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用“图像”来呈现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似乎很容易，做起来可真难。除了我专门论述的晚清画报中的演说，还有闻一多创作的“天安门前的青年讲演者”，我特别关注涉及演说的老照片，尤其是能确认时间、地点、讲题以及拍摄者的新闻摄影。真的如大海捞针，借助若干数据库，我还是没能找到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宋教仁的演说照片——尽管都知道他擅长演说。闻一多也以演说见长，可到目前为止，我找到他的演说照片也就两张，一见于1946年版《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一载于1948年开明书店/1982年三联书店版《闻一多全集》。

我曾这样谈论如何“触摸历史”：“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因而，本书之选择图像与文字相配合的表述方式，不全是为了愉悦读者——也包括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基于此理念，当初在制作《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时，我们曾确定一个原则：不纯从审美角度“插图”，选择历史图像时尽可能贴近“五四运动”这一规定情景，人物照片则大致不出事件前后十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也都让我们上下求索，费尽心机，且所得依旧有限。

很难想象，作为一个从一出生就被广泛认可且流传久远的政治事件，“五四运动”可供使用的老照片其实不多，学界用来用去就是常见的那些。受制于当年的拍摄器材、报刊的编辑策略以及书籍的印刷水平，想找到合适的图像资料很不容易。《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的“总说”部分，请本书作者之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事“中国通史陈列”晚清部分设计工作的苏生文配图，其使用图像资料的便捷，可谓得天独厚了。比如第16页的“北大讲演队第九组队旗”，那是1919年6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演讲时携带的，实物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前些年“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曾展示这面纵45.5厘米、横64.3厘米的白色布旗，那是学生撕开被单自己缝制的，右侧尚存有白色棉线。此旗的来源非常可靠：学生被捕后，“这件讲演队的布旗也随学生们一起被带到警察局，直到1959年由北京市公安局档案科拨交国博，作为见证五四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的拳拳爱国之心而一直被珍藏”。

“五四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新的传播手段，比如集会、游行、旗帜、标语、传单、通电，还有极为重要的街头演说。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通俗教育形式，到民初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建设。比如“五四”前京城就有十三家正规的讲演所（城里10家，郊区3家），“北京还有一支专门的讲演队伍，巡回于庙会、集市，每月还在8个不同的讲演所里讲演”。讲演者是有报酬的，“固定讲演人每月薪金10元，而那些经验丰富的巡回讲演人每小时2元”。而北京城里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讲演所，当推1915年开办的直属教育部、位于珠市口西大街的模范讲演所：“讲演厅内有450个座位，平均每场人数为300人。讲演每晚7:00—9:00，讲演前通常有唱片音乐会，而后常有电影放映。”这些得到政府支持、大都由京师学务局主管的讲演所，在“教育国民，改良社会”方面，曾发挥很好的作用。日后声名远扬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刚成立时，也曾与其开展合作。

刊载于1919年4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的《平民教育讲演团致团员函》，称已与京师学务局协调好，借用城里十个讲演所中的四处，“可于各所讲演钟点外，或前或后加讲一点钟”。安排给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场所和时间是：位于珠市口南路东的京师公立第一讲演所，时间是下午二时至四时；位于东安门外丁字街路南的京师公立第四讲演所，时间也是下午二时至四时；位于西单牌楼南路西的京师公立第五讲演所，时间是下午三时至五时；位于地安门外大街路西的京师公立第十讲演所，时间是下午一时至三时。阅读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演讲题目，1919年5月4日是个明显的分界线，此前是一般的通俗教育，此后一转而为激烈的政治抗争。因此，那张被广泛使用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平静地站在京师某公立讲演所前面，必定拍摄于五月四日之前。因为此后北大学生发表反抗政府的政治演说，只能改在风雨飘摇的十字街头，而不可能是安谧平和的讲演所里。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的“总说”部分，配了很多历史照片，比如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军警逮捕学生、北京各界欢迎被释放的学生，以及学生回校后举行庆祝活动等，可惜这些照片大都不够清楚，因为是从旧报刊翻拍的。唯独第49—51页那三张演说照片，明显清晰很多。后来才知道，那是从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D.Gamble，1890—1968）刊行于1921年的英文著作Peking，A Social Survey中复制而来。该书包括50幅珍贵的黑白照片及38张地图和图表。幸运的是，就在《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出版半年后，具体说就是1999年9月16日—10月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包括210幅图片的“风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国—（美）西德尼·甘博1908至1932年中国摄影北京首展”。此专题展因大获好评，此后若干年在中国多个城市巡回展出。至此，社会学家甘博的摄影成就，方才逐渐被中国人了解与欣赏。

对于甘博在《北京的社会调查》《北京的物价、工资与生活标准》《北京市民的家庭生活》《定县——华北农村社会》等专业著作之外，留给后世的“甘博镜头下的中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有精彩的描述：“他对摄影的爱好为他关注那个时期的社会危机又增添了一份客观详实的新闻报道能力”；“甘博的照片在质量、想象力、技术水平和多样性方面均超出了仅仅作为记录中国人生活或风景的那些照片的水平，人们把他置于那为数不多的被挑选出来的优秀摄影师的行列中是理所当然的”。

现存甘博所拍5000多幅黑白照片与500多张手工上色的幻灯片中，最主要的是人与社会、城市与建筑、宗教与民俗等；这种摄影眼光，是他的社会学及人类学训练决定的，也为其著作插图做了充分储备。出乎意料的是，来华时碰上了若干重要历史时刻，于是，甘博的新闻摄影大展才华。

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以甘博为博士论文题目的邢文军，在《老照片》第十八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上刊发《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中国》，后又与陈树君合作出版《风雨如磐：西德尼·D·甘博的中国影像1917-1932》（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在后者的“引言”中，邢文军称：“甘博的照片风格融纪实、素描、民俗、社会学和艺术于一体。他的照相机抓住了旅居中国期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其中最具意义的是1918年华北和天津的大洪水、紫禁城的停战和平庆典、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孙中山的葬礼、1925年五卅惨案和20世纪30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

而在我看来，甘博新闻摄影的重中之重，应该是“五四运动”。甘博四次旅居中国，我最关注的是1917—1919年这一次。因为，1918年夏，甘博开始担任北京某青年会的义务调查干事，负责对中国首都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调查。关于甘博在该青年会的服务时间，或称1918—1932年，工作范围是“研究工作”；或分为1918-1919年、1925-1926年两段，职务为“干事”。居京期间恰好碰上了“五四运动”，回美国后，“1920年1月29日，甘博以“五四运动”的目击者身份，在美国《大陆》杂志发表文章，首次详细、生动、全面地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展开和学生们反对军阀政府的经过”。1921年《北京的社会调查》出版，展现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古都的方方面面，论述“政府”的第四章中，作者专设“学生运动”一节。在综述性质的社会学著作中，分析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文字之外，还有若干图片），这很能体现作者的立场与兴趣。

随着《北京的社会调查》中译本出版（北京：中国书店，2010），以及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译的《甘博摄影集》（全十五册，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刊行，像我这样的外行，也都开始对学者兼摄影家甘博产生浓厚兴趣。从第一次重新发现甘博存世照片的1984年，到其长女和家人推出摄影集的1988年、第一次举办摄影专题展（纽约）的1989年，再到十年后开启其在中国的奇妙历程，甘博的社会学家形象逐渐被摄影家取而代之。但我还是认定，这批照片的主要价值，不在摄影技巧，而在于其立场、主题、学养与温度。

这五千多帧珍贵的老照片，现藏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的“甘博照片数据库（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可免费阅读与下载。因原图注明了拍摄时间或主题，我们很容易检索到，涉及北京的“五四运动”图片，主要是三部分：第一部分共七帧，拍摄于1918年11月14日，各种学生和平游行场面，庆祝“公理战胜强权”，中国成为“一战”战胜国之一。第二部分共十九帧，其中标注1919年6月3日拍摄的六帧，6月4日拍摄的六帧，其余七帧呈现关押学生监狱的食堂、探视室、操场，以及门口的看守、监狱外坚守的师范学生等，拍摄时间应该紧随其后，但没明确说明。第三部分共六帧，乃1919年11月29日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图1），抗议日舰侵扰福州，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央视网—新闻频道—图片频道2013年2月3日发布的高清图集《1919年天安门3万多学生反日大游行》（七帧），全单照收甘博所拍六帧图片，另外再将其中一幅局部放大（呈现“同胞快醒”标语），可惜没有说明图片来源。

图1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译《甘博摄影集》，自然是来自杜克大学图书馆收藏，但注释照抄原文，未能详加考证。就以我最为关注的1919年6月3日、4日那十二帧照片为例，多处出现明显讹误，主要问题是将拍摄背景误认为画面主角。6月3日拍摄的四帧连续性照片（编号260-1486至260-1489），原文标注“YMCA Students Speaking”，直译确实是“基督教青年会学生讲演”；但稍加辨认，上面有“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第十五组”旗帜，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北大学生在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前演讲。

前面已经提及，1918年至1919年间，甘博任北京某青年会干事，自然是经常出入位于东单北大街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大楼（1988年拆除）。这是一座红砖砌筑的3层楼（外加半地下室），占地面积360平方米，1911年4月开建，1913年7月竣工，在当年属于北京城里豪华的西洋建筑。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第十六章有一节专门介绍其开展的七项工作，排在第一位的是：“在大楼内开展或提供的社会和教育活动——音乐会、电影、演讲、游泳池、台球、餐馆、阅览室、图书馆和宿舍。”书中插图乃此大楼清晰的正面照（图2），正可作为上述四帧连续照片的背景资料。

图2

1919年6月3日，北大及其他院校两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分成很多小组，三五成群开展演说，此事各种史书都有记载。位于东单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距离北大红楼仅2.4公里，“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第十五组”跑来此处演说，在情理之中。而敏锐的社会学家兼摄影家甘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大楼前面跳上跳下，围着演讲者及听众，拍下了这一组清晰的演说照片。第一张是全景，站在台阶上的演讲者正挥舞小旗帜，奋力演说，几十位听众，有长衫也有短褂，还有一位留着长辫子（图3）。第二张警察来了，正在交涉中，讲演团的旗帜半卷着，看不太清楚（图4）。第三张拍摄者后退了好几步，画面中心成了军警及其所牵马匹，好处是远处“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第十五组”的旗帜亮出来了（图5）。第四张军警正撤去，戴着眼镜的演讲者做着很有力的手势，好奇的小孩子注视着摄影师的镜头，几十位听众眼神颇为分散，中间还有位年纪很轻的洋人，目送撤退的军警，整个场面相当平和（图6）。

图3

图4

图5

图6

第二天就大不一样了，风云突变，军警开始抓捕学生。编号261-1493的图片，说明文字是：“1919年6月4日，学生被捕，条幅挂在北大学生脖子上。”（图7）仔细观看，那被捕学生胸前挂着的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大学学生（讲演）团第二二组”，其中“讲演”二字看不见，是我根据常理推出来的。那天上街讲演的各校学生均有被捕的可能，甘博就拍有三帧题为“清华学生被捕”的照片。前两帧画面上只有军警，被捕的是否清华学生不好说；第三帧比较完整，军警押解挥舞着旗帜的学生，那旗帜上竖写的“讲演团”三字很清晰，横写的则比较模糊，尽可能放大辨认，应该是“国立法政”（图8）。换句话说，起码这编号261-1492的第三帧，拍摄的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生被捕。此学校五月四日游行那天出动的人数，仅次于北京大学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乃学运的中坚力量。

图7

图8

“五四运动”存留的新闻照片数量实在太少，且拍摄者不详，辗转使用的结果，画面往往模糊不清。难得像甘博这样的连续跟踪拍照，且底片保留良好，还注明了拍摄时间和主题（虽不太准确）。仔细推敲这些老照片，将其与历史档案、新闻报道乃至回忆录等相对照，深入发掘其历史文化内涵，是可以构建较为完整且可信的“演说现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