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噬尾蛇型”学者的鲁迅

西方学者以赛亚·伯林曾经将学者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类，这一分类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其实，学者还可以分成另两种类型：一种是“白蚁型”，就是善于建构的学者。他们创造、扩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并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另一种则是“噬尾蛇型”学者。他们不致力于自我建构，而是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批判，在强烈的自我否定中发展自己。在人类思想文化中，这两类学者各有特色，也各有不同的贡献。在社会大众层面，“白蚁型”学者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体系性的思想也因此更具社会影响力。但从人类思想发展角度说，“噬尾蛇型”学者也许更有意义。因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任何体系性思想都不可避免会存在相对性和局限性，而思想的不断自我否定和反思，意味着永不枯竭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它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将这样的思想者称作“动态思想者”。

鲁迅就是这样的学者。虽然鲁迅一生都在思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话题，思想整体上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但其思想并不稳定，而是始终处在自我怀疑、否定和发展中。这导致鲁迅不同时期的思想存在着较大差异。鲁迅思想有着非常灿烂炫目的光华，却很难以某个固定的概念来进行限定。

首先来看思想领域。我们都一致认定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思想家是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做出的最突出贡献。那么，什么是鲁迅明确的代表性思想？很多人会选择“立人”思想。包括许多文学史著作在内，都是这样的认定。但其实，姑且不说“立人”思想并非鲁迅的首创，它是梁启超和近现代多位思想家的共同建构，即使从鲁迅思想本身而言，也存在两个难以绕过的难题。一是在鲁迅不同阶段思想中，“立人”的地位有较大不同。简单地说，在1927年之前，鲁迅经常谈到“立人”的话题，但在这以后，鲁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革命”和“大众”等话题上，很少再专门谈论“立人”思想。这一点，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中有过清晰的论述：“从早先高喊‘任个人而排众数’，到现在将世界放到‘愚人’肩上，他的立场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这个新立场再转到将工农视为中国的希望，那几乎是顺理成章，非常容易了。于是，也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接二连三地断言，中国的将来也必定是工农百姓的天下。”二是鲁迅前后期的“立人”思想内涵存在较大差别。鲁迅从早期到“五四”时期的“立人”思想受到尼采“超人”观念的较深影响，个人主义色彩很强，因此，他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看重“超人”和“天才”，排斥“庸众”和“看客”，意图通过杰出而独立的个人来启迪大众，达到民族国家自强的目的。但后期鲁迅所谈的“人”已经不再是个人性，更不主张个人精神的“自立”，而强调“人”身上群体内涵的阶级属性，指出“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以“立人”来作为鲁迅思想的整体概括，也完全无法统一其内涵。显然，以“立人”思想来作为鲁迅的整体性思想，某种程度上是有些牵强的。

其次，看鲁迅的文学观念。鲁迅是一个著名文学家，有着对文学的深入思考。与思想层面一样，鲁迅的文学观念也存在较多改变。尊重文学本体与视文学为“功用”的两种文学观，长期复杂纠结于鲁迅思想中。一方面，鲁迅对文学本体的尊重是始终的。鲁迅早期思想就具有很明确的文学主体色彩。如他对“摩罗诗”的充分推崇就体现出来：“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 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同样，晚年鲁迅也一直保持对文学的热爱。一些学者以鲁迅遗言“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来证明晚年鲁迅对文学的否定，但其实，鲁迅所否定的只是“空头文学家”，在其背后体现的是鲁迅对真正文学家的认可和尊重。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在很长一段时期表现出较强的文学功用化思想。他的“弃医从文”举措就包含着文学功利思想意图，他“从文”的目的就是以文学为文化变革的工具。“五四”时期的“听将令”，也是这一思想的持续。后期鲁迅更强化了文学的宣传功用特征。鲁迅一段时期曾表达过对文学意义的某种虚无观念，正是立足于文学服务于现实政治这一前提：“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而这也导致他以作家政治身份为文学评判的重要标准，将完全实用化的“容易学，有用”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根本问题是在于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五四”时期的鲁迅被认为是“整体性反传统”的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将“国民性批判”（前述“立人”思想的密切关系者）作为鲁迅基本思想的认知。当然，也因为鲁迅在“五四”前后确实说过不少激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话，比如“废除汉字”，“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等很有影响的观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方面，以“国民性批判”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批判并不是鲁迅的整体思想。早期鲁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就相当客观：“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后期鲁迅更对民族历史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只有在“五四”时期，鲁迅在时代文化感召下，才对传统文化持比较激烈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后期鲁迅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更客观的态度和更宏阔的视野，立场有较大变化。最突出的是他明确将传统文化的本初面目与后来形象进行区分，指出是外在环境特别是长期的残酷专制统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严重的扭曲、戕害和异化，从而造成了后来中国文化的诸多负面品性。建立在此思想上，鲁迅明确表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前提应该是“复兴”和“改善”：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综合以上几方面看，鲁迅的思想不是在试图建构一个体系，不是去建立、巩固和完善某一个固定的观点，而是始终在更新、改变和发展自己。他的思想充满着自我诘问和批判性反思，内涵相互纠缠交错而不明晰简单。毫无疑问，鲁迅属于“噬尾蛇式”思想家而不是“白蚁型”思想家，“动态”是鲁迅思想的最基本特点。

二 “动态鲁迅”的形成原因和思想背后

鲁迅思想之所以具有明确的“动态”特点，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既有鲁迅自身的思想特点，也有外在社会因素的影响。

其一，鲁迅“反抗绝望式”的自我批判。

鲁迅思想之所以充满着动态变化，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鲁迅自己深刻的反思精神，以及对自我的批判性认知态度。鲁迅一生都充满着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他批判的锋芒既指向别人，更指向自己。从创作而论，“抉心自食”的《野草》不用说，像《狂人日记》《伤逝》《在酒楼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都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即使像《祝福》《故乡》这样以书写农民生活为主的作品也时常传达出自我批判思想。冷峻和清醒是鲁迅所有文学作品的思想共性。

而且，鲁迅的自我批判非常沉重。就像汪晖概括的“反抗绝望”，鲁迅的思想建立在他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之上。如《狂人日记》中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当做“吃人者”或者帮凶，《野草》更是以写“墓碣文”的决绝姿态解剖自己，传达出一种彻底而自戕式的自我否定态度。所以，鲁迅几乎从来没有表示过对自己的认可和满足，而是经常表现出虚无和绝望的态度。正因为这样，他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愿意“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做历史的过渡者。对自己的作品，他也希望它们“速朽”——只有当他的思想变“朽”了，才意味着有新的超越性思想出现。

从这个角度说，“动态”几乎可以看作是鲁迅性格的必然结果，是其思想的宿命——也就是说，即使鲁迅不是在英年早逝，而是能够活到耄耋之年，他的思想也不会完全定型。他会始终处在对自我和对社会的双重批判中。

其次，“历史中间物”的文化现实。

鲁迅对自我的批判性认知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正经历巨大而艰难的转型。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既伤害了传统文化，也对文化的承担者知识分子精神造成了严重创伤。如鲁迅“历史中间物”的概括，鲁迅和“五四”一代人处在文化新旧交替的环境中，既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同时也背负着很沉重的中国传统包袱。这种文化状况赋予他们突出的思想优势，就是能够敏锐地察觉到传统文化的问题和弱点，借取现代文化的优长，但也决定了他们更善于“破”而不善于“立”，很难建立起一个稳固、系统的思想——这一点，胡适的哲学思想也是一个典型。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现代性“开风气”的重要意义，但却难以将其真正系统化，胡适终其一生也只完成了上卷，无法终篇。思想体系的建构需要相对稳定的主体精神状态，需要更充分的自我认可和更丰富的思想积淀。这一点，青春激情型的“五四”文化显然还不具备。

“五四”的情况不是特别，而是所有文化转型初期的共同个例。而文化转型的顺利进行和最终完成，深刻的自我文化批判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所以，指出鲁迅和他这一代人的“历史中间物”现实，绝非对他们不敬，甚至恰恰相反。因为任何文化变革都需要有弃旧迎新的过程，只有真正的勇敢者和卓越者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并在对自我的深刻解剖和否定中促进文化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思想的“动态”特点蕴含的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背景，也具有充分的时代典型性意义。“五四”一代人大多都有较强的自我批判意识，而鲁迅的认识最为彻底，自我批判也最冷峻，他也成为“五四”一代人中最深刻和最伟大者。

最后，现实环境的影响。

处在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鲁迅，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大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他个人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更促成了他思想的改变。最著名的如“幻灯片事件”促成了鲁迅的“弃医从文”，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也深刻地影响到鲁迅的思想——“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让他被“五四”燃起的希望又一次熄灭，也激发了他后期思想的最终形成；还包括后期与“左联”的关系，它造就了晚年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革命”的思考也更为深刻：“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这些内容都已经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言。

我想重点谈谈辛亥革命对鲁迅的影响。一般谈辛亥革命与鲁迅的关系，都主要集中在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实际上这种关系并非单向度，而是双向的，就是它也对鲁迅思想产生一定影响。甚至说，在鲁迅生命中，辛亥革命是对鲁迅思想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一方面，这时期的鲁迅正处人生盛年，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他对孙中山一直抱有尊敬，并参加同盟会，显示出他对这一革命的认同，也对之投入了巨大的希望。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一次非常重要的革命，它对中国社会的冲击非常之大，对鲁迅思想的激活力量也很充分。

辛亥革命失败对鲁迅的最主要影响是促进了他对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立人”思想的怀疑。如前所述，早期鲁迅信奉个人主义革命，也寄希望于知识分子为主导的革命。这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理念和实践是完全一致的。辛亥革命的失败，让鲁迅对这一思想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使他对社会变革和文化启蒙都持消极怀疑的心态，也让他对大众有了更新的认识。不能说这时候的鲁迅已经放弃了对大众的批判，但无可置疑的是，鲁迅在对辛亥革命中知识分子行为的反思中，也深刻触及到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的变革，不能再像辛亥革命一样只依靠“个人化”的知识分子，而是需要发动和依靠“群体化”的大众。从这个角度说，鲁迅之所以如《呐喊·自序》中所说，一开始对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颇多犹疑，只是在钱玄同反复邀请下才以“听将令”的被动姿态加入，根本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留下的创伤记忆和鲁迅对它的反思。包括在“五四”退潮之后，鲁迅走向“革命”和“大众”，辛亥革命也是一种深刻关联的思想基础。

逄增玉曾细致论述过这一问题，我以为他的分析贴切而深刻地揭示了鲁迅思想变化的复杂内因：“《孤独者》和《在酒楼上》则表明，即使有过觉醒的人，有过‘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以个人主义为生命价值核心的‘独异者’（孤独者）的出现，但若没有强大有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的保障与支持，这种个性主义的独异者和觉醒者也不会挺立多久，他们和那些出走的女性一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单纯精神性的‘立人’已经经不住物质、现实、众数的沉重压力和打击，‘立人’无法同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分割开来，个性主义的自我在中国永远是置身于荒原中的孤独者。”

多方面的因素促进了鲁迅思想的“动态”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思想嬗变不是自我重复，而是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不能说鲁迅思想的每次变化都是正确和进步的，其中也存有某些偏激——如“五四”时期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如“五四”退潮后鲁迅对文学意义的严重功用化和虚无化认识——但在总体上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其中既体现出鲁迅永不停歇的思想探索精神，也蕴含着他对民族国家问题思考的真诚、深刻与执着。

比如，鲁迅对改变中国社会方式的思想变化。从最初的实业救国，到“弃医从文”后的文化救国，再到后期的实践（革命）救国，鲁迅思想有多次反复。在这里不对这些选择做简单评判，但无可置疑的是，鲁迅的思考和探索是经过认真反思，是具有较强针砭性的。包括后期鲁迅对文化启蒙意义的某些怀疑，以及对实践（革命）态度的转变，也不能说没有意义。确实，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中国社会变革的成功，很难只是依靠知识分子自上至下的文化启蒙，现实的介入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再如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后期鲁迅将中国文化的原初面目和后来的流变状况区分开来，将批判的焦点指向专制政治历史，而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判断更客观和宽容，显然要比之前的全盘否定态度更全面和科学。

三 继承鲁迅与超越鲁迅

关于鲁迅思想的发展性和不完整性，并不是我的发现，而是早有人指出过。鲁迅在世时，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明确阐述过鲁迅思想的发展性，特别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思想的变化。之后，艾思奇也明确表示：“鲁迅先生在思想过程中曾跳过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从个人主义到集团主义；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从进化论到历史的唯物论。”只是这些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人们对鲁迅思想的认识和建构，基本都是以整体性为中心。具体说，对鲁迅思想的阶段性理解，就是以“五四”时期的鲁迅思想代表为整体，而对其他阶段（特别是1928年以后）予以忽视和遮蔽。正是在此前提上，以“立人”和“国民性批判”为中心的思想家鲁迅形象得以确立。

凡事必有因。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有时代文化、知识分子主体等多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以下两方面是最重要因素。

其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一直追求建立思想系统。最典型的是将“立言”和“立德”“立功”并称为“三不朽”。受这一思想惯性的影响，我们都习惯于去寻找、概括鲁迅的思想系统，认为只有概括出鲁迅的系统性思想，才能达到我们思想观念中的“大家”要求，也才符合我们一般尊称的“思想家”概念。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有过阐述。特别是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角度上看，鲁迅的“动态”思想具有非常深远的启示性意义。如果没有深入的自我批判和不断发展的思想，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将很难获得成功，也不可能产生具有真正创造性的系统性思想。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缘于我们对“五四”文化的尊崇和坚持。自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都是以“五四”作为思想资源和中心，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以“五四”为楷模和精神支持。由于鲁迅的突出成就、崇高地位和巨大社会影响力，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比如意识形态），鲁迅成为“五四”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弃医从文”故事更成为“五四”启蒙的重要象征。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已经成为与“五四”启蒙文化、与“国民性批判”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拆解了鲁迅思想的整体性，也就是对“五四”文化的拆解；坚持鲁迅思想的整体性认知，也就是对“五四”启蒙文化的维护。这种思想心态，决定了即使有学者注意到了鲁迅思想的动态性特点，也会尽量注意不将之凸显，以维护鲁迅思想的整体性特征：“鲁迅的思想并非没有变化，但这种变化是通过长期而痛苦的思索完成的，所以显得深沉恳切，在变化中保持着统一的思想个性，而这种统一的思想个性正是造成其著作的整体性的关键。”

非常明确地，学术界对“五四”的推崇和对鲁迅形象的建构具有很强的现实合理性，或者说，它是对时代要求的一种自然呼应。其一，我们虽然距离“五四”时期越来越远，但面临的很多问题却相似，现代文化转型的任务并未完成，“五四”的很多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二，“五四”一代人的思想能力和精神人格都非常优秀，后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文化积累、思想创新力，还是在精神人格上，都与“五四”知识分子有了很远的距离，以之为精神楷模将非常有助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建设。对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来说，“五四”和鲁迅的意义在任何时期都不应该受到否定。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指出鲁迅思想的“动态”特点，对鲁迅与“五四”文化的关系做出一定的拆解，进而主张从更全面客观的角度来认识鲁迅和“五四”。这主要缘于以下两点理由。

其一，认识鲁迅思想的“动态”特点，是对鲁迅思想价值最准确的认识。鲁迅的思想价值并不局限于“五四”。“五四”只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阶段，而不能作为其思想的全体。特别是鲁迅后期的思想，内涵和价值都与“五四”有了较大差别，或者说是处在对“五四”的反思性批判和再度探索中。从思想主体鲁迅来说，1928年的他还未到知天命之年，正是一个思想家走向成熟的年龄。特别是鲁迅，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从未停止思考。在这一角度说，完全忽视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价值，只是强调“五四”时期的鲁迅，对鲁迅的认识是不全面、不合理，也是不客观的。

其二，突出鲁迅“动态”思想的意义，是对鲁迅和“五四”精神最好的继承和维护。文化只有在不断的批判和反思中才能得到推进和拓展，“五四”文化也是这样。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五四”只能是一个过渡，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依靠“五四”，以“五四”为终点。只有在“五四”基础上不断进步和发展，才能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使命。从这一前提出发，鲁迅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为中心的“动态”思想特点就呈现出充分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继承鲁迅和“五四”，最重要的是继承其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只有在我们真正超越了鲁迅和“五四”一代思想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是对他们做了最好的继承。反之，如果我们把鲁迅和“五四”固定化和完美化，本质上其实是对他们的背离。或者说它的内在实质是一种思想惰性，让我们在自我满足中阻断前行的愿望，沦为自我萎缩的借口。

我认为，在充分崇敬和肯定鲁迅“五四”一代人的思想和精神意义的基本前提下，对他们的具体思想和方法都应该采取多元的处理对策。具体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一、对待鲁迅和“五四”一代人思考未完成处，应该承继其思想，从困惑中起步，在不断的反思和探索中，寻求新的突破和发展。比如文学与大众关系问题。由于大众文化基础、知识分子启蒙姿态等多方面原因，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初就存在着新文学与普通大众相隔膜的严重困境，在1930年代的“大众化”讨论中，鲁迅和茅盾、瞿秋白等给予了充分关注和思考。但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精英文学距离普通大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大众一直相当遥远。新文学百年之后的今天，社会文化环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也提供了思想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契机。如何在前人的思想上起步，努力探索乃至解决这一难以，是今天文学工作者不可回避的课题。再如“国民性批判”。这是鲁迅“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但后期鲁迅却有所改变和质疑。如何真正全面了解和认识民族文化和民族性，给予更科学客观的认识态度，从而在批判中继承，在扬弃中发展，也需要今天知识分子全面深入的思考。

二、鲁迅和“五四”一代人的一些思想具有其充分的时代合理性，但由于时势环境的变化，今天已经不适合对它们做简单的沿用，而是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比如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五四”时期的批判非常必要，也有充分意义。因为那时候传统文化积压过重，构成了对社会文化的巨大阻力，批判应该是最需要的立场和态度。但是在今天，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基础已经非常薄弱。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大众传统文化知识都严重匮乏，社会文化也因为传统的缺失而显出多方面的混乱和无序。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简单沿袭“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态度，而是需要更多客观和理性，在开放态度中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三、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卓越精神，我们要以之为示范，在继承中努力发展。比如现代独立意识。“五四”知识分子依靠突出的思想勇气和强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在根本上超越了中国传统文人软弱和依附的精神特征，拥有了相当丰富的现代品质。这自然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方向。但这也并非说“五四”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已经非常充分。事实上，由于长期传统文化的浸润，“五四”知识分子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某些精神缺陷。在此后历史的发展中，这一表现更为严重。到1990年代初，商业文化汹涌而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完全没有有效的坚持和抵抗，而是集体性的失守。所以，在精神自立方面，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鲁迅和“五四”一代人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始终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当然，在目前情况下，以上所谈对鲁迅和“五四”的超越事实上是一种奢谈。如前所述，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我们在文化资源、思想高度和精神力量等方面已经严重落后于“五四”，更何言超越。但从历史发展的责任和使命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别的道路可寻，只能是以此为目标，或者至少为后来者打开一个思想的方向。我们只有明确鲁迅和“五四”思想的开放性特点，明确他们的思想不是固定，也不是顶峰，而只是一个过程，之后还有更高更远的目标可以探寻，后来者才可以打开视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求索。如果我们始终将视野始终局限在鲁迅和“五四”的高度，不能展示他们的开放性和发展性，那么，后来者的起步将会更为艰难，我们也就不自觉成为了历史的阻碍者而不是推动者。那就不只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DZA273。文章内容曾在上海师范大学做过一次讲座，讲座后一些学生的提问对我有所激发和完善，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