手记》中也对柯灵在《张爱玲文集》出版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作了总结：“柯老虽已进入古稀之年，且著书立述、社会活动百事缠身，但仍欣然接受了这一请求。和某些书籍的名誉顾问不同，柯老不仅细心、认真地审阅了文集的篇目，还对文集的编辑体例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为了使文集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柯老还一次次地亲往邮局给我这个普通编辑寄书、寄稿。甚至连版权问题也替我们出版社考虑到了，多方联络、周旋。”

从以上所引材料，我们便可以感知到柯灵的确为《张爱玲文集》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事无巨细。从文集的出版说明、篇目的编排次序到附录的内容，柯灵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从文集版权的授予到稿酬的商定，柯灵做了不少协调性工作。

《张爱玲文集》

除此之外，柯灵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重印《传奇》提供了支持。柯灵1992年9月2日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小沁：“1985年你专程来上海向我借《传奇》原版的事，我还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传奇》，给国内重印张爱玲的作品开了头，是不应忘记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重印的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4卷本《张爱玲文集》，如今看来，也不无瑕疵，但那时它们的出版对于张爱玲作品的传播和阅读的贡献还是不小的，这是不应忘记的。柯灵在它们的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也是不应被忘记的。

三

柯灵为日本的池上贞子翻译张爱玲的作品提供了不少支持。

柯灵1991年8月25日致信李开弟：“兹接日本董蕾女士来信，谓日本池上贞子拟翻译爱玲小说。我想能将爱玲作品介绍到日本，自是好事。现将原信转奉，请台察。”

柯灵1991年8月25日致信董蕾：“张爱玲的作品，成就很高，能介绍给日本读者是好事。希望池上贞子女士能很快翻译出来。请将此意转达。如有什么地方需要效劳的，我力所能及，自无不可（我已将池上情况转告李先生）。”

柯灵1991年9月22日致信池上贞子：“来信和研究张爱玲的四篇大作都已收到。可惜我不懂外文，幸而日文中有汉字，我可以像猜谜一样揣摩大意。……以‘中国文联’版的《倾城之恋》为底本，我看很合适。祝您能顺利译成问世，并获得成功……据我所知，张爱玲最近委托她的姑父李开弟先生为版权代理人，您和他联系就比较方便了。”

柯灵1991年9月23日致信董蕾：“池上贞子翻译张爱玲的作品，大概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有关人情风俗的事，我想你可以就近帮助，如再有困难，可以由她给我写信。附信请转交池上。”

柯灵1991年12月6日致信李开弟：“池上贞子的中日文造诣如何，我不了解，她寄了两份关于爱玲的论文给我，我不懂日文，无力辨识。翻译本来是难事，以爱玲文笔的韵致，移译尤难，严格要求恐怕很难实现。”

柯灵1992年4月16日致信董蕾：“池上贞子翻译张爱玲作品，不知已完成否？”

柯灵1992年7月1日致信董蕾：“池上贞子也来了信，她九月上旬来上海，自当延见（不过九月中旬，我将去舟山、温州）。去上海图书馆查资料，我将托人联系，尽量争取办到。”

柯灵期待张爱玲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虽然他清楚张爱玲的作品很难翻译，但依然非常支持日本的池上贞子翻译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在翻译底本的选择、版权的授予还是资料的查找等方面，柯灵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可喜的是，1995年3月日本平凡社出版了池上贞子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倾城之恋》（包括《倾城之恋》《留情》《金锁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了赵怡凡翻译的池上贞子的《张爱玲：爱·人生·文学》，池上贞子在“后记”中写道：“在创作各篇文章之际，我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导、帮助与启发。以中国已故的柯灵先生为首……在予以指导的同时，在笔者进行资料收集时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与帮助。”

四

柯灵在书信中还对张爱玲及其作品作了精彩的分析。

柯灵1991年2月14日致信胡杨：“来信谈到对张爱玲的评价问题，我对此毫无研究。我不是理论家，也无此涵养。不过有两点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争议：一是由于她的世家出身和社会经历，笔端扫射的生活领域，填补了新文学创作的空白点；一是由于她的才华修养所凝注的艺术造诣和文学功力，和现、当代某些浪得虚名的作品，一加比照，妍媸自见。这种成就，自应为关心新文学事业者所珍视。不知高明以为如何？在张爱玲的名著中，《倾城之恋》曾在抗战时期的上海搬上舞台，前些年又在香港拍成电影，《金锁记》摄制电视片，却是第一次。从烛照人性幽微这一点来看，《金锁记》比《倾城之恋》更有深度，也更使人战栗，演绎为荧屏形象，无疑是有意义的。电视片改名为《昨夜的月亮》，我一直觉得，不如原名的浑成自然，这种想法，至今未变。”

柯灵1991年4月24日致信于青：“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在新文学运动以来占有突出的地位，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不能说是完美无疵的。”“张爱玲文学上的成功，是实至名归，归功于她自己，不是由什么人扶掖的结果。但当时造成的轰动效应，却有许多人为的因素。”他希望于青在撰写《张爱玲传略》时“特别注意，不要无意中对张有丝毫伤害。张爱玲是我国文坛值得一见的才女，应该着意珍惜”。

柯灵在书信中就如何看待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就张爱玲的部分作品作了点评。当然，柯灵最早关注张爱玲，是在20世纪40年代。

《万象》第3年第2期、第3期分两期连载了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心经》，柯灵在第3年第2期的《编辑室》里对张爱玲的创作特色做了精要的点评：“《心经》的作者张爱玲女士，在近顷小说作者中颇引人注目，她同时擅长绘事，所以她的文字似乎也有色泽鲜明的特色（因为篇幅有限，《心经》只能分两期刊登）。”

1943年11月1日出版的第3年第5期刊发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琉璃瓦》。《万象》自1944年4月1日出版的第3年第10期开始连载张爱玲的长篇小说《连环套》。柯灵在第3年第12期的《编辑室》里称赞：“罗洪女士的《晨》和张爱玲女士的《连环套》，即以它们篇幅的浩瀚和技巧的深度来说，在贫弱的上海文艺界，也该是可贵的收获了。”但《连环套》在《万象》上连载了3次后，就中止了。柯灵在第4年第1期的《编辑室》对此向读者告知：“张爱玲先生的《连环套》，这一期只好暂时缺席了，对于读者我们知道不免是一种失望，也还只好请读者原谅吧。”柯灵在第4年第2期的《编辑室》又再一次遗憾地通知读者：“张爱玲女士的《连环套》，是随写随刊的，写文章不能像机器一样按期出品，而杂志每月必出，编者也不得不按时催逼。这自然是一种虐政，而且作者也势必影响到她作品的完整与和谐。因此想把《连环套》暂时中断了。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只好请读者原谅罢了。”遗憾的是，《万象》再也没有刊登《连环套》的未刊部分，而不只是柯灵所说的“暂时缺席”“暂时中断”。

此外，1944年5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11期刊出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柯灵在本期的《编辑室》点评：“张爱玲女士是一年来最为读书界所注意的作者，迅雨先生的论文，深刻而中肯，可说是近顷仅见的批评文字。迅雨先生专治艺术批评，近年来绝少执笔，我们很庆幸能把这一篇介绍于本刊读者。”

后来，柯灵在自己主编的1946年10月1日的《文汇报·文化街》上写有《张爱玲与〈传奇〉》，署名“甲文”。陈子善在2004年3月《长城》总第137期写有《揭开尘封的张爱玲研究史》，公布了他新找到的柯灵的这篇短文。柯灵文中提到张爱玲遭受“盛名之累”——“上海在沦陷时期出了一个张爱玲，她的小说与散文颇为读者所称誉。但是正因为她成名于沦陷期间，发表作品较多，而又不甚选择发表刊物，所以胜利以后，她不免受了‘盛名之累’。”在这篇文章中，他还预告了张爱玲的《传奇》即将重新排印，并对张爱玲新写的《题记》（笔者注：这里指的当是张爱玲新写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做了精准的概括。据说因为这篇短文，柯灵当时遭到“‘左’得可爱的人士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柯灵依然在自己主编的《文汇报·浮世绘》第2期（1946年12月3日）刊发了唐人（唐大郎）的七律《浮世新咏》之一《读张爱玲著〈传奇〉增订本后》。

由此可知，柯灵不但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刊发张爱玲的小说、关于张爱玲的文章（文学批评、诗），还亲自撰文点评张爱玲及其作品。

（本文系“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项目资助”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