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倏然想到， 今年是常风先生（1910—2002）辞世二十周年， 不禁怅然。关于常风的信息十分少，可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

在那个年代，用小品、散文的笔法，写读书随笔的作家，实在不多，写得好的就更是寥若晨星。他作文不是理论化学院派的高头讲章，而如闲谈般娓娓道来。这样对新文学的作家与书籍的写法，后来被唐弢先生称之为“书话”的文体，别具一格。如此写法，唐弢虽不是第一人，但他第一个提出了“书话”的概念，并有了自己的实践理念。而常风等作家，是写作此类文章更早的开拓者。所以，当见淘得常风的《弃余集》，我心头一喜，暗想甚合我意也！

《弃余集》是常风的第一本专著，出版于民国33 年（1944）6 月，由新民印书馆印刷发行，列为“艺文丛书三”，该丛书还有周作人《书房一角》，毕树棠《贼及其他》，废名《谈新诗》，文载道《文抄》等七种。该书分三辑，第一辑是读书随笔，共十九篇。第二辑是外国文学与翻译，共五篇。第三辑较杂，谈的是外国作家和关于新诗及书评，也是五篇。第一辑打头的是《老舍：〈离婚〉》。作者开头写道：“作诗写小说都要凭藉天才的感兴……然而，我们的天才被时代的气氛笼罩着， 也暂时抛却自己的牢骚看看社会， 看看人类，这是新文学运动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在这一个转变中老舍君占着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这篇书评，被李健吾先生看见，推荐给了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先生，沈见此文大为欣赏，立马编发，还专门给他写信，说《文艺》副刊很重视书评，希望他以后经常投稿。得沈从文的赞赏和鼓励，常风的写作从此进入加速度，谈张天翼《反攻》，朱自清《欧游杂记》，萧乾《书评研究》，李健吾《以身作则》，巴金《爱情三部曲》等。

当年，作者把这些文章看作是书评，这当然没错，在“书话”一词还没发明前，书评可以涵盖书话类的文章。其实，在作者眼中， 书评写作与文艺评论的写作是有严格区分的。作者在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书评家的限制》中，就把文艺批评和书评作了比较，他谈道：“批评所注意的是大的， 书评则不妨是枝叶和琐细末节。批评也许可以任他的心灵去探险， 神游于伟大的杰作之中，书评者绝没有。书评者的职责与本分只在向读者推荐什么书该读或不该读，然后再进一步告他说，这书如何值得你来读，或竟是一个警告，这书不值得你破钞。”这至少将文艺评论与书评划了一个分界线， 书评不是长篇大论，不是包罗万象、任你纵横的写作。这也即是作者所说的书评家的限制吧。

常风原名常风瑑，笔名常风、荪波等，1916 年入太原省立模范小学，后读太原市进山中学。1929 年考取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回太原任教平民中学，后任教北京艺文中学。1943 年任中国大学讲师，又任北京大学外语系副教授。1952 年回太原定居，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兼任系主任、研究生导师，直至1988 年正式退休。他学贯中西，开设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课，还开设欧洲文学、英国文学课。写作仅是他的教学余事，而他却成为京派重要作家之一，在散文、文学评论、翻译和比较文学上都卓有建树。三四十年代，他两度协助朱光潜先生编辑京派重要刊物《文学杂志》。他交友甚广，晚年撰写了回忆周作人、叶公超、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萧乾等人的散文，文情并茂，颇具史料价值。因长期从事教学，他的著述并不多， 除《弃余集》，还出版过《窥天集》， 另一本《茅茨集》已编竣却因时局动荡未能付梓。

常风作为一位书评家，敢于坦率直言，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 又严谨认真，见解公允，善于发现作品成功之所在，以及不足之处。吴小如先生评说：“他的治学途径以及研究的力度和深度， 大有与钱钟书先生平分秋色、异曲同工之势。”因两人都是当年清华西语系同学。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常风先生在身体十分衰弱的情况下， 应约编了《逝水集》，列入“书趣文丛”第二辑。第一部分，是他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包括早年写的一篇《朱自清先生》，作为“师友琐记”，首次结集。第二部分即早年《弃余集》中的文字，增加了一篇《鲁迅〈故事新编〉》。

我手头的这本常风先生旧著《弃余集》，虽左上角已有虫蛀痕迹，但我依然十分珍爱，因为这是作者早年的签名本：“健吾兄诲正 弟风瑑献 三十三、八、十”，即1944 年6 月出书后，仅隔了一个月，此书就签赠给了李健吾先生。但后来怎么又流到旧书摊去了，这成了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