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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作为钱锺书的恩师，吴宓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是著名国学大师，主持创办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享有盛名。他还是诗人，红学研究的开创人之一，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是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也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青年时期的钱锺书，颇有些自负，恃才傲物，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1929年，钱锺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教授的得意门生。在清华4年，其用功之勤，读书之多，“横扫清华图书馆”，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还得过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吴宓对钱锺书更是另眼相看，常常在上完课后，“谦恭”地问：“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锺书总是不置可否，不屑一顾。吴宓也不气恼，只是一笑而过。

令吴宓十分痛愤且脸上挂不住的是，1937年，吴宓不惜离婚去追求名媛毛彦文，一连写了38首诗，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其中最有名的一首为：“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由此也被其父亲痛骂“无情无礼无法无天”。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温源宁让钱锺书为他《不够知己》一书中专论吴宓的文章写个英文书评。钱锺书对吴宓的恋爱深不以为然，对他钟情的人尤其不满。他自出心裁，给了她一个雅号：super-annuatedCoquetteCoquette（译为“年华已逝的卖弄风情的女人”），多少带些轻贱的意思，难免有人身攻击之嫌。

尽管钱锺书如此行事作风，吴宓仍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倍加呵护，他曾公开对清华教授们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对有人背后说钱锺书的轻狂，吴宓也是一笑，平静地说：“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多年之后，钱锺书的学术、人格日趋成熟。晚年的他更是闭门谢客，淡泊名利。一次，他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联大拜访恩师吴宓。吴宓喜上眉梢，毫无芥蒂，拉着得意门生谈解学问、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钱锺书深感自己的年少轻狂，红着脸，就那篇文章向老师赔罪。吴宓茫然，随即大笑着说：“我早已忘了。”

1993年春，在吴宓去世16年之后，钱锺书忽然接到吴宓女儿吴学昭的来信，整理吴宓日记和遗著的她发现有许多关于钱锺书的记载，于是希望钱锺书能为其父遗作《吴宓日记》作序，并寄来书稿。当钱锺书读完恩师日记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他对于老师的宽容与大度一直铭记与于心，立即回信自我检讨，谴责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内疚于心，补过无从，唯有愧悔。”且郑重地要求把这封自我检讨的信，附入《吴宓日记》公开发表，算作对老师吴宓的公开道歉。

此时的钱锺书虽以《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管锥编》在学识与声名上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老师吴宓，但他在《序》中还是说，“作为一名白头门生，愿列名吴先生弟子行列之中。”

吴宓真诚、大度，钱锺书坦诚、直率。对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吴宓不吝褒扬，一再宽容谦让，足以展现其爱才容人之胸襟；而钱锺书对于年少轻狂的过往，能知耻而后勇，诚挚而谦卑，也彰显大家之风范。正如杨绛所说，“他的自责出于至诚，也唯有真诚的人能如此。宓先生是真诚的人，锺书也是真诚的人。”