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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受周氏族人亲友著述1及绍兴鲁迅故居建筑规模的影响，学界多强调周家曾是绍兴的巨姓望族、读书世家，虽因太平天国运动、族人不事生计等原因家道式微，但大族世家的遗风尚存。这种对鲁迅家世的习惯性描述，因脱嵌于明清绍兴社会历史语境，与史实已有相当距离，遑论以之为据，推测家族因素对鲁迅思想发展和创作心理的影响所产生的偏差。2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地方文献，重建明清绍兴社会历史现场，考辨鲁迅家世的历史本相，以期为重识鲁迅思想起点提供史实支撑。

一、 “大大族”与“小康”

在传统中国，一个家族成为地方社会的巨姓望族，必须在先世事功、经济实力、学衔品秩等方面有突出表现，至少要具备其一。考察鲁迅家族在明清绍兴社会中的地位，须从这三个主要方面入手，进行史料辨析，接近史实本相。

关于先世事功方面，周以均在《越城周氏支谱》（以下简称“《支谱》”）中说：“余家本姬姓文王之后，子孙以国为氏，世居汝南，代有伟士。传至有宋而有濂溪公，缵承道学，为世巨儒。厥后蔓延天下，无处无之。但世次久远，支派莫得其详。”3周氏族人的灯笼上标识“汝南周”，即源于此。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浙江乡试朱卷》称“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鲁迅丁酉年（1897）购买正谊堂本《周濂溪集》，庚子年（1901）写《莲蓬诗》“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即有致敬先祖的意味。周作人早年所作日记诗文，不仅署名“汝南介孙氏”、“汝南驹隙生”、“溓溪甲申生”、“汝南甲申生”、“汝南星杓氏”，而且更进一步署名“汉真将军后裔”，与汉代名将周亚夫扯上了关系。但如果对祖孙三人的行为作一历时性考察的话，则发现：周福清现存手稿、文字、印章署名“介孚”“周福清”“会稽周福清”等，大概仅科举考试时才自称为周敦颐后人；周氏兄弟成年以后，极少提及自己与汝南周氏、周敦颐、周亚夫的关系。可见，周福清攀扯名人只是为了考试履历好看，周氏兄弟攀扯望族则属于少不更事的孟浪之举。后来周作人自己就对这种攀附名人心理有所反省和批评：

会稽姓周的大族很不少，但和我们都是同姓不宗。他们家谱上的世系从南北宋列记下来，有的可以上达汉唐，有五六十代之多，我们的便不行，从始迁祖算起到我们这一辈才有十四代，以三十年一代计算，只有四百年的历史……一般家谱的办法，始迁虽是晚近或微末，却可以去别找一个阔的始祖来，最普通的是拉住那做过《爱莲说》的周茂叔，喜欢往上爬的还可以硬说是周公之后，大家弄惯了也不以为可笑，但是我们的家谱上不曾采用此法，干脆说逸斋公以前不可考。

既然名声显赫的祖先查无实据，那么只好从周氏始迁祖起考察其家世流变，及其经济实力在明清绍兴社会的位置。周福清在《恒训》中说：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 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

这应该是影响学界对鲁迅家世叙述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值得重返明清绍兴社会的历史语境，考辨“大大族”与“小康”的本相。

《支谱・谱例》云：“吾周氏自始迁祖逸斋公于明正德间徙居越城竹园桥，而字讳生卒不详，宗支世系亦无可考。” 一世逸斋公即鱼化桥周氏6始祖，能进城、住台门即意味着家道殷实，已脱离农业体力劳动，与“耕”的联系可能仅限于收租和院中种菜自娱。此后人丁兴旺，一再分家迁居。五世述先公迁居清道桥东首安桥河沿。《支谱》说他“家无余赀，尤好施予，遇岁饥，尝出粟活人，虽自食饘粥亦澹如也”7。述先公有七子，其第二子周煌（即韫山公）为举人，第三子懋俊被举为乡大宾，余者五人为捐职国子监生，人丁兴旺而能读书，荒年歉收而能助人，说明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六世韫山公迁居偏门外跨湖桥，又生七子。其第五子乐庵公又徙至福彭桥，购置老台门定居，创办“尊德”“崇德”当铺，是为福彭桥周氏始祖。周福清所说“大大族”时，即乾隆、嘉庆年间六世韫山公、七世乐庵公时，彼时鱼化桥周氏近四十个房族，共拥有当铺十余所，田万余亩。

明清两代，绍兴府除官田（公田）外，民田（私田）多为封建地主所占有，长期维持着土地高度集中的局面：

清嘉庆、道光年间，嵊县竹溪乡财主钱万祥（1789-1879）……利用荒歉战乱，兼并山水田地1万余亩，其中水田近5000亩；十里竹山一直延伸到诸暨境内，并开设纸竹房13处；道光年间（1821-1850），嵊县长乐镇钱炳旺，利用手中囤粮，在荒年以每亩300斤稻谷的地价，兼并农民土地1.2万多亩。其时，诸暨县佃农以禽兽比喻地主，有‘四只象’（占地万亩以上）、‘八头牛’（占地5000亩以上），‘三十六只累灰狗’（占地1000亩以上），‘七十二只陈阉鸡’（占地500亩以上）之说。8

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绍兴“八大士绅为陈、赵、袁、杜、徐、李、吴、田” 9，钱万祥、钱炳旺等人未能跻身此列，遑论鱼化桥周氏。或有人以“门当户对”为由，引述七世周渶迎娶酒务桥史善庆（貤赠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云贵总督）长女，论证周家已经进入大族之列。实则只需稍作考察，即见真相：史善庆的貤赠官职缘于其子史致光；史致光早年为拔贡生，充汤溪县教谕，直到乾隆丁未年（1787）考中状元，仕途才逐渐发达，而史善庆长女卒于乾隆己亥（1779年），可见周、史两家订婚时，史氏尚未进入绍兴大族巨宦之列。周渶确有不俗的经济实力，但又因他间接地造成鱼化桥周氏的衰落。鲁迅的高祖周珄曾如此讲述：

我 曾祖辈族人行十七者，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娶陆氏，生一女嫁旧族，无子将娶妾。陆悍而狡，伪称有妊，买贫家子冒己子。族人以异姓乱宗讼。陆遍贿当途，族人几得诬告罪，乃赴省赴都，讼始得直。官断逐假子而立侄。家遂落，族人亦多破家。族议：陆氏不准入宗祠。10

此即上文周福清在《恒训》中所言的鱼化桥周家“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 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周福清的高祖，即福彭桥周氏始祖乐庵公的独子周渭，字熊占，故人称熊占公，属周氏第八世。“高祖派下”，自然是周渭以下的福彭桥周氏（以下无特殊说明，“周氏”“周氏家族”等均指福彭桥周氏）。那么福彭桥周氏的“小康”又如何呢？

《支谱》中说，周渭“生而孝友，比长端谨，多智略，能以材力起其家。初，乐庵公家仅小康，每岁足自给外，囊无多金。公积赀，扩先绪，置典库，亲司出纳，不十数年而家大起”11，购买房产，建造新台门、过桥台门，为周氏家族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周渭以下，人丁兴旺，九世分致、中、和三房。致房下分智、仁、勇三房，智房下又分兴、立、诚三房，鲁迅的曾祖周以埏即兴房始祖；仁房又分礼、义、信三房，后来扶助周氏兄弟赴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的周庆藩即出自义房。中房下分忠、恕两房，忠房下又分慎、裕两房。勇房、和房在十一世人丁单传，未再分房。福彭桥周家分居时，按照小房守老的原则，和房、勇房、恕房住老台门，智房、仁房住新台门，中房住过桥台门。九世周宗翰（即佩兰公，致房始祖）继承祖业，一生从事典当生意。他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分书》表明，致房拥有679亩田、佩公祭田140亩、读书田20亩，而福彭桥周氏共有田产可能达到2759余亩，且“尊德”“崇德”两爿典当依然存在。12至十世忠房周其琛开设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利润丰厚，家族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房族因居住环境的熏陶，形成了不同的谋生之道和精神气质。乐庵公最初在清道桥安桥侧河沿开设“尊德”典当，后来又在老台门开设“崇德”当铺。于是老台门的和房、勇房、恕房继承了商业传统，精于算计，投资利润低、风险小的田产（主要为和房）、典当（主要为勇房）行业。“他们一般都是吃商业饭的，而且大多数是当朝俸，他们的人生观是‘关门吃饭’，‘外婆家火着，只要我妈在家里，管它做啥’。他们都奉行这种格言的”13，对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度较少。家族的大书房设在新台门，居住于此的智房、仁房多以继书香为业，生计方面仅留适当田产收租，保持稳定收入，又在其他两个台门的产业中入股分红，风险适中，具有清高自持、过于理想的特点。像十世周莹一生斤斤于制艺，参加八科乡试未能进取，赍志而没，即是典型。过桥台门的族人既不像新台门族人那样苦读诗书、不事生计，又不像老台门族人那样一心经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砥行修名、黜浮求实、热心公益，成为名副其实的儒商。周其琛一方面经营会亨钱庄、宝来饰店，一方面关心社会，致力公益事业。“道光庚子，海氛偪姚江，钦差扬威将军统师入援，闾阎骚扰，民不能安。时杜稼轩姻长襄办筹防，为大帅所倚重。王父（即周其琛）首请严军令、明纪律，闾里赖之。又思兵粮支绌，倡捐朱提三十流。兵辍，得叙盐运司知事衔”，“有生子不能举者，则捐金使人乳哺之；岁寒，备衣襦与邻里贫寡；疫作，购良药以施”。14后来周其琛的儿子周以均、周以增，孙子周锡祺、周锡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实乃家风使然。

族人周冠五对福彭桥周氏鼎盛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如下描述：

福彭桥周氏自七世祖乐庵公迁居福彭桥起至十一世这一阶段，大概有百余年的时间，为福彭桥周氏的黄金时代。以房产而论，除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三所巨宅外，从福彭桥至都昌坊口南北两边的小街屋、小住宅多数为周氏所有。和房并在福彭桥南堍和过桥台门栉比之处造有别墅名之曰：小过桥台门。大云桥和大街、大路一带也有周氏的房产。至于田地，则南门外、偏门外几乎都为周氏所有。根据上代的传说，每届收租的时候，周氏租船未经开出以前，各姓租船都在犹豫观望，必定要等周氏租船开出和佃农议完租水以后，各姓租船方才开出。15

房屋、田产状况多有实据，议租之事得自传说，虽不能完全视为信史，至少说明周氏家族在都昌坊一带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但不宜过高估计。

或有人依据现存绍兴鲁迅故居，评估周氏家族在清代绍兴社会的经济地位。但这需要对绍兴鲁迅故居状况作历时性的考察，并选择合理的参照系，才具有说服力。就周家三台门而言，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是老台门，五开间四进，规范豪华，有大户人家的气象，但这并非是周家一己之力修建的结果。1861年，太平军攻占绍兴府城，宁王周文嘉以老台门为王府，“拓地造花园，辇石垒山，人牛喘汉……购花木，通泉沼”16。解放后，政府出资修缮，老台门方有今日的景象。周家新台门除橘子屋、百草园外，均被朱阆仙改建过，解放后又经政府颇有力度的翻修，高大壮丽与绍兴现存的其他台门形成明显反差，已非当年旧观。从新台门整体看，前后六进，规模很大，但后面的建筑并不规范。百草园内，菜畦、瓦屑堆、废地、粪缸、毛坑杂陈，缺少大族居所的气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周氏的经济状况和文化品味。就参考系的选取而言，“绍兴城里五万人，十庙百庵八桥亭，台门足有三千零”中的台门大多已经消失；房屋建造多受地形、家庭人口限制；现存台门主人的阶层属性、修缮状况，均影响着参考系的合理性。其实，我们无须将百草园和绍兴富商赵焯、赵鏏父子修建“省园”对比，无须和小皋埠秦秋伊在当台门修建的“娱园”对比，甚至也无须和皇甫庄旗杆台门中假山叠翠、树木掩映的花园相比17。单是周氏西邻梁家大台门中百十竿淡竹的竹园，即非略显寒伧的百草园所可比拟，令鲁迅的父亲周伯宜非常羡慕18。尽管鲁迅故居建筑具有一定规模，但与现存的李家台门（原为四进）、探花台门（原为五进）、杜家台门（五进）、皇甫庄旗杆台门（六进）的建筑面积、气势相比，也未能名列前茅，更不要说像吕府十三厅、伯府第等那些巨宦的宅邸了。

其实，绍兴府城的“大户人家每家都不只一个台门，像先前的‘陈、赵、袁、杜’，以后的‘徐、李、胡、田’，最后的‘徐、鲍、张、王、平、陈、许、姜’等等，都是有两个三个或四五个台门”19，在绍兴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此处“先前”、“ 以后”、“最后”大致对应乾嘉道、咸同光、清末民初三个时期。像会稽东浦村杜氏，经十一世济之公努力经营产业而家大起，又在康熙年间设计全歼温州、台州一带的山寇，得到官方赏赐而成为巨富。道光庚子年英军犯绍，十三世杜煦首捐钱三千缗，其子杜宝辰率领乡绅设筹备局，练兵修城，广募防堵，操持三载，两逐英军间谍，英军遂知绍兴有备而未犯绍兴，扬威将军奕经登门拜访杜稼轩三天，咨询御敌对策，并嘱其主持经略绍兴军事。20像徐氏在太平军犯绍期间与李、胡、田等三大家族输捐巨资平乱。徐树兰因此以举人资格被授兵部郎中，后改候选知府，旋因母病归乡。徐树兰一生致力地方公益事业，创设豫仓、救疫局、清节堂，捐资筑三江至斗门一带里塘一万丈，建言“以工代赈”大兴水利，总办平粜拯救万余饥民。1896年又与罗振玉等在上海组织农学会、创办《农学报》，在昆山新阳一带购地百亩用于推广试验各国果木良种……尤令人瞩目的是徐树兰1897年捐洋银1000元（后增至4000元）仿照天津中西学堂二等学堂，创办绍郡中西学堂，为绍兴新式教育之嚆矢；1900年又出资32900余两白银，捐7万余卷藏书（有人参考嘉业堂藏书楼的购书价格，估计折合白银3万余两），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21相比之下，1918年周氏家族《绝卖屋契》上整座周家新台门估价洋6200元整。《越城周氏支谱》中，周氏族人也是多以劝捐办赈、监造工程的身份出现，至于捐资数量则鲜有记录。此外，绍兴酱园业、绸庄业、典当业、茶业、盐业等发达，世代经商者甚多，富裕者不在少数。在都昌坊，鲁迅“曾祖母的娘家——戴家台门离老台门只有四五家门面，是一排朝南的房子，也是深宅大院”22，梁家大台门、寿家台门虽不及周家台门，但都有一定规模。因此，周家以其资产状况属于绍兴社会的中产阶级应无异议，未能跻身绍兴大族之列也是不争的事实。周福清自称“小康之家”绝非谦辞。

传统中国社会尤重流品，职业亦有高下清浊之分。一个家族成为社会大族，不仅需要相当的经济基础，还需要通过获取学衔品秩，得到绅士地位及其特权，参与社会事务。绅士有正途、异途之分：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绅士被视为正途，以捐纳成为绅士被视为异途。绅士又有上层、下层之分：上层绅士指正途出身的官吏、进士、举人、贡生（包含各类贡生）和异途出身的官吏；下层绅士指生员（包括各类生员）和异途出身的监生、例贡生，且上层绅士在入仕、行使社会职责、婚丧祭祀仪式乃至日常衣冠穿着等方面，均和下层绅士有着明显区别。23依清制，平民可捐贡监、封典、职衔，“捐事户部捐纳房主之，收捐或由外省，或由部库，或省、部均得报捐。咸丰后，并由京铜局。凡报捐者曰官生，部予以据，曰执照。贡监并给国子监照”。24就此而言，《越城周氏支谱》中凡标注“捐职”、“国子监生”而未进过学的族人均属异途出身。周作人就曾向绍兴鲁迅纪念馆捐献过曾祖周以埏的户部执照及监照。“诰封”是朝廷对官员及其先代、妻室援予爵位或称号，“诰赠”“貤赠”“覃恩貤赠”则基本上是因后人为官而得的封诰。如此考察以后，太平军入绍以前，福彭桥周氏正途出身的上层绅士仅周以均一人。

周以均于道光十年（1830）浙江乡试高中经魁，之后参加三次会试不中，遂潜心力行，不求仕进，道光十九年起在里门授徒。因乡试同年、道光庚子年（1840）进士、地方名绅沈元泰的提携，周以均得以参与社会公共事业，对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起到关键作用。道光二十八年，应绍兴知府王德宽延邀，分修《会稽邑志》；二十九年，绍兴水灾，参与劝捐办赈，疏江筑塘。咸丰二年，奉山长宗稷辰、知府徐荣令，经理蕺山书院院务；三年应浙江巡抚黄宗汉檄委，跟随沈元泰招募练勇，监修城垣，连续数年帮办筹饷局务。因此，周以均在咸丰五年以拣选知县报捐国子监学正，随带加二级；咸丰七年，经浙江巡抚何桂清奏保，赏加光禄寺署正衔；咸丰九年，以内阁中书候铨并叙员外郎衔，又经浙江巡抚胡兴仁保奏，赏加四品衔。其间主讲鉴湖龙山书院，任龙山书院山长，又随沈元泰监造三江闸侧石塘。至太平军入绍，已有及门弟子周丙堃、陶谟、周宝瑛、阮宝霖、胡福增、陈尔幹考中举人。由此，周以均逐渐成为绍兴社会的知名绅士。

在传统中国，遵循“门当户对”传统的联姻往往是宗族之间进行资源互补、强强联合或亲上加亲的手段。周家大致自九世起与大户人家、官绅阶层联姻的频率逐渐增加。九世，周宗翰次女适道光辛卯科举人、甲辰科进士、福建龙岩直隶州知州（正五品）马百庆；周鉴，配候选按察使经历郭鸿女；周钊配广东按察使经历（正七品）凌德奎女。第十世，周珄配江西太平寺巡检（从九品），署蓝山县知县劳烈祖女；周其琛配州同衔（从六品）余大年女，次女适咸丰辛亥恩科举人、江山县训导陶谟；周其珹四女适钦加知府衔、福建云霄厅同知（正五品）章熙嗣子、捐职州同章辰。第十一世，周以埏女适捐职同知章湘云三子、州同衔候选府经历章锡侯；周永年配乾隆戊辰科状元、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正一品）梁国治曾孙女、福建正和县知县（正七品）梁承纶孙女、捐职按察使经历梁念恭女，长女适道光戊子举人、丙申恩科进士、绍兴府湖州府教授（正七品）唐廷纶子、钱塘学附生唐恭安，次女适道光己酉拔贡候选教谕杜衡继子；周诰配嘉庆己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江西南昌府知府（从四品）朱渌女；周之錞配山东曹州府知府（从四品）潘尙楫次女；周以均四女适钦加道衔、江苏苏州府知府（从四品）钟殿选三子；周以增女适咸丰己未会元、翰林院编修（正七品）马传煦长子；周以坶长女菱姑嫁江西袁州府同知升用知府（正五品）沈超。十二世，周锡祺配乾隆甲辰状元、兵部尚书、吏部尚书茹棻孙女、广东墩百场大使（正八品以下）茹寿彭之女。十三世，周起风配咸丰己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赵一林长女……

考虑到族人功名、官阶，周家的联姻对象得以逐渐向官宦人家靠拢，主要是家族整体经济实力以及周以均成为名绅使然。如果仅从名单看，个别联姻对象的官宦品级似乎说明周氏已是地方大族。然而如果按照时间线进行考察，结果则会迥然不同。像周永年之妻是朝廷一品大员梁国治的曾孙女、梁承纶的孙女、梁念恭的女儿。待周永年于道光丁亥（1827年）出生时，梁国治早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卒。两家联姻时，梁承纶曾以副贡资格为福建正和县知县，不知尚在世否；梁念恭仅为捐职按察使经历（正七品）的虚衔。像周锡祺之妻是巨宦茹棻孙女、茹寿彭之女。而茹棻殁于道光辛巳（1821年），周锡祺生于道光丙戌（1826年），而茹寿彭所任广东墩白场大使，“大使”在清代仅属杂职官，品秩自正八品至未入流不等。如此考察下来，从绍兴府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科举进士名录及其官阶，周氏的联姻对象大都属于书香门第、乡下名绅、尚未发达或已经衰落的官宦人家。

综上所述，无论鱼化桥周氏，还是福彭桥周氏，与绍兴上层的名门望族均有一定距离，显然属于绍兴社会的中间阶层。鱼化桥周氏诸多房族中落之后，福彭桥周氏则凭借家族商业财富和周以均的地位声望，逐渐在晚清绍兴社会中崛起。正在此时，太平军李秀成部主将陆顺德，率人于咸丰辛酉年（1861）九月二十九日占据绍兴府城，导致周氏家族的命运由盛转衰。

二、“中落”与“底蕴”

关于太平军对周氏家族的影响，周福清在《恒训》中说：

我家 高曾祖，勤俭率下，岁有赢余，必置田产，所得租谷，变价买田，故田多而产实。自忠房开宝来饰店，会亨钱庄，始变浮财。各房贪利息之厚，纷纷存放。咸丰辛酉，粤逆犯绍，尽为贼有。始悔不买田之失计，晚矣。我族中落，由此。25

在周福清看来，谋生方式由实产变浮财，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两相叠加，成为周氏家族命运转折的关键因素。可惜的是周福清仅揭示了家族经济层面所遭受的打击，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本相，应当将这一事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挖掘其背后的诸多史实。

清朝中后期，中国人口激增，吏治腐败，会党举事，民生日艰，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至鸦片战争后近十年间更为严重。“洪秀全准备将中国的一切大事变革，并改造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他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则是特权阶级，举措‘不近人情，但求事济’。”26于是以信仰统制、兵民合一、军事化行政、圣库与田亩制度为特色的太平天国运动乘势而起。太平军与清军之间展开长达十余年的殊死搏斗（包括随之而起的灾荒、饥馑和瘟疫），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主战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七省人口损失7330万。27浙江“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28。即便如此，1861-1863年间，绍兴府人口损失近400万，损失率60.6%，29以致战后府城百姓自发兴起“断屠”风俗。时人有记载云：

壬戌九月二十九日，郡城失陷。太平军从西郭门长驱直入，一无所阻。至净平庵前，首先向庵纵火焚烧，遂即开始杀人，纵至兴文桥下小能仁寺。纵火沿途见有新剃头之人，称为妖人，即行杀戮，无一倖免。五日后，始出安民告示。凡住居闹市或通衢大街之处，抢掠之风至此少戢，而偏僻冷落地方则抢掠杀戮依然如故。郡人有不满太平军奸杀抢☐行为者，乃书为痛斥匿名之榜，乘夜揭诸通衢，遂触群贼之怒。（贼）遂大索城中，不拘老小，悉以屠之，致成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情状。杀戮之惨，无以复加。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克复之后，每值九月二十九日，郡人鉴于空前浩劫，遂于是日，郡中自动断屠一天，妇媪并有茹素者。盖以迓天和而以忏悔，至今不衰，永以为例云。30

太平军将领陆顺德拆小能仁寺及附近宗祠、家庙，在下大路药王庙附近建成九开间、五进的来王殿；周文嘉、孟文悦初居水澄巷徐氏大宅，后孟文悦迁往前观巷凌家台门，周文嘉迁往覆盆桥下沈家台门（即周家老台门），一徐姓将领进驻周家新台门；又在观音桥下明朝阉党徐大化旧宅，设立姐妹馆，掠有姿色的年轻妇女充之，餐以膏浆，衣以绫罗，饰以珠玉，教以音乐文词，监视以老妪，遇有临阵出力者可择一而赏之。

人尚如此，何况产业！周氏所依赖的钱庄、典当行业遭受巨创。“洪杨之役……各处民众大起恐慌，皆谓长毛造反，时局极现不安，于是纷纷至各庄提取现银……多数庄因此崩溃。”31“迨至清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入浙，典当骤减。绍兴城内仅存菩提弄信和一家当铺。”32 周氏“十一世值太平军起义以后，遭受兵燹影响，损失甚巨，各房族多致一蹶不振，甚或流离失所。”33过桥台门忠房开设的会亨钱庄、宝来饰店惨遭洗劫，周氏族人仓皇逃至乡下避难，周永年、周之錞、周茀庭、周锡恩、周庆祁被太平军或杀死、或刺伤致死，或掳走失踪。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六日，绍兴被清军攻陷，太平军守将周文嘉败走萧山。周氏族人回到府城，发现在老台门墙上涂满壁画；新台门第五进“西头的两间经了太平军的战乱已经残毁，只剩下南边的一部分房屋尚可住人……后边朝北的一间则因楼板和窗户都已没有了……东偏一间即是在《鲁迅的故家》里所说的橘子屋……楼上也是空着，却比东边仓间的楼上更是荒废了，因为那边只是没有楼板，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奇怪，这边却仍是一间空着的房子，却是窗户全无”34，直到1906年鲁迅结婚时，这一部分房子才重新修造。因为周作人只是提及和自己家有关的部分，其他房族的房屋损毁情况尚无记录。鲁迅的高祖周珄、曾祖周以埏回家不久，就分别于同治二年六月初七、六月十六去世，应该与看到台门的惨象有一定的关系。

尽管战乱给周氏家族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大部分房族保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由于谋生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三个台门的房族有不同的表现。相对而言，老台门房族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和房经济状况本就好于其他房族，主要投资的田地属不动产，故得以坐拥巨资，过着优越生活。战后，和房周以坶的次女顺姑（早逝）、四女月姑（补填作继室）嫁前观巷盐商兼当商、后来成为绍兴商界头面人物的鲍芗谷（鲍家在清末民初才真正崛起而跻身绍兴大族）；三女裕姑嫁绍兴四大望族之一张溇胡氏的一个有点像神经病书呆子，以致婚后常住在娘家发牢骚，闹别扭35。从“门当户对”的婚配传统看，和房的联姻对象属于正在崛起的富户或有点缺点的大族子弟，其在地方社会的地位可见一斑。直到周以姆晚年，“和房有两个账房，工头是文相，服侍十五曾叔祖有个年轻工人叫恭慎，服侍新老太太有两个丫头，另外各有烧饭妈妈，做粗活的长工，管花草的花匠，管鸟的、管鱼虫的工人，还有忙月、短工，总加起来，也有20人”36。恕房从事何种职业不详，但一直拥有老台门的房屋产权，后因绝嗣由慎房的周寿恒继承产业。勇房经此冲击，不知是无力开设当铺，还是担心浮财风险，只好到别处从事典当或其它实业，都能脚踏实地，家境不错：十三世，周传梅到浦江县隆泰当学生意，后到绍兴诸善弄的善兴当做经理，周梅卿20岁起在杭州一家当铺学做朝奉，后在绍兴作揖坊的容大当继续做朝奉，周心梅14岁起在绍兴大路元泰纸店工作，一直到70岁退休，周梅舲从事钱庄业；十四世，周锡三先在绍兴开元弄道记当做学徒，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进城抢当铺后，就到诸暨鲍同顺酱园当出纳，解放后在诸暨副食品公司做营业员直到退休……37因此，原老台门的房族都能守住祖业，始终未将台门卖出。

过桥台门、新台门房族的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各房族入股的会亨钱庄、宝来饰店被洗劫一空。尽管有余力的房族仍不失商家本色，38但多数房族失去了广置田产、从事经商的本金，几乎彻底放弃了商业传统，以继书香为业，依靠有限的地租维持生活，而一旦人口繁衍，分家析产，经济境况就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周以均在太平军入绍后，继续致力于抗击太平军和战后恢复事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可圈可点：同治二年，应山阴知县臧可园邀，任吴融兵米局总办；应绍兴知府杨豫庭邀，至善后局襄办事务，主持新建昭忠祠、新司考棚、证人书院工程，又随办米捐局；同治三年至六年，掌教龙山书院，兼办贡院、捐局、善后局务，又因绍兴水灾，赴塘工总局，襄办筹捐筑塘抗汛 ，重浚三江闸港；经闽浙总督左宗棠、浙江巡抚马新贻奏保，交部从优议叙；及门弟子王熙年、王崧年、杨燮和、潘良骏、孙琥铭、沈百墉、鲍谦、胡大晟、周福清又考中举人……正因如此，周以均虽非“绍兴的首席绅士”，但在地方社会中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39大致受周以均的积极影响，新台门、过桥台门的房族，或参加科举考试、充当幕僚佐治，走从政之路，或投身文化教育事业，从而形成与老台门房族迥乎不同的谋生方式和精神气质。十二世，周福清考中进士，仕途坎坷，官品不超过正七品；周藕琴在陕西长安、富平、合阳、韩城、华阴等地当刑名师爷；周庆藩考中举人，投身教育，后来扶助周家子弟到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回到绍兴后曾任绍兴府学堂总理（即校长）；周花塍、周玉田等坐馆授徒。十三世，周鸣山、周伯文、周仲翔等从事教育；周忆农、周伯㧑、周仲阳、周慰农、周子衡、周秉模（即四七）均当过幕友、师爷；周秉枢（即六四）在育婴堂做司事，周丙钰在杭州报关行做司账；周冠五先做幕友，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松江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绍兴县政府地政处处长等职，抗战期间绍兴陷落，任绍兴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印花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任绍兴县政府清丈处主任、县政府建设科长等职……也有个别族人“台门气”十足，眼高手低，不乐做事，最后处境潦倒，下场悲惨。

尽管太平天国运动过后，过桥台门、新台门的族人多投身科举及文教事业，但在绍兴称“读书世家”则是过誉。福彭桥周氏上溯到一世祖逸斋公，中进士者仅周福清1人，中举人者仅周煌、周以均，周庆蕃等3人。便是扩大到自逸斋公以下的整个鱼化桥周氏近七百人中，进士1人，举人6人，中秀才者数以十计，其余有功名者多为捐职，实职最高七品。绍兴素称人文渊薮，教育昌盛，明清两代仅会稽、山阴二县考取文科进士者999人（其中状元9人，榜眼5人，探花4人），考取文科举人者2805人，40且世家望族甚多。水澄刘氏明清两代考取进士者13人，考取举人者41人；下方桥陈氏，明清两代考中进士者15人，考取举人者27人；陶堰陶氏明清两代考取进士者42人，考取举人者66人；另有状元坊张氏、偁山章氏、张溇胡氏、孙端孙氏、霞川沈氏、五云王氏、梅墅祁氏、鲁墟陆氏、后马周氏……一般而言，家谱记录着一个家族的荣耀，为家谱作序者乃是家族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层次的人物。就此而言，《越城周氏支谱》作序者分别国史馆总纂、河南道监察御史章嗣衡。而《水澄刘氏家谱》作序者为南京兵部尚书奉勅参赞机务商周祚；《会稽孙氏家谱》作序者为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万；《山阴张川胡氏宗谱》作序者为浙江布政使加三级许应鑅，《会稽陶氏族谱》作序者为贵州布政使汪新……相比之下，周家在文化上的表现、所处的社会阶层，在绍兴很难说是读书世家，文化大族。

其实一个家族的经济实力、文化底蕴在生活细节中最能体现。周作人曾说：

例如同是住于东陶坊的人家，在百草园西边的梁家和迤东河南岸的寿家即三味书屋，他们扫墓的仪式便截不相像，两者都出于顾范的记录之外……梁家仪式繁重，上午早到坟头，从献面盆手巾，茶碗烟袋起，演到吃中饭，要花上小半天工夫，寿家则用小船，父子二人祭毕下舟，怀中各出烧饼两个，吃了当饭，虽然没有说明，大概只备香烛纸锭，并无什么食品的。这固然是极端的例……至于周家那是极平常的一般的办法，与顾范二家所记大抵相同，或者可以说是最没有特色的一种吧。41

此处周作人所说的梁家，即周家的西邻梁子贞家，“听说上代出过状元”42。绍兴历史上中状元且为梁姓者，只有乾隆戊辰科状元梁国治，其曾任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在绍兴虽非大族，也是巨宦。梁子贞一生设塾授徒，家境已衰落，却仍然保持着繁重的仪式，说明家族遗风尚存。而三味书屋的寿家，先前寿镜吾的祖父寿峰岚在绍兴偏门外酿酒、卖酒，因珍惜爱好文字，迁居福彭桥购置建造了寿家台门。至寿镜吾的父亲寿韵樵摆脱商业，寿家才真正成了书香门第，文化积淀略显不足，故于仪式也不甚讲究。周家介乎其间，说明周家的文化积淀在绍兴社会处于中等水平。

或有人认为梁子贞未必是曲池梁氏后人，上述说明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我们比较一下周氏、杜氏的清明节上坟仪式。周作人曾说，会稽周氏扫墓成规与山阴平氏大抵一致，差别仅在周氏祀后土及祭祖时普通用双响炮仗五个、十个，并引平步青编《平氏值年祭簿》如下：

座船两只，今改大三道船一只，酒饭船一只，吹手船一只，吹手四名。向例每只约船钱银三钱几分不等，临时给船米七升五合，酒十五吊，鱼二尾，鸡蛋二个，折午饭九四钱百文，点心等俱无，后改一切俱包，回城上岸时每只给掸舱酒一升壶。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盐一盘，腐一盘，太锭一副，烧纸一块，上香，门宵烛一对，酒一壶，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三牲一副，鹅、鱼、肉。水果三色，百子小首一盘，坟饼一盘，汤饭杯筷均六副。上香，门宵烛一对，横溪纸一块，大库锭六百足，祝文。酒一壶，献杯三只。

在船子孙每房二人。值年房备茶，半路各给双料荤首两个，白糖双酥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改用面。散胙六桌，八荤两素，自同治二年起减为两桌。每桌酒几壶不等，酱油醋各二碟，小桌二桌，三炉十碗。吹手水手半路各给小首两个，烧饼两个，粉汤一碗，近年改用面一中碗。管坟人给九四钱二百文，酒一升壶。43

而大族杜氏的祭规，据《会稽东浦村杜氏家谱》中的记载则更为详实周密，如去徐家塘一节：

值年房备乌篷大船五只，吹手六名。每船备值茶人。船桌、椅、凳、茶炊、茶碗、茶叶、炭篮。……徐家塘祭毕，给守墓人熟肉一斤、酒一升，又田八分，土名杜家田。令其耕种，拜扫日值年房收钱二百文以作租息。与祭人登舟，每人给朱糕四埭、白糖烧饼四个、甘蔗二节、二寸为度。门香干一块。舟人、吹手各给白糖烧饼二个，与祭人各给胙肉签一支。墓前领。

后土祀品：杯箸二副，献杯三只，三事一副，桌围一张，酒一壶，盐笋，馒首、果品，寒食一盘，单饼一盘，鹅一只，门宵烛一对，香一股，方连一块，永富一副，祝文一道，徽炮五枚。

墓前祭仪：庶羞十六簋，鱼翅、刺参、鱼肚、贡干、火腿、扣肉、整鸡、整鸭、鲫鱼、羊肉、油豆腐、素鸡、细炒、整面筋、笋、钩汤。五牲，鸡、鹅、鲤鱼、肉、羊。如水果四盘，馒首一盘，寒食二盘，烧饼二盘，杯箸六副，莲子茶六钟，粉汤饭各六椀，酒一壶，四两烛一对，香一股，板纸二块，献杯三只，祭文一道，足锭一千八百，双声六枚，黄伞一顶，五事一副，八仙桌二张，桌围二张，棕荐二条，猪羊架一对，全猪一口、全羊均插花。

……

与祭人午席饮胙，每席四位。鹅八两，片肉十两，煎鲤鱼八两，咸蛋二个，笋十两，汤鸡、和菜、羊肉八两，血羹二椀。撑船等吹手午酒八椀，一桌。肉七两，羊七两，鲤鱼六两，鹅六两，笋、和菜、肉羹二椀。管祠人菜一桌照式，酒一升……远方与祭者、舟人俱给酒饭。照上式。吹手工钱有贵贱，不限定。44

杜家没有详细记载雇船费用，大概是家族自有舟船。从扫墓祭规看，场面之大，细节之繁，均超过平氏（即周氏），对管坟人、吹手相当厚待。可见，周家上坟仪式在寿家之上，在杜家之下。除此之外，《会稽东浦村杜氏家谱》中对家训、世系、祭祀、人物传略等较为完备充实，尤其祭祀之典，分元宵祭、追远祭、生辰祭、忌辰祭等，且对参加人员、祭祀仪式、出资数目、下人待遇等均有细密的规定。相对而言，《越城周氏支谱》仅述姓氏渊源、世表、世录、宸章、祭田、义田、家传，内容相对简略粗疏，祭祀之典更是付之阙如，也能说明周家的文化积淀处于中等水平。

随着周以均于同治辛未（1871年）去世，周以增于同治甲戌（1874年）去世，地方公益事业中便鲜见周氏族人，家族的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在都昌坊（即西至都亭桥，东至覆盆桥）一带，戴家台门的人已经败落。寿家台门的寿子持与鲁迅从叔祖周庆藩同为光绪二年丙子科举人，其子寿孝天和其弟寿镜吾一家都是秀才，寿镜吾次子寿洙邻直到1903年以秀才身份考取浙江优贡，1904年参加优贡会考取得朝考第一名即 “朝元”。梁家台门的“梁子贞，他是新台门的西邻，他是一个老学究，也曾进过秀才，进学后一直没有去乡试。……他一辈子在家设塾教书，他家境平常，虽非富有，尚足温饱”。45租住老台门闲屋的沈守愚设塾授徒，屡考不第，直到科举停废始终是个文童。其余人家大致如周作人所说：

那时东昌坊口是一条冷落的街，可是酒店却有两家，都是坐南朝北，西口一家曰德兴，东口的即咸亨，是鲁迅的远方本家所开设，才有两三年就关门了……德兴坐落在十字路的东南角，东北角为水果莲生的店铺，西边路北是麻花摊，路南为泰山堂药店，店主申屠泉以看风水起家，绰号“矮癞胡”更为出名。路南德兴酒店之东有高全盛油烛店，申屠泉住宅，再隔几家是小船埠头，傅澄记米店，间壁即是咸亨，再过去是屠姓柴铺和一家锡箔铺，往南拐便是张马桥了。路北与水果铺隔着两三家有卖扎肉腌鸭子的没有店号的铺子，养荣堂药店，小船埠头的对过是梁姓大台门，其东为张永兴棺材店，鲁迅的旧家，朱滋仁家，到了这里就算完了，下去是别一条街。中间有些住宅不能知道，但是显明的店铺差不多都有了……46

可见在都昌坊一带，除了几个台门以外，其余都为街头店面商铺和手工业作坊。在四民社会，士绅阶层的社会地位要高出其他阶层。周以均去世以后，周福清考中进士，周庆藩考中举人，而且周氏家族人丁兴旺、个别房族富裕程度在附近首屈一指，周氏家族自然成为都昌坊的最突出的家族，备受街坊邻居尊敬。

余 论

中国广土众民，地区间差异极大，尤其到了近代，“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倘若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时，研究者忽略地区差异、时代悬隔等因素，“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47则极易看朱成碧，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历史之真相愈远。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借助地方文献，考虑著述者的境遇、地位，比较、辨析各种材料，庶几接近鲁迅家世的历史本相。周氏家世流变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藉由“数世同堂、内外有制、长幼有序、上下有分”的台门，所构成的相对固定的文化场域，对长期浸淫于其中的鲁迅影响深远。因此，中产阶层、里坊大户、商业传统、书香传家等家族特点，才是探寻鲁迅经验限度、文化惯习、思想观念的逻辑起点。

改定于2022年6月3日

注释：

1 如“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见鲁迅：《自传》，《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1页；“周氏有三个大台门，有两爿典当，有几千亩田，有无数的市房，往来的尽是巨商、豪族”，“周氏为当时社会望族，自命书香传家”，见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93、240页；“镜吾公执教虽严，对于鲁迅，从未加以呵责，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鲁迅家为绍兴城中望族。……周氏三台门，嘉、道以来，老台门以富称，新台门，过桥台门，以读书世家称，光绪之际，皆衰落矣，至鲁迅而家声以振”，见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鲁迅研究资料3》，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225-226页。

2 有关代表性的成果有段国超：《鲁迅家世》，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张永泉：《从周树人到鲁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顾琅川：《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晓初：《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彭定安：《鲁迅的性格与家族的影响》，《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886年第1期；陈方竞：《“大家族”出身之于鲁迅的积极意义》，《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6期；裘士雄：《论周氏族群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李新宇：《鲁迅的出身与周家的文化》，《关东学刊》2018年第1期等。

3 周以均：《旧谱自序》，首都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北京：线装书局，1996年。

4 钟叔河编订：《四百年前》，《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

5 周福清著，鲁迅抄，国家图书馆藏：《恒训》，1899年。

6 因其宗祠在鱼化桥，故得名。

7 沈元泰：《述先公传》，首都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北京：线装书局，1996年。

8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2页。

9 杜世楙：《杜家台门的变迁》，《绍兴文史资料》第14辑（内部发行），2000年，第199页。此处“吴”疑为“胡”。

10 周福清著，鲁迅抄，国家图书馆藏：《恒训》，1899年。

11 史致光：《熊占公传》，首都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北京：线装书局，1996年。

12 周冠五：《周氏家族的经济状况》，《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36-237页。

13 周冠五：《周氏家族的经济状况》，《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33-34页。

14 王父，即祖父，周其琛是口述者周锡嘉的祖父。朱提，银的代称；流，量词，八两为一流，此处即指忠房的周其琛捐银二百四十两，得叙盐运司知事衔，见周锡嘉述、鲍临撰：《燮三公行实》，首都图书馆藏《越城周氏支谱》，北京：线装书局，1996年。

15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30-231页。

16 王彝寿：《越难志》，详见邢凤麟、邹身城：《天国史事释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371页。

17 裘士雄著：《鲁迅避难过的皇甫庄旗杆台门及其主人范啸风》，《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4期。

18 钟叔河编订：《两个明堂二》，《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19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20 杜立夫等：《会稽东浦村杜氏家谱》卷十、卷十一，光绪二十五年（1899）。

21 裘士雄：《徐树兰百年祭》，《绍兴文史资料（内部交流）》第17辑，2003年，第63-65页；陈惟予：《书飨天下 硕德可风》，《绍兴文史资料（内部交流）》第17辑，2003年，第62页；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浙江省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3128-3129页；绍兴图书馆整理：《浙江绍郡中西学堂章程》，《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20册，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版，第8页。

22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23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8页。

24 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234页。

25 周福清著，鲁迅抄，国家图书馆藏：《恒训》，1899年。

2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84页。

27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3页。

28 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请分别征蠲折》，《左宗棠全集 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69页。

29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6页。

30 绍兴丛书编辑委员会：《城陷纪念日断屠》，《绍兴丛书 第二辑》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20页。周作人己亥年（1899）九月日记：“二十九日，晴，诸暨县童正场，冷。荷孙往皋步去禁屠，以是日为咸丰发逆进城之日也，”见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0页。可见“禁屠”风俗至少沿袭至1899年，此时距太平军退出绍兴已三十七年之久。

31 绍兴图书馆整理：《钱业》，《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26册，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67页。

32 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9页。

33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7页。

34 钟叔河编订：《家里的改变》，《周作人散文全集1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8-329页。

35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36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37 裘士雄：《口述与笔谈（二）》，《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秋季卷。另见张能耿、张款：《鲁迅家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

38 新台门周仲翔大约在咸丰甲午、乙未之间于新台门大门对面开设咸亨酒店，见钟叔河编订：《咸亨酒店》，《周作人散文全集1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1-192页。鲁迅家可能直到1899年还在和记投资分红，见刘润涛：《鲁迅“家道中落”考》，《鲁迅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39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6页。周建人说周以均是绍兴的首席绅士，周冠五说周以均是地方社会的首席缙绅。考察史实，周以均参与分修邑志、招募练勇、监修城垣、帮办筹饷局务、建造三江闸，多缘于有总角之交且乡试同年沈元泰的推荐提携。周以均虽为虚衔，但品级高于绍兴知府（从四品），会稽知县（正七品）。

40 分别见绍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绍兴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45-1946页、第3310页。

41 钟叔河编订：《风俗异同》，《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5页。

42 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鲁迅故家的败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43 钟叔河编订：《扫墓》，《周作人散文全集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6-737页。

44 杜立夫等修纂：《会稽东浦前村杜氏家谱》卷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45 周冠五：《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风俗》，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64-65页。

46 钟叔河编订：《孔乙己的时代》，《周作人散文全编1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28-729页。

4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79-280页。

（作者简介：刘润涛，男，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鲁迅研究。现执教于河北大学文学院。）

（转载自“现当代文学通讯”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