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出版社出版、香港作家潘耀明所著的《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一书，我已期待很久。此书撰写之前，耀明兄曾翻箱倒箧，整理出所藏现代文人书画、手稿和信札，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展览。随后，他把部分藏品的来龙去脉，加上他对这些学者、作家的人生历程、文化成就的考察，一一写了出来。我不能不为耀明兄找到一个绝妙角度为我们讲述这些蕴积多年、饱含深情的故事而高兴。

我结识耀明兄已有38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国门初开，各界与境外的交流日渐频繁，在新时期率先活跃起来的作家们，有了各种出访机会，香港便成为经由之地。时任香港三联书店负责人的潘耀明，成了内地文场有口皆碑的“居停主人”。他以诚恳、谦和的为人和丰厚的学术积累，与劫后尚存的许多当代文化大家结下了忘年之谊，又与活跃在新时期文学的同辈作家交往密切。我和耀明兄的交往，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1984年，我和北京作家郑万隆应邀访问美国一个月，利用过境的机会，在香港逗留了几日，初次相识就得到耀明兄的盛情款待。一次茶叙时，耀明兄问我和郑万隆，回到内地后，可否代为联系另外八位作家——冯骥才、王安忆、刘心武、贾平凹、张承志、韩少功、莫言、史铁生，加上我们二位，编选各自的作品集，介绍到台湾出版。以我当时的认知，台湾尚未解除所谓的“戒严”，引入大陆的作品有一定风险。作为十位作家中的一位，又是这一批书稿的大陆牵线人，我不能不对耀明兄说出自己的顾虑。耀明兄说，海峡两岸正掀起“大陆热”和“台湾热”，出版大陆新锐作家的作品集，恰为台湾读者所期待。他还告知，台湾那边力主推出此书并愿担纲主编的，是柏杨先生。柏杨先生的书我是读过的，且知道他因为“大力水手事件”坐过9年多的大牢，现又以“前科”之身承担风险，我辈岂能退缩于后？由此，便有林白出版社出版十卷本的“中国大陆作家书系”，向台湾读者介绍了十位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初次交往我就感到，在我们与台湾、与港澳，乃至与世界华文创作界的交流方面，耀明兄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今读《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一书，耀明兄往来奔波的身影，越发清晰起来。此书所涉及的学者、作家，他们的名字都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文学史上如雷贯耳，其中的大多数，应算是潘耀明的前辈。从各位大师的书札、题赠以及耀明兄的回忆中，不难读出那些前辈平易、谦虚、谨严的人格风范，也让我们读出潘耀明与他们之间心灵的相通。耀明兄文章所展现的才学，特别是他对每一位所识作家的作品乃至现当代文学史的熟稔，令我惊叹。书里提及的往事，在与耀明兄相聚时，曾听他提起片段，我也知道在艾青、冰心、叶圣陶等作家离世后，耀明兄与其家人仍然保持往来。感人之处，已在书中尽记，兹不赘述。

最后一篇《手迹之外一章：我与金庸》，澄清了各种传言，潘耀明声明自己并非“金庸先生的秘书”“金庸先生的代言人”，而只是“金庸的小字辈朋友”，甚至说自己是“卑微的学生”。这是耀明兄的由衷之言。不过以我所知，潘耀明这位“小字辈”，确为查先生所信赖。文中平实而细密地回忆和金庸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深情而有趣。他接到董桥先生传话，得知金庸先生约见，是多么意外、兴奋。寒暄过后，查先生请他稍候，自己移步到一边的办公桌旁，伏案书写着什么。枯坐半刻钟，始见查先生手持笺纸起身而来，递来的是亲手写下的“墨香飘鼻”的聘书。这一对性格相近、“拙于辞令”的“忘年交”，操着带有各自浓重乡音的国语，你言我语。有一次，查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起座，找出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为他酙满，继而给自己倒上。没有更多的客套，各自心照不宣地端着酒杯，酒气氤氲中解除了拘牵，南腔北调，逸兴遄飞……这情境使我想起“三嗅疏枝冷蕊，索共梅花一笑”，嗅的不是花，是威士忌罢了。

查先生和耀明兄也并不总是独坐幽篁。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之有幸与金庸先生相识，也缘于耀明兄引见，而那次相见，很是热闹。

应是1994年10月下旬，忽接耀明兄来电，告知陪同金庸先生来京，偷得闲暇，想感受一下旧京民俗，问可有好的去处推荐。那时因写“京味小说”，我对旧京民俗有所涉猎。适逢北京西单北大街辟才胡同里，新开一家“忆苦思甜大杂院”，听这饭庄的名字，就有时移世变的滋味，可以感受旧京生活。耀明兄听了，连连道好，说查先生就要找这种有特色的地方。又说，聚会不只是为了吃饭，这样的休闲，才有意思。

我又建议，何妨把当下活跃的“叫卖大王”臧鸿请来助兴？

老北京的市声引起民俗学界的注意，应是上世纪初年的事，此后不少作家、学者热衷于此，漫说在现当代小说、散文里屡被提及，甚至有人出专著以详述。到了80年代，某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们还演出了《老北京叫卖组曲》。出身于棚匠世家的臧鸿，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曾以小买卖为生，新中国成立后钻研曲艺，尤以模仿旧京叫卖为一绝。我认识臧鸿的时候，他已经为《城南旧事》《四世同堂》等多部影视剧配过音，又曾给胡絜青表演，被她赞誉为“京城叫卖大王”。耀明兄听说我能邀来臧鸿，喜出望外，说更好了更好了，查先生肯定会很开心，我们不虚此行啊。

记得那次是刘梦溪陈祖芬夫妇做东，还记得聚餐结束前，查先生偷偷塞给臧鸿一个红包，因臧鸿一再推让，倒变成“众目睽睽”了。我只好出面劝臧鸿收下，说查先生是按了香港的习惯，请理解美意。主人刘梦溪儒雅含蓄，祖芬则少女般活泼，无论是菜谱还是掌故，总会引她脆声大笑。“忆苦思甜大杂院”的菜谱的确有趣：一页是“忆苦篇”，品种有窝窝头、棒渣粥、烤红薯、菜团子之类；一页是“思甜篇”，就是葱爆羊肉、软炸里脊之类的了。那天大家围席而坐，话题围绕旧京小吃展开。查先生兴致勃勃地品尝了豆汁儿，夫人则闻了闻，礼貌地抿了抿。又聊到旧京的天桥，臧鸿就按捺不住要表演了——他抬手拢住耳朵，放声吆喝起来。那声音嘹亮而悠长，仿佛要穿透重重的四合院，又消失在幽幽的胡同里……卖冰糖葫芦的、卖蛤蟆骨朵儿（蝌蚪）的、卖瓜果梨桃的、磨剪子戗菜刀的……惟妙惟肖，连说带唱，开始还不苟言笑的查先生，听得兴味盎然，有时忍不住拊掌称快。我记得查先生还好奇地向臧鸿发问：“你吆喝时，为什么要拢着耳朵？”臧鸿说：“这是为了拢音儿啊。”大概看出查先生对北京话生疏，臧鸿补充道：“洋派儿的说法就是，我得把这巴掌拢起来找共鸣呢！”众皆大笑，我初次谒见大师的不安，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1994年，聚会于北京辟才胡同“忆苦思甜大杂院”，左起：陈祖芬、臧鸿、陈建功、金庸、金庸夫人、刘梦溪。 潘耀明摄

为人诚恳而周到，加上文化的志趣，就是潘耀明备受“忘年交”们信任、欣赏，进而可以推心置腹的原因。

坦率地说，初翻开《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一书，心里还是有一点惴惴不安的。写的都是我知道的名人，不少还是我认识的师长。我当然相信耀明兄的格调，关于名人的隐私八卦，肯定不是耀明兄之兴趣所在。不过翻看目录时还是把我吓了一跳：和萧红女士有瓜葛的三个男人——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都写到了，而且写了6篇，占了25页。关于老舍、胡絜青和赵清阁，甚至写了8篇。此外还写到了沈从文、丁玲的“恩义情仇”，顾城、谢烨的惨剧，乃至《受戒》里的小英子何以成为汪曾祺“少年时代的一个梦”……这些，都曾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热闹的话题。

其中萧军、端木和骆宾基我是熟悉的，我们曾在北京市文联的作家支部共处多年。想起当初一到北京作协，我就与萧军先生一起参加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在大同煤矿举办的笔会，听他纵谈矿工形象的塑造，至今还不时与萧老的女儿女婿互致问候。我也曾与端木蕻良先生在前门西大街97号的“红帽子楼”里做过邻居，老人家曾为我与赵大年合著的小说、电视剧《皇城根》题写过篇名。而骆宾基，我还记得在讨论张洁入党的会议上，他感慨万千，说起自己在流亡桂林时，和张洁父母的交往，竟至擦起了眼泪。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张洁一直叫他“骆宾基叔叔”。和三位老人如此熟悉，他们和萧红之间发生的故事，我当然是知道的。大学毕业后，我调入北京作协从事专业写作，一次开会时，忽见三位老人竟同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暗自观察，萧军、骆宾基二位与端木之间，是从来不说话的。至于他们和萧红之间的故事，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尽管有研究者出了专著，也有好事者添油加醋，但一般相熟的人，是不愿提起的。我没想到耀明兄毫无避讳地面对，有时候还会直接询问当事人，对所获回答，也绝不遮遮掩掩。他客观的、兼听的立场以及尽可能全面地介绍各方观点的原则，令我折服。当然，具体到某件事、某个人，肯定会有不同的阐释，不同的看法。见仁见智，继续讨论与探究都是必然的。但耀明兄的调查与陈述，把读者由八卦的猎奇转向对不同时代条件下复杂人生的理解，对性格各异的作家情感历程的理解，对一言难以蔽之的复杂人性的理解。这是可贵的。

有了这种认知，便能明白，为什么耀明兄的这些叙说、剖析、推想，引人入胜，又能捶打我们的灵魂。

我觉得，这就是理解作家、理解文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