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乡土和乡愁，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所系。这种刻在基因里的乡土情怀激发着中国的现当代作家们将文学的笔触深入乡村的人和事，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史上贡献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在文学研究者的眼中，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创造了哪些现当代文学经验和成就？当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学书写又应该如何接力，抵达乡土文学的新时代高峰？为深入了解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教授丁帆。

现当代文学的主旋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刻画了传统中国的乡土性特征。您也多次在著述中提到“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形态统摄下的乡土文学”。在您看来，中国百年现代文学的“乡土性”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丁帆：以鲁迅先生的小说为开端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性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更新的发端。在此之前的中国小说创作还没有把启蒙思想与新的创作形式融入其中，让“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形态统摄下的乡土文学”转换视角。正是出现了“乡土性”这一新的特征，才使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两大题材之首的“乡土题材”成为百年不衰的主旋律。因此，从文体的角度来说，所谓乡土文学主要成就在乡土小说领域之中。

鲁迅小说的“乡土性”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将乡土中国的整体背景搁置在故事叙述中去抒写，即恩格斯强调的“典型环境”；其次，把批判性的哲学思考融化在人物和故事的叙事中，像巴尔扎克那样深刻地呈现恢弘的时代；再次，就是在审美的创造中，突出人物描写“这一个”独一无二的个性化特征，也就是“典型性格”。所以，鲁迅的乡土小说至今无人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些扎根乡村，以乡村的人和事为创作对象的乡土文学，在中国百年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大量经典作品，塑造了丰富的乡土人物角色。从文学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百年乡土文学的突出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

丁帆：中国百年乡土小说的黄金时代有两个较为突出的时期，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前者在鲁迅的旗帜下形成的“乡土小说流派”，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尽了一个行将走向灭亡时代的悲剧，大量的小说在启蒙意识中实现着审美的变化；后者却是在继承传统创作方法和诸多引进的新方法基础上，呼唤着一个新生时代的到来，林林总总的审美技术融入了乡土小说的实验之中。到了世纪之交，由于中国乡土文学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乡土世界再也不是费孝通所说的那个乡土中国了，场景变了，如何书写中国乡土小说就成了一个“哈姆莱特之问”。

呼应时代变奏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从战争到和平，从被奴役到独立，从一穷二白到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和变革。回顾中国百年来的乡土文学史，每个时代的震荡是否也通过文学得以表征？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在每一个社会文化大动荡的时间段中，都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色。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乡土文学是以启蒙为旗帜、以反封建为核心内容的主旋律创作；30年代左翼文学中的乡土小说是在启蒙向无产阶级文学转向的过程中成长的；40年代的乡土文学是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和无产阶级文学不断壮大的多重变奏中成长的。1949年后的乡土文学又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当下的乡土文学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新乡土文学”何去何从，是关系到乡土文学能否凤凰涅槃的新生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伴随乡村的衰落，有人认为，中国的乡土文学也逐渐式微。甚至有人悲观地认为，乡土文学将走向消亡。您如何看待现代文明处境对中国乡土文学的重塑？

丁帆：城市化进程把乡土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如何表现这样的乡土社会，作家面临着种种创作危机，特别是价值观的游移和眩惑，让作家不能自已。然而，越是处于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就越能产生好作品。能否创作出乡土文学的鸿篇巨制，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观察时代的恢弘视野，有没有对它进行深邃的哲思，当然还要具备与内容相匹配的审美意识。

期待“史诗性”作品归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地乡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少当代作家也深入新乡村，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新时代乡村的变化。以乡村振兴、时代巨变为关注焦点的新时代乡土文学，应该如何接力老一辈作家宝贵的乡土文学创作经验？

丁帆：面对这场历史的巨变，我们的思想触角如何在历史的变迁中建构属于文学自身的价值理念呢？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来看，作家周立波写过一北一南两部地域文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山乡巨变》虽未获奖，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似乎比前者还要高。究其缘由，除了文学本质的人性描写的艺术魅力外，就是对历史的思考超越了当时一般作者对时代的盲从性。如今这样的叩问仍会再次浮现，这就是作家如何“从历史链条看乡村世界”的书写逻辑。作家是否具有观察这一历史巨变中的多层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用“第三只眼”去穿透“第四堵墙”，还乡村巨变中的历史和当下一个真实的面貌，其文学史的意义一定是指向未来的，其文学的“史诗性”就是让作品一直活着，让它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它对未来的读者仍有鲜活的审美意义。

文学作品需要作者置身于外，从读者的层面考虑历史和现实世界的耦合性，同时，也需要置身于内，这就要求叙述者成为戏中人，用亲历者的“我”进入角色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超越时空局限的独特的“我”。这样的叙述者，才是既尊重历史又面对现实，还面向未来的作家。唯有如此，其“史诗性”作品的历史逻辑才能实现艺术的回归。

创作“史诗”并非只是唱诗和颂诗，作品能够站在现实大地上向前看，无疑是构成“史诗”的重要元素。另一种构成“史诗”的重要审美元素则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对话语境中。“像山那样思考”是作家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融合，其中所漫溢出的人文意识和审美意识，才是作家最宝贵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土文学胜于城市文学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柳青模式”和“路遥模式”这两种书写模式，是被认可的乡村书写典范。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乡村巨变的历史语境了。如何面对当代巨变下的乡村书写？写什么？怎么写？这是这一世纪文学给作家提出的历史诘问。没有一种恒定的价值观去统摄作品。作家仅仅依照人性的视角去构建自己笔下的故事、人物和风景，也能够写出好作品，而不是用一种流行时尚的模式进行应景的写作。在乡村巨变面前，我们不能兼做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但至少应该学会做一根会思考的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