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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判》是李长之于1935年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和《国闻周报》上陆续发表的评论鲁迅系列文章的集结，随后于1936年在北新书局出版。这不仅是系统研究鲁迅的第一部专著，也是鲁迅生前亲自批阅过的研究他的唯一专著。此书以鲁迅的生平为线索，先分析作家本人再论及作家作品，最后回到作家本身总结其本质特征，李长之在此书中所运用的批评方法与研究视角都十分独特。

《鲁迅批判》的诞生与其坎坷的接受历程

李长之，1910年出生在书香世家，自幼接受新式教育，青年时期深受鲁迅影响。在《鲁迅批判》“后记”中，他曾写道：“我受影响最大的，古人是孟轲……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对人对事之不妥协。”李长之写作此书时年仅25岁，只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与鲁迅的交际和联系甚少，而且在当时他对鲁迅的研究不仅数量尚少，还大多是印象式、杂感式的，因此在写作时面临着诸多困难。但《鲁迅批判》一经出版后，便受到了《青年界》的高度评价，于1936年4月刊登《批评界之权威著作〈鲁迅批判〉》一文，认为此书是中国批评界上划时代的著作。尽管李长之自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但此书还是于20世纪末被重新挖掘出来。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率先重新肯定了《鲁迅批判》，他认为李长之在这本书里所作批评十分中肯，表现出了卓越的批评才能。1986年，袁良俊在《鲁迅研究史》（上卷）中，首次将《鲁迅批判》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提到同等地位，认为它是第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使革命民主主义者派别的鲁迅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王富仁同样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连载三）中指出《鲁迅批判》“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部系统完整的鲁迅创作论，还因为它重点在于论述鲁迅的人生感受和作品艺术。《鲁迅批判》坎坷的接受历程从侧面彰显了此书在中国鲁迅研究史上是带有首创性和开拓性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研究价值。

独立的批评精神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批评态度

20世纪30年代，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弥漫全球的“红色三十年”。受此影响，我国左翼文艺思想开始发展，并在同其他文艺思想的论战中一度成为主流思想，其基本主张是坚持文艺的阶级立场原则，强调文艺的社会性，倡导文艺大众化，文学评论界也因此偏重从政治和阶级的角度进行剖析的批评，“激进的批评家大都离开文学的特性去评判作家与作品，许多文学评论都在追求政治、经济学论文那种严肃权威的架势”。《鲁迅批判》正是写于此背景下，李长之并不否认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但他不认为社会环境会对作家创作产生直接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是经由作家精神、性格的选择后再折射到创作中的，而且那种“像政治、经济论文似的”批评文章在他看来“也太枯燥”，“批评文章也得是文章”。因此，李长之在对鲁迅的创作进行批评时，首先考察了鲁迅在不同时期外在环境（包括时代大环境和鲁迅个人生活的小环境）的影响下精神发展的几个阶段，然后在此后的章节中将鲁迅的精神与作品风格相互阐释。

由此可见，李长之在进行批评时并不依附于任何权威，坚持独立的批评精神。他曾说过：“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他尊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在研究中尽可能地避免政治等外在因素对文学的限制，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一个艺术家（文学家也在内）观照人生的态度就必须是审美的而后可……”

基于其独立的批评精神，李长之在批评实践中始终坚持着“不虚美、不隐恶”的批评态度，在《鲁迅批判》的“序言”中他就曾表示过：“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是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

李长之自中学时代便开始读鲁迅的文章，其思想和文字都深受鲁迅的影响，对鲁迅的敬仰之情自是不言而喻，但当他一站在批评者的角度，独立的人格和求真的态度就使他避免了对鲁迅的盲从和顶礼膜拜：“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所以事后既不会反悔，人死也不会让我的论断变更。”

在《鲁迅批判》中，李长之设置了一个章节来考察鲁迅的作品，他认为在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这两部小说集里，只有八篇小说是完整的艺术作品，有永恒的价值，分别是：《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伤逝》《离婚》。李长之总结在这八篇小说里，鲁迅通过他那带有诗意、情绪的笔表达了对农村社会的深切了解以及对于愚昧、执拗、奴性的农民的憎恶和同情，他那求生存的信念和思想也跃然纸上。李长之在肯定鲁迅小说的同时，却在这章里又专列了一节来批评鲁迅在这两部小说集里的失败之作，《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肥皂》《弟兄》这几篇文章在他看来简直“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他认为这些小说里有的故事太过简单，有些文字沉闷又平庸，即使像茅盾在当时极为赞扬的《孤独者》《药》等小说，他也认为它们并不完整、没有生气。在当时，对于鲁迅小说这样的评价极为少见，较有代表性的是茅盾的观点：“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欣然有多数人跟上去实验。”但李长之却认为鲁迅的小说并非完美无缺，先不论他的这些批评是否正确，至少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学术勇气和求真的学术态度。

在对鲁迅的杂文进行批评时，李长之同样没有屈服于任何权威，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鲁迅的杂文在当时散见于各大报刊，专集一版再版，掀起了一股股杂文创作热。关于鲁迅杂文的评论繁多且褒贬不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引起广泛论争。杂文这一文体并不被当时的文学界所认同，包括梁实秋、林语堂在内的很多创造社、太阳社的自由知识分子都曾对鲁迅杂文进行激烈的批判，梁实秋甚至把鲁迅贬斥为“杂感家”；而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左翼评论家则高度肯定鲁迅的杂文，其中瞿秋白的评价被奉为经典：“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李长之并不为时论所影响，坚持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出发，从艺术上分析鲁迅的杂文，他认为鲁迅杂文的长处在于“常有所激动，思想常快而有趣，比喻每随手即来，话往往比常人更深一层，又多是因小见大，随路攻击，加之以清晰的记忆，寂寞的哀感，浓烈的热情”。同时，他也认为无论文章所表露的是何种情感，好的文章必须要从容，因此他指出有时鲁迅的杂文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鲁迅常将太盛的情感毫不含蓄地诉诸笔端，“太生气了，便破坏了文字的美”。李长之还将《野草》归入杂文中，不承认其是散文诗，他认为它不是纯粹的审美的，讽刺的气息大过抒情的气息。在肯定其中大多数作品的同时，也对不少作品提出了批评，例如《风筝》《好的故事》和《失掉的好地狱》在他看来都十分肤浅，《我的失恋》太过无聊，《秋夜》中鲁迅对于两棵枣树的描写则“简直堕入恶趣”。这些批评在现在看来都有些过于大胆。

精神史的批评方法与本质论

李长之在《鲁迅批判》的“后记”中曾写到他的批评很受宏保耳特（洪堡——作者注）的影响，他继承了宏保耳特精神史的研究方法，“理解精神史的含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系统、全面地考察一个人一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及其演变与发展；二是将其放在宏观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看其思想的地位与价值，同样遵循联系、发展、整体的原则……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精神史的方法，既有对传主微观心态的精雕细刻，又有宏观精神谱系的写意或素描”。《鲁迅批判》一书正是李长之运用这种方法对鲁迅本人及其作品进行批判的。

在《鲁迅批判》第一章的“导言”中，李长之结合社会大环境和鲁迅个人生活的小环境，从宏观角度先去分析鲁迅的思想，进而分析鲁迅的性格以及他的作品。在此书的第二章中，李长之从细微处入手，依照鲁迅的精神进展将鲁迅的思想分为6个时期进行考察，并且着重分析每个时期外在环境的变更对其思想和创作的影响。在这两章中，李长之说明了鲁迅的思想性格与环境之间看似偶然却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鲁迅的发展，但鲁迅本人的主观思想和独特性格也对环境作出了选择，“就是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着”。

基于这种精神分析的思路，李长之在《鲁迅批判》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把鲁迅的精神性格与鲁迅的作品放在一起相互阐释，从中揭示鲁迅作品中所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例如李长之在对《阿Q正传》进行分析时，改变了他从前专注的对于一般国民性的攻击，他认为阿Q不是鲁迅所要诅咒的人物，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焦灼的人物，“别人给阿Q以奚落，别人给阿Q以荒凉，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爱抚着他的，虽然远远地。别人可以给阿Q以弃逐，可是鲁迅是要阿Q逃在自己的怀里的”。阿Q的一生虽然愚昧、荒凉且悲哀，但那是被环境所压抑的，外界不容许阿Q有任何好的改变，甚至连他想变好的愿望都被忽略掉，因此鲁迅对阿Q的同情远过于讽刺，“在一切匆促的、机械的、灰色的人生里，人不知有多少愿望是这样摧残和抹杀了”。在这篇小说中，鲁迅的情感和阿Q的情感是融为一体的，鲁迅的性格与阿Q的性格上是有相似之处的，他们在精神上有着内在联系。在《伤逝》这篇小说中，李长之则直截了当地判断道：“无疑地，这篇托名为涓生的手记，就是作者自己，因为，那个性，是明确的鲁迅的个性故。他一种多疑、孤傲、倔强和深文周纳的本色，表现于字里行间。”李长之在对这篇小说进行批评时，很大程度上是透过涓生这个人物去研究鲁迅的，直接将涓生等同于鲁迅，这样去研究虽然有些武断，但在普遍都是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当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又如，李长之在探究鲁迅善于写农村题材而不善于写城市生活的小说的原因时，是从分析鲁迅的性格特点入手的：“鲁迅更宜于写农村生活，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炼、老辣、简峭都似乎不宜于写都市。写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不特会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读者。同时，他自己的倔强，高傲，在愚蠢、卑怯的农民性之对照中，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因为鲁迅早年生活在农村，性格也慢慢定型于这个时期，后来虽居住在城市，却没有体会到城市，动乱、脆弱、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活使一个惯于写农民灵魂的作家眼花缭乱、措手不及。李长之在分析鲁迅为什么不长于写小说的原因时，也首先指出这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爱孤独、性格内倾的人，李长之认为善于写小说的人往往是十分圆通、十分适应社会的人，“鲁迅不然，用我们用过的说法，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末从容，他一不耐，就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来，这都不便利于一个人写小说”。

在《鲁迅批判》中，李长之还通过这种精神史的批评方法抓住了鲁迅的本质，“自从读了宏保耳特的《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提醒我对一个作家当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须看出他的进展过程来了”。李长之通过对鲁迅的精神分析，大胆地认为鲁迅在文艺上是一个诗人，在思想上却止于一个战士，称不上是思想家，这也是历来《鲁迅批判》这部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点。在李长之看来，彻头彻尾陷在情绪里的鲁迅所拥有的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这些使鲁迅变得被动、情感、印象，因此在文艺上，鲁迅是一个诗人；然而鲁迅却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也没有那样的能力”，“他缺少一种组织能力……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他进一步指出，鲁迅在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李长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学术背景所决定的，他在清华大学时期由物理系转入生物系，学习西方哲学，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因此他认为只有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抽象思辨能力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思想家。1950年，李长之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的一文中对此又作出批评，认为自己的批评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当时自己在创作时割裂概念，不能从统一的、有机的和联系的方面看问题，因此未能肯定鲁迅作为思想家的价值。现在看来，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作出对于鲁迅不是思想家的苛责评价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在他写作这本书时，涉世未深，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偏重对鲁迅艺术性的分析，未能对鲁迅进行全面具体的评价。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李长之为20世纪30年代的批评界带来一股新鲜气息，《鲁迅批判》一书虽有不成熟的地方，但创新了批评方法，其批评视角也令人耳目一新，开拓了当时鲁迅研究的视野。尤为可贵的是，李长之在研究中一直坚持独立思考，以求真的态度对一切权威的话语表示怀疑，《鲁迅批判》最有意义的价值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